為了解開一個謎，我們來到聖保羅。那個謎是一個數字：1.8，巴西的生育率。貧窮、混亂、受腐敗政府和自毀政策的折磨，這個人口數量排名全球第5的國家，本應是一口人口增長的高壓鍋。但它居然不是。巴西從20世紀60年代每名婦女生育6個孩子的典型發展中世界水平，生育率一路走低，到千禧年前後達到替代率，並進一步下降到今天的低於替代率。聯合國預測巴西的生育率將在21世紀內保持穩定甚至略有增加，但這似乎很奇怪。如果迄今為止生育率都在快速下跌，那麼，像聯合國人口統計學家認為的那樣，說它將保持平穩並回漲，就有違情理了。所以，問題來了：為什麼巴西女性這麼快地不再多生孩子了呢？將來巴西的人口，是會增長還是下降呢？
這不僅僅是巴西的問題。西半球發展中國家的生育率正在迅速下降。回顧20世紀60年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平均生育率為5.9。今天僅為2.1，剛好達到替代率。這一地區的38個國家中，有17個國家的生育率相當或低於替代率。巴西和墨西哥這兩個該地區最大的國家，分別有2.05億和1.25億的人口。如今，墨西哥也在步巴西的後塵，生育率為2.3，而且還在不斷下降。如果拉丁美洲的生育率穩定在2.1，那會很好：該地區的人口將處在漫長的完美階段，實現緩慢並可預測的增長。可惜不是這樣。自2000年以來，該地區14個國家的生育率繼續下降——到現在已經相當於少了半個嬰兒。這可不是漸進的平穩下降。這是崩潰。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戴高樂曾這樣嘲笑說：「巴西是一個未來的強國……並且將永遠都是。」這個說法適用於整個拉丁美洲。幾個世紀以來，這個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的地區似乎總是即將擺脫壓迫其人民的枷鎖，但枷鎖始終都在。失敗的原因很多：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都是野蠻的殖民者，他們拿走了黃金和糖，除了天主教之外，幾乎不曾留下任何饋贈。任何曾感染奴隸制的社會都不容易癒合；巴西人仍然使用一個短語，叫「parainglêsver」，意思是，「給英國人看的」，它指的是19世紀展示給禁止奴隸制英國人看的波將金港口（但在其他地方進行著活躍的奴隸貿易）。今天，任何旨在打動外人、同時隱藏嚴峻現實的事情，都是「給英國人看的」。基於種族和階級的種姓制度引發了寡頭政治，寡頭們認為，政府的作用就是要保護自己的生意。人們偶爾也會造反，但每一個民粹主義的強人上臺，似乎都比前一任的軍政府還要糟糕。伴隨著對國家機構（包括警察和法庭）的（非常合理的）不信任，腐敗叢生。
南美洲最民主和最發達的國家智利，已經找到了前進的方向，阿根廷在經歷了數十年的惡劣政府之後，似乎也最終站穩了腳跟，巴西一度也似乎在努力擺脫貧困和腐敗的陷阱。2001年，高盛當時的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創造了「bric」這個說法，指代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這4個新興的發展中經濟大國，他預計，到2041年，它們的經濟實力將超過老牌發達經濟體。2003~2011年，巴西由大受歡迎的總統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執政，他為巴西引入了2014年的世界盃和2016年的奧運會，同時還通過了提高生活水平的漸進式改革。但隨後，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經濟惡化，不可避免的腐敗醜聞出現，引發了政治危機，使得盧拉的繼任者迪爾瑪·羅塞夫遭到彈劾和解職。致命的一擊是：2017年7月，盧拉本人被判犯有腐敗和洗錢罪。他繼續抗議，試圖挽回清白，公平地說，他只是想在自己接手的體制內尋找道路，推進自己的進步議程。巴西人喜歡這樣形容某些政客，「roubamasfaz」，意思是，「雖然他也貪汙腐敗，但總算是個辦事的人」。不止一位觀察家指出，正是盧拉的努力，清理了最終令自己身陷牢籠的執法系統。有些人認為，新登場的千禧一代巴西人最終將結束古老的腐敗方式。
然而，他們碰上了壞年頭。在經歷了嚴重的經濟衰退之後，經濟增長雖得到恢復，但經合組織仍對巴西的前景保持謹慎，部分原因是巴西不願意開放其封閉的經濟。巴西再次淪為了一個不斷退步的「未來強國」。
聖保羅大學的建築分佈在巨大迷人但相當破敗不堪的校園裡。在哲學、語言和文學、人文科學和文學學院的教學場所中，儘管夏季炎熱，但明顯沒有空調。據我們所知，資金削減令整所大學疏於管理，年久失修。我們在這裡跟巴西的大學生們一起聊天：他們將成為整個社會里向上流動、受過教育、雄心壯志的專業人士（就跟韓國大學生、比利時晚宴上的人們、內羅畢的專業人士一樣）。他們的經歷和看法，跟世界其他地方的同齡人有什麼不同嗎？答案叫我們吃了一驚。
來自該大學政治科學系的羅倫娜·巴貝利亞教授找來了十幾名參加夏季研究生專案的學生。她們都是聰明、有動力、以職業為導向的年輕女性，年齡從20多歲到30多歲，英語流利，立志要充分發揮其知識和職業潛力。其中一名學生已婚，生有一個孩子。少數人有男朋友；大多數人都是單身，但希望結婚，也希望生一兩個孩子——有一個人想生更多，但懷疑這跟自己的事業目標有衝突，尤其是考慮到在聖保羅養活一個家庭的負擔很大。事實證明，關於孩子在她們生活中的位置，這些姑娘並沒有去刻意忽視，反而是積極思考。我們原本計劃的「問與答」環節，變成了跟團體治療差不多的事。
跟世界各地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女性一樣，這些學生努力調和著提升學業同時組建家庭的目標。如何完成博士學位，找到合適的生活伴侶？她們看不起約會軟體，更樂意用傳統方式尋找「對的人」——去見朋友的朋友，在社交或體育活動中被介紹給某人。但隨著年齡的增長，這變得越來越難。「每個人都似乎已經有了伴兒。」「我們女性現在有了更高的標準。」「要是你跟我們一樣忙，太難碰到合適的人了。」她們中有些人甚至在考慮凍卵以備將來之用。
話題變得越來越私人，甚至還有些緊張。一位女士努力解釋自己承受著來自父母的巨大壓力：家長想要她結婚生孩子。其他人點頭。一名學生輕聲哭了起來。其他人安慰她，擁抱她。事後，巴貝利亞教授（在學生眼裡，她熱情且善解人意，也很關心這些姑娘的未來）解釋說，她們正在追求高階學位，努力給自己接種觀念上的疫苗，免受巴西仍然盛行的男權思想毒害。「巴西仍然是一個性別歧視嚴重的社會。」她說。這些女性希望，博士學位有助於自己參與公平競爭，不管是在事業上，還是在家庭裡。她搖了搖頭。「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會成功。」國家削減教育資金，讓人很難獲得終身教職。就算她們努力把學位變成了穩當的事業，找到尊重並理解她們抱負的丈夫，也是一個幾乎無法克服的挑戰。對巴貝利亞教授來說，這件事跟她個人也息息相關：「在我的整個事業生涯裡，我一直在努力應付這一切。」她已婚，育有3個孩子。
在平衡事業與家庭方面，巴西中產階級職業女性面臨著跟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同齡人相同的挑戰。而且，由於巴西部分男性的陳腐態度，說不定還會令情況變得更加棘手。但這些年輕女性必然會比父母生的孩子要少。至少，對中產階級而言，巴西的生育率將繼續下降。但是，大多數巴西人沒這些學生和教授富裕，受教育程度也更低。他們中的許多人生活在貧困當中。如果巴西的生育率很低，必然是因為窮苦人的生育率就很低。然而，傳統觀點認為，較之於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女性，教育程度低的窮苦女性會生更多的孩子。那這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知道，城市化導致生育率下降，因為兒童成為一種支出而非資產，婦女獲得了更大的自主權和控制權。巴西是世界上城市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這個拉丁美洲人口最多的國家，在1950年就進入了亞洲和非洲直到2000年才實現的城市化水平。這種城市化的原因很多也很複雜，但究其本質在於，葡萄牙的殖民者並不鼓勵殖民和農業，而只是簡單地把自己殖民地的財富運回母國。20世紀，巴西政府通過進口替代政策促進工業化（用高關稅阻止競爭對手，鼓勵本地工業蓬勃發展），這促使農村地區的工人搬到城市，進入工廠工作。
城市化無疑在降低巴西生育率方面發揮了作用。但還有一個因素，說不定也在生育率下降中發揮了作用：宗教的影響力，在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區逐漸減弱。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表明，在伊斯蘭教佔主導地位的社會中，生育率為3.1；在基督教社會中，生育率是2.7；印度教的每名婦女有2.4個孩子；佛教社會的生育率為1.6。這裡的關鍵不在於是哪一種宗教，而是整體的宗教信仰，社會成員堅定信奉、在社會中佔主導地位的任何宗教都行。歐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均盛行基督教，但一般來說，歐洲人的宗教信仰比非洲人要弱，生育率也低得多。
儘管40%的天主教徒都生活在拉丁美洲，但近幾十年來，這塊土地一直在經歷信仰危機。20世紀60年代，拉丁美洲有90%的人自認為是天主教徒；今天這個數字是69%。部分原因是，該地區福音派新教迅速發展，同一時期，從占人口的9%增長到19%；另一部分原因是，與任何教派無關的人（基本上也就是不可知論者和無神論者）變多了，從4%增加到8%。
福音派基督徒和天主教一樣激烈地反對墮胎，反對婚外性行為，反對女性的完全平等，但前者允許（儘管不一定贊同）節育。從歷史上看，新教徒的生育率一直低於天主教徒的生育率（雖然這種區別在經濟較發達的社會中消失了）。但除了從天主教向新教的轉變，更重要的可能還是該地區（或至少該地區的一部分）宗教信仰程度的轉變。考察對同性婚姻（這是天主教和福音派新教官方都強烈譴責的事情）的態度，是衡量這種轉變的一種方法。
根據皮尤的另一項研究，巴西（46%）、智利（46%）、墨西哥（49%）、阿根廷（52%）和烏拉圭（62%）的大多數人（或相當可觀的少數人）支援同性伴侶有結婚的權利。（在阿根廷、巴西和烏拉圭，同性婚姻已經合法。）猜猜怎麼著？這些國家的生育率也是該地區最低的。（智利為1.8，烏拉圭為2.0，阿根廷為2.4。）除墨西哥外，這些國家裡的不信教人數也高於平均水平。對同性婚姻支援最少、不信教人數少的社會，同時也有著最高的生育率：巴拉圭（2.6）、宏都拉斯（2.7）和瓜地馬拉（3.2）。
結論：生育率越高，對同性婚姻的支援越低，社會中的宗教信仰程度越高。研究還指出，「性別最為平等的國家，對男女同性戀也有著最為正面的整體態度」。宗教信仰不斷削弱，帶來了對lgbt公民更高的容忍度，對女性的更加平等以及下降的出生率。拉丁美洲的生育率正在下降，因為宗教熱忱同樣在走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