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一觀點存在一個棘手的問題。巴西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極高。10%的巴西人擁有該國一半的財富，但至少有1/4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巴西貧困人口的子女多於中產階級。如果是這樣，那麼巴西的生育率怎麼會這麼低呢？這是最需要解開的謎團。正是在這裡，我們發現，我們原本自信滿滿的傳統假設遭到了顛覆。

跟巴西的其他地方一樣，聖保羅同樣矛盾叢生。把持市中心天際線的閃閃發光的辦公大樓和豪華公寓盡顯富足。但在這裡，中產和中上層階級居住的街區，比大門緊閉的美式社群更為誇張：它們都是獨立的城堡，由複雜的保安牆、鐵門、帶刺的鐵絲網、中央閉路電視攝像頭包圍著。巴西的犯罪十分猖獗：2015年，當地的暴力死亡人數比內戰中的敘利亞還要多。恐懼定義了街頭景象，中產階級用真正的高牆，把自己跟社會其餘部分隔離開來。

雖然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掙扎著保護自己的財產和人身安全，可還有更多的人，數百萬的人，用巴西城市問題專家愛德華多·馬克斯的話來說，掙扎著只為住在「岌岌可危的鋪位上」，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貧民窟（favelas）。20世紀50年代，巴西迅速工業化帶來了就業機會，巴西人開始從北部的農村地區遷徙到南部的城市地區，貧民窟就這麼誕生了。

貧民窟的居民是所謂的非法佔地者（squatters），他們，或者他們之前來的人，佔據了自己現在住的土地。一些土地原本有著私人業主，還有一些土地是公共土地，但巴西各級政府多年來一直容忍了這種現象。政府甚至為此提供了一些市政服務，如電力和道路，部分原因也是希望獲得政治支援。他們還接受了一些貧民窟的地址，作為國家認可的住所。在聖保羅，擁有住所地址非常重要。它確認了人的公民身份，賦予了他們身份證號碼，使之有可能參與正規經濟，獲得巴西當地有限的政府服務。巴西政府遵循秘魯經濟學家埃爾南多·德·索托的建議，在一些情況下，授予貧民窟居民（這部分人占城市人口的大約20%）以產權。然而，批評人士認為，這隻會讓獲得產權的地皮變得高檔化，開發商會把它們買下來，重新開發房產，逼得窮人搬到城市最邊緣的地方去，讓他們更難於上班，獲得服務。

對貧民窟，巴西人會毫不猶豫地告訴你的頭一件事就是：那是危險之地。一位當地人介紹說，「當你在聖保羅開車時，必須看清導航儀，因為它有時會選擇穿越貧民窟的路線。這有可能要了你的命。」隨著毒品交易和犯罪團伙的增加，貧民窟變得愈發危險。就算是出於研究目的拜訪貧民窟，也需要徵得當地販毒黑幫的許可。

維拉普魯登特是聖保羅最古老的貧民窟，住著大約10萬人口（雖說並無官方資料）。我們採訪過的人形容它是個安全的貧民窟，因為在人們眼裡它不「火爆」（活躍的毒品交易場面）。儘管如此，安排訪問的同事們還是竭盡全力地介紹了恰如其分的守則：不要盯著人看，不要離開團隊，要留意時間。人在移動（上下班）時，情況最危險。

拜訪當天，司機將我們放在離貧民窟還有一小段距離的地方，我們自己步行進入。穿過分隔兩個社群的牆，就像是穿過了進入另一個世界的傳送門。雖然周圍的社群很普通，但跟迎接我們的地方比起來，已經是新舊兩重天。

維拉普魯登特里的住房比內羅畢貧民窟裡的更牢固，也更為持久。但四處堆積的人造渣滓（垃圾、碎磚破瓦、凝固的瀝青）都差不多，而且還散發著類似腐爛垃圾的酸味。暴雨過後，小路基本上變成了棕色的凝膠狀泥漿，蜿蜒著穿過排得密密麻麻的窩棚迷宮，一些窩棚出售雜貨、電池和零食。不過，大多數棚屋都是人們的家。辨別兩者之間的差異很容易，因為屋裡發生著什麼事，從外面差不多都看得見。

終於，我們碰到了來自慈善機構「知識方舟」（arcadosaber）派出的一支團隊，它們為生活在貧民窟的青少年開設了一家收容中心。中心得到了法國和英國大使館，以及幾家私營公司和聖保羅市的支援，為之提供了一半的預算。「知識方舟」每天要救濟大約120名貧民兒童。慈善機構主席伊芙琳和她的同事弗雷德里克帶我們參觀了收容中心，以及他們眼裡認為足夠安全能逛逛看的部分地區。但我們不得與任何居民交談，因為此舉有可能會激起當地黑幫的憤怒。伊芙琳和弗雷德里克都是法國人。還有兩名年輕姑娘和他們一起工作——她們是來自法國的大學畢業生，充滿理想主義，想在這裡有所作為。

「知識方舟」旨在幫助維拉普魯登特的年輕人做出更好的生活選擇，如接受教育、遠離毒品和暴力以及避免青春期懷孕。社工將這些資訊傳播給來到收容中心的孩子及家人。他們最擔心的是男孩，尤其是聰明的男孩。女孩們留在學校比較容易，但男孩們會因為家庭壓力而輟學尋找工作。聰明的男孩常常被販毒團伙招募。

少女懷孕也是維拉普魯登特的一個問題。太多的小姑娘十五六歲就懷孕了。巴西女性生育第一個孩子的平均年齡非常小，是22歲，這應該能帶動生育率。但統計資料沒能反映出來的是，整個巴西的女性，包括貧民窟的女性，會比父母一輩人選擇更早停止生育。雖然跟較富裕國家的同齡人相比，巴西人的生育年齡早，但他們同樣會比前幾代人更早放棄生育。

巴西的貧困女性做出這一選擇，部分可能是源於移居城市後教育和識字率提高這一普遍現象。但其他因素也在發揮作用，比如，巴西廣受歡迎的電視肥皂劇（名叫「telenovelas」，意思是愛情肥皂劇）的影響。這些劇集的情節大多涉及小家庭、女性獲得權利、猖獗的消費主義以及複雜的浪漫和家庭關係。愛情肥皂劇的主要製作商是「全球電視網」（globotvnetwork），隨著它的覆蓋範圍不斷擴充套件，研究人員注意到，在能收看愛情肥皂劇的社群，按熱門肥皂劇中的角色來給自己孩子起名的現象會激增，同時，生育率出現下降。政府擴大了巴西的電網，並提供電視等消費品，協助了這一過程。這樣，生活在貧民窟的女性有了新的榜樣，這些榜樣展現了不同的生活，讓她們既羨慕、又嚮往。巴西人口統計學家喬治·馬丁說：「（肥皂劇裡）呈現的家庭形象，大多是奉行平等主義，以消費者為導向的小單位。此外，新的主題，比如婚外性行為、家庭不穩定、女性賦權和非傳統的家庭安排，經常在螢幕上得到表現，故此，它成了人們日常接觸的一部分。」對這些女性（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女性）來說，生孩子不再是對家庭、教會和國家履行義務，而更多地成為一種個人成就。只生一個或兩個孩子，帶來的成就感最大。

生育率下降的另一個原因，既出於無意，又令人詫然。人們叫它「faˊbricaestaˊfechada」，意思是「工廠關閉」或「關閉工廠」。巴西的嬰兒剖宮產率非常高，它還有著極高的女性絕育率。兩者互有關聯。剖宮產的費用由公共衛生系統承擔，而且，這一醫療程式，對主治醫師來說比自然分娩更賺錢。而絕育，雖然並不由衛生系統直接覆蓋，但通常靠著給主治醫生塞一筆「特殊」費用來獲得。喬治·馬丁說，「常見的手法是讓醫生把患者歸類到妊娠併發症風險高的類別裡。接著，根據孕婦的高風險狀況，醫生安排她進行剖宮產，並讓她私下支付順便結紮輸卵管的費用。在官方衛生系統裡，醫務人員的薪水大多很低。要解釋巴西特別高的剖宮產率和絕育率，這種額外收入是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女性結紮輸卵管的另一個動機是，在巴西，墮胎仍為非法。

通過結紮輸卵管來「關閉工廠」（也可以指代其他任何形式的節育措施），還是一種中產階級現象。城市人類學家特雷莎·卡爾代拉觀察到：「在過去的20年裡，我和無數來自‘山茶花園’（聖保羅的中下層社群）的女性談過，她們不想再擁有大家庭了。這不僅僅是出於經濟原因，而且因為，跟所有中產階級女性一樣，她們希望自己有時間去做其他事情，包括找到比當女傭更好的工作。她們不希望因為生活必需品而被囚禁在牢籠裡，許多人選擇生兩三個孩子後就節育。她們認為這是一次真正的解放。她們已經瞭解到（在這方面，電視以及它所描繪的上層社會女性的行為與家庭模式，教會了她們很多東西），控制性行為和節育，不光能讓她們從自然的負擔下獲得解放，也能從父權社會下極大地解放出來。」在發達國家，女性選擇晚婚，故此孩子較少。在巴西等發展中國家，婦女別無選擇，只能早婚，但她們通過絕育來限制家庭規模。

如我們所見，當地環境（從韓國的職業壓力，到非洲的彩禮，再到巴西肥皂劇的流行）影響了女性對生孩子的決定，以及她們為什麼會這麼想。但幾乎在所有地方，只要女性有選擇，就會少生孩子。對小家庭的渴望正在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法國市場調研公司益普索（ipsos）對26個國家的18519名受訪者進行了一項調查，問道：「一個家庭擁有多少孩子最為理想？」幾乎所有國家的答案都接近兩個。平均值為2.2，這也是巴西人的平均值。不管在什麼樣的人口群體（按性別劃分，按年齡劃分，或者按收入、教育水平來劃分），答案都一樣。這表明，不僅僅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富裕年輕人口接受了這一規範，而且，幾乎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都把它視為新標準。

雖然2.2的總體平均值，照理說足夠維持世界人口的總體規模，但這並不足以讓我們在21世紀末達到聯合國估計的112億人口。尤其是，小家庭準則在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已經佔據強勢地位（這一主題，我們將再做深入探討）。不管怎麼說，出於普遍和地區性的原因，巴西的人口無法維持了。這種轉變的速度相當驚人。歐洲和其他發達國家用了差不多兩個世紀的時間，讓出生率從第一階段（每個家庭生五六個孩子）進入了第五階段（低於替代率）。巴西和拉丁美洲的許多其他國家，在兩代人中就完成了同樣的轉變，該地區的其他國家也緊隨其後。拉丁美洲確立的標準，遏制了人類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