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的未來就沒有什麼理由讓車永泰抱以期望了嗎？」

車永泰停了下來，撐起手指，身子向後一靠，接著搖了搖頭。

「我怕是沒有了，」這位首爾國立大學的人口統計學家回答說，「韓國的未來毫無鼓舞人心之處。」這麼想的並不只有車永泰一個人。第二天，在首爾的另一邊（隔著相當遠的距離），一場北美和韓國知識分子的聚會上，一位韓國最資深的政治家，私下發表了他對韓國政治和社會風貌調查的一些看法。他說：「似乎沒人感到樂觀。」

從表面上看，這簡直不合情理。首爾固然算不上全球最可愛的城市，卻無疑是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也是規模最大的城市之一（當然，這要看你怎麼定義首爾的城界）。從首爾建築中看韓國故事，亦不乏傳奇色彩。

首爾現存的古舊建築不多有一個原因。在500多年的朝鮮王朝時代（1392—1897年），它是「隱士王國」，採取嚴格的孤立政策，只與中國打交道。1910年，所有這一切以日本的入侵和佔領告終。日本侵略者夷平了古代宮殿，但也帶來了現代化的城市樣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人和俄羅斯人取代了日本人，造成了朝鮮半島南北分裂的局面。在朝鮮戰爭期間，首爾幾乎遭到徹底摧毀，中朝聯軍和聯合國軍隊在此4次拉鋸，反覆地進攻重佔。這場毀滅性的戰爭讓南部付出了120萬人的生命代價（北部還有100萬人），韓國成為全世界最貧窮的地方之一，人均年收入不到100美元，與此同時，還有數百萬人從丘陵鄉村湧向首爾，把這座城市變成了巨大的棚戶區。

但當時的韓國有美軍駐紮。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對部分備受戰爭摧殘的國家來說，有「美國佬」常駐並不是件壞事。美國的幫助奠定了德國經濟奇蹟的基礎，也為日本提供了民主憲政和經濟快速復甦的基礎。美軍的援助幫助韓國實現了戰後的復興與現代化。

這並不是要貶低亞太地區集體復興的奇蹟。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和新加坡都抓住了推進經濟發展的機遇。這些地方的民眾付出了艱辛的工作，實現現代化，在一代人的時間裡就讓數千萬人口擺脫了貧困。它們每個地方的發展都稱得上是經濟奇蹟。在此，讓我們著重看一看韓國的奇蹟。

1961年的一場軍事政變開啟了韓國的現代化程式。在軍人執政時期的生活可能不太愉快，但要是政體不算太腐敗，也能注入改造社會所需的經濟秩序和社會福利。韓國的軍事統治者實施了一連串的五年經濟增長計劃，修建成排成排（真的多到難以計數……）的混凝土公寓大樓，代替朝鮮戰爭後在首爾激增的東倒西歪的貧民窟。緊隨其後的是辦公大樓，數百米寬的大街（即便如此也未能阻止永無止境的交通堵塞），基本上消除了狹窄而擁擠的小街小巷——但它們並未徹底消失，仍然藏在玻璃摩天大樓的後面，首爾的工人們會擠到這些地方吃午餐。韓國經濟模式以財閥（也就是國家支援的工業集團）的發展為重點，現代、三星、起亞和lg由此成為在世界各地都家喻戶曉的名字。韓國從20世紀50年代的赤貧中飛速發展，到1988年，甚至成功舉辦了奧運會，向現代世界展示了自己。今天，韓國在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中排名第15位。

朝鮮戰爭後，韓國的醫療保健狀況得到改善，再加上6.0的出生率（這對當時的農村貧困社會來說很典型），帶來了該國的嬰兒潮，1950~1985年，該國的人口翻了一倍，從2000萬增加到4000萬。事實證明，這龐大的年輕人隊伍成為亞洲的「人口紅利」：大量熱心的年輕工人湧入生產廉價電晶體收音機及同類產品的工廠，推動了國家經濟的第一波增長。一些評論家堅持認為，大量年輕人口是亞洲在20世紀最後幾十年經濟飆升的唯一原因，但這其實只是個基本條件：菲律賓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國家同樣有著人口紅利，卻被揮霍殆盡。

但亞洲政府對數百萬的年輕工人並不歡迎，反而感到擔心。各國政府都接受了新馬爾薩斯主義者長鳴的警告，加強了性教育和生育控制——這些本身都是很好的事情，只是不一定有利於經濟增長。由於擔心人口爆炸，韓國軍政府發起了一場積極而成功的社會運動，以降低出生率。到20世紀80年代，韓國的生育率跟替代率相差無幾。但到了今天，和其他發達國家一樣，韓國的出生率降低到了荒唐的水平：1.2。高生活水平將韓國人的預期壽命延長到了82歲，屬全世界最高之列。老齡化指數是60歲以上的人口與15歲以下人口的對比值。韓國的老齡化指數已經達到了89%。到2040年，這一指數將達到289%，也就說，幾乎每個年輕人都對應著3名老人。這就是車教授陷入悲觀的原因。

韓國即將為經濟奇蹟付出代價。但承受這一命運的，不光只有韓國。

企業高管井深大感到頗為沮喪。這位索尼公司的聯合董事長喜歡在頻繁的出差路上聽歌劇，但公司的旗艦產品行動式錄音機tc-d5仍然太過笨重。他要求廠裡的工程師們設計一款真正便攜的東西供自己私人使用。最終設計出來的樣品令井深大大感震驚，他把機器帶到索尼公司的總裁盛田昭夫面前，說：「你不覺得走路時都能聽立體聲錄音機會是個好主意嗎？」隨身聽就這麼出現了。

索尼工程師取消了磁帶錄音機的揚聲器和錄音功能，又精心設計了一套輕巧的耳機，採用了一套高效的堅固驅動器，靠一對5號電池就能執行。1979年7月，索尼稍作宣傳，就推出了「隨身聽」——因為他們覺得市場對行動式音樂播放器沒有需求，想著每月能賣上5000臺就夠了，但銷售量很快就躍升到一個月50000臺，磁帶播放機成了20世紀80年代的標誌，掀起了一股追求更廉價、音質更佳的行動式音樂系統的浪潮——cd播放機、ipod和智慧手機，今天你能隨身揣在口袋裡的音樂庫，接二連三地湧現出來。隨身聽代表了日本人創意和營銷智慧的巔峰。但從那以後，它幾乎一直在走下坡路。

如果你想了解人口下降對社會的影響，只要看看日本就夠了。1950年，隨著該國努力重建遭第二次世界大戰摧毀的經濟，日本女性平均有望生育3個孩子。但到了20世紀50年代，隨著「日本製造」成為廉價和劣質的代名詞（想想老式電晶體收音機），日本媽媽們生育的孩子越來越少。1975年，日本製造越來越多地成為「質優價廉」的同義詞（想想豐田的「卡羅拉」），這個國家全面步入發達階段，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出生率跌落到替代率以下，2005年觸底到了1.3，而後回升到1.4，並保持至今。

這種低水平生育率對一個重要的發達國家來說並不少見。但日本與典型的歐洲或北美國家不同。日本人是非常純正的「日本人」。日本是一個「血統主義」國家（jussanguinisstate）：也就是說，公民身份是由血統賦予的，更確切地說，父母必須是日本國民，生出的孩子才是該國公民。如果一對丹麥夫婦在加拿大生了孩子，這個孩子將同時擁有加拿大和丹麥公民身份，但如果同一對夫婦在日本生了孩子，這個孩子只能是丹麥人。理論上，外國人可以獲得日本公民身份，但文書工作令人望而生畏，而且還必須用「片假名」（日本的書寫系統之一）完成。檢查員將造訪你的家庭和工作場所，如果獲批，你必須放棄之前國家的公民身份。2015年，日本僅向9469名申請人頒發了公民身份，這個數字較5年前有大幅下降，2010年這一數字為13072人。2010年恰好也是日本人口達到峰值的年份，為128057352。5年後，這個數字跌到127110000。僅僅5年時間，日本就失去了近百萬人口，而它認可的新公民身份反倒更少了。一個國家要是生育率低，又執行反移民政策，就會發生這種情況。一說到今天日本的人口統計情況時，人們經常使用「災難性」來描述。

想想看：今天還在世的日本人中，1/4以上是老年人，這讓日本成為全球最「蒼老」的社會。40歲以上的女性比30歲的女性多，而30歲的女性又比20歲的女性多，這就是人口下降無法逆轉的原因。一旦進入這種狀態，它幾乎不可能停下來；因為每一年育齡女性的人數都比前一年更少。更無法逆轉的是伴隨著低生育率而來的心態變化；人口統計學家將這種心態稱為「低生育陷阱」。該理論認為，如果一個社會有一代人（或一代人以上）的生育率都低於1.5，那麼，這一比率就會成為新常態，一種幾乎無法改變的常態。牛津大學的薩拉·哈珀形容說，「就業模式發生變化，託兒所和學校減少，社會從家庭/孩子轉向個人主義，兒童成了個人成就和福祉的一部分」。對一對日本（或者韓國、德國、加拿大）夫婦來說，生孩子不再是對家庭和宗族、對社會、對上帝的義務。生孩子成了這對夫婦表達自我、體驗生活的一種方式：它遠遠比他們起居室的mid-centurymodern裝修風格更重要，比他們在哥斯大黎加叢林中度過的兩週假期更重要，比丈夫剛找到的平面設計新工作（儘管它令人驚喜，但也相當不穩定，薪水也不高）更重要，然而，它仍不折不扣是這一連續統一的生活方式中的一環。聽上去是不是像你認識的某個人？

到21世紀中葉，日本人口將減少到1億左右，到21世紀末，將進一步縮水到8300萬，不到2010年最高峰的2/3。政府的官方政策是想辦法把人口維持在1億以上。但沒有人知道怎麼做。隨著年輕人陸續離開農村，到城市裡尋找工作和希望，「一些村莊人口太少，當地人只好用人體模型來進行裝飾，以求有些人氣」。

在另一個方面，2010年對日本也有著劃時代的影響。在這一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增長促成了這一轉變，但更重要的因素在於日本本身。中國經濟超過日本的那一年，同時也是日本股市崩盤20週年，它帶來了「失去的10年」（20世紀90年代），緊隨其後的是第2個失去的10年（21世紀最初十年），再接著就是現在即將結束的第3個失去的10年——「失落的一代」。經濟衰退的直接原因是，1989年12月，日本央行加息，資產泡沫破裂，股市崩盤，銀行倒閉。僥倖苟活下來的銀行拒絕放貸，急於保護自己的資產負債表。政府的回應是向基礎設施注入數十億資金，以期能夠啟動經濟。然而，這種凱恩斯主義的方法有可能扼制了私人資本市場，進一步惡化了事態。

但另一個因素在發揮作用。除了經濟不景氣和不斷增長的債務（日本的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50%，是全世界負債最重的國家），越來越多的老年人也對經濟造成了拖累。因為日本的退休年齡只有60歲，而且工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資歷，所以，企業不能保留那些想要繼續工作的老齡資深員工。於是，日本工作年齡的人口穩步縮小，帶來另一項日本紀錄：在發達國家中，年齡撫養比率最高。這是處於工作年齡的生產性人口與退休人員及兒童等（非生產性）人口的比率。日本的這一比率是64，美國是52，中國是39。這意味著，跟其他主要經濟體相比，在日本，為老年（醫療保健）和兒童（教育）所需的社會專案提供資金的職工人數較少。此外，還有一個更為可怕的後果。

回想一下隨身聽：雖說它是為了滿足一位中年歌劇愛好者的需求而設計的，但在這款裝置在2010年最終退役之前所賣出的兩億臺的大部分購買者，跟今天在智慧手機上聽流媒體音樂的是同樣一撥人——年輕人。年輕人消費。數十年來，他們購買了數十億張黑膠唱片、磁帶、cd，不計其數的ipod、智慧手機，訂閱了跟spotify或itunes等類似的大量服務。年輕人要購買自己的第一臺洗衣機、冰箱、運動型多用途汽車以及第一套沙發。他們為寶寶購買嬰兒車，為辦公室聚會購買禮服小黑裙。他們買房子，接著還要買一套更大的房子。20~40歲的工人，不光生產了大部分的財富，為經濟提供動力，他們也消耗了大部分的財富。

30年來，日本的經濟基本停滯不前，部分原因是老齡化的人口消費越來越少，導致越來越少的需求，銀行因為擔心需求只會繼續下降（這種擔心不無道理），放出的創業貸款越來越少。正如經濟學家吉野直行和法哈德·塔基扎德-赫塞裡所說，「人口老齡化和工作人口減少是導致日本經濟陷入長期衰退的最大原因之一」。

最終的代價也是最無形的代價。日本從未在計算機領域的競爭中佔據過絲毫優勢，哪怕是在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其國力最為強大的時期。學界為此提出過各種各樣的解釋，甚至包括一些接近種族主義的說法，認為日本文化無法創新。但有一點事實相當扎眼。數字革命（電晶體、矽晶片、個人電腦、網際網路、網上購物、雲端計算）的動力，基本上是來自矽谷、西雅圖或者哈佛大學等精英的發明家及企業家。如果你讀過他們的傳記，從開發積體電路和矽晶片的傑克·基爾比、羅伯特·諾伊斯等人，到微軟的比爾·蓋茨、蘋果的史蒂夫·喬布斯，再到facebook的馬克·扎克伯格，亞馬遜的傑夫·貝佐斯，等等，你會發現他們有一個共同點，他們實現自己所在領域的突破時，都很年輕。日本再也沒有太多年輕人了。如果你所在的社會漸漸衰老，它就很難創新了。

日本和韓國的例子，在亞太地區（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和新加坡等）相繼重演。這5個地方，都在僅僅一代人的時間裡，實現了頂得上一個世紀的經濟現代化。而這5個地方，現在全都成了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地方。有人估計，在香港，實際生育率已降至1以下。正在發展但尚未完全步入發達階段的其他亞洲國家/地區也緊隨其後，泰國：1.4，越南：1.8，馬來西亞：2.0。亞太地區大國的生育率低於替代率，或許是全球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裡，亞洲四小虎令全球相當大部分的人口擺脫了極端貧困狀態，這真的是不折不扣的奇蹟。但是，這種爆炸式發展需要付出代價，因為社會的演進速度不如經濟發展快。固有的價值觀衝撞著全新的現實，種種意想不到的後果，破壞了政府精心構思的計劃。而且，不管是自然還是人為現象，情況都往往如此，年輕人對此感觸最多。

劉秀妍（音譯），23歲，學習經濟學；樸智惠（音譯），24歲，專業是國際關係；23歲的沈秀真（音譯）專攻國際商務。這3個姑娘都是韓國頂尖的首爾國立大學的研究生，午餐時，我們一邊吃著日式盒飯，一邊聊著工作、男朋友，還有未來。和在布魯塞爾的同齡人一樣，她們有很多阿姨和叔叔，她們的父母，總共有21名兄弟姐妹，但她們自己，每人只有一個兄弟或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