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最終，由於第二代人的生育率仍將低於替代率，人口狀況的現實最終會水落石出。人口會逐漸下降，正如在西班牙或保加利亞等地區，已經在下降了。整個歐洲大陸國家的人口年增長率為0.2%，它的人口也很快會出現下降。

不過比利時還能喘息一陣。從今天（1120萬）到2060年（1140萬），比利時的人口預計將保持穩定，甚至可能出現小幅增長。這是有原因的。事情可以追溯到1964年西奧多爾·勒費弗爾（theolefevre）和哈桑二世（hassanii）達成的協議。

由於法語區瓦隆人和弗拉芒人之間的苦澀分歧，出任比利時的總理，是全世界最不穩定的工作之一。在比利時的大部分歷史中，瓦隆區擁有煤礦和各種支柱產業，發展得更加繁榮，這讓弗拉芒人感到受了打壓，抬不起頭來。但近年來，風水輪流轉——在一個全身滿是跳蚤的國家，這無非是另一處鼓起來的疙瘩罷了。選舉後建立聯合政府要花上幾個月，而且聯合起來的政府說不定還很不穩定。所以，當西奧多爾·勒費弗爾1961年上臺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可能沒有太多的時間。但有一件任務是迫切需要完成的：比利時當時正面臨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工人太少，髒亂臭甚至偶爾還很危險的工作沒人幹，而這些工作，又是支撐比利時工業的動力。怎麼辦呢？

摩洛哥的哈桑二世也有自己要操心的問題。繼位3年後，摩洛哥對茅利塔尼亞和阿爾及利亞的領土主張激怒了鄰國，而本國北部的部落又發動了叛亂。哈桑二世需要外援和西方政府的支援。但安全和財富與出口密切相關，摩洛哥除了自己的人口外幾乎沒有東西可供出口。好在人口正是比利時所需要的。1964年，比利時和摩洛哥簽署了一項協議，將數萬名摩洛哥人（主要是麻煩的裡夫山地部落人）送到比利時作為外來勞工。其他歐洲國家採取同樣的措施，引入土耳其人、阿爾及利亞人以及其他來自中東和北非的人。按理說，外來勞工的逗留只是暫時性的，可惜事情的進展並不如願。引入的外來勞工生了孩子，而孩子一出生就成為比利時公民。

20世紀70年代，從美國的賓夕法尼亞州到比利時的瓦隆區，傳統工業開始走下坡路，面對來自從前叫作「第三世界」國家日益激烈的競爭，發達國家數百萬最邊緣的工人失去了工作。在比利時，這類沒了工作的工人裡，有許多都是摩洛哥人。他們尋找新的就業途徑，卻碰上了比利時傳奇的官僚機構；他們希望讓自己的孩子過上更好的生活，卻發現學校走向衰敗，因為莫倫貝克等社群陷入貧困，教師們紛紛逃離。許多比利時人擔心，隔離的貧困摩洛哥下層階級正在脫離比利時社會，頑固地拒絕整合。加拿大記者和城市理論家道格·桑德斯在研究這個問題時得出了不同的結論。「這些移民並沒有退回到返祖的摩洛哥式生活中；他們只是在得不到周圍城市的幫助下努力求生，哪怕這意味著灰色市場經濟和犯罪。」他寫道。最終，比利時政府採取了改善措施，提供更好的培訓和教育機會。一些令人鼓舞的整合跡象出現，阿拉伯裔比利時人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政府辦公室和教室裡。布魯塞爾已成為全世界最多元化的城市之一。但對許多人來說，隔離依然存在。比利時這個小國有著數百萬人口，它擁有迷人的村莊、風光如畫的農田和綿延起伏的山丘，它不是一棵隨意生長的樹，而是若干隔離社群的集合。

參加我們晚宴的年輕弗拉芒藝術家和專業人士，沒有任何穆斯林朋友。（他們也沒有真正的瓦隆區朋友。）他們意識到，比利時人必須更好地將這些非常不同的全新人口融入比利時社會。「我們願意更好地瞭解他們。我們都必須學會更多地相互理解。」朱迪斯說。但這很難。

出生率低於替代率的先進社會，可以依靠移民來維持人口，或至少減少人口數的下降。但移民帶來了希望，也帶來了問題：隔離，拒絕，種族衝突，緊張局勢升級。雖然引入移民可以彌補出生率的下降，但移民（包括穆斯林移民）迅速跟本國生育率接軌。新來人口只需要一代人，就適應了21世紀城市生活的基本現實：孩子少，值得珍惜。

隨著社會的蒼老，歐洲註定會變得越來越白髮蒼蒼，移民填補了因生育率下跌而減少的對工人的需求缺口。這種壓力已經非常明顯：2015年和2016年，隨著敘利亞內戰的爆發，以及伊斯蘭國的崛起，超過100萬中東難民湧入歐洲，一度歡迎他們的各國政府關閉了邊境，還豎起了柵欄。有沒有想過，為什麼難民要冒著生命危險穿越愛琴海或地中海到達歐洲，而不是簡單地穿過土耳其和保加利亞之間的國境線？原因之一是保加利亞邊防衛隊早就嚴陣以待，豎好了柵欄，加強巡邏，據說對難民還很殘酷。東歐國家本可以將湧入的移民妥加利用，但他們比西歐諸國更不願意接納難民。「保加利亞不需要沒受過教育的難民。」副總理瓦列裡·西梅諾夫告訴bbc。即使是熟練移民也不受歡迎。「他們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甚至日常習慣也不同……感謝上帝，到目前為止，保加利亞對歐洲移民潮是戒備得最好的國家之一。」

保加利亞人口已經從1989年的近900萬，縮減到今天的700多萬。由於出生率低（1.5），幾乎完全沒有移民，外加保加利亞人逐漸遷移到歐洲其他地區，到2050年，它的人口有可能會再降低30%。保加利亞人需要新人。但他們不樂意。他們寧肯消失，也不願跟陌生人共同生活。

為什麼這麼多歐洲國家，哪怕明知道本國人口正在減少，或者即將減少，仍然不願意接受移民呢？為什麼有些移民群體難以融入呢？這些問題引發了一股黑暗的爭論漩渦：歇斯底里而近乎種族主義者的作者，如布魯斯·巴爾（brucebawer，著有《當歐洲沉睡：激進伊斯蘭教怎樣從內部摧毀西方》）和馬克·斯坦恩（marksteyn，著有《熄燈：伊斯蘭教、自由言論和西方的暮光》）警告說，伊斯蘭將從文化和政治上接管歐洲，用伊斯蘭教法和新的哈里發王權取代西方的憲政民主。事實上，到2050年，歐洲的穆斯林人口不會超過整個歐洲人口的1/10——創造不出「尤拉伯」或者「倫敦斯坦」。更可能出現的情況是，穆斯林人口數量還會比這個數字低得多，因為來源國的生育率也在下降，「隨著時間的推移，穆斯林的生育率接近其所住（歐洲）國家大多數人口的生育率。」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預測，到2030年，歐洲穆斯林的生育率將降至2.0，低於替代率，比非穆斯林人口生育率1.6僅高不到半個孩子。然而，2016年6月23日，反移民（來自非洲、中東和歐洲其他國家的移民）情緒令52%的英國人投票選擇脫離歐盟，對移民的恐懼引發了從法國到波蘭右翼政黨的崛起。但是，群眾受到高調恐怖襲擊的驚嚇，要求關閉邊境，讓社群更安全，又有什麼可責備的呢？所有意識形態、各種膚色的歐洲人都在掙扎著尋找出路以解決這個悖論：歐洲需要移民，可在關於移民問題的爭論中又滿滿都是怨氣。

當然，解答非歐洲移民難題的一個答案是，生育更多的歐洲人，提高自然出生率，讓人口增長，並逐漸變得年輕化。增加兒童撫養費，擴大日託，以法律形式保障育兒假——當然還可以給予一些激勵措施，說服歐洲夫婦生二胎或者三胎。事實上，部分政府已經嘗試過，但所得結果，充其量只能說是好壞參半。

20世紀20年代初，日後成為瑞典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家的貢納爾·默達爾（gunnarmyrdal），尚在斯德哥爾摩大學就讀，卻已有些恃才傲物了。實際上，一位教授甚至警告他要對長輩更加尊重，「因為決定你晉升之途的將是我們。」「好的，」默達爾回答說，「但您的訃告可是我們來寫。」一天晚上，這位鐵路工人的兒子在一家農舍小憩，他此時正在騎腳踏車旅行，他在這裡碰到了農夫的女兒阿爾瓦，而這成了20世紀一樁最偉大婚姻的緣起（聽起來像是個蹩腳笑話）。兩人將分別獲得諾貝爾獎：貢納爾於1974年與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同獲經濟學獎；而阿爾瓦，將在1982年與阿方索·加西亞·羅夫萊斯分享和平獎。在1954年的「布朗訴託皮卡教育局案」中，美國最高法院引用了貢納爾論述美國種族不平等的里程碑作品《美國的困境》（anamericandilemma）——《紐約時報》說它「可以說是自托克維爾以來……關於美國最重要的一本書」，該案件廢除了美國學校內的種族隔離制度。阿爾瓦領導了全球核裁軍運動。他們也是一對生活精彩、相互扶持、偶爾也吵吵鬧鬧的夫妻，兩人的婚姻持續了60年。「人們沒有意識到，生活中的巨大幸福是，和所愛之人一起慢慢變老。」貢納爾曾說。

但在20世紀30年代，他們都為瑞典慘淡的生育率問題擔憂。生育率從1900年的4.0暴跌至1935年的1.7。和每個西方國家一樣，當時瑞典正在大蕭條中掙扎。貢納爾夫婦擔心，除了其他不利的直接後果，大蕭條還會抑制出生率，危及瑞典的人口穩定。此前，為大家庭辯護的「多生育政策」由政治和宗教勢力把持，天主教會還鼓吹要反對避孕和墮胎。貢納爾夫婦從左翼的視角來理解這個問題，認為只有當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成為完全平等的伴侶（這是阿爾瓦熱心的環節），人口水平才能維持下去（這是貢納爾著迷的地方）。

1934年，他們發表了《人口問題中的危機》（thecrisisinthepopulationquestion），使瑞典與人口政策相關的政府機構受到震撼。斯堪的納維亞社會根深蒂固的團結傳統，令社會民主黨在1932年掌權，政府大規模舉債，以龐大的開支應對經濟衰退帶來的影響。根據貢納爾夫婦書中的建議，斯德哥爾摩政府實施了改革，為孕婦提供免費醫療保健，並提供慷慨的家庭補貼。由於婦女懷孕或是為人之母而將之解僱，從此成為違法行為。瑞典女性越來越習慣於「事業與家庭相結合」的概念。一番努力之後，出生率提高，經濟得到改善。是瑞典的社會政策帶來了經濟增長，還是經濟增長帶來了出生率提升呢？幾十年來，這種「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困擾著經濟學家，但迄今仍未得出共識。我們只能說，這三件事一起發生了。瑞典的出生率逐漸上升至2.5左右。

但20世紀60年代，避孕藥上市，10年後，按需墮胎合法化。瑞典的男士們很高興妻子去工作，也同樣樂於仍由妻子打理家務，這讓女士們壓力倍增，分外不滿。20世紀70年代，和其他所有地方一樣，瑞典的出生率開始下降。但跟歐洲及北美的其他政府不同，瑞典政府10多年來一直致力於保持高生育率。政府擴大了日託，發起了鼓勵男性分擔家務和撫養孩子的運動。到1989年，產假已經延長到一整年，期間仍可領取90%的收入，生育率又回升到2.1。

但這些專案代價極高，到了20世紀90年代，房地產和銀行業泡沫破裂，瑞典經濟陷入混亂，導致了嚴重的經濟衰退。隨著政府掙扎著應對衰退，孕產婦支援專案（當然還有其他的一切）遭到削減。不管是因為福利舉措的縮水，還是因為對經濟不確定性的擔憂（最大的可能是兩者皆有），瑞典的家庭又一次減少了生育。到20世紀90年代末，生育率降至1.5。

經濟衰退結束之後，政府推出了新的專案來提高出生率。如今的育兒假延長至480天，在假期中的大部分時段可保持80%的收入。夫妻雙方都必須（是的，必須！）休兩個月的假，要不然就會喪失部分福利。除了慷慨的基本家庭津貼福利外，每多生一個孩子，還可以獲得額外數目的津貼；多生孩子，每名孩子享受到的津貼總額也隨之提升。在斯德哥爾摩，父母推著嬰兒車，可免費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如果孩子生病，家長需要待在家裡陪同，大多數僱主都提供帶薪休假。今天，瑞典的生育率是1.9，高於很多發達國家，但仍不足以讓人口維持長期穩定。瑞典越來越多地依靠移民來鞏固人口——不過，本國公民對新移民的抵制情緒越來越濃。

瑞典的例子似乎為希望提高生育率的國家提供了兩點基本的經驗教訓。旨在鼓勵父母生孩子的大範圍支援專案的確會產生影響。它們可以把指標往上拉，但拉動幅度並不太多。而且，這些專案極為昂貴，在經濟低迷時期難以維持。一旦出現經濟低迷，家長就不樂意生孩子了。擔心遭遇可怕的未來，說不定也是日本出生率持續低迷的幕後推手之一。經濟不確定性是一種強有力的節育形式。

俄羅斯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柏林牆倒塌時，俄羅斯的生育率是每名婦女生下2.2個健康的孩子。但隨著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經濟的走低，出生率急劇下降，90年代末就降到了1.2。再加上酗酒導致的預期壽命縮短，俄羅斯總人口開始下降，從1993年的1.48億減少到2009年的1.42億。但弗拉基米爾·普京成功扭轉了這一趨勢。反酗酒專案取得了成效，該國的經濟在石油和天然氣的推動下實現反彈，人口也依靠移民回升至1.44億，生育率提高到1.7。

興許，你注意到所有這一切都暗含著一定的諷刺意味。工業化、城市化和經濟增長創造的條件，讓女性做出少生孩子的選擇。但過上一段時間，經濟衰退就會導致生育率下降，而經濟好轉，人們也隨之愛上生孩子。好年景導致嬰兒減少，壞年景令嬰兒更少。

在那天的晚宴之前，朱迪斯和納撒尼爾，還有他們的朋友們，並沒有想過這個話題。他們跟其他所有人一樣：忙於尋找一套體面的公寓，操心著找工作，接著尋找一份更好的工作，盡情享受美好的二人世界。是的，雙方的親密關係足夠穩固；我們一起住吧。我們結婚好嗎？也許是個不錯的主意。我們該要個孩子嗎？好吧，也是時候了。我們再生一個？不，現在我們的年紀都太大了。

而整個歐洲，就這樣走向了衰落。

[1]commonlawrelationship，是在英美習慣法體系下認可的一種非婚同居關係，雙方未進行結婚登記，此外也並無配偶，習慣法體系下認可雙方的財產等相應權利。——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