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只是聯合國提出的一種假設情況。這種「中位預測」（mediumvariant，是的，這就是它的名字），是聯合國人口統計學家認為最有可能被證明是正確的一種情況，因為它過去曾被證明是正確的。它以對各國生育率在21世紀剩餘時間怎樣發展的最佳猜測為基礎。但同樣是這些人口統計學家，也承認自己的預測有可能會跑偏。如果21世紀的全球生育率比中位預測高出0.5，也就是說，女性平均生育的嬰兒比預期多半個，那麼，災難就會降臨。在這種高位預測情形下，全球人口在2100年將達到近170億，並且還將繼續強勁增長，短期內不會達到穩定狀態。我們究竟要怎樣才能養活所有這些人？我們要怎樣才能應對它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我們怎樣才能讓所有人都安居樂業？就算是對農業生產率的提高保持最樂觀的預測，肯定也無法滿足170億人口的需求。馬爾薩斯及其接班人，最終有可能被證明是正確的。
但還有另一種情況，叫作低位預測。在這種假設中，女性生產的嬰兒比預期少半個。不僅發達國家，連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的生育率都在下降。如果這樣的話，地球的人口將在2050年左右的某個時間點達到85億，接著迅速開始下降。有多迅速呢——到21世紀末，全球人口將減少到70億左右。全球人口不會增長，反而會縮水。
你可能會認為這是件值得慶祝的事。沒了幾十億人口的壓力，地球的肺部呼吸起來肯定更輕鬆；饑荒和貧困肯定會減少，要養活的嘴巴更少，要提供住房的家庭也更少。你是對的，但只是部分正確。經濟和地緣政治影響會變得更為錯綜複雜。我們將在後續章節中研究人口持續下降的後果。真正的問題是，哪種假設有可能發生呢？到2100年，人口將達到170億並繼續迅速增長，還是達到110億並趨於穩定，又或者是僅為70億並開始下降？能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會很好。就算你不是個聰明的經濟學家或政治學家，也猜得出擁有170億人口的世界大概會是個動盪不安的不幸地方。哪怕只有110億也難以管理。但70億呢？現在，我們要跟這個數字消磨一段時間。
聯合國的中位預測，在過去得到了事實的肯定。照常識想來，這一假設將再次證明其正確性。但這一次，我們認為常識會出錯。而且，持這種看法的不光只有我們。
我們在維也納經濟與商業大學一間一塵不染的明亮白色辦公室裡，見到了在該大學執教的沃爾夫岡·魯茨（wolfganglutz）。魯茨身材高大，頭髮灰白，略微謝頂，留著一蓬幾近老套的山羊鬍，是個經典的「嬰兒潮」一代，出生於1956年。他不太常見的地方是他的雙博士學位，一個來自賓夕法尼亞大學，另一個來自維也納大學，兩者都跟人口統計和統計學相關。魯茨在展示他心愛的人口統計資料時，禮貌、專注，散發出一種緊繃繃的能量，他希望訪客理解為什麼聯合國的人口預測是錯誤的。原因一言以蔽之，在於教育。
「大腦是最重要的生育器官。」他斷言。一旦一位女性獲得足夠的資訊和自主權，在關於什麼時候生孩子、生多少個孩子等問題上有能力做出明智的、以自我為導向的選擇，那麼，她就會立刻選擇少生和晚生孩子。「一旦女性進入社會，接受教育，有了事業，她就會想要擁有一個規模比較小的家庭。」魯茨解釋說，「這件事開了頭就沒有回頭路。」魯茨和維也納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簡稱iiasa）的其餘人口統計學家認為，發展中國家因為愈發城市化而實現的教育進步，應該納入未來人口預測的考量，但聯合國並未這麼做。iiasa利用這些因素預測，到21世紀中葉人口將趨於穩定，接著就開始下降。魯茨相信，早至2060年，人口就會萎縮。
持有這一看法的人，不光只有他。挪威學者喬根·蘭德斯（jorgenranders）曾參與《增長的極限》的撰寫工作。但在那以後，他的思想發生了變化。「世界人口永遠不會達到90億，」他現在這樣認為，「它將在2040年達到80億的峰值，接著開始下降。」他認為人口增長趨勢出現這樣意外的下跌，是因為發展中國家的女性搬進了城市貧民窟。「在城市貧民窟，擁有一個大家庭毫無意義。」
《經濟學人》雜誌也對聯合國的估計持懷疑態度：在2014年的一篇分析文章中，它評論說，先前的預測未能預見到「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孟加拉國或伊朗的生育率大幅下降（在這兩個國家，每名女性生育的孩子數量從大約6個孩子降到了現在的大約兩個）。目前，非洲是新近大部分人口增長的源頭，作者認為，非洲的生育率將下降得比亞洲和拉丁美洲更為緩慢。但沒人說得準。」
瑞典統計學家漢斯·羅斯林（hansrosling）成立了蓋普曼德研究所（gapminderinstitute），用普通大眾可以理解的語言，傳播當下人口變化趨勢的知識。在熱門的紀錄片《別恐慌》（don'tpanic）裡，他告訴觀眾：「人類已經比你們許多人想象中要好得多了。」他談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出生率和預期壽命趨同，指出：「我們不再生活在一個分裂的世界。」他說，他的孫女在2000年出生，那一年是「高峰兒」之年。21世紀初有20億兒童，21世紀末仍將有20億兒童。羅斯林認為，由於預期壽命的延長，年輕人群體的穩定以及教育和醫療保健的進步，就算地球人口確實達到了110億，也很容易維持穩定並走向繁榮。其他分析也大多與此類似。例如，德意志銀行的一份報告稱，到2055年，全球總人口將達到87億的峰值，到21世紀末將降至80億。
那麼，誰是對的呢？是聯合國的人口統計學家？還是來自歐洲和其他地方批評他們的人？要著手回答這個問題，方法之一是環顧世界，看看世界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正處在什麼樣的人口轉變階段。
1929年，人口轉變模型最初建立的時候，只包含了4個階段。第四階段是最後階段，展望了一個預期壽命高、生育率低（大致在維持人口所需的水平：每名母親生2.1個孩子）的世界。但事實證明，還有第五階段：預期壽命繼續緩慢提高，但生育率卻持續下降到低於替代率的水平，最終導致人口下降。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處於第五階段。
20世紀70年代，最發達經濟體的生育率開始降至2.1以下，發展中國家的生育率也開始下降，這種現象被形容為「歷史上最令人震驚的全球性變化之一」。事後看來，它完全不應該出人意料才對。一個社會越是城市化，女性對自己身體的控制越強，她們想生的孩子數量就越少。在大多數西方國家，比如美國和加拿大，如今有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女性在生育選擇方面有著近乎完全的控制權，這要部分歸功於1951年出現的一次偶然機會。
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sanger）創造了「生育控制」這個說法，並開辦了第一家避孕診所。1910年，桑格還是一名年輕女性，剛搬到紐約，她決意不結婚，避免淪入家庭生活的陷阱。她在下東區（那兒有上千家妓院）的貧困婦女中從事護士工作，發現女性在嘗試終止懷孕時要承受巨大的風險。即使曾因推廣避孕而被捕，但她堅持認為，每一名婦女都應該是「她自己身體的絕對主人」。她從無政府主義者埃瑪·戈爾德曼（emmagoldman）那裡借用了一句口號：「沒有上帝，沒有主人。」她為醫生們贏得了開處方避孕藥的權利。她開辦診所，出版雜誌，傳播好訊息。1951年，她在一次晚宴見到了內分泌學家格雷戈裡·平卡斯（gregorypincus），說服後者投入開發避孕藥的研究。她還找來了可靠的資金。到1954年，人體試驗便上路了。1957年，該藥獲批用於治療女性的嚴重月經紊亂，令抱怨自己患有嚴重月經紊亂的婦女人數激增。1960年，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了避孕藥為避孕目的而用。
這種藥物徹底改變了性。女性和男性可以為了取樂而發生性關係，再也不用擔心意外懷孕了。避孕藥上市13年後，美國最高法院在羅訴韋德案中裁定，根據憲法，女性有權墮胎，這是她們個人權利的一部分。自此以後，如果女性真的懷孕了，墮胎成為一種合法的選擇。到20世紀70年代末，在整個發達世界，女性可以獲得避孕藥，合法墮胎成為常見之事。生育率不斷猛跌。
我們以西班牙為例。這位前帝國巨人正穩穩地處於人口增長的第五階段。它的生育率非常低——每名婦女生育1.3個孩子，遠低於替代率。它的預期壽命也非常高：82.5歲，在世界排第4（僅次於日本、冰島和瑞士）。但即使人的壽命這麼長，到2012年，西班牙的人口開始下降，因為部分地區，每死掉兩人才有一名嬰兒出生。到目前為止，西班牙的人口下降是緩慢推進的，2011年，它的人口是4680萬，如今減少了40萬人。但該趨勢即將加速。馬德里估計，10年內該國將消失100萬人，到2080年將消失560萬人。該國政府非常渴望扭轉或至少減緩這種趨勢，為此，它任命了一位「性沙皇」（sextzar），負責制定國家戰略，解決西班牙的人口失衡問題。
大多數歐洲國家，特別是限制移民的國家，情況都跟西班牙差不多。但不是隻有歐洲如此。未來35年裡，日本的人口預計將減少25%，從1.27億減少到9500萬。韓國和新加坡這兩個高度發達的亞洲社會，資料也類似。美國和加拿大的前景雖然比較樂觀，但這只是因為這兩個國家都採取了強有力（但非常不同）的移民政策。我們將在本書後面回到這兩個例外上面。
生育率下降也並非發達國家所獨有。城市化和婦女賦權是全球現象。我們知道，中國和印度的生育率，正處在或低於2.1的替代率。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是如此：巴西（1.8）、墨西哥（2.3）、馬來西亞（2.1）、泰國（1.5）。非洲（尼日：7.4；馬拉維：4.9；迦納：4.2）和中東部分地區（阿富汗：5.3；伊拉克4.6；埃及：3.4）的出生率仍然很高。但是，這些高生育率國家跟低生育率國家存在一個共同點：在任何地方，出生率都在下降，幾乎無一例外。沒有地方還在往上走。
我們知道，城市化改變了生育經濟學的盤算，並通過教育賦予女性權力。最近的研究表明，還有一些因素在發揮作用。其中之一是親屬彼此影響的能力下降。如果你生活在較為農業化的欠發達社會，你的社交環境很可能圍繞著家族展開，長輩們無休無止地嘮叨年輕人結婚生子，從而實現了繁殖的古老演化衝動。但隨著社會變得更加現代化和城市化，朋友和同事取代了兄弟姐妹、父母、叔叔和阿姨。在你自己的家庭裡，我們敢打賭，父母和祖父母曾一度對你施加壓力（不管多麼微妙），希望你找到生活伴侶，安定下來，生兒育女。但你們可有催你生孩子的朋友？你的同事有過這樣那樣的關心嗎？「較之人類演化歷史的任何階段，家族成員如今在人們社互動動裡所佔的比例要小得多了。」芝加哥洛約拉大學的心理學家艾蘭·希里拉（ilanshrira）寫道。「這種變化是降低出生率的關鍵因素，因為家庭成員鼓勵彼此生孩子，而非親屬不會。」
另一個因素是在世界大部分地區，宗教權力在下降。我們不必去探究信仰在諸多社會中遭到削弱的各種原因，只不過，值得指出的是，削減生育率的力量（富裕程度的提高，教育改善，婦女解放，親屬影響力的減弱），也在削弱有組織宗教限制個人自主權的權勢。毫無疑問，在宗教對個人決定有著可觀影響力的社會，其生育率比宗教影響力微乎其微的社會要高。2008年、2009年和2015年所做的3次全球獨立網路-蓋洛普民意調查（win/galluppolls）曾詢問受訪者是否感到自己存在宗教信仰。在馬拉維和尼日（我們知道，它們屬於世界上生育率最高的國家），99%的受訪者都回答說有。西班牙只有39%的人做肯定回答，據說它如今是全世界信教程度最低的國家之一。（這裡有一個好玩的相關資訊：天主教權力崩潰的社會，比如西班牙、魁北克和愛爾蘭，往往會迅速從相對較高的生育率過渡到相對較低的生育率。）
我們還必須指出，從許多方面看，婦女對自己生殖命運的控制力越來越強，是一場零和博弈：哪怕男性提出嚴厲的反對（一直到相當晚近的時期才有所緩和），但一切徒勞無功，生育率不斷在下降。男性並非心甘情願地賦予女性財產權、投票權，以至於最終接近完全的平等權。他們在這麼做的過程中，又踢又叫，完全違背自己的意志。在歷史的大部分程式中，男性在事實上和法律上都控制著婦女，包括她們的身體，他們完全是被女性（受過教育的、獨立自主的城市女性）逼著放棄這些控制權的。沒錯，自從有人類這個物種以來，男性女性就一直相親相愛一起生活——但只有按照男性的條件才是這樣，而男性們設定的條件，還可能相當嚴厲。我們只從數千年來的例子裡選一個說吧：前文提及的瑪格麗特·桑格，因為推廣避孕而坐牢。這是因為她違反了美國最初於1873年通過的《考姆斯托克法》（comstocklaws），該法律不僅禁止各類的色情、情色文學，禁止避孕措施，還規定，宣傳避孕措施或告知公眾怎樣實施避孕措施也是違法行為。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和其他國家仍然存在形形色色的《考姆斯托克法》。即便在那10年，安全套一般只在藥店有售，而且還被藏在櫃檯後面，顧客必須提出特別要求方可購買——這對正處青春期的男性來說可謂恐怖。這場鬥爭遠未結束。今天，政治家和傳教士（大多是男性）仍在試圖限制美國及其他地區的女性墮胎的權利。2017年秋天，有權勢的男性對女性施加性騷擾事件的接連曝光，激發了#metoo（#我也是）運動。男性擁有女性身體的歷史傳統，至今陰魂不散。
隨著社會的城市化，女性獲得更多的權力，親屬紐帶、有組織宗教勢力和男性主導地位隨之受到削弱，生育率也不斷走低。讓我們舉一個上述各種因素均發揮影響的例子，看看菲律賓吧：這是位於西太平洋的一個貧窮的群島國家。1960年，菲律賓的農村人口（1900萬）是城市人口的兩倍（800萬）。今天，該國的農村和城市人口大致相當，到2030年，城市人口將佔到65%。
隨著菲律賓的城市化，菲律賓社會中女性擁有越來越多的個人權利。2010年，政府通過了所謂的《婦女大憲章》（magnacartaforwomen），這是一系列全面禁止歧視婦女、為她們提供更多的法律保護、使其免遭暴力侵害的法規。今天，在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globalgendergapreport）中，菲律賓排名第7（冰島排名第1）。1965年，菲律賓的生育率為7。如今是3，並以每5年降低0.5的速度下降。每5年就少生半個孩子！菲律賓的例子進一步證明，不光發達國家100多年來生育率持續下降，在未來的數十年，發展中國家的生育率也將分崩離析。
但菲律賓的生育率何以下降得這麼快呢？天主教會是該國的一股強大勢力，而且，教會本身也提供了答案。「在菲律賓，參加教會活動的人越來越少了，」uca新聞（自稱「亞洲最值得信賴的獨立天主教新聞服務機構」）報告說。原來，如今只有1/4的菲律賓人定期參加教會活動了。作者感嘆道，「家庭未能在年輕人中維持一致的價值觀，是導致菲律賓教會活動出席率下降的因素之一。」
教會在菲律賓仍然有著很強的勢力。墮胎是非法的，離婚也不允許。不管大憲章怎麼說，女性仍然面臨歧視，有在家中遭遇暴力、在街頭遭受騷擾的風險。「在菲律賓爭取女性權利的鬥爭，是一場從未真正結束的戰鬥。必須繼續在爭取平等及必要保護的鬥爭中保持警惕，因為勝利真的很脆弱。」最近的一項評估給出了這樣的結論。儘管如此，進步只會朝著一個方向走下去。預計到2045年，菲律賓人口將從目前的1.01億增加到1.42億，此後便可能逐漸下降。這個故事正在世界各地重複著。城市化、婦女的賦權和生育率下降是全球性的現象，儘管根據各地文化的不同特徵，它推進的速度也有差異。
如果你跟一些人口統計學傢俬下討論過，你會聽到他們的懷疑：聯合國是不是有意識地對所有不利的證據置之不理，保持高位人口預測以將危機感最大限度地放大，從而證明限制經濟增長的干預措施正當合理（聯合國裡幾乎沒有熱情的自由放任派資本家），同時確保聯合國的援助專案有繼續存在下去的必要。但無須沉迷於陰謀理論也可以得出結論，聯合國採用了一套錯誤的模型，這套模型的基礎假設適用於過去，但很可能不再適合將來。
我們認為，聯合國的低位預測（或與之類似的情況）將成為現實。正在閱讀本書的大多數人都能活到見證地球人口開始下降的那一天。多巴火山、黑死病、殖民統治的蹂躪以及其他天災人禍，導致了過去的人口崩潰。這一次，情況會有所不同。這一次，它將來得緩慢且蓄意。出於人類自己的選擇，我們每一年的人口，將年復一年地減少。我們大多數人都明白這一點，並將它融入自己的生活。只不過，我們沒有注意到，除非有人把它指出來。比如說，在布魯塞爾的一場晚宴上。
[1]此書中文版已由機械工業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