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倫特·格林（soylentgreen）是人！」由查爾頓·赫斯頓扮演的一名驚恐的紐約偵探厲聲警告道。80億的地球人口蹂躪了環境，只能依靠索倫特公司生產的一種浮游生物食品來滿足人類基本的生存需求。至少，人人都認為那是浮游生物。

1973年推出的電影《綠色食品》（soylentgreen）將故事背景設定在2022年。建立在「人口過剩將摧毀地球環境，並使得食物供不應求，必將導致巨大災難」概念上的電影、書籍、紀錄片和其他娛樂產品數不勝數，這只是其中之一。更近一些的還有一部同類主題的蹩腳電影，叫《但丁密碼》（inferno），由湯姆·漢克斯主演。影片講述了億萬富翁科學家貝特朗·佐布里斯特斷定地球處於災難性人口爆炸的邊緣——「只剩一分鐘就將遁入茫茫黑夜」，他警告說——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釋放他炮製的病毒，這種病毒會殺死地球上一半的人。只有我們的英雄漢克斯，才能阻止他。電影中沒有一個人質疑佐布里斯特的論斷；他們只是不喜歡他的解決辦法。

這一切都已經過時了。2022年地球人口不會達到80億；沒錯，有一天它會達到80億，但僅此而已。雖然目前的人口規模給環境帶來了極大的壓力，導致了物種滅絕和全球變暖，但世界末日並不會馬上到來。越來越多的人口統計學家確信，地球的人口有更大的可能會穩定下來，並在21世紀中葉左右開始下降。

在揭穿人口爆炸的神話之前，讓我們來看看它是怎麼產生的。接下來，我們會試著解釋為什麼傳統智慧根本談不上是智慧。

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1766—1834）是個好人。他的父親是個十分開明的雅士，是哲學家大衛·休謨的朋友，還是法國開創性哲學家讓-雅克·盧梭的熱心粉絲。他讓兒子在家裡接受教育。托馬斯性格溫和，在劍橋表現很好，他接受了教會的職位，但並沒有傳教的雄心，再加上少許的顎裂妨礙了他的演講能力，故此，被分派到了薩里地區的一個小教區。身邊人群的貧困和營養不良的現象，讓他深感不安。後來，他成為一名學者——他是英國第一個被稱作政治經濟學教授的人。年輕的時候，馬爾薩斯主張國家救濟窮人（雖然後來改變了想法），認為經濟衰退期間需要增加公共開支，這一理論啟發了日後的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但馬爾薩斯並不是因為這個留名後世的。相反，他孵化出了一個形容詞：「malthusian」（馬爾薩斯式的），這是英語裡一個比較黑色的詞彙。

1798年，馬爾薩斯發表了《人口論》（anessayontheprincipleofpopulationasitaffectsthefutureimprovementofsociety），這本來是一本小冊子，過了幾十年，再版時變成了厚厚一大卷。在這篇文章中，馬爾薩斯提出了一個基本問題，讓從事新生社會科學的人沉迷不已：「從今以後，人是會加速走向無限度、故此也是無法想象的進步；還是遭到天譴，淪入幸福與苦難的永恆振盪呢？」在馬爾薩斯看來，答案是振盪。他觀察到，雖然人類在工業、藝術和思想方面取得了進步，但「就滅絕兩性之間的激情而言，迄今為止沒有取得任何進展」。因為人們非常喜歡性生活，所以他們會生很多嬰兒，由此導致的結果是，人口若不受控制的話，必將以幾何速率增長，而農業和糧食生產的進步，僅以算術速率發生。「稍微通曉數學的人都知道，前者的增長速度遠超後者。」因此，就像兔子或鹿或其他動物種群爆炸和崩潰一樣，智人必然如此。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馬爾薩斯遭到了誤解。在著作中，他表現出對窮人的真正關注，窮人的苦難隱而不見是因為，「我們所擁有的人類歷史，只是高等階層的歷史。」他認為，在嚴峻的無盡振盪下，低等階層歷盡磨難。一時的富裕（或許是出於豐收、開闢了新土地、農業耕作方式的改善），將導致人口的迅速增長。人口過剩會導致勞動力價格下跌，食品價格上漲。人們不得不忍飢挨餓。最終，父母不再生孩子，因為知道自己養不活，於是人口減少，恢復穩定。在這種情況下，馬爾薩斯得出的結論是，向窮人提供救濟，只會把必將到來的命運推遲，反而惡化了他們本就悲慘的境況。

他寫道：「人口及地球生產這兩股力量的天然不平等……形成了在我看來難以克服的巨大困難。……任何空幻的平等，任何農業發展，哪怕發揮到最大程度，都不能消除它造成的壓力……因此，如果一個社會希望所有的成員都生活在輕鬆、幸福和相對的閒暇當中，那麼，人口問題絕對地不利於這一可能性的實現。」換句話說，窮人永遠不會消失，他們的人數漲落取決於環境，但人口的持續增長和繁榮的持續，這兩者之間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

馬爾薩斯的預言冷酷無情，而且是錯的。因為，在他得出以上預言的那個時代，地球上的人口，首次達到了10億，這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一個世紀後，它將達到20億。今天是70億。然而，如今的我們，幾乎所有人都比馬爾薩斯時代的英格蘭窮人更長壽、更健康、更幸福。

這位政治經濟學先驅理論家一輩子大部分的時間都生活在赫特福德郡的綠色田野中。要解釋他的理論為什麼存在不可救藥的缺陷，原因就蘊藏在這些綠色的田野裡，只是他置身其間，反倒當局者迷。到1798年，英國農業革命已經100年了。它始於圈地運動，有權勢的貴族將農民從公有土地上驅逐出去。直到今天，詩人都在哀嘆這種搶奪行為，但仍控制著自己土地的農民，也由此得以開展創新，最大限度地提高產量和利潤。選種育種的新實驗把一頭牛的平均體重從1710年的168公斤增加到1795年的250公斤。查爾斯·湯斯亨德子爵用蘿蔔、三葉草和其他作物，改善土壤質量，減少休耕時間。這期間還出現了形形色色的農業機械發明：傑斯洛·圖爾的播種機、脫粒機、收割機、全鐵犁。馬爾薩斯最初撰寫文章的時候，還無法進行人口普查（英國在1801年才首次進行人口普查），但我們如今估計，1700年，英格蘭和威爾士的人口約為550萬。但等馬爾薩斯寫成《人口論》的時候，它已超過900萬。當時的英國處於農業和工業全球革命的前沿，並伴隨著從未發生逆轉的人口爆炸，因為前者能輕鬆地維持後者。

然而，有些人相信，馬爾薩斯只是生不逢時，他的理論提出得太早了。數百年的事實並未削弱他們的確信不疑。一個半世紀之後，最流行和最悲觀的「人口過剩導致人口崩塌」預測出現了。1968年，斯坦福大學生物學家保羅·埃利希出版了熱門暢銷書《人口炸彈》（populationbomb）。這本書用一句戲劇性的簡單斷言開篇：「養活人類的戰鬥已經打完了。不管現在開始實施什麼樣的崩潰預案，到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都有數億人將活活餓死。」

埃利希以及他賴以得出結論的人口統計學家認為，問題很簡單：現代醫學和綠色革命（綠色革命指的是，「二戰」後糧食生產力出現的天文數字大增長）大大降低了埃利希所稱的欠發達國家的死亡率，但其中部分國家在降低出生率上無所作為。像美國等「過度發達」的國家降低了出生率，但人口仍然在增長，美國已經付出了巨大的環境成本讓農業產能最大化，故此，一旦糧食產量出現突然或持續下降，就極容易產生連鎖影響。無論如何，過度發達的國家沒有手段也沒有意願向欠發達國家的人分配糧食盈餘，哪怕後者此刻已經瀕臨大規模饑荒的邊緣。

「人口問題有兩種解決方案，」埃利希總結道，「一個是‘靠出生率解決’，也即我們尋找降低出生率的方法。另一個是‘靠死亡率解決’，也即讓死亡率提高的方式，讓戰爭、饑荒、瘟疫找到我們頭上。」埃利希認為，欠發達國家和過度發達國家的政府必須採取系統全面，甚至是獨裁的方案，「但願通過我們的價值體系改變」降低出生率，「但如果自願的方法失敗，就只能強行實施了。」但他警告說，這隻能放緩事情的發展。沒有任何東西，包括人口稅，甚至埃利希所倡導的強制絕育，能阻止飢荒的到來。「今天的糧食就不夠。明天的糧食會有多少，尚有待爭論，」他寫道，「如果樂觀主義者是正確的，那麼今天這樣的狀況可延續到未來20年。如果悲觀主義者是正確的，大規模的饑荒很快就會爆發，可能在20世紀70年代，肯定挨不過20世紀80年代初期。到目前為止，大多數證據似乎站在悲觀主義者這一邊。」

然而，50年後，哪怕這個星球已經住了近75億人，饑荒也幾乎徹底根除了。近幾十年來因缺乏食物而導致人口大量死亡的案例，主要是因為政府的無能或是因為戰爭拋荒了土地：索馬利亞、蘇丹、葉門。埃利希的書上市這幾十年裡，許多發展中（這是我們今天的說法）的國家或地區已經進入發達行列，如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智利。1990~2015年，聯合國確定的日收入不超過1.25美元的極端貧困人口減少了一半以上，從19億降到了8.36億。每年死亡的兒童人數，從1990年的600萬減少到今天的270萬。產婦死亡率也減半。

那麼，哪些事做對了呢？好幾件事。埃利希預測，人口過剩造成的水和空氣汙染，會將環境破壞到崩潰的臨界點。儘管全球變暖是當今的一個重大問題，發達國家在改善空氣和水質方面（至少是這兩方面）都做得很好，兩者的情況均比50年前要好。例如，在美國，煙霧的主要來源是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no2和so2），它們分別比1980年的水平下降了約60%和80%。自1972年加拿大和美國簽署了一項條約，承諾兩國恢復至關重要的內陸海域環境之後，五大湖的健康狀況得到大大改善。

更重要的因素是綠色革命。埃利希意識到農業生產力正在大幅提升，但極大地低估了它們的後果。化肥、合成除草劑和殺蟲劑、多熟種植、基因改造和其他具有里程碑意義（但有一些或許也存在爭議）的舉措，令農業生產力大幅提高，足以滿足人口增長所帶來的需求。儘管1950~2010年人口增長了一倍以上，種植面積僅增加30%，但糧食生產卻是從前的3倍。「馬爾薩斯式饑荒的可怕預言並未兌現，許多發展中國家都得以克服長期存在的糧食短缺。」

不過，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國和印度的崛起，這是有史以來人類福祉的最大進步。僅這兩個國家的人口就佔全世界人口的近40%。英國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而破產，無法控制印度，便於1947年準其獨立。兩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最初，由於經濟思路不合理，兩國的財富都沒有實現大幅增長。

但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國終於騰飛了。經濟在1980~1990年翻了一番，1990~2000年增長了3倍，2000~2010年增長了3倍有餘。我們還可以換一種說法。1980年，中國一位公民在一年內創造的財富為205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美元）。2016年，這個數字為8523.00美元。過去的40年裡，中國創造的財富，讓全人類的1/5擺脫了極度貧困。

由於新德里政府的愚蠢政策，印度增長緩慢。儘管存在保護主義、內部腐敗和地區競爭，印度的經濟同樣出現了快速增長，但遠遠比不上中國。20世紀80年代，印度中央政府越來越多地信奉私人資本主義而不是公有制，接著，到20世紀90年代，它開始逐漸放開經濟。1960年，印度的平均國內生產總值為304美元，遠高於中國的水平。2016年，這個數字稍低於1860美元——比中國的要低，但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隨著中國和印度的發展和城市化，兩國的出生率都出現了下降。印度是自然發生的：據預測，該國到目前為止，已達到替代率2.1的最適宜水平。由於中國政府從1979年開始實施的「獨生子女」政策，中國的出生率急劇下降至1.6的官方水平。獨生子女政策旨在遏制該國人口的迅速擴張。這裡的重點是，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極大地減少了全球貧困；兩國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也降低了地球人口過剩的危險。

如果你看過任何全球貧困水平的官方圖表，你會注意到兩種趨勢。第一種始於19世紀初，當時，世界上大約85%的人口生活在我們今天所謂的極度貧困（也就是說，養活自己和家人構成了一項日常挑戰）之中。但非常緩慢地，生活在歐洲和北美的人們，情況開始好轉。經過了一個半世紀的發展，到1950年，極端貧困者佔全球人口的比例已降至約55%。接著，第二種趨勢開始了。線條不再是緩緩下降，而是筆直跌落。今天，為尋找下一頓飯而窮思竭慮的貧苦人，約佔全球人口的14%。想想看：把極端貧困水平從總人口的85%減少到大約一半，耗費了150年，但從一半減少到約1/6，耗時還不到75年。除此之外，儘管我們仍然為那些生活在極端貧困狀況下的人感到擔心，但我們甚至未曾費心去慶祝所取得的成就（在人差不多一輩子的時間裡，幾乎消除了世界各地的極端貧困人口），這豈不是很值得慶賀嗎？

20世紀後半葉，在取得最大發展的發展中國家/地區，中國和印度是最大的兩個。還有一些從發展中國家/地區躋身發達之列的國家和地區——韓國、新加坡、智利、中國臺灣以及亞洲之「虎」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但真正打動人的，倒不是全世界普通民眾的財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大幅增加，而是在這種財富大規模擴張的同時，還伴隨著全球人口規模的不斷大幅增長。

埃利希並不改口。「人們未能理解，生態學家眼裡的時間，跟普通人有著非常大的不同。」2015年，他在一部以他的書為關注點的紀錄片裡說。他承認，他對案例有所誇大，但這只是因為他試圖「辦成點事情」。人口增長仍然處在災難性的失控狀態，清算的日子馬上就要到來。「我不認為自己在《人口炸彈》中說了什麼駭人聽聞的世界末日預言，」他堅持說，「我今天要說的話會更駭人聽聞。每名婦女想生多少孩子就可以生多少，在我看來就跟‘人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垃圾扔到鄰居的後院，想扔多少扔多少’完全一個樣。」

埃利希和他之前的馬爾薩斯預測失敗，並沒有打消那些一代代堅持末日已至的人的念頭。下一本宣揚末日論的轟動作品是《增長的極限》（limitstogrowth），1972年由羅馬俱樂部發表，當時這家新成立的智庫旨在將不同的趨勢整合到一起，展開全面的全球性分析。利用麻省理工學院開發的計算機模型，分析家得出結論：「如果當前世界人口、工業化、汙染、糧食生產和資源枯竭的增長趨勢繼續，那麼，這顆星球上的增長極限將在未來100年內的某個時間點到達。最可能的結果將是，人口和工業產能出現相當突然的不可控衰落。」人口的馬爾薩斯式增長和資源開採，將導致21世紀10年代人均產出下降，20年代出現死亡率急劇上升，全球人口在2030左右下降，同時，我們所知的文明整體崩潰。作者呼籲立即大幅限制人口和資本增長，以防止這種崩潰。作者警告說，「對解決這些問題無所作為，就等同於對之縱容支援。日復一日的持續性指數增長，會讓世界體系更接近這種增長的最終極限。置之不理的決定，就是增加崩潰風險的決定。」

顯然，這一切並未發生。儘管如此，還是有人週期性地更新，提醒我們人類必定走向滅亡之路。2014年，墨爾本大學的研究人員宣佈，事態的發展一如麻省理工學院的預測，2008~2009年的金融衰退就是未來的預兆。「《增長的極限》是正確的：新的研究顯示我們即將崩潰，」文章標題發出警告，而作者們的結論是，「說服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和富裕精英制定不同的路線，說不定為時已晚。所以，對於我們其他人來說，恐怕是時候好好考慮了：怎樣在進入不確定的未來的過程中，保護好自己。」

再近些時候，我們有《糧食戰爭》（stuffedandstarved:thehiddenbattlefortheworldfoodsystem），作者是得克薩斯州立大學奧斯汀分校的教授拉傑·帕特爾（rajpatel）；還有《飢餓的非難：21世紀的糧食、正義和金錢》（thereproachofhunger:food,justice,andmoneyinthetwenty-firstcentury），作者是女權主義先驅蘇珊·桑塔格的兒子戴維·裡夫（davidrieff）。2015年，農學家兼記者喬爾·伯恩（joelbourne）所著的《豐裕的終結》（theendofplenty），應該是這其中最好的一本。伯恩完全承認，農業創新證明從前的末日預言家們都錯了。但這一次，他堅持說，事情有所不同。近年來糧食價格的上漲，反映出地球生產能力已達最大限度。森林和海洋正在枯竭，成千上萬的物種已經滅絕，集約化耕作破壞了土壤和水，所有這些活動都助長了全球變暖的趨勢，而全球變暖本身，會淹沒農田、破壞作物、減少產量。「如果我們繼續按這樣的速度走下去，總有一天，下一個滅亡的物種就要輪到我們自己了。」伯恩警告說。

但他們中最重要的新馬爾薩斯主義者是一家機構，而且是一家備受尊敬的機構。聯合國人口司（unitednationspopulationdivision）是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幾乎與聯合國本身同樣古老，自1946年以來一直以這樣那樣的形式存在。其主要目標是開發能夠準確預測全球人口增長的統計模型。為此機構效勞的人口統計學家和統計學家都擅長其本行。1958年，該司預測到2000年，全球人口將達到62.8億。事實上，到了2000年，數字只稍微低一點，是60.6億，少了兩億人——這個差異小到可以忽略不計。這一點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因為當時的人口統計學家對非洲和中國的資料十分匱乏。因此，該司對21世紀將如何發展所做的預測，大多數人都會嚴肅以待，尤其是，此時發展中國家的資料質量已經提高，建模也更為成熟和複雜。

那麼，聯合國是怎麼說的呢？表面上，它看起來非常嚴峻：2017年，聯合國認為全球人口為76億。到2030年，它還將再增加10億，總人口達到86億。再過20年，也即2050年，這個數字將達到98億，多多少少可以算100億了。隨著我們的後代邁入新世紀，2100年，整個地球的人口將達到112億，此時，我們的人數將逐漸穩定，並最終開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