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曾經差一點就徹底沒了。

整個世界只剩下了幾千個人，甚至更少，在南部非洲的海岸，掙扎在滅絕的邊緣。7萬年前，蘇門答臘的多巴發生災難性的大規模火山噴發（自那以後再未出現過同等規模的天災），將2800立方公里的火山灰噴入大氣，覆蓋面積從西部的阿拉伯海直至東部的南海，讓地球進入了6年相當於核冬天的狀態。「一些科學家認為，多巴火山爆發是人類種群遭受過的最大災難。」智人陷入了困境；雖然我們在此前的13萬年演化歷程中掌握了工具和火，但地球當時正處於寒冷週期，大部分的食品供應被斷絕。此刻，多巴火山爆發讓情況雪上加霜。我們在最後一塊可供棲息的非洲飛地尋找塊莖，採集貝類。如果事態的發展再進一步，我們的末日恐怕就到了。

就算這不是真的，也至少是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提出的一種理論；也有人認為，在這一時期，人類已經走出非洲，多巴火山造成的影響言過其實。但這樣的念頭總叫人難以放棄：一個滿身泥濘的人，在貧瘠的世界，滅絕的關頭，掙扎著撫養殘存無幾的年輕後代，直到天空重新放晴，大地顫動，太陽再度讓這片土地變得溫暖。

但我們行動緩慢。大約5萬年前，歷史上最勇敢的人類跨越了東南亞和澳大利亞之間的海峽。（不過，有新的證據表明，他們可能更早就到達了澳大利亞。）有些人可能是偶然淪落到此，但另一些人，僅僅因為曾經從活著回來的人那裡聽說了些什麼，便心懷目標地投入了一眼望不到頭的大海。如今的中國大地，也曾是人類的定居點；在大約15000年前，他們越過了當時連線西伯利亞與阿拉斯加的陸橋，長途跋涉前往美洲。（當然，所有這些日期都存在爭議。）

大約12000年前，最先是在中東，接著在世界各地，一些最重要的人類發現相繼獨立問世，它們延長了我們的壽命，增加了我們的數量。人們開始注意到，從草上掉下來的種子會在來年長出新的草。與其從一個地方遷徙到另一個地方，放牧、狩獵、採集水果和穀物，不若留在同一個地方，種植、收穫莊稼，飼養牲口。但種地不需要所有人都出動，故此，勞動出現了分工，讓事情變得複雜起來，進而帶來了政府和有組織的經濟。狩獵採集者慢慢地撤退了（還有極少數在隔離環境中延續至今），文明的曙光初現。蘇美爾、埃及、夏朝、印度河谷、瑪雅，一一登場。

進步是無常之事。帝國的興衰背後是各種複雜的原因：地球的變暖或變冷，莊稼的大幅歉收；最新的病毒或細菌的大規模傳播。知識失傳，不得不痛苦地重新學習。起初，東方落後於西方，因為前者進入定居生活方式的時代更晚；但到了基督時代，羅馬帝國和漢帝國已經不相上下。考古學家伊恩·莫里斯（ianmorris）寫道：「羅馬與漢朝在不同的環境背景下各自演化出了一套獨特的致命疾病組合……在西元前200年之前，這些疾病還只是在特定的地域流傳。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商人和游牧民族順著連線兩國核心的鏈條遷徙，疾病也開始融合，不經意間形成了對所有人的威脅。」

從西元前3200年左右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文明的曙光乍現，到西元1300年文藝復興時期的黎明重降，這個故事沒怎麼變過：地理位置、領導能力和技術進步的特定組合為這個部落或者那個民族帶來了優勢，他們在許多方面都勝過了所有的前人。隨後和平降臨，帝國修建道路，改善農耕技術，通過法律，徵收稅款。接著發生了某件事情：收成糟糕，瘟疫蔓延，遠方的騷動令戰士逃亡，或是外圍的游牧部落侵擾到帝國中心，帝國無法再維持下去，崩塌，重建，從頭再來。

不過，也不是所有的進步都失傳了，隨著東方、西方或者南方的衰落，另外一些地方卻變得更好了。羅馬覆滅後，伊斯蘭教保留了西方失去的知識，等到印度發現了零，開啟了更多的潛在可能性。最新的瘟疫也產生了足以抵抗它的最新抗體。至少在歐亞大陸，免疫力成為進步的有力工具。

地球的人口從多巴火山爆發後的寥寥幾千人，發展為第一次農業革命期間的500萬~1000萬人。西元1年，人口數量或許達到了3億。西元14世紀，隨著中國明朝的統一、啟蒙和進步，隨著伊斯蘭教從中東擴張到西班牙，歐洲終於走出了羅馬後的黑暗時代，全球人口達到4億左右。可緊接著，最可怕的事情發生了。

鼠疫桿菌（yersiniapestis）是導致鼠疫的細菌，長久以來陰魂不散。一種理論認為，黑海和中國之間的陸地，是一座「鼠疫庫」，鼠疫桿菌早就潛伏於此，而且至今仍在。（即便到了今天，該地區也偶爾會爆發鼠疫。）它不是一種主要感染人類的疾病；相反，它是「一種牽連到了人類的老鼠疾病」。老鼠被攜帶細菌的跳蚤感染；老鼠死後，跳蚤尋找新宿主，如果附近恰好有人，跳蚤就盯上了人類。但一個人從被叮咬到發病，需要3~5天的時間，這給了患者充分的時間去感染他人，因為鼠疫可以通過唾沫飛液在人類之間傳播。

在人類發展的早期就有爆發鼠疫的報告：第一次有詳細記錄的是西元541年爆發的查士丁尼大瘟疫，它令拜占庭皇帝奪回羅馬帝國失落領土的希望破滅了。但這一切跟黑死病比起來算不上什麼。黑死病最有可能是一種毒性極強的鼠疫疫種，它可能來自克里米亞大草原，於1346年抵達歐洲。按照一種說法，當士兵圍攻黑海附近的卡法城時，朝著城牆上投擲感染了病毒的屍體，這大概是生物戰爭的第一個例項。無論如何，從克里米亞到地中海港口的船隻，攜帶了這種病毒。

此時的歐洲特別脆弱。全球降溫使得莊稼收成銳減，人們飢腸轆轆，免疫系統變得虛弱不堪。戰爭也對地方人口帶來了破壞性的影響。但雖說有各種壞訊息，經歷了黑暗時代的幾百年後，中世紀歐洲的經濟和人口正迅速擴張，城市和地區之間的旅行與貿易空前增長。因此，黑死病得以迅速傳播——順著重要道路每天推進兩公里，而船隻，則讓跳蚤徑直跳進了北歐。短短3年內，整個歐洲大陸都陷入瘟疫的魔爪。

當時，感染病毒的人死亡率高達80%，一般挨不過症狀出現的頭一個星期。一首童謠描述了黑死病的進展。

紅色痘痘繞成圈：腹股溝淋巴結炎（buboes）——腹股溝、腋窩或頸部的淋巴結腫脹——呈環狀，中央呈玫瑰紅色，這是黑死病的明確跡象。

口袋裡頭裝滿花：隨著病情發展，患者的身體會從內部開始腐爛。這種氣味非常可怕，活著的人會在口袋裡裝滿花，充當空氣清新劑。

阿~嚏！阿~嚏！（或不同的象聲詞）：患者還會頭痛、出現黑斑、嘔吐、發燒、呼吸困難或打噴嚏。

我們全都倒下啦：死亡。

關於印度和中國受到這個病的多大影響，相關的證據很少，故此學界存在很大爭論，但短短幾年時間，至少死掉了1/3的歐洲人——有人估計這一數字高達60%。佛羅倫薩的一位記錄者寫道，「除了搬運死屍去埋掉，所有的市民再也沒有別的事情可幹了。」該市一半以上的人口，幾個月內就死絕了。死者被扔進屍坑，有時候，坑太淺，狗會把屍體刨出來啃掉。瘟疫粉碎了政府，破壞了天主教會的權威，還因為貿易中斷導致短缺而引發通貨膨脹，至於僥倖活下來的人，往往陷入享樂式的揮霍無度當中——幹嗎不呢？一些地區花了數百年時間才恢復到黑死病爆發前的人口水平。

儘管要讚美大瘟疫很難，但它的一些後果反倒於後人有益。勞動力短缺削弱了農奴與領主之間的紐帶，提升了勞動力的流動性和工人的權利，刺激了生產力。總體而言，工資漲幅高於通脹。封建主義最終崩潰，生產資料所有者最終改為僱用勞動力。由於遠洋航行的死亡率過高，歐洲人原本是很迴避的。但如今陸地上的死亡率也很高，冒險看起來也是值得的。大瘟疫興許真的為開啟歐洲的探索和殖民時代助了一臂之力。

然而，悲劇的是，在殖民過程中，歐洲探險家、掠奪者以及其後的拓殖定居者，把疾病傳染給了毫無抵擋之力的中美洲、南美洲和北美洲的土著居民，在新世界造成了更可怕的人口損失。這一次，實際喪命的人數難以計算，但與歐洲人接觸之後，美洲至少損失了一半的人口，「有可能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災難」。有人估計人口損失率超過90%。其中，天花的毒性最大，致命性最強。

在上一個千年的中葉，瘟疫、饑荒和戰爭三強聯手，控制了人口的數量。如果說，西元1300年時，地球上有4億人，那麼，西元1700年的人口應該不會超過6億。按照美國人口統計學家沃倫·湯普森（warrenthompson）開發的人口轉變模型，世界鎖定在了第一階段。第一階段覆蓋了從人類物種黎明乍現到18世紀的整段歷史，此時，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人口增長緩慢，起起伏伏。飢餓和疾病是問題的一部分：在中世紀的歐洲（典型的第一階段社會），1/3的孩子5歲前就死了；如果真的能長大，50多歲時也會死於慢性營養不良。

而這還不曾考慮到你死於他人之手的可能性。在前工業社會，戰爭和犯罪是不變的威脅。史前時期甚至更加暴力。據史蒂芬·平克（stevenpinker）的觀察，幾乎所有在沼澤、冰原等地儲存至今的史前人類標本，都顯示出死於暴力的證據。「古代人是怎麼回事？他們就不能在不訴諸暴力的條件下給我們留一具有趣的屍體嗎？」他好奇地琢磨著。故此，在啟蒙時期之前的時代，無論是在中國、美洲、歐洲，還是其他任何地方，人口增長緩慢、甚至完全不增長也就沒什麼好奇怪的。

但到了18世紀的歐洲，曲線開始彎曲向上。到了1800年，全球人口超過10億。這一個世紀裡全球增加的人口超過了此前400年的總和。按照人口轉變模式看，歐洲從第一階段進入了第二階段：出生率高，但死亡率逐漸下降。那麼，人們為什麼活得更久了呢？

首先，由於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居民膳食結構得以改善，人們對疾病的抵抗力變強，於是瘟疫爆發間隔的年限越來越長，嚴重程度不斷走低。（我們稍後將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到1648年，可怕的三十年戰爭宣告結束，歐洲進入了一段相對平靜的時期，並持續了一個多世紀。和平帶來了對運河等基礎設施的新投資，這些投資增加了貿易，提高了生活水平。從新世界進口的玉米、土豆和西紅柿豐富了歐洲的飲食。歷史學家阿爾弗雷德·克羅斯比（alfredcrosby）認為：「大陸的交匯，是過去兩個世紀人口爆炸的先決條件，也推動了工業革命的出現。」當然，壽命增長的真正原因還在於工業革命本身：科學和工業知識的加速，造就了我們今天所居住的世界。在非同凡響的1776年，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機投入商業用途。（也是在那一年，亞當·斯密寫了《國富論》，美國宣佈脫英獨立。）機械化生產提升了生產力：工廠、鐵路、內燃機、電報、電燈，相繼問世。發明最後兩個的是美國人；南北戰爭結束之後，美國的財富、權力以及信心都得到大大的提升。

感謝工業和農業革命，使人們能夠活得更久。饑荒和瘟疫逐漸減少，男男女女早早結婚，生育出更多孩子。隨著衛生條件的改善、天花疫苗的推出（這是另一項科學飛躍），這些孩子有更大可能活到成年。隨著歐洲和美國競相追趕英國，在人類歷史上，維多利亞時代頭一次出現了人口的持續快速增長。這是所有社會進入第二階段的樣子。當今世界上最悲慘的地方仍然停留在這一階段：人們活得更久，生育許多的孩子，發展只造福了少數人，貧困仍然猖獗。

19世紀工業革命時代的生活，對大多數人來說當然十分悲慘。人們在沉悶又危險的工廠裡極長時間地勞作，住處是擁擠可怖、疾病叢生的貧民窟。歐洲本已為幾次糟糕的收成、饑荒的增加、另一場瘟疫做好了鋪墊。但這一回，科學的進步超過了細菌的擴散。1854年寬街霍亂爆發事件對此做了最精彩的解釋。

貿易和英屬印度把霍亂弧菌從它地處恆河三角洲的古老家園，途經俄羅斯帶到了歐洲，並在1831年抵達倫敦。即便在今天，霍亂每年也會在世界最貧困地區導致多達12萬人死亡；在19世紀，它足以給歐洲帶去毀滅性的影響。霍亂剛在英格蘭入境港口桑德蘭登陸，就令215人喪生。而當疾病上了島，上萬人旋即送命，醫生束手無策。這是一種他們之前從沒見過的東西。（以當時的醫生對已知疾病的瞭解，也沒提供什麼幫助。）霍亂與工業革命如影隨形：工業化和城市化進展使得城市瘋狂膨脹——1860年的倫敦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口達到320萬。由於人們生活在駭人聽聞的不衛生條件下，這也導致了同樣巨大的健康風險。霍亂爆發時，倫敦城裡有20萬座私人化糞池；廢物和垃圾填滿溝渠，散落小巷。但工業革命也在改造科學，尤其是醫學，傳統智慧在逐漸讓位於實證調查。

當時的人們相信，患上霍亂是因為吸入了瘴氣（受汙染的空氣）。醫生用阿片類藥物和浸出液來治療患者。雖然幾百年來的證據都表明放血治療毫無用處甚至有害，但給患者放血對抗感染，仍是一種被廣為接受的處置措施。使用阿片類藥物至少能緩解痛苦。

一位名不見經傳的醫生約翰·斯諾（johnsnow）私下認為霍亂是通過水而非空氣傳播的。1854年8月31日，倫敦蘇活區爆發霍亂，讓斯諾找到了證明自己理論的機會。不到10天，該地區就死了500人，倖存者紛紛逃離。但斯諾沒有逃跑。相反，他去受害者的家裡拜訪，詢問家人，倒推患者染病的步驟，並在街區地圖上繪製出死亡情況。他很快意識到，幾乎所有的受害者都存在一個共同點：他們住得很近，都是從寬街上的水泵取水的。他親自去水泵抽了水，放到顯微鏡下檢查，發現了他所謂的「白色絮狀顆粒」。他正確地推斷出，這些顆粒就是霍亂的根源。

雖然他的理論有違公認智慧，但斯諾還是設法說服了心存疑慮的市政官員，取下了寬街水泵的把手，迫使居民們去別處尋找水源。疫情立即結束。儘管還要過好些年，那些保守人士才願意接受斯諾的結論，但斯諾觀察所得的不容否定的真相，促使規劃人員開始著手設計第一套現代城市汙水系統。1870年，倫敦地下汙水渠開始興建，它建造得非常好，至今仍維持著良好的運轉。

雖然這一努力並未得到大力的宣揚，但不可否認，約翰·斯諾對人類福祉做出了非凡的貢獻：在這一領域，他被稱為「流行病學之父」。他推動了人們對疾病的整體認識，並提升了公共衛生之於政府的重要性。儘管當時霍亂還在歐洲其他地區肆虐，但它從倫敦消失了，歐洲其他地方也注意到了倫敦的特別之處。沒過多久，在每一個發達國家，城市規劃人員和政治家都把保護供水放到了最為關鍵的地位。醫學同樣向前躍進了一大步，特別是在麻醉劑和消毒劑領域。嬰兒死亡率急劇下降，人的預期壽命得到提升，不過，生育率仍然很高。1750年，遭受黑死病襲擊期間，英格蘭和威爾士的人口不到600萬。到1851年，兩地人口已接近1800萬；到1900年，這個數字達到3300萬。人類作為一個種族在生存競爭中遙遙領先。

在我們眼裡，20世紀上半葉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殺戮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有超過1600萬軍人和平民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超過5500萬。這一時期也見證了最後一次大瘟疫：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被稱為「西班牙流感」的惡性流感導致2000萬~4000萬人死亡。大瘟疫太過嚴重，以至於死於這次瘟疫的人，比死於戰爭的還要多。儘管如此，人口仍在年復一年地快速增長。在世界的部分地區，增長強勁得簡直要拉響警報。而在世界其他更先進的地區，人口增長則較為適度。事實上，在像美國這樣的地方，人口增長已經放緩，幾近停止。為了理解20世紀，我們必須弄明白兩件事：為什麼死亡率不斷下降，以及為什麼在有些地方出生率也開始下降——這是人口轉變模型的第三階段。我們以瑞典為例來理解這兩種趨勢。

瑞典人喜歡留存記錄。1749年，他們就建立了統計署，為我們提供了關於人口特徵最初的一批可靠資料。這些資料裡包含了一些對當地（以及歐洲和北美等其他地區）所發生事情的迷人見解。直到大約1800年，瑞典的出生率僅比死亡率略高。嬰兒死亡率驚人得高，20%的嬰兒還不到1歲就死了，另有20%的兒童在10歲前死亡。換言之，當時的瑞典，是典型的第一階段社會，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但進入19世紀後不久，第二階段到來：出生率仍然很高，但由於衛生和營養條件得到改善，死亡率開始緩慢下降。到1820年，瑞典的人口開始迅速增長；從1750年的170萬攀升至200萬。到1900年，該國人口已超過500萬。要是瑞典不曾進入第三階段（死亡率逐漸下降，但出生率也在下降），它會增長得更快。

為什麼生育率會出現下降呢？無可爭議的最重要因素是城市化。大量證據表明，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愈發城市化，而一旦社會城市化，生育率就開始下降。但究竟為什麼呢？

中世紀，90%的歐洲人生活在農場。但伴隨著工業革命出現的工廠，將城市工人集中到一起。在農場上，生孩子是投資：多一雙手可以擠牛奶，多一副肩膀可以耕種田地。但到了城市，孩子是一種債務：多了一張需要養活的嘴巴。這種趨勢一直持續到今天。2008年，在一項關於迦納的城市化和生育率研究中，作者得出結論：「城市化降低了生育率，因為在城市居住可能會增加撫養孩子的成本。城市住房價格較高，兒童在家庭生產中的價值可能較低。」這看似自私，但住在城市裡的家長，不過是縮小家庭規模，按照個人經濟利益行事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