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認為，還有一個發揮作用（在發展中國家仍在繼續發揮作用）的因素跟城市化本身同樣重要。城市有學校、圖書館和其他文化機構。19世紀，大眾媒體首次出現（其表現形式為報紙）。19世紀生活在芝加哥的女性，比生活在鄉下農場的女性有了更多學習節育方法的機會。移居城市後，女性逐漸接受了更好的教育，而隨著她們接受更好的教育，女性不再認為自己天生就應該受男性奴役，那不過是種必須糾正的錯誤。一開始，婦女在財產和養老金等領域根據法律爭取平等。接著，她們為了爭取投票權利展開政治運動。再接著，她們發動運動，爭取工作的權利，爭取與男人同工同酬的權利。隨著女性獲得更多權利，有了更大的力量，她們不再大量生育孩子。

畢竟，嬰兒對女性來說不見得總是好訊息。在19世紀，懷孕對女性，尤其是已經有了許多孩子的女性，構成了重大的健康風險。即使在今天，有了先進的孕產婦和新生兒護理技術，餵養和撫育孩子仍然是一項不小的負擔。孩子還限制了女性走出家門工作的能力——這些工作，不光能帶來更多的收入，還可以帶來更大的自主權。世界銀行的一位研究人員指出，「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她可能生的孩子就越少」。

1845年，一項新的法律賦予瑞典婦女平等的繼承權。19世紀60年代，瑞典的生育率開始下降。1921年，婦女有了投票權。1930年，瑞典的生育率又一次僅僅略高於死亡率，但此時，生育率和死亡率比一個世紀之前要低得多，還不到一半。瑞典正進入人口轉變模型的第四階段，也即，哪怕死亡率持續下降，出生率仍處於或接近維持一定的人口數量所需的水平。第四階段是最接近完美的階段：一個健康、長壽的社會，恰到好處地生出足以維持人口穩定或使人口數量實現緩慢增長的嬰兒。

19世紀的工業革命和20世紀的知識革命推動了社會的發展程式，英國、法國、澳大利亞——大多數發達國家都或多或少地接近了瑞典模式。與此同時，與智利和模里西斯的比較表明，這兩個國家（過去曾被叫作「第三世界」的地方）發展更慢，出生率和死亡率遠高於發達國家。

瑞典的生育率從19世紀60年代才開始下降，而另一些發達國家，生育率下降得還要早。在美國和英國，生育弧線從19世紀初就朝下走了。婦女仍然生育很多孩子，但數量要少於以前。例如，在美國，19世紀初，白人女性（當時沒有非裔美國女性或美國原住民女性的資料）平均生育7個孩子。到1850年，平均值為5.4個。到1900年，資料跌至3.6個。整個19世紀，美國的生育率下降了近一半。到1940年，美國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此資料降至2.2個，只比維持人口所需的每名婦女生2.1個嬰兒的水平略高一點點。

按通常的認識，生育率下降始於嬰兒潮之後的20世紀70年代。但並不是這樣。早在嬰兒潮之前，發達經濟體的出生率就已經在下降了，有些國家甚至從一個半世紀以前就在下降。

旁白：在一些人聽起來，生育率這個詞有一種粗魯甚至冒犯的感覺，就像在說生產嬰兒的機器。人口統計學家用這個詞來描述女性預期一生中平均生育孩子的數量。雖然生育率和出生率這兩個詞對人口統計學家有著不同的含義，但我們在這裡交替使用兩者，只是為了避免重複。此外，要是你想知道為什麼替代率是2.1而不是2.0，這裡也多說一句：多出來的0.1，是為了抵消兒童死亡率和一些女性的過早死亡。

我們看到了為什麼生育率從19世紀直至20世紀初持續下降。雖說有世界大戰的恐怖和西班牙流感的肆虐，為什麼死亡率還在繼續下降呢？大多數人都會指出這在於醫學的進步：疾病有了新的治療方法和疫苗，內外科的進步，研製出抗擊原本足以致命感染的神奇藥物，在治療心臟病和癌症方面的進展。但還有一種更為重要的進步，卻只得到了相對較少的關注。20世紀的頭幾年見證了一場公共衛生的革命——這場革命的領導者，其重要性不亞於約翰·斯諾，只是宣傳的人更少。這個人叫約翰·利爾（johnleal）。

感謝斯諾醫生，到了20世紀初，先進國家改進後的下水道減少了水體遭受汙染的危險。但光靠下水道，也無法完全消除風險，因為汙水最終還是會排進水裡，而人們又會喝水。怎樣淨化處理水本身呢？

1774年，瑞典化學家卡爾·威廉·舍勒（carlwilhelmscheele）發現了氯，一個世紀之後，德國和英國的研究人員在一次疾病暴發後開始用它對管道進行消毒。在英格蘭和德國，甚至還出現過幾次原始的、暫時性的氯化水處理嘗試。但重大的突破來自1908年的新澤西州澤西市。幾十年來，該市的供水一直很成問題，傷寒和其他疾病時不時就會發作一次。1899年，該市與澤西市供水公司簽訂合同，希望能徹底解決這一問題。相應地，澤西市供水公司聘請了本地的、對與公共衛生相關的研究有濃厚興趣的約翰·利爾醫生來確認並消除汙染源。

利爾是一名小鎮醫生的兒子，曾看著父親因染上痢疾而逝去，因此他終身都致力於對抗傳染病。他對歐洲的氯化實驗有所知曉，並認定真正的解決方案是對澤西市的供水做永久氯化，儘管他也知道，公眾和許多科學家都並不認可他的這種設想。利爾故意，甚至略帶魯莽地決定採取行動，他聘請承包商，只用了99天就建造出第一套正常執行的氯化水系統。1908年9月26日，未經任何人的許可，利爾著手對澤西市水庫的水進行氯化處理。感謝上帝，他的想法是對的；要是他錯了，那就相當於是在給整座城市下毒。第2年，該市第2次起訴澤西市供水公司，聲稱該市的水仍然受到無法接受的汙染，法官卻注意到，由於氯化，傳染病疫情得到控制，患病者的數量下降得驚人，於是表態支援被告。利爾的系統開始起作用了。

訊息立刻流傳開來。不到6年，美國一半的市政供水都做了氯化處理。在預算允許的條件下，北美和歐洲當局迅速採取行動，引入氯化裝置。此舉給公共衛生帶來的巨大影響令人咋舌。1908年，當利爾最初把氯新增到澤西市供水當中時，美國每年每10萬人中有20人死於傷寒。在12年後的1920年，這個數字降至每10萬人裡有8個。到1940年，發達國家有效地消滅了伴隨人類種群出現繁衍的傷寒之禍。

氯化是抗擊疾病的一項偉大進步。但醫學還是比公共衛生更能吸引大眾的注意力。任何對醫學史有所瞭解的人都知道，是弗雷德里克·班廷（frederickbanting）和查爾斯·貝斯特（charlesbest）領導的加拿大研究團隊發現了胰島素在糖尿病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製造胰島素的方法。但誰聽說過約翰·利爾呢？

到20世紀中葉，在對抗疾病及改善公共衛生環境方面取得的突破，大大延長了人類的預期壽命。一個1890年出生在澳大利亞的女孩，有望活到51歲。而1940年出生在同一地區的女孩，有望活到60歲。但隨著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和女性地位的日益提升，儘管死亡率出現下降，但生育率也在下降。1931年，澳大利亞開始記錄相關統計資料的時候，該國的生育率已降至每名婦女生育2.4個嬰兒，略高於2.1的替代率。對於整個發達世界而言，20世紀上半葉是一個預期壽命提高但生育率下降的時代，這使得家庭規模越來越小，人口增長越來越緩慢——這就是典型的第四階段模型。與此同時，儘管有英國、法國、美國，還有比利時等「帝國主義統治的賜福」，地球絕大多數的人口仍在經歷第一階段的古老苦難：死亡率極高，生育率也極高。

再接下來，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所有的模型都爆炸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陷入了我們迄今仍生活在其中的生育大回旋。

到1943年年中，軸心國和同盟國雙方的高層都清楚地看出，同盟國將贏得反對軸心國（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戰爭。但接下來將會發生什麼呢？華盛頓的規劃師們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發生了什麼。隨著各國政府關閉戰爭機器，小夥子們回到故鄉，失業率開始上升，並因政府提高利率以抵禦通脹的措施愈發惡化，從而導致經濟急劇衰退。「咆哮的20年代」的歡快插曲，結束於1929年10月29日，這一天是「黑色星期二」，紐約股票市場崩潰，帶來了現代世界前所未見的10年大蕭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後果，醞釀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條件。歷史會重演嗎？戰爭結束會帶來經濟衰退和失業，甚至另一場蕭條嗎？哈里·科爾默裡（harrycolmery）決定阻止這一切。

科爾默裡是另一個名字幾乎湮滅在歷史長河中的人，他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布拉德多克長大，在父親的雜貨店裡幹活，送報，還在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兼職。靠著如此的勤勞，他先後升入歐柏林學院和匹茲堡大學，並在匹茲堡大學拿到法律學位。然而，他還沒來得及獨立執業，第一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科爾默裡應徵入伍，在美國本土訓練飛行員。1919年退伍後，他結婚並搬到了堪薩斯州的託皮卡，此後一直定居此地，以法律為業。他善良、謙遜、富有同情心，在家鄉小鎮深受愛戴。科爾默裡雖不是個自負的人，但從不缺乏信念。他為自己在託皮卡看到的退伍軍人大感震驚——「他們重度傷殘，身染疾病；一些人蒙著盲眼，一些人拄拐蹣跚」，冷漠的聯邦政府竟然對這些人棄之不顧，讓他們自尋生路。

科爾默裡參加了新成立的美國退伍軍人俱樂部（americanlegion），並在1936~1937年擔任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戰到來時，他在退伍軍人俱樂部裡擔任規劃師，為聯邦政府提供諮詢。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政治家和官僚，平民和將軍就戰爭結束之後是否要為退伍軍人提供幫助、怎樣提供幫助一事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科爾默裡確信自己手裡有答案。他把自己關在華盛頓五月花酒店的一個房間裡，寫下了戰後幫助退伍軍人重新融入美國生活的提案。在有關戰後重建的所有計劃當中，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及其顧問相中了他的計劃，並把科爾默裡手寫的草稿作為《1944年美國退伍軍人復員法案》的基礎，該法案更廣為人知的名字叫《美國退伍軍人權利法案》（bill）。美國退伍軍人俱樂部奮力爭取讓國會通過該法案，並最終讓國會一致通過。總統簽署授權這一法案時，科爾默裡就站在他身旁。

《美國退伍軍人權利法案》創造了當代中產階級。800萬退伍軍人通過這一法案得以減免學費，並得到其他教育援助，從而獲得了學位、文憑或在職培訓機會。由於低息抵押貸款和其他形式的住房補貼，430萬退伍軍人得以購買住宅。《美國退伍軍人權利法案》，再加上戰爭帶來的技術進步，創造出了郊區以及將郊區相互連線的高速公路和城市核心。當時幾乎每個人都買得起一輛汽車，一套合適的住房，一臺爸爸媽媽晚上跟孩子們（很多很多的孩子）一起看的全新電視機。

在繁榮與蕭條、和平與戰爭的交替之間，下降了好幾十年的出生率，呈現出爆炸式的增長。大蕭條和戰爭說不定曾把出生率打壓到了低於順其自然的水平；但戰後的富裕必然說服許多夫婦年紀輕輕就結婚，生養更多的孩子。不管怎麼說，自1800年以來一直在下降的生育率自行逆轉，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達到了3.7，回到了世紀之交的水平。它甚至令20世紀50年代流行一時的喜劇《小英雄》（leaveittobeaver）顯得有點反常。劇中克利弗夫婦應該再生1.7個孩子。沃利和「海狸」需要一個妹妹。

克利弗夫婦無意間以自己的方式，成了社會宣傳的代表性人物。人人都相信，一個家庭，由丈夫、妻子，還有他們生育的孩子組成。雖然這幅畫面似乎自古未變，但實際上，此前它從未存在過。在20世紀之前，家庭的規模遠為龐大，流動性也更大。一對年輕夫婦興許會跟父母住在一起，除非他們自立門戶，或是家裡擠得已經無法忍受。由於死亡率太高，孩子就算沒了父母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寡婦鰥夫會再婚，同一個家庭裡往往有好些異父或異母的兄弟姐妹。孩子們可能會被送去與叔叔、阿姨，或者任何看上去最合適（甚或最不差）的親戚一起生活。家庭的形式多種多樣。如果維多利亞時代就有電視，熱門節目恐怕會是《脫線家族》。

只有到了戰後，隨著富裕程度的提高，現代醫學及先進公共衛生理唸的到來，一對夫婦才能合理地期待自己婚後很快就能獨立居住，家長才能合理地期待自己能活到七八十歲，自己生下的孩子幾乎肯定也能活到同樣的年紀。基督教和家庭傳統，歷來譴責非婚生子及離婚，大力推動早婚與大家庭，這是馴服年輕人尤其是年輕男性最可靠的途徑。眾所周知的「嬰兒潮」，在將核心家庭塑造為社會和道德錨點方面，可以算是一項實驗。《小英雄》對人人都理應嚮往的郊區核心中產階級家庭模式，做了理想化的描述。而社會對嬰兒潮實驗及其伴隨宣傳攻勢的對立反應，我們叫作「60年代」。在政策和生育率方面，加拿大與歐洲跟美國並駕齊驅，儘管西德的嬰兒潮稍後才開始（它花了10年時間方重建國家，見證經濟奇蹟扎穩腳跟）。在整個發達世界，20世紀40年代後期和整個50年代，母親們都生了更多的孩子，直到60年代生育曲線才開始下滑，回到戰爭爆發之初的替代率上下。

最好還是把嬰兒潮視為異常現象。伴隨和平時代到來的富裕和繁榮，產生了一股曇花一現的短暫趨勢，只維持了一代人，隨後歷史趨勢就重佔上風。嬰兒潮是一種意外，而且它顯然無法解釋20世紀下半葉標誌性的全球人口大規模增長。為此，我們必須到其他地方找找線索。

從19世紀到20世紀初，歐洲和北美的發達國家經歷了第二階段，生育率仍然很高，但死亡率開始下降。而隨著兩次世界大戰導致的帝國旗幟紛紛倒下，疆域版圖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劃，地球的其餘地區幾乎是同時經歷了上述趨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作為殖民大國，也作為戰爭的勝利者，同盟國一方統治了地球。隨著勝利的到來，同盟國也開始反思：盟軍怎麼能一方面為自由而戰，另一方面又壓迫著數千萬的殖民地百姓呢？隨著勝利的到來，聯合國應運而生：該組織由戰勝國建立，代表地球上所有國家，其任務是改善貧困、維護和平。事實證明，從維護和平的角度看，聯合國力有未逮，但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它確實成功地通過下屬的多家機構（世界衛生組織、世界糧食計劃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等），將食物以及西方醫學及公共衛生的基礎帶到了地球最貧困的地區。前殖民國家或其他只是想做些善事的發達國家，也提供了直接的援助，後來的發達國家主要通過讓本國企業提供援助，實現進入當地市場提供產品和服務。大量的此類援助，因為腐敗或規劃糟糕而被白白地浪費了。在一些地方，尤其是非洲，後殖民時代的生活反而變糟糕了。但在世界大部分地區，年復一年，情況在逐漸好轉。

黃熱病、登革熱、瘧疾、埃博拉……在治療手段的提升、疫苗接種的及時和公共衛生的改善（如清潔飲用水和汙水處理）的共同作用下，外援和本國經濟的發展聯手抵擋了疾病的禍害。多虧了綠色革命（我們將在下一章展開討論），營養的改善也為對抗疾病出了力。放眼整個地球，現在就連最貧苦的窮人也能活得更長了。在頻繁遭受饑荒和內戰破壞的衣索比亞，預期壽命從1950年的34歲提升到2009年的59歲；在西半球最貧窮的國家海地，同期預期壽命從38歲提升到61歲。總體而言，自1900年以來，全球平均預期壽命翻了一番，達到70歲。儘管發展中國家的預期壽命有所延長，生育率仍然很高，全球人口大幅增長：從1800年左右的10億左右，到1927年前後達到20億，到1959年達到30億，1974年達到40億，1987年達到50億，到千禧年達到60億，今天更是進入了70億。

從整體上看，外援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件幸事。如今，全球範圍內，外國援助的總額達到每年約1500億美元，其中1/5來自美國。這些資金真的能提供幫助；近年來，由於捐贈國吸取了過去的經驗教訓，外國援助在保護孕產婦健康方面做得尤為出色。我們將在後面的章節中看到，印度和中國的經濟增長也有助於減少全球貧困，延長人的預期壽命。

發展中國家處於人口增長第二階段（預期壽命延長，生育率仍居高不下）的數十年，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人口爆炸的原因所在。但再看看前面那些全球人口數字。地球用了125年的時間，人口從10億翻倍成為20億，但只用了30年就達到30億，又過了15年達到40億，從40億到50億僅用了13年，又用了13年達到60億，進入70億所用時間也差不多是十來年，所以，我們還需要差不多13年時間才能達到80億。

增長速度已經趨於穩定，並開始放緩。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它會變得更慢，停止，然後下跌。這是因為，大量發展中國家已進入人口增長第三階段：死亡率下降，出生率也在下降。還有一些發展中國家進入了近乎完美的第四階段：出生率保持穩定，預期壽命延長。真正令人驚訝的地方在於，大多數發達社會和許多發展中國家邁入了一個新階段。

請記住導致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城市化。它消除了年輕人從事農業勞動的需求，讓孩子變成了經濟債務，賦予了女性權力，而一旦女性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身體，必定會選擇少生孩子。在19世紀和20世紀，上述因素在發達國家扎穩了腳跟。但如今，這些力量也對發展中社會產生了作用。2007年，聯合國宣佈，5月23日這一天，人類歷史上頭一次城市人口多於了農村人口。（聯合國就是喜歡隨意挑選一個象徵性的日期。）城市化和婦女獲得權力，對發展中國家產生的影響與發達國家相同，只不過，一切的進展都要快得多。在整個地球，出生率都在暴跌。這種暴跌意味著一切。這種暴跌是聯合國預測錯誤的原因所在。這種暴跌將說明，為什麼世界變得越來越小，而且進展的速度比大多數人想象中的要快得多。

[1]1618~1648年，由神聖羅馬帝國的內戰演變成的一次大規模的歐洲國家混戰，戰爭以交戰各方簽訂《威斯特伐利亞合約》而告結束。——編者注

[2]阿片，罌粟植物果實提取物，俗稱鴉片，藥理學上一般稱之為阿片。——譯者注

[3]在這部劇集裡，克利弗夫婦只生了兩個兒子。——譯者注

[4]thebradybunch，這是20世紀70年代的一部美國情景喜劇，劇情圍繞一個有6個孩子的大型混合家庭展開。——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