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財富的適當定義是什麼——法國經濟學家認為所有制造業者都是非生產性勞動者，他們依據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工匠和製造業者的勞動雖然對國家來說不是生產性的，但對個人來說卻完全是生產性的——普賴斯博士的著作中有一段值得注意的話——普賴斯博士錯誤地認為，美國的幸福狀態和人口的迅速增長，主要是其特有的文明狀態造就的——拒不承認社會改良道路上的困難毫無益處。

這裡自然會存在這樣一個問題：土地和勞動年產量的交換價值，是不是一國財富的適當定義，或者是否應按照法國經濟學家的觀點，把一國的財富更精確地定義為土地總產量的價值。的確，根據法國經濟學家的定義，財富的每一次使用都會增加供養勞動者的基金，從而總是有助於改善窮苦勞動者的生活境況，而根據亞當·斯密博士的定義，財富的增加卻不一定會產生這種作用。然而，並不能由此而推論說，亞當·斯密博士的定義是不正確的。從許多方面來說，一國人民的衣服和住房不被視為收入，是不合適的。與一國所需的糧食相比，這類東西確實是微不足道而沒有多大價值的，可是它們仍應當被看作是國家收入的一部分，所以我不同意亞當·斯密的地方僅僅是：他似乎認為，一國收入或資本的每一次增加都會增加供養勞動的基金，從而總是會對改善窮人的生活境況有所幫助。

富國生產的細絲、棉布、花邊和其他用於裝飾的奢侈品，會大大有助於增加該國年產品的交換價值，但對於增加社會的幸福總量卻影響甚微，因而在我看來，我們估價不同種類勞動的生產性和非生產性時，應從產品的實際效用著眼。法國經濟學家認為，用於製造業的全部勞動都是非生產性的。把製造業勞動同土地勞動相比較，我完全傾向於同意法國經濟學家的觀點，但我持這種觀點的理由卻與他們提供的理由不盡相同。他們認為，用於土地的勞動之所以是生產性的，是因為土地產品在向勞動者和農場主支付全部報酬後，還能向地主支付純地租，而用於生產花邊的勞動之所以是非生產性的，是因為花邊僅僅能補償工人消費的生活品和僱主墊付的資本，卻無法提供一點純地租。但假設花邊具有很大的價值，以致在向工人和僱主支付全部報酬後，仍能向第三者提供一種純地租；在我看來，即便如此，和用於土地的勞動相比，用於生產花邊的勞動也仍然是非生產性的。雖然根據法國經濟學家的推理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僱用來製造花邊的人似乎是生產性勞動者，但是根據他們對一國財富所下的定義，卻不應把這樣的人看作是生產性勞動者。他不僅沒有為土地總產品增添任何東西，反而消耗了一部分土地總產品，而只留下了少許花邊作為回報；他出售花邊換得的食物可以是他製作花邊時消費的食物的三倍，從而製作花邊的勞動對於他自己來說是生產性很高的一種勞動，然而卻不能認為他通過這種勞動增加了國家的財富。所以，某種產品在支付了生產費用後所能提供的純地租，似乎不能被當作判斷某種勞動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是生產性的還是非生產性的惟一標準。

有20萬人生產一些僅僅有助於滿足少數富人的虛榮心的製造品，假如現在改而僱用這20萬人開墾荒地，則僅能生產出他們所消費的食物的一半；那麼，對於國家來說，他們現在也是具有更高生產性的勞動者，儘管他們的勞動非但不能向第三者提供地租，而且生產出來的食物僅能補償所消費的食物的一半。在前一種個人假設中，他們消費一定數量的食物而生產出一些絲綢和花邊。在後一種情況下，他們消費同樣數量的食物而生產出可供10萬人分享的食物。這兩種產品究竟哪一種真正對國家更為有利，是不言而喻的。我認為，與其用財富養活20萬人製作絲綢和花邊，還不如養活他們來生產更多的食物。

用於土地的資本對於使用資本的個人來說也許是非生產性的，但對於整個社會來說卻具有高度的生產性。與此相反，用於工商業的資本對於個人來說也許是高度生產性的，但對於整個社會來說可能完全是非生產性的；正是基於此，我才把相對於農業勞動而言的製造業的勞動稱作非生產性勞動。的確，我們在看到工商業能夠積聚鉅額財富和許多商人過著非常富裕的生活時，便不會同意法國經濟學家的說法，按照他們的說法，製造業者只有依靠節衣縮食才能發財致富。其實，在許多行業，利潤大得足以向第三者提供純地租，但由於根本不存在第三者，由於全部利潤都集中在製造商或商人手中，因而他們似乎不必節衣縮食就可以發財致富，所以我們經常看到一些並非以節儉著稱的人通過經營工商企業發了大財。

經驗告訴我們，用於工商業的勞動對於個人來說是高度生產性的，但對於國家來說卻肯定不具有相同程度的生產性。食物的每次增加都會促進整個社會的直接利益的增進。但得自商業的財富卻只是以間接的、不確定的方式有助於增進整個社會的利益，在某些方面甚至具有相反的傾向。目前國內貿易是各國最重要的商業活動。但是中國沒有對外貿易，卻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因而我們暫且可以不考慮對外貿易而得出這樣的結論：通過精巧的製造業而從原有食物總量中獲取雙份食物的人，肯定沒有通過自己的勞動為原有食物總量增添一份食物的人對國家有用。絲綢、花邊、裝飾物以及昂貴的傢俱等消費品，毫無疑問應屬於社會收入的一部分，但僅僅是富人的收入，而不能算作整個社會的收入，所以不能認為這部分收入的增加具有和糧食增長同等的重要性，因為只有糧食才是廣大民眾的主要收入。

按照亞當·斯密的財富定義（而不是按照法國經濟學家所下的定義），對外貿易可以增加一國的財富。對外貿易的主要用處，以及人們一般如此高度重視對外貿易的原因，是它可以大大增強一國的對外力量，大大增加一國對其他國家勞動的支配權；但仔細考察一下就不難發現，對外貿易幾乎無助於增加國內供養勞動者的基金，因而幾乎無助於增進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幸福。從財富增長的自然順序來說，製造業和對外貿易的發展應在農業的高度繁榮之後。在歐洲，事物的這一自然順序被顛倒了過來，土地的耕種要仰仗製造業的過剩資本，而製造業的興起並非依賴於農業資本的過剩。城市中的工業受到了較多的鼓勵，工匠的勞動由此而得到了比農業勞動要高的報酬，這也許正是歐洲為什麼有那麼多土地未得到耕種的原因。假如整個歐洲奉行另外一種政策，歐洲的人口肯定會比現在多得多，但卻不會因人口較多而陷入困境。

人口增長會造成困境，這是個很吸引人的問題。在我看來，需對這個問題作詳盡而深入的討論，但這遠非是我所能做到的。在撇開這一問題之前，不能不議論一下普賴斯博士在其著作中說的一段非常離奇的話。他列出了一些表格來說明城市和鄉村人壽的機率，接著便說：「通過這種比較可以清楚看到，一些人把大城市稱作人類的墓地，是非常符合實際情況的。同時也肯定使所有善於思考的人相信了我們在上一卷第四篇論文的最後所作的結論，即把人類的各種疾病看作是大自然的本意，嚴格說來是不合適的。一般說來，人類的各種疾病無疑都是自己造成的。假如有這樣一個國家，其居民都過著完全順應自然而合乎道德的生活，那麼肯定地說，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會享盡其天年，不會體驗到痛苦和疾病，死亡僅僅是逐漸而不可避免的衰老的結果，會像睡眠那樣降臨到他們的身上。」可我只能遺憾地說，根據普賴斯博士在其兩大卷著作中所列舉的事實，我只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在閱讀普賴斯博士的著作以前，我在一段時間內便意識到，人口和食物增長的比率不同，因而我朦朧地感到，只有藉助於某種苦難和罪惡的力量才能使這兩者保持平衡，而仔細讀了普賴斯博士的兩卷本《關於卹金賠付的意見》後，上述朦朧的意識立即形成了一種信念。他列舉了大量事實證明，人口若不受抑制會極其迅速地增長，並舉出了眾多證據說明，大自然的一般規律會怎樣抑制人口過剩，在做了所有這一切之後，他竟寫下了前面所引的那一段話，這簡直令人不可思議。他極力提倡早婚，認為這是防止人們道德敗壞的最好方法。他不像葛德文先生那樣幻想兩性間的情慾會消失，也不同意能用孔多塞先生暗示的方法逃避困境。他常常說不應阻礙大自然的增殖力發揮作用。然而，儘管他有以上種種想法，儘管他本應得出以下明顯的推論：人口若不受到抑制，會以無比快的速度增長，以致即使人類作出最有效的努力，地球也無力生產出足以供養人類的食物。但是，他卻沒有得出這一推論，我吃驚的程度猶如他否定了歐幾里得的一個最明白的命題。

普賴斯博士在談到文明的不同階段時說：「最初的、質樸的文明階段，最能促進人口的增加，最有助於增進人類的幸福。」接著他以美洲殖民地為例，認為這些殖民地當時就處於他所謂的最初的、最幸福的狀態，認為它們非常明顯地反映了不同的文明狀態對人口所產生的影響。但是，普賴斯似乎沒有意識到，美國人的幸福與其說取決於其特有的文明狀態，還不如說取決於其作為新殖民地的特有狀況，即取決於其擁有大量未經開墾的肥沃土地。在挪威、丹麥、瑞典或我國的某些地區，三四百年以前的文明程度和現在美國的文明程度沒有區別，但幸福程度和人口的增長速度卻大不相同。他引述了亨利八世頒佈的一項法令，抱怨耕地荒蕪，食物價格上漲，「大批人因此而無力養家餬口」。毫無疑問，美國較高程度的公民自由對工業和人口的增長，以及人民的幸福起到過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公民自由無論能產生多麼強大的影響，也無法創造出新土地。現在獨立了的美國人民，或許要比他們受英國統治時享有更大程度的公民自由，但我們卻可以毫不含糊地說，美國的人口決不會因此而長久地迅速增長下去。

瞭解二十年前美國下層階級人民幸福狀態的人，當然希望他們能夠永遠處於那一狀態，而且他們也許認為，只要製造品和奢侈品不被引入就能做到這一點，但他的這種原望就和女人不曬太陽不吹風就可以永葆青春的想法一樣荒唐。管理良好的新殖民地的狀況，猶如人的青春，任何人為的努力也不能使其長駐。誠然，無論動物機體還是政治機體，都可以採用許多種處理方法來加速或延緩衰老的來臨，但是，若想發明一種方法來使它們永遠年輕，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或許可以說，歐洲由於更多地鼓勵工業而歧視農業，已使自己未老先衰。改變這種政策也許會給每個國家注入新的生命力和新的活力。長子繼承法和歐洲的其它習俗，造成了土地具有壟斷價格，在這種情況下，向土地投資決不會給個人帶來多大利益，因而土地也就難以得到適當的耕種。儘管每一個文明國家都必然存在分立的所有者階級和勞動者階級，但較為平均地分配財產總是帶來永久性利益。所有者的人數愈多，勞動者的人數必然愈少，必然會有更多的社會成員處於擁有財產的幸福狀態，必然會有更少的社會成員處於只擁有勞動這一種財產的不幸狀態。但是，方向最正確的努力，雖說可以緩解匱乏的壓力，卻決不會消除匱乏的壓力。人們只要瞭解人類在地球上的真正處境，瞭解大自然的一般規律，就很難相信最卓越的努力會使人類處於普賴斯博士所說的那種狀態，即：「絕大多數人都能盡享其天年，不知道痛苦和疾病為何物，死亡僅僅是不可避免的衰老的結果，會像睡眠那樣降臨到他們頭上。」

毫無疑問，想到大規模改良社會必然會遇到巨大障礙，而這種障礙又是無法克服的，確實令人心灰意冷。人口的增長總會顯示出超過生活資料的增長的趨勢，這是生氣勃勃的大自然表現出來的一條一般規律。不過，儘管認識到這種困難會使那些令人欽佩地想完善人類的人感到沮喪，然而很顯然，盡力掩飾這種困難或盡力不想這種困難，也是無濟於事的。相反，若因為事實真相令人不快，就怯懦地不敢正視現實，則會帶來最大的災禍。儘管存在上述巨大障礙，仍有大量事情需要人類去做，這激勵著我們作出不懈的努力。但是，在作這種努力時，若對我們將遇到的困難的性質、範圍和大小沒有全面而確切的瞭解，若愚蠢地力圖實現一種可望不可及的目標，那我們不僅將徒勞無益地耗盡力氣，始終無法接近想要達到的山頂，而且還會被山頂滾下的巨石碾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