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博士認為，社會收入或社會資本的每一次增加都會導致供養勞動者的基金增加，這種觀點也許是錯誤的——在某些情況下，財富的增加絲毫無助於改善窮苦勞動者的境況——英國財富的增加，並未相應增加供養勞動者的基金——在中國，即使製造業使財富增加，窮人的境況也並未得到改善。

據亞當·斯密博士公開宣稱，他是為研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而寫《國富論》的。不過，與此同時，他間或還進行了另一種也許更為有趣的研究，我指的是他有時還研究影響國民幸福或下層階級幸福與安樂的種種因素，下層階級無論在哪一個國家，都是人數最為眾多的階級。這兩個問題無疑是緊密相關的，一般說來，有助於增加一國財富的因素，也有助於增加下層階級的幸福。但是，亞當·斯密博士也許把這兩者的關係設想得過於緊密了；至少他沒有注意到另外一些情況，即有時社會財富（就他給財富下的定義而言）的增加，絲毫不能增加勞動階級的幸福。我並不想從哲學角度考察構成人類幸福的各種要素，而只想考察其中兩個大家公認的要素，即健康和對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支配權。

窮苦勞動者的安樂由供養勞動的基金的增加決定，並完全與這種基金的增加速度成比例，這一點幾乎是沒有什麼疑問的，或者說是毫無疑問的。這種增加引起的對勞動的需求，會在市場上引起競爭，從而必然提高勞動的價值。在生育扶養出所需的追加工人之前，供養勞動者的基金增加了，而分享這種基金的人數卻保持不變，因而每個勞動者的生活將較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亞當·斯密博士認為，社會收入或社會資本的每一次增加都會引起供養勞動者的基金增加，這種觀點也許是錯誤的。固然，這種剩餘資本或收入，總是會被佔有這種剩餘的人看作是追加的基金，可用來供養更多的勞動者；但是，除非增加的全部資本或至少其中的絕大部分，能轉變為在數量上與此成比例的食物，否則，增加的收入就不會成為可用以供養追加勞動者的真正有效的基金。而如果收入的增加僅僅是由勞動產品的增加造成的，不是土地產品的增加造成的，增加的收入就不會轉變為食物。在這種情況下，社會資本所能僱用的工人人數與土地所能供養的工人人數然就是不同的。

且舉一個例子來闡明我的意思。根據亞當·斯密博士給國民財富所下的定義，一國的財富是由該國的土地年產品和勞動年產品構成的。顯而易見，根據這一定義，財富不僅包括土地產品，而且還包括製造品。現假設某一國家在一段時間內把每年節省的年收入僅僅新增入製造業資本中，而不增加用於土地的資本，那麼很顯然，根據上述定義，雖然該國也會變得更富，但它沒有能力養活更多的勞動者，因而供養勞動者的實際基金也絲毫沒有增加。儘管如此，每個製造業者卻有能力，或至少自認為有能力擴充其原有的營業資本，或增添新業務，因此而引發的勞動需求必然會提高勞動的價格，但是，如果該國食物的年儲存量沒有增加的話，勞動價格的上漲很快就會變成僅僅是名義上漲，因為食物的價格必然也會隨之上漲。誠然，對製造業勞動者的需求增加，會誘使許多人脫離農業，從而會減少土地的年產品，但是，我們假設，農具的改進將完全抵消這種結果，從而食物產量將保持不變。當然製造業使用的機器也會得到改進，這一因素，加上製造業僱用的工人增加，會使該國勞動的年產品總體上大大增加。因而，根據上述亞當·斯密給財富下的定義，該國的財富每年會不斷增長，而且還能保持很快的增長的速度。

問題是，由此而增加的財富對改善窮苦勞動者的生活境況是否有幫助。一個不言自明的命題是，在食物存量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勞動價格的普遍提高，只能是名義上的提高，因為食物價格必然也會很快隨之相應提高。所以，我們所假設的勞動價格的提高，將幾乎不會或根本不會使窮苦勞動者獲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在這方面，他們的處境將幾乎和過去沒有什麼區別。而在另一方面，他們的處境會更糟。更多的窮苦勞動者將投入到製造業中工作，因而農業部門的勞動者將減少。我認為，大家都會承認，職業的這種變換對於身體的健康極為不利，而健康對於人類的幸福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此外，由於人的愛好變化無常，由於戰爭的爆發或其它原因，製造業勞動同農業勞動相比更加不穩定。有人或許會說，我所假設的這種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食物價格一旦上漲，一部分增加的資本會立即流入農業部門。但這是極其緩慢的，因為勞動價格的上漲先於糧食價格，這會阻礙土地產品價值的上漲對農業產生有利的影響。

另一些人或許會說，該國資本的增加會使國有能力進口足夠的糧食來供養它僱用的人。像荷蘭那樣的小國，若擁有強大的海軍，內陸交通運輸發達，確實可以進口和銷售大量的食物；但是在這些方面條件較差的大國只有在食物價格非常高的情況下，進口和銷售食物才能有利可圖。

也許從未出現過與我的假設完全相符的情形，但我確信，不用費很大力氣便可發現與其相類似的情形。實際上我認為，革命以來的英國就可以作為我的論點的一個非常明顯的例證。

我國的商業，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在上個世紀有了很快發展。我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品在歐洲市場上的交換價值，當然也有很大提高。但仔細考察一下就會發現，提高的主要是勞動產品的價值而不是土地產品的價值，因而，雖然我國的財富迅速增加，但供養勞動者的實際基金卻增加得很慢，結果是不言自明的。我國財富的不斷增加幾乎沒有或絲毫沒有使窮苦勞動者的生活境況得以改善。我認為，他們擁有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並不比過去多，卻有比革命時期多幾倍的窮苦勞動者在製造業中幹活兒，擁擠在不通風的、對身體有害的工作間裡。

普賴斯博士認為，英國的人口自革命以來在不斷減少，假如我們相信他的這種說法，那麼很顯然，在其它了方面的財富增加時，供養勞動者的實際基金卻在不斷減少。因為在我看來，一條一般性規律是，如果供養勞動者的實際基金有所增加，也就是說，如果不僅資本可以僱用更多的勞動者，而且土地也可以養活更多的勞動者，那麼很快就會生養出較多的勞動者，即便發生普賴斯博士所列舉的那一場場戰爭也不會有太大影響。所以，如果某一國人口處於停滯狀態或不斷減少，我們就可以很肯定地說，不論其製造業方面的財富有多大增長，其供養勞動者的實際基金並沒有增加。

英國的人口自革命以來在不斷減少，這簡直讓人難以置信，可是所有證據都證明，英國的人口即使有所增加，也是極為緩慢的。在這一問題引起的論戰中，普賴斯博士當然要比其對手對這一問題的瞭解更全面，更精確。僅僅由這場論戰來判斷，我認為應該說，普賴斯博士的觀點要比霍萊特博士的觀點更真實。事實真相也許在這兩種主張之間。我們認為，自革命以來人口的增長同財富的增長相比一直是很緩慢的。

很少有人會相信，在過去的一百年中，土地產品在不斷減少，或處於絕對靜止狀態。圈佔公有地和荒地確實促進了我國食物的增加，但一直有人相信，圈佔公有田地常常會產生反作用，以前穀物產量較高的大片土地，轉變成牧場後，僱用的人手比圈佔前減少了，養活的人口也比以前少了。一條公認的真理是，在肥沃程度相等的情況下，一塊土地用於放牧所能生產出來的人類生活資料，比它用於種植穀物所能生產出來的人類生活資料要少，假如能確定無疑地說，由於對上等鮮肉的需求不斷增加，引起其價格不斷上漲，所以每年有更多的良田用於放牧，那就可以肯定，由此而導致的人類生活資料的減少，或許已抵消了圈佔荒地和農業的一般改良所帶來的收益。

當前鮮肉價格高昂，並非是由於鮮肉稀少，同樣以前鮮肉價格低廉並非是由於鮮肉充足，這是毋須贅言的。價格今昔不同，是因為牲畜今昔上市所需的費用不同。不過，一百年前我國家畜的數量也許比現在還多，但毫無疑問，現在上市的優質肉的數量要多於以往任何時候。過去鮮肉價格低廉時，家畜主要是在荒地上飼養的；除了供應某些大市場的肉外，家畜也許還沒有上膘就被屠宰了。如今在一些邊遠的郡出售的小牛肉，價格很低，但與在倫敦購買的小牛肉相比，除了名稱相同外，別無相同之處。從前，鮮肉的價格不夠補償在荒地上飼養家畜的費用，更不用說補償在可耕地上飼養家畜的費用了，現在的價格則不僅能使在很好的土地上使家畜增膘的費用得到補償，甚至能補償在高產田地上飼養家畜的費用。不同時期屠宰的相同數量的家畜，甚至相同重量的家畜，消費（恕我使用這樣的表達方法）的食物數量卻是大不相同的。用法國經濟學家的話來說，一頭膘肥體壯的家畜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個非生產性勞動者，所謂非生產性勞動者就是不為其所消耗的原料增添任何價值的人。與我國土地的一般肥沃程度相比，當前我國飼養家畜的方法較之過去的飼養方法更嚴重地減少食物數量。

我的意思決不是說，以前的飼養方法能夠或者應該繼續採用。鮮肉價格的提高，是農業全面進步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但我仍堅持認為，當前對優質鮮肉的大量需求，還有每年用以生產優質鮮肉的良田之多，當今眾多的馬匹用於娛樂，這些都是致使我國的糧食數量不能隨土地肥力的提高而增加的主要原因。我認為，在這些方面改變一下風俗將會對我國的糧食數量產生影響，進而還會影響到我國的人口數量。

大量肥沃的土地用於放牧，農具不斷得到改進，大農場日趨增加，特別是全國各地小農的數量不斷減少，這一切都表明，現在從事農業勞動的人很可能不如革命時期那樣多。因此，增加的人口肯定絕大多數都被吸收到製造業中了，而製造業是否需要更多的人物，僅僅是取決於時尚的變幻無常，例如過去人們喜歡絲綢，現在則喜歡鞋帶和暗釦。這些再加上行會和教區法對市場的限制，經常迫使成千上萬的人靠救濟為生。其實，濟貧稅的大幅度提高就能有力地證明，窮人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並未得到增加。就此而言，窮人的境況與其說得到了改善還不如說惡化了，此外，現在有比過去多得多的窮人在大製造廠內幹活兒，他們無論是在健康上還是在道德上都倍受摧殘，若考慮到以上兩點，就不得不承認，近年來財富的增長對增加窮苦勞動者的幸福沒有絲毫幫助。

一國資本或收入的每一次增長，並不意味著供養勞動者的實際基金的增長，因而也就不可能對窮人的境況產生有利的影響。把這一論點應用於中國，會得到很清楚的說明。

亞當·斯密博士指出，中國也許很久以前就已經富裕到了其法律和制度的性質所允許的程度，如果改進法律和制度，如果重視對外貿易，中國也許會更加富裕。但問題是，財富的這種增長是否會使供養勞動者的實際基金也增長，從而也能使中國的下層人民過較富裕的生活？

顯而易見，如果中國非常重視國內商業和對外貿易，則由於勞力充裕和勞動價格低廉，中國可以製造出大量產品以供出口。同樣明顯的是，由於其所需的食物數額巨大，由於其領土面積大得驚人，中國無論進口多少食物，其每年的食物總量也不會有明顯的增加。因此，中國主要會用其巨大數量的製造品與世界各國交換奢侈品。當前在食物生產方面，中國似乎未節省任何勞動。相對於資本所能僱用的勞力來說，中國的人口過於稠密了，勞力非常充裕，也就無需費力節省勞動。由此產生的結果也許是，土地在其能力所及的最高食物產量內產生。節省勞動力的方法雖然說也許會使農民能向市場供應一定數量價格較低的食物，但卻會減少而不是增加總產品，因而在農業中，節省勞動的方法在某些方面更應當看作是有利於私人，而不是對公眾有利。

中國若運用大量資本建立製造業來為出口製造產品，勢必要從農業中吸收大量勞力，致使上述狀態發生變化，於是在某種程度上就會減少國家的總產量。製造業對勞力需求的增加，必然會提高勞動的價格，但由於食物數量沒有增加，因而食物價格會以相同的幅度上漲，而如果食物數量實際減少，食物價格上漲的幅度甚至可能會超過勞動價格上漲的幅度。中國的財富顯然會增加，其土地年產品和勞動年產品的交換價值也會逐年提高，然而供養勞動者的實際基金卻將保持不變，甚或減少，因此，中國財富的增長與其說會改善窮人的生活境況，還不如說會使窮人的生活境況惡化。從所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適品的數量來說，窮人的狀況會和以前相同或者比以前更差；而且會有許多窮人脫離了有益於健康的農業勞動，改而在有損於健康的製造業中幹活兒。

上述論點應用於中國之所以會顯得更加清晰明瞭，是因為中國的財富長期以來一直處於停滯狀態，這早已取得了大家的共識。就任何其他國家來說，若任取兩個時期作對比，哪個時期財富的增長較快，總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而根據亞當·斯密博士的觀點，窮人的生活境況正是由財富的增長速度決定的。不過顯而易見，兩個國家的年土地產品和勞動產品的交換價值是可以按完全相同的速度增加的，然而如果一國以農業為主，另一國主要從事製造業，那麼供養勞動的基金，從而財富增長在這兩個國家所發生的效用，將會是迥然不同的。在主要從事農業的國家，窮人會過上很富裕的生活，人口能夠迅速增長。在主要從事商業的國家，窮人得到的利益相對來說則少得可憐，因而人口的增長也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