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過於完美，有時反倒阻礙改進，而不是促進改進——葛德文先生有關貪慾與浪費的論述——不可能把社會的必要勞動適當地分配給每一個人承擔——嘲笑勞動在當前會產生惡，將來也不會帶來善——農業勞動總量的增加，對勞動者來說永遠都是好事。

在《詢問者》一書的序言中，葛德文先生的一些言詞似乎暗示，自從他撰寫《政治正義論》以來，他的觀點已有所轉變。《政治正義論》是他多年以前的作品，因而我不免想，我所一直不能苟同的那些觀點，大概葛德文先生自己也看出有必要加以修正了。不過我認為，在《詢問者》一書的某些文章裡，葛德文先生的獨特思維方式和以前一樣刺眼。

常有人說，雖然不能期望任何事情都達到盡善盡美的狀態，但在眼前豎立起一個盡善盡美的模式，總是有益無害的。這種觀點表面看來似乎有道理，但實際上卻遠非如此。我甚至懷疑它是否適用於一個很可能會出現的最明顯例證。年輕畫家臨摹完全畫好的畫兒，是否能像臨摹線條較清晰、塗色方法較易辨識的畫兒收穫那麼大，對此我表示懷疑，但是，如果我們所追求的完美模式不同並優於自然存在的模式，我們肯定會朝這種完美模式有所邁進，不過，由於我們的雙眼盯著這個無比完美的模式，我們在其他方面的進步很可能會因此而受到阻礙。一種具有高度智慧而無需吃飯、無需睡覺的生物，肯定要比人類完美得多，但人類倘若要模仿這種生物，不僅無論如何也模仿不來，而且還會由於盡力模仿不能仿效的事物，而對其力圖改善的那點理智造成損害。

葛德文先生所描述的那種社會形態和社會結構，從本質上說有別於世界上迄今所流行的任何社會形態，就像不吃、不睡的生物從本質上說不同於人類那樣。即使我們改進當前的社會形態，我們也絲毫不會趨近於葛德文先生描述的那種社會狀態，這就好比兩個人平行前進，永遠不會走到一起那樣。所以問題是，假如我們把這樣的社會當作「北斗星」，那麼最後究竟是會促進還是會阻礙人類的不斷完善？在我看來，葛德文先生在其《詢問者》一書論述貪慾與浪費的那篇文章中已得出了於其觀點不利的結論。

亞當·斯密博士非常正確地指出，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都會由於節儉而變富，由於浪費而變窮，因而每個節儉者都可視為其國家的朋友，每個揮霍者則是其國家的敵人。他給出的理由是：節省的收入總是會用來增加資本，因而這部分收入不會再投入供養非生產性勞動，而會用於供養生產性勞動，即用於生產有價值的商品。顯而易見，沒有比這再正確的解釋了。乍一看，葛德文先生在其文章中討論的問題與這有點相似，但實質上卻有天壤之別。他認為，浪費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不必贅述，應該加以比較的是貪財者和花錢者。葛德文先生所謂的貪財者同亞當·斯密博士所說的節儉者相比，至少就他們對國家繁榮的影響來說，是迥然不同的。節儉者把收入節省下來，增加資本，是為了賺更多錢，因而他或者親自運用這種資本來維持生產性勞動，或者借給他人用以維持生產性勞動。他由此而使國家受益，因為他增加了國家的總資本，因為財富當作資本使用要比當作收入使用，能調動更多的勞動，而且調動的勞動也更有價值。可是葛德文先生所說的貪財者卻把財富鎖在櫃子中，無論是生產性勞動還是非生產性勞動，都不能調動。這種區別是本質上的區別，因此如果亞當·斯密博士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麼葛德文先生在其文章中提出的觀點就顯然是錯誤的。葛德文先生肯定也會想到，把供養勞動的錢鎖起來，會帶來某些危害。所以，他能夠削弱這種反對論點的惟一方法，便是對照比較這兩種人，看哪一種人能使人為平等的幸福狀態儘快到來，在葛德文先生看來，我們的兩眼應時刻盯著這種平等狀態，視其為我們的北斗星。

我想，我在前面已經證明，這樣一種社會狀態完全是空中閣樓。那麼，在政治領域的茫茫大海中，把它當作我們的嚮導，當作我們的「北斗星」，究竟會帶來怎樣的結果呢？理性會告訴我們，往往最後得到的，僅僅是愈刮愈大的逆風，無窮無盡而又毫無結果的苦役，船隻經常失事，災難一個接著一個。實際上我們非但絲毫不會趨近於那種完善的社會形態，而且還會因為白白浪費精力與體力總是遭遇失敗，甚至還會一而再、再而三地遇難，顯然我們反倒會阻礙那種實際上可以施行的社會改良。

顯而易見，按照葛德文先生的理論建立起來的社會，在無法逃避的自然法則的作用下，必將分裂為所有者階級和勞動者階級，仁愛取代自愛成為社會的推動力，非但不會帶來有益的結果，反而會使人對這一漂亮字眼感到失望，而且還會使整個社會所感受到現在只是一部分人感受到的困苦。天才人物的全部卓越努力，人類心靈的所有美好而細膩的情感，實際上，文明狀態區別於野蠻狀態的一切東西，有哪一樣不是人賴於現行的財產製度，有哪一樣不是脫離了表面狹隘的自愛心呢？現行的財產製度和自愛心是人類得以攀登到目前這一高度的梯子。文明人的本性尚未發生足夠大的變化，使我們能保證他現在或將來可以拋開這個梯子而不至於摔下來。

如果在超越了野蠻狀態的每一個社會，都必然存在著所有者階級和勞動者階級，那麼很顯然，由於勞動是勞動者階級惟一的財產，因而凡是可能降低這種財產價值的事物，必然也就趨於減少勞動者階級擁有的財產。窮人謀生的惟一方法是運用自己的體力。體力是窮人能用以換取生活必需品的惟一商品。因而很顯然，縮小這種商品的市場，減少對勞動的需求，降低窮人擁有的這一財產的價值，必然會使窮人受害。

葛德文先生也許會說，整個交換制度是骯髒卑劣的。如果想要從根本上解救窮人，就應親自分擔窮人的勞動，把自己的錢分給窮人而不求相應的回報。對此，我們可以回答說，即使能夠勸說富人採取這種方式幫助窮人，其作用也是微不足道的。富人雖然自以為很了不起，但其人數相對於窮人來說卻很少，因而分擔他們的勞動只能為他們解除很小的一部分負擔。假設所有生產奢侈品的人轉而生產必需品，假設這種必要勞動可以適當分配給每一個承擔，那麼每個人承擔的勞動確實會比現在輕；然而，這種分擔勞動的方法固然很好，可我想象不出根據何種切實可行的原理能做到這一點。前文已證明，仁愛精神，在葛德文先生所描述的那種嚴格而無私的正義的指引下，若發揚光大的話，將會導致整個人類陷入貧困與苦難的深淵。讓我們來推想一下，如果所有者為自己保留一份適當的財產後把其餘財產分給窮人而不要求他們用做工來回報，那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且不說廣泛採用這種作法在當前的社會狀態下帶來的懶惰與罪惡，會在多大程度上減少出產的土地產品，會誘使勞動者過何種奢侈的生活，這些都暫且不談，還有反對這種作法的另一個理由。

如前所述，由於人口原理的作用，缺穿少吃者將永遠存在，任何時候都無法使每一個人都吃飽穿暖。富人的剩餘也許能養活3個人，但可能有4個人想得到施捨，因而不得不從4個人中挑選3個人，由此而使被挑選上的人受到了眷顧，必然會感到受了別人很大的恩典，於是便產生了一種依附感。在這種情況下，富人會感覺到自己擁有權力，窮人則會領會到自己的依附性。這兩種印象對人類心靈的危害作用是眾所周知的。所以，雖然我完全贊成葛德文先生的觀點，認為艱苦的勞動是一種罪惡，但我仍覺得，艱苦的勞動同依附於他人相比，是一種較小的罪惡，不會使人類心靈墮落得那麼厲害，而且我所讀過的全部人類史都確切無誤地表明，讓一些人持久地握有權力是極其危險的。

在當前的情況下，特別是在有人需要勞動的時候，某人為我幹一天活給予我的恩惠，和我給予他的恩惠是同樣的。我擁有他需要的東西，他也擁有我需要的東西。我們可以友好地互相交換。窮人可以由此而可以感到自己的自立，可以抬起頭走路，同時僱主的心靈也不會被權力慾所玷汙。

三四百年前，相對於人口而言，英國勞動者的人數無疑要比現在少得多，依附性要比現在大得多，我們現在之所以能享有這麼大的公民自由，也許正是因為製造業建立後，窮人能夠用某種東西來換取大地主的食物，而不是依賴於大地主的施捨。即便是貿易和製造業的最大敵人（我並不認為自己是貿易和製造業最忠誠的朋友）也得承認，隨著貿易和製造業在英國的建立，它們也給公民帶來了自由。

以上所述沒有一點貶低仁愛之心的意思。仁愛之心是人類心靈中最高尚、最神聖的品質之一，也許是從自愛之心緩慢而逐漸發育產生出來的，隨後成為一項一般法則，其生而有之的作用是幫助克服其生身父母的自愛之心的種種毛病，緩和其乖僻，矯正其暴躁，撫平其皺紋；這似乎就是整個大自然的投影。也許沒有一項自然法則不會在某種程度上帶來罪惡，至少我認為是這樣。而與此同時我們也時常看到，大自然的某種慷慨贈予會以另一項一般法則的出現糾正前一種法則造成的不平等。

仁愛之心的作用實際上就是在某種程度上削減自愛之心帶來的惡，但不能因仁愛之心而摒棄自愛之心。如果人只有在完全弄清了自己的一種行為，是否比另一種行為更加有利於公共福利之後，才能有所行動，那麼最聰明的人也難免茫然不知所措，愚昧無知者則會一個大錯接著一個大錯地犯。

由此可見，葛德文先生並未提出任何切實可行的原理，據此可以將必要的農業勞動分配給全體勞動者階級來承擔，因此，他這樣泛泛地反對僱用窮人幹活兒，似乎是指望通過現在的大惡來追求未來可望而不可及的善。因為，如果誰僱用窮人，便會被看作是與窮人為敵，看作是壓迫窮人，如果因此而寧願要守財奴而不要花銷者，那麼，為了給社會謀利，現在的消費者就應轉變為守財奴。假設有10萬名僱主，每個僱主僱用10個人，如果他們把錢鎖入錢櫃，則顯而易見，將會有100萬各行各業的工人丟掉飯碗。即便是葛德文先生恐怕也不會否認，在當前的社會狀態下，這會引發巨大的災難，因而葛德文先生或許很難證明，這種守財行為要比消費行為更加有利於「使人類處於所應處的狀態」中。

但葛德文先生說，守財奴實際上並沒有囤積什麼，人們未能正確地理解這個問題，財富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當前有關財富的定義不適用於說明這一問題。他給財富下了一個非常正確的定義，說財富是人類勞動生產的商品，接著指出，守財奴既沒有把穀物鎖起來，也沒有把耕牛、衣服、房屋鎖起來，但他卻把生產這些東西的能力鎖起來了，這實際上同把這些東西鎖起來沒有區別。誠然，與同一時代的人會照樣使用和消費這些東西，就像他是個乞丐那樣，但是，如果他投資開墾更多的土地，飼養更多的耕牛，僱用更多的裁縫，建造更多的房屋，則與其同時代的人可以獲得更多的物品使用和消費。即使暫且假設，守財奴的作法不阻礙真正有用的東西的生產，也會出現這樣一個無法解答的問題，即：所有那些失業者將用什麼東西來換取社會生產的食物和衣服？

我完全同意葛德文先生的看法，現在世界上窮人付出的勞動大大超出實際需要的勞動數量，即使下層階級一致同意每天工作不超過六七個小時，人類幸福所必需的商品也照樣能被生產出來，數量絲毫不會比現在少。但我們卻很難想象有誰會遵守這種協議。在人口原理的作用下，有些人必然會比另一些人更貧窮。兒女多的人肯定想多幹兩小時活兒，以換取較多的生活資料。怎樣來阻止他們做這種交易呢？若訂立明確的規章來干涉，人類對自己勞動的支配權，那就是侵犯人類擁有的最為基本和最為神聖的財產。

所以，除非葛德文先生能提出某種切實可行的方案，這種方案可以使社會所需要的全部勞動得到平均分配，否則，他對勞動的詛咒，不引起人們的注意則已，一旦引起人們的注意，便必將引發更多的惡，而根本不會使我們趨近於那種人為平等的狀態。葛德文先生把這種人為的平等狀態視若「北斗星」，他認為，我們現在就應把它當作嚮導，以此決定人類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但我要說，航海家若以這樣的北斗星為嚮導，很可能會觸礁遇難。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特別是其下層階級，最能獲益地利用財富的方式，也許是改良土地，使本來不值得耕種的土地肥沃而多產。假如葛德文先生運用其雄辯的口才來向那些僱用窮人生產奢侈品的人描述僱用窮人改良土地的價值和效用，那麼每一個開明人士肯定都會為他歡呼。農業勞動需求的增加，必將有助於改善窮人的境況；如果增加的勞動用於改良土地，則窮人非但不會為八小時的報酬工作十小時，實際情況卻正好相反，勞動者以前養活一家老小需要幹八小時的活兒，現在只要幹六小時就行了。

生產奢侈品的勞動，雖然有助於分配全國的產品，不會以權力敗壞所有者的道德，不會因依附性降低勞動者的人格，但卻無助於改善窮人的境況。製造業勞動的大幅度增加，雖然比農業勞動需求的增加更加有助於提高勞動的價格，但是由於在這種情況下，全國的食物數量不可能相應增加，因而窮人得到的利益僅僅是暫時的，因為與勞動的價格相比，食物的價格必然會上漲。關於這一問題，我不能不談到亞當·斯密博士的《國富論》，假如我與這位政治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有分歧，那我實在不勝惶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