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不僅關乎國際事務，而且關乎國內事務。如果2008年的美國像50年前一樣「白」，那貝拉克·歐巴馬可能就不會成為總統。與約翰·麥凱恩獲得55%的白人選票相比，歐巴馬的相應得票率僅為43%。但在美國變得不再像「歐洲」，而白人因為選票更少而無法阻止他當選之際，歐巴馬贏得了絕大多數非白人選票。相反，美國2040年民族構成預測顯示，像唐納德·特朗普這種主張支援美國白領、藍領的候選人幾乎無法取勝，儘管美國的選舉團制度對較小的農村地區賦予了不成比例的權重，但這些地方往往是白人佔主導的州，比如白人佔90%左右的懷俄明州和北達科他州等。
2016年，那些將自己視為非拉丁裔白人的人，分別佔美國人口比例的60%和選民比例的71%。特朗普在2016年大選中佔據白人候選人的領先地位：58%自視為「白人」的選民投了他的票，而希拉里·克林頓的這一得票率僅為37%。由於白人群體仍佔多數，這讓特朗普順利入主白宮。但到21世紀中期，美國白人比例會降至總人口的50%以下，到時候，這些人的支援很可能不足以彌補特朗普在非白人群體中收穫的慘淡支援。與心目中的頭等大事為移民問題的美國人相比，那些首先看重不平等議題的美國人為特朗普投票的可能性更低，這也證明了對人口結構的迅速變化的擔憂是2016年美國大選的核心問題之一。
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境內，那些並不視自己為白種英國人的人，佔總人口的比例也從20世紀60年代的約2%升至90年代的約7%，2011年的時候則接近20%。一項針對個人在英國脫歐問題上會如何投票的預測表明，與脫歐最為緊密的是人們對移民的態度，僅次於對歐洲移民和英國主權喪失的擔憂。而對投票資料的分析表明，林肯郡的波士頓和斯塔福德郡的斯托克等地在2005—2015年的移民人口增長最多（但有趣的是，外國出生的人口比例最高的倫敦則並非如此），這些人最可能投票贊成脫歐，他們認為，在本地人口民族結構變化之際，身份議題對投票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而在法國，如果該國境內僅有數百或數千而非500萬穆斯林的話，那政府便不太可能走到立法反對布林基尼的地步。魁北克也很可能投票脫離加拿大，如果當地佔主導地位的天主教法語人口在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直保持極高生育率，那麼其生育率甚至會一度位居所有工業化社會最高之列。講法語的人口再多一些，就能扭轉1995年魁北克獨立公投的局面，當時反對獨立的一方僅有5.4萬張選票的優勢——僅佔一個百分點。
國內民族構成的變化不僅會對發達國家產生影響，也會影響選舉政治，還與內亂有關。人口在最近一些時期變得越發重要，尤其可能成為國內衝突的一個因素。人口絕對數量的變化及其隨時間的加速過程——人口旋風——是造成內亂的諸多原因之一。隨著出生率達到前所未有的高位和死亡率直線下降，結果就是人口快速增長，就像19世紀的英國一樣。事實上，那些經歷過出生率、死亡率如此變化的民族後來也迎來了人口增長，而且它們取得的成就遠高於19世紀的英國。由於社會、宗教文化不同或者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此類人口增長通常僅會對某個民族產生影響而不及其餘。顯而易見，不同民族和社會群體之間的人口多寡可能以史無前例的速度發生變化，這可能會對社會造成錯位效應或者使其迷失。
儘管民族構成的變化有時候會成為國際現象，但它往往表現在國內層面，因為多數國家都由少數族群構成，而很多少數族群又會表現出與主流群體明顯不同的人口學行為。浮現在人們腦海中的例子包括俄羅斯的車臣人、塞爾維亞的阿爾巴尼亞人（以前也喚作塞爾維亞人）和北愛爾蘭的天主教徒。這些都是少數族群出生率高於主流群體的例子，其結果便是現行權力結構遭到更換或受到挑戰。有時候則是出生率更低的少數族群，比如南非的白人，會對國內政治再次造成影響。
人口統計在當代的重要性比過去更高，因為現代政治的民族性越發強烈，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更是如此。特定精英民族（無論是英格蘭的諾曼人，還是南非的白人或敘利亞的阿拉維人）統治多數群體的時代已行將結束。在這個日益民主的環境中，人口數量很重要，而政治又有其民族特性，於是，不同民族群體彼此之間的相對數量就顯得尤為重要。
縱觀整個現代，國際衝突逐漸減少，民族衝突卻愈演愈烈，而且通常發生在國內。人口統計變得非常重要，因為民族群體往往帶有截然不同的人口學概況。考慮到民族人口數量以及民族數量在衝突中的重要性，人們可能會設想這些群體會採取旨在壯大自身人口實力的策略，比如增加自己的人口或者減少競爭群體的人口，或者雙管齊下。這些統稱為人口工程的策略可以有「剛」或「柔」等多種形式。剛性人口工程涉及人口的生育、破壞和遷徙，可通過選擇性的生育激勵、種族滅絕或鼓勵特定地區人口的遷入或遷出等方式來實現。此類令人扼腕的例子數不勝數。20世紀20年代，美國就制定了明確的移民政策以確保其「盎格魯-撒克遜」屬性，以防南歐和東歐移民的進一步侵蝕。20世紀中期，北愛爾蘭的新教領導人心照不宣地鼓勵天主教徒向外移民，因為天主教徒更高的生育率壯大了他們的群體。斯里蘭卡僧伽羅人領導的政府則將較新的來自南印度的泰米爾人遷往國外，從而提高整個國家的僧伽羅人特質。而在羅馬尼亞，匈牙利人比羅馬尼亞人更容易獲取避孕用具，也更容易墮胎，日耳曼人和猶太人則被唆使統統離開該國，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增強這個國家的羅馬尼亞特性。
相比之下，儘管柔性人口工程也致力於增加某個族群相對於其他族群人數的人口政策，但它用到的方法包括重新劃定邊界、控制民族身份，或者操控人口普查和民族分類等。相關例子包括鞏固斯里蘭卡境內康提人和低地區域（lowcountry）人口的僧伽羅人身份，以及將庫爾德人重新定義為「山地土耳其人」（mountainturks）的建議。這是人口統計塑造族群命運的方式之一。
據估計，20世紀50年代，世界上的衝突有一半發生在國家之間，另一半發生在國內，而到90年代，後者與前者的比例已達懸殊的6∶1。與1945—2008年間世界上57%的衝突均為「民族」衝突相比，2000—2010年間的所有衝突都可劃入此列。曾經在黎巴嫩佔主導地位的基督教徒現已被穆斯林反超，後者在更長的時間內維持了更高的生育率，並且更不可能離開這片土地。如今，黎巴嫩的權力鬥爭主要在穆斯林的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而不是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間展開。無論在內戰、公投還是選舉中，人口數量都會造成優勢和邊緣、勝與敗、去與留的差異。當一些群體的出生率超高或者人多勢眾，而其他群體僅由小家庭組成或者只能遷居別處時，常常是人口決定了哪個族群能夠掌控某個社群、地區和國家。
行文至此，值得說明的是，國家和民族群體都是實際存在的，它們在歷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人類天然不是獨來獨往的物種，他們合群而居。忠誠是聚落或部落的先決條件。在狩獵-採集社會中，人們對共同的祖先、語言和習俗的感知無處不在。這些感情要如何融入複雜的現代社會尚需大量學術討論，但它們存在的事實不容否認。這些隸屬關係解釋了世界如何運作的大部分內容，它們在最近的過去仍在發揮作用，比如對沖突和選舉的結果產生影響等。
當然，很多人都想忽略世界各地政治中極高的民族屬性，並假設如果我們忽略了其他人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中心主義，我們看待世界主義的視角就會變得越發普適。然而，在世界大部分地區，民族特性仍有其政治重要性。至少直到最近，它仍在世界各地發揮了重要作用。可能一些真正意義上的後民族、多元社會才剛剛在西方世界一些更加都市化、更具世界主義精神的地方出現（例如美國沿海地區和倫敦等地），但即便這些地區也存在民粹主義的反噬。英國的脫歐運動和美國特朗普當政都可視為這種反噬的組成部分。
theeconomist,15–21april2017,pp.25–6.
布林基尼（burkini）即專門為女性穆斯林製作的泳衣。——譯者注
marshallandgurr,p.1.
morland,democraticengineering,pp.1–26.
對人口隨工業化、現代化和民主化程式的擴散而變得越發重要的原因的全面討論可見：democraticengineering，pp.9–21。
democraticengineering，pp.9–21.
democraticengineering;bookman,p.61.
fearonandlait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