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人口學如何推動了歷史的發展，我們首先必須概述其三個永恆的基本面。好訊息是，這很簡單。僅有三個因素可以改變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數量：首先是出生人數，它導致人口增加；其次為死亡人數，它導致人口減少；再次為移民，人口遷入或遷出的淨流動。

出生率（有時候又稱「粗出生率」）是出生人數相對於總人口的數量。死亡率（又稱「粗死亡率」或「毛死亡率」）則是死亡人數相對於總人口的數量。例如，2014年英格蘭和威爾士每5800萬人中出生人數為70萬，則其粗出生率為12‰。（請注意，人口統計資料常常用「千分號」而非百分位或百分數表示。）同年，兩地死亡人數約為100萬，則其粗死亡率約為8.5‰。如果沒有人口的遷入或遷出，則兩地人口增長率為3.5‰（即12‰減去8.5‰）。這個數值大約對應20萬人，即出生人數和死亡人數的差值。而美國的粗出生率約為12.5‰，死亡率僅為8‰左右，因此得出其年均人口增長量（不包括移民數量）接近150萬人。德國則經歷了多年的人口滑坡，其粗出生率在8‰左右，粗死亡率接近11‰。若無移民，德國人口每年將減少近25萬。

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在（但不限於）非洲，出生率十分高，但死亡率又經歷了大幅下降。即便非常基本的醫療保障和營養狀況也能改善嬰兒死亡率並延長預期壽命，從而大大降低死亡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整體粗出生率約為38‰，相比之下，歐洲則僅為可憐的11‰。20世紀中期時，非洲的粗死亡率並不比30‰低多少，如今，這一數字也只是10‰出頭。伊朗和伊拉克的出生率都很高（約為35‰），儘管兩國都歷經戰亂，但它們都成功地降低了死亡率。在20世紀90年代末到2010—2015年這個時間段內，阿富汗的死亡率從13‰降至低於8‰的水平，伊拉克則從本來就很低的5.7‰降到了5.3‰。多數人在瞭解到伊拉克的死亡率比英國低後都會感到驚訝，這證明了伊拉克人口很年輕，就像阿富汗一樣。儘管我們的電視熒屏上呈現的戰亂造成上萬乃至數十萬人的死亡，但營養和衛生保健狀況的改善仍然造福了上千萬人。這就是即便在20世紀初深陷「一戰」的泥潭，而且還遭受了接踵而至的致命大流感，但歐洲大陸的人口仍持續增長的原因。

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的優勢在於它們簡便易得，它們反映了人口增長或下降的速度有多快。它們的缺點——這也是它們名中帶「粗」的原因——則在於並未考慮到某個國家的人口年齡結構。你可能會預期，像日本這種到處是老年人口的國家的死亡率比愛爾蘭高，後者的人口仍相對年輕。同樣，你也會料想愛爾蘭的人均（相對於總人口）出生人數會更高，因為當地的育齡女性人數比日本多。為了適應這種情況，人口學家也會測量總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簡稱tfr）和總體預期壽命。這些指標描述了普通女性預期可生養多少孩子——無論特定人群中有多少年輕女性，平均可預期壽命為多少以及總人口的年齡有多大。［因此，「生育」意味著實際的生產，而非生育孩子的生物學潛力。一個生育條件良好（即能夠生育一個或多個孩子）的女性可能因為各種原因從未生育。當人口學家談到生育的時候，他們指的是實際出生的孩子。］這些預期的基礎是女性的實際生育數，以及不同年齡階段人口的實際死亡數（更多相關資訊，請參閱本書末尾的附錄）。

基於多種原因，生育率的引用總是跟著「每個女性」。首先，這一點差不多是確定的每個生產情況中的母親是誰；相比之下，父親的身份則更難確定。結果，計算每個父親的生育數可能會導致重複計算或遺漏。其次，女效能夠生育的孩子數量範圍在0到很少出現的15之間。而對男性而言，這一範圍從0到上千（至少理論上如此）不等，因此，它只是一個對女性而言更方便統計的數字。第三，可能生育孩子的女性世代比男性更為確定。從統計學上來看，45歲以上女性的生育能力多少會被忽視。年紀大的女性的確能生孩子，但因為數量稀少而不足以對統計資料產生有意義的影響。相比之下，男性至少理論上可以活到老生育到老。因此人口學總是關注女性，至少在涉及出生問題時如此，儘管這樣做有時候會給人留下將她們視為統計資料或統計單位的印象，同時更關注她們是否生育孩子以及生育幾個孩子，等等。然而，生育能夠而且的確必須從統計學的角度加以看待，並在不同地點、時間對其進行比較，從而發現它是如何變化的，這比通過觀察每個女性的生活狀況及其選擇而可能得出的見解深刻得多，後者會呈現出女性的願望、焦慮和抉擇。做這樣的統計並不只是在描繪資料，它也是在呈現過去200年的人口演變故事中最鼓舞人心的一個因素，即女性是如何逐步掌控自己的決定權和生育孩子的數量的。

粗出生率和粗生育率之間的差異，可通過比較南非和以色列的情形得到說明。南非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城市化水平和政府提供節育控制服務的協調能力在過去都得到了提升，因此其生育率也經歷了急劇下降的過程——南非在這個方面遠遠領先於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其他國家。但直到最近，南非的生育率依然很高，總人口中的年輕人佔比也較大，這反映了此前數代的生育決策。相反，以色列則是個異乎尋常的例外，近幾十年來，這個發達國家事實上經歷了生育數量的攀升。南非的出生率略高於以色列，二者分別為22‰和21‰，但這並非簡單地由南非女性人均生育更多孩子所導致的。如今，以色列平均生育率在3以上，南非則低於2.5。南非稍高的出生率是其近期生育率（現在也不再高了）的產物，就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時候，該國女性尚且人均生育5個孩子。這種情況產生了一個年輕的世代，育齡女性也很充足，但她們現在已不再會做出生育許多孩子的選擇了。相比之下，20世紀70年代後期，以色列的總和生育率與南非相比低了1.5。而育齡女性佔以色列總人口的比例較小，但她們每個人生育的孩子數更多，因此以色列的生育率很高，但其粗出生率並不高。

總和生育率是當下情況的良好指標，它是特定時間點生育情況的快照。對其進行明確的衡量反映了某一代人的完整生育情況，但這在一定程度上只能事後獲取，即在這一代女性全都超出了生育年齡之後。我們將生於19世紀70年代和生於19世紀90年代的德國女性生育孩子的數量進行對比是可能的，因為這兩個群體都已不能再生育孩子。但要對生於20世紀70年代和生於20世紀90年代的德國女性的生育情況進行對比則更為困難，因為這兩個群體可能還處於生育期內，並且可能還會生育。儘管如此，總和生育率仍是確定當下生育狀況的最佳衡量標準。

相應地，死亡率和預期壽命的道理與出生率和生育率相同。我們以日本和西非的幾內亞為例來說明這一點。這兩個國家的粗死亡率都是10‰。但兩國死亡率的原因卻各有不同。日本是個老齡化國家，幾內亞則是個人口十分年輕的國家。如果二者的預期壽命相同，則幾內亞的死亡率將遠低於日本，因為這個年輕國家人口中的死亡人數會低得多，而日本人口的年齡則大得多。由於這兩個國家的粗死亡率相同，而幾內亞人的平均年齡又比日本年輕很多，那麼我們可以得出幾內亞人死亡時的年齡一定比日本人小許多的結論。日本人可以期待自己活到85歲左右；而對多數幾內亞人而言，生命在30歲或者更早的時候便終結了。想象一所寄宿學校和一所養老院，兩個地方都住有1000人。如果這兩個機構在某個特定的年份都有20人死去，則它們的粗死亡率均為20‰，但養老院中的人口平均而言比寄宿學校的活得長久得多。

我們也可以通過展示兒童或65歲以上人口的百分比來分析人口的年齡結構。最簡單的方式便是計算年齡中位數：如果所有人口按年齡順序排列，位於這個序列中間的那個人年齡是多大？幾內亞人口的年齡中位數低於19歲，日本則超過46歲。

英格蘭和威爾士的資料與整個英國有所不同，前者的人口規模約佔後者的90%。

基於這個理由，我們在後文中更多直接給出生育率的具體數字，從而省略「每個女性」這樣的表達。比如，假設生育率為3，則不寫作每個女性生育3個孩子。——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