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長的最大驅動因素是嬰兒死亡率的降低。維多利亞女王坐擁那個時代所能提供的最佳照料條件。良好的健康狀況以及好運的眷顧等都是其優勢條件，但直到她的統治臨將終了之際，英國每6名嬰兒中就有一名無法迎來自己的第一個生日。僅僅一個多世紀之後的今天，英國境內出生的每300名嬰兒中才僅有一名無法活到1歲。而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比如阿富汗和安哥拉等國，即便情況正在逐漸改善，這些地方的嬰兒如今存活的境況並不比百年之前的英國好多少。然而，世界其他地方的進展甚至比英國都要迅速。就在晚至20世紀20年代時，韓國幾乎每10名嬰兒中就有3名會在1歲之前夭折，但如今這一比例僅為3‰，不到百年的時間提升了100倍。進展來得如此迅速，乃至多數人無法理解這種規模的轉變究竟意味著什麼。儘管如此，嬰兒死亡率令人目眩的下降速度可能在短短數十年間就使人口翻兩番，這會對一國之經濟和環境，及其招募軍人或向海外移民的能力造成深遠的影響。

在沒有戰亂、瘟疫或其他自然災害的情況下，排在嬰兒死亡率之後的第二大人口驅動因素是嬰兒出生數量。這個因素在過去200多年間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平均而言，維多利亞中期的英國女性平均生養5個孩子（這是個很大的數字，儘管比她們的女王生得少）；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女性就同伊麗莎白二世王太后一樣僅生養兩個孩子了。出人意料的是，嬰兒的出生數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歷了20年的上升期。西方世界普遍如此，這一勢頭在20世紀50年代晚期的美國達到了3.7的峰值，而在60年代初的英國則再次降到僅為3出頭。到了21世紀，全世界的生育率都在下降。如今，伊朗女性生養的孩子少於法國女性，而孟加拉國的女性生養孩子的數量則與法國女性大致持平。

社會因此受到巨大的影響。隨著社會上平均年齡的迅速升高，學校變得人去樓空，養老院則人滿為患。瑞士國內的和平局勢與其公民平均年齡已超過40歲之間的聯絡顯而易見。同樣明顯的是，葉門的暴力事件與其公民平均年齡不到20歲之間也存在關聯。儘管其他因素——瑞士非常富裕，葉門十分貧窮——也起了作用，但實際上，人口年齡越大的國家，往往越比人口年齡小的國家富裕得多。而就貧窮國家而言，人口年齡最年輕的國家發生的暴力事件往往也最多。例如，南非人的經濟狀況並不比馬其頓人差多少，但南非人口的年齡中位數在26歲左右，馬其頓則在38歲上下。因此，南非的兇殺犯罪率比馬其頓高出20倍並不奇怪。另一方面，薩爾多瓦和孟加拉國的人口年齡中位數約為27歲，與南非持平，但前者的兇殺犯罪率為南非的兩倍，而孟加拉國的兇殺犯罪率僅不到南非的1/10。社會經濟和文化因素也十分重要。在本案例和其他例子中，人口因素並不能解釋一切。然而，年齡和暴力之間仍存在很強的相關性。幾乎所有兇殺犯罪率高的國家人口年齡都較年輕，當然也不排除人口年齡年輕的國家，兇殺犯罪率較低。

重新塑造世界的第三個因素是移民。當代英國的情形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一度是大規模人口——盎格魯-撒克遜人、維京人和諾曼人——流入地的不列顛群島，在1066年後便停止了大規模人口遷入過程。1945年以前，數以百萬計的英國人前往海外生活，人口繁殖很快覆蓋了新大陸。但這種移民運動幾乎是單向的，即向外流出。17世紀末，遷往不列顛群島的胡格諾移民——至多20萬，很可能更少——是數百年來遷徙至此地的唯一大規模外來移民群體，而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流入不列顛群島的東歐猶太人移民，很可能在其高峰時期也未超過每年1.2萬人。

如今，這種局面已徹底扭轉。英國人仍會前往海外生活，儘管他們的目的地更可能是陽光海岸的養老別墅，而非前往加拿大草原度過艱苦的生活。與此同時，每年都會有來自全球的數十萬移民抵達英國。無論這是否令人滿意，如果不承認移民運動的史無前例性，我們便難以理解人口變遷在改變社會方面帶來的深遠影響。那些在2011年的英國人口普查中聲稱自己為「白種英國人」，或者至少其祖先自1066年以來便是不列顛群島原住民的人，很可能會在21世紀中期以後成為英國境內的少數族裔。

livi-bacci,populationofeurope,p.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