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前5世紀，希羅多德提到曾經有一段時期，人們能夠步行穿越北非，從大西洋到印度洋，一路上總是行走在樹蔭下。這種情形當時已不存在：那片土地正在變成我們今天所知道的沙漠。希羅多德歸納道：「人類大踏步地走過風景秀美之地，而沙漠緊隨其後。」在西元10世紀，一位薩曼王子確定了4個人間天堂：撒馬爾罕地區、南波斯、南伊拉克及大馬士革。今天任何一個參觀過上述地方的人都不會稱之為天堂。它們飽受戰爭之苦，但是戰爭只是其衰退的次要因素。
在整個歷史上，人類對土地的開拓產生了這樣一種程式：墾殖—破壞—繼續前進。當樂天派撰寫歷史的時候，他們關注的僅僅是這三步曲的第一步，即北美的快速墾殖期間最為明顯的令人嚮往的效果。1845年，一位現在姓名已無法考證的美國記者杜撰了一句永恆的短語：「在上帝賜予的這一大陸上實現命定的擴張。」「命定說」是一句我們喜愛的引人注意的詞句。我們不歡迎把墾殖界定為破壞和拋棄的前奏的記者的話。
人類不停息地「繼續前進」有賴於總有新的土地可供遷移。當然，樂觀主義者是不容易被結果所嚇倒的：直到1980年，一位樂天派輕鬆解釋在這個各種可能中最好的世界上，一切是如何向著最好的方面發展：「每年沙漠吞沒相當於馬薩諸塞州大小的地區。所失去的大量土地是農田……然而，幸運的是，總有土地被替代或被耕種，以彌補損失的土地。」一位生態學家——他總是被「那又怎麼樣呢？」的問題所引導——會堅持要澄清以上引文：「總是」的意思是「永遠」嗎？如果是，它暗示著地球空間是沒有極限的。在增長導向的經濟中，生態學家不是最受歡迎的人這一點是不奇怪的。
無論何時，領土擴張終會結束，人類將被迫靠地球上有限的資源為生。有限資源的分配問題將變成人類事務的中心。馬爾薩斯作為經濟學家發現人口增長加劇了這些問題是必然的。
馬爾薩斯：走出革命，保守主義
在寫作《人口原理》時，馬爾薩斯的觀點並非完全是他的原創——數十年後卡爾·馬克思強調了這一事實。一些前輩已經清楚地闡述了馬爾薩斯理論的一些重要部分，但是在他們的時代，公眾的注意力被引向別處。
前言的第一句話表明馬爾薩斯是如何開始寫作該文的：「以下這篇文章源於同友人就戈德溫的關於‘貪婪與慷慨’一文的談話。」友人即是他的父親。父親—子女關係在政治上通常表現為保守—激進的關係。在這個家庭中，政見反了過來，父親丹尼爾是盧梭的朋友與門徒。（事實上，在訪問英格蘭期間，這位法國哲學家是馬爾薩斯家的客人。）年輕的馬爾薩斯認為盧梭和他父親對於人類未來的觀點是錯誤的。
在欽佩法國的成就上，丹尼爾·馬爾薩斯不比其他許多英國人更激進。他的信念是，法國大革命標誌著人類歷史的巨大進步。這場革命被看做是20年前發生在美國的、反抗英國殖民地的人類精神解放的續篇。通過將續發事件恰當地轉變成趨勢（它是「命運」的同父異母兄弟），一些政治權威人士懷疑，英國人會不會是命運的名單上下一個將被從根深蒂固的、外在權力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的民族。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時代。華茲華斯對當時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所帶來的英國人對革命的幻想破滅的氣氛，作了如下的回憶：
活在那個黎明是天賜的福，
但是年輕令人快樂至極！……
當理性看來使大眾維護她的權利
當大多數人決心靠自己成功
一個青春妖婦……
法國革命爆發時，華茲華斯23歲。詩人柯爾律治21歲；隨筆作家黑茲利特15歲。文人群體是法國大革命的英國支援者中的骨幹。當恐怖取而代之的時候，骨幹開始瓦解。
羅伯特·馬爾薩斯繼續走上了別人搭起的舞臺，尤其是（如他的標題頁告訴我們的那樣）通過「對戈德溫先生，m·孔多塞和其他作家的思考」。從文學常識看，馬爾薩斯的文章是反革命的，但是反革命一詞在這裡不應被理解為是貶義的。通過同他父親爭論，32歲的羅伯特是如此乾淨利落地諷刺了英國人戈德溫和法國人孔多塞的烏托邦，以至於興奮的父親竭力勸他發表他的評論，他這樣做了。（他的父親是否曾經改變過觀點尚不清楚：他在兩年後過世了。）
兒子的論證簡而言之是：既然貧困使人們限制孩子的數量，那麼根據假設，沒有了各種苦難和憂慮的烏托邦將有違初衷。因為快樂的人們不受限制的生育將導致人口過剩，這樣又會造成新的苦難。有了苦難才會達成均勢——不是如戈德溫和孔多塞設想的快樂。（馬爾薩斯論證的詳情見第11章。）
戈德溫的著作
1793年，在人們對英吉利海峽另一側正在發生的事件仍懷有巨大熱情的時候，威廉·戈德溫（37歲）出版了一部兩卷本的著作，《有關政治正義的質詢》。該著作為知識界提供了一首對無政府狀態的引人注目的讚歌。正如亞歷山大·格雷所說，事件發生了將近兩個世紀之後，「今天，我們難以理解受尊敬的階級看戈德溫的《政治正義》時所顯示出來的驚駭。」然而，考慮收集在方框3-1中的判斷，如果你自問：「在這些理念中，我將用哪一條來教育我自己的孩子？」的話，這些反感的某些東西是可以想象的。從上下文中擷取一段的做法也許會遭到反對，但這恰恰是一般讀者從任何暢銷書中摘取警句的方式。
b方框3-1威廉·戈德溫的驚人見解/b
關於財產。（人類）沒有處置任何可能落入手中的東西的選擇權。他的每一分錢，甚至是每一次最小限度的權利行使都有來自於公正判定的目的。他只是個看管人。
關於諾言。諾言絕對被認為是一種罪惡，是與真誠而健康的理智本性相違背的。
關於合作。在某種程度上，通常用合作這一術語來理解的任何東西都是一種罪惡。
關於感激之情。如果以我已成為他的受惠者為理由，通過感激我們理解了一種我對他人懷有的偏愛之情，那麼（感激）就既非正義，也不是美德。
關於遵守法律。沒有什麼事情比談論我們已經承諾遵守法律更荒唐的了。如果法律有賴於執行的承諾，為什麼要輔之以為維持法律所做的制裁？……只有一種力量能使我產生髮自內心的服從，即我自己理解的決定，我自己良心的命令。
關於戰爭。應當對我們的敵人施以最大限度的仁慈。我們應當避免無謂地毀滅一個生命，並且向不幸者提供所有便利。
關於工作。20世紀人的勞動足以向社群中的其他人提供絕對生活必需品，這是完全有可能的。那麼如果這一勞動，除非數量非常小，在整體中被友善地加以分配，它將佔每人時間的1/20……其結果是，社群中每位成員每天進行30分鐘的體力勞動就足以提供整個社群的必需品。
最終的烏托邦。當地球人口不能再進一步增長，我們所假設存在的人也許將停止繁衍。整個社群將全是成年人，而沒有孩子。世代將不再繼續延續，在某種程度上，真理也將不再每30年而重新開始她的生涯。其他的進展也許被期盼與健康和長壽並駕齊驅。那裡沒有戰爭，沒有犯罪，沒有司法機構，沒有政府。除此之外，那裡沒有疾病、痛苦、憂傷，也沒有仇恨。每個人都以無以言表的熱情尋求整體的利益。
也許對戈德溫27萬字的著作的最好總述是他的忠告「不順從任何人」。戈德溫的啟示是不受富有者和掌權者歡迎的。
有人主張查禁此書；但書價是如此之高——3幾尼，因此也有人認為沒有必要查禁。然而，儘管價格昂貴，它仍有廣泛的讀者群，並且不論是好是壞，其影響（通過衍生的作品）一直持續到當代。許多戈德溫的主張依然被許多拒絕討論人口的人所信奉。
如果一個經歷了20世紀60年代校園混亂的美國人看了方框3-1的主題，他可能有一種記憶錯覺的感覺。戈德溫竭力主張他的讀者「既不要相信也不要給以」承諾、合作或感激。通過與先人批判法律、戰爭和合作，最近的倖存者對以前所謂「建立起的秩序」（在20世紀60年代它被稱為「體制」或「系統」）表現出不屑。關於以尊重艱辛勞作為基礎的社會，《有關政治正義的質詢》沒有發現任何值得稱讚的東西。（聽起來熟悉嗎？）
戈德溫其人
現在工作的重點是思想——它們的結構、互動、歷史以及它們影響歷史的力量。在大部分時候，個性被忽略了。但有時例外是有條有理的，這就是其中之一。與馬爾薩斯持相反觀點的兩個人有著非同尋常的有趣的個人經歷。與之相反，馬爾薩斯自己的經歷卻是異乎尋常的單調。
威廉·戈德溫是怎樣一種人？也許有人會合理地猜想他所採取的極端立場是對他早期的家庭教師的反抗——的確是這樣。他的父親是那種最刻板的卡爾文教派的牧師。對於我們的俄狄浦斯似乎只有一條路是開放的，威廉走上了這條路。兒子反對卡爾文教派，認為所有罪惡源自內心的觀點，宣佈個體的男人和女人在本質上是善的：人類的制度才是罪惡之源。戈德溫說，我們應當廢除制度。婚姻是一種制度，那麼趕走它！當威廉遇到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他發現了一個有著相似觀點的人。在寫作《婦女權利的辯護》的過程中，她與一個美國海軍軍官未婚同居，並有了一個孩子。沃斯通克拉夫特和戈德溫簡直就是天生的一對。
在我們這個世紀，在性解放的早期，一些年輕夫婦沉溺於「我們不結婚，但假裝已經結婚」的遊戲。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瑪麗和威廉發現自己為其觀念所迫而玩了相反的遊戲。當瑪麗懷孕後，這對夫婦意識到，如果是私生子的話，他們的孩子將遭受真正的世俗傷害，因此他們結婚了。但是，由於兩人都被認為因最根本的原因而反對婚姻，因此，如果被人知道已經結婚，他們幾乎不能在公眾——他們的公眾——面前抬起頭來；因此，他們儘可能長地保守其合法結合的秘密。他們的遊戲是，「我們結婚，但假裝生活在罪惡中。」（驕傲造成了自相矛盾的事。）
這無疑是一樁幸福的婚姻。也許是因為生物學的介入，這場婚姻沒有持續太長。溫柔的母親染上了產褥熱，在生產後兩週去世了——一個在塞麥爾維斯和巴斯德之前極為普通的偶發事件。她死後，把小瑪麗留給了戈德溫。
鰥夫敏銳地感覺到他作為單身父親的無能為力，但直到一位寡婦，克萊爾蒙特夫人採取主動，他才擺脫了困境。一天傍晚，他坐在小陽臺上，一陣響亮而清晰的聲音從隔壁的公寓裡飄了過來：「我能見見不朽的戈德溫嗎？」威廉上鉤了。對瑪麗而言，發生在她6歲時的這第二次婚姻不是幸福的婚姻。一有能力，繼女就離開了家——我們馬上就會看到她是如何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