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閣把票擬送到皇帝面前，皇帝得審查一下這票擬有沒有問題，如果有問題，還得註明問題出在哪裡。所以皇帝要在票擬上寫上自己的意見。一般人寫字都是用黑色的墨，為了顯示批閱者不同，皇帝的批改意見用的是紅筆。所以這個寫在票擬上的意見就稱為「批紅」。

人的惰性是無限的，後來的明朝皇帝就連這個批紅也懶得自己寫。也有的皇帝是因為年齡太小，幹不了這事。於是皇帝就把批紅的活也交給別人去幹。皇帝批紅的時候是在後宮，身邊沒有別人，只能讓太監來幹。明朝後宮裡有一個叫作「司禮監」的部門，原本是負責管理書籍的。後來批紅這事，就由司禮監來負責了。

所以明朝掌握大權的，除了內閣外，還有皇宮裡的司禮監。相比之下，司禮監的權力還要更大。因為票擬只是個草擬的意見，不具備法律效應。無論是什麼樣的決定，都得經過批紅才真正生效。

因為司禮監權力太大，所以明朝出現過曹吉祥、劉瑾、魏忠賢等一批權勢熏天的大太監。不過由於明朝官僚機構之間的互相制衡，即便這些大太監風光一時，他們也沒有辦法徹底控制軍隊和政府。支援他們的皇帝一旦改變了主意，或者身亡，他們也就隨之滅亡了。

朱元璋不僅在政府中加強皇權，對百姓也企圖加強管控。

朱元璋是個權力慾很強的君主，他喜歡什麼事情都要管上一管。朱元璋建立明朝後，通過頒佈法令，對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都進行了嚴格的規定。他詳細的規定各個階層的百姓應該住什麼樣的房子，坐什麼樣的車子，穿什麼樣的衣服，甚至連衣服是什麼顏色，有沒有花邊，袖子多長都一一規定。他設計了「路引制」，老百姓不能隨意離開家鄉，如果想出遠門，必須先找官府開介紹信。他還繼承了元朝的規定，繼續實行「匠籍世襲制度」。就是說，政府的手裡有一個戶籍記錄，規定好了誰家是工匠。如果一家是工匠，那麼他的孩子必須子承父業，長大了還是工匠，不能隨意改變職業。

換句話說，朱元璋企圖把國家變成一個凝固、靜止的社會。這顯然不利於社會的發展，不利於生產力的提高。

明朝的專制，還體現在對民間商業的限制上。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視商業的朝代。在宋朝，一個商人想要賣鹽，他要先找到政府買一張「售鹽許可證」（稱為「鹽引」），按照上面允許的重量去販賣鹽。這些許可證其實就是今天的「商業稅」。有了商業稅收，宋朝政府能從民間的商業行為中獲得大量的利潤，所以宋朝對民間商業十分支援。

而到了明朝，出身農民的統治者朱元璋沒有意識到商業的價值。他看到宋朝商業繁榮卻最終經濟崩潰，認為商業是在「與民爭利」。他甚至說，我們大明朝不需要商業稅，只要有農業稅，再省著點花，就夠用了。這是典型的小農思想。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明朝政府大力限制商業發展，對商人採取歧視性政策。今天的我們知道，其實商業才是現代社會快速發展的關鍵所在，是西方國家在近代能快速超過中國的主要原因。朱元璋等人對商業的限制遏制了中國社會的發展。直到明朝末期，中國商人才逐漸擺脫了制度的限制，在東南地區出現了較為發達的商業社會。可惜不久以後，更為保守的滿清政府掌握了統治權，再次扼殺了民間商業的發展。

五

朱元璋還留下的另一項政治遺產：特務組織。

朱元璋前半生一直在生死邊緣掙扎，每一個決定稍有不慎就會丟掉性命。因此他特別貪戀權力，又特別多疑，總怕別人騙自己。他特意建立了一個私人的特務機關，也就是赫赫有名的「錦衣衛」，用來監視百官的言行。錦衣衛擁有隨意拘捕百官的權力，還有自己的司法系統，稱為「詔獄」。凡是被錦衣衛抓住的犯人可以不走正常的司法程式，直接投入到詔獄裡嚴刑審訊逼供。在明朝，百官提起錦衣衛和詔獄，都非常忌憚。

朱元璋殘酷多疑，如果繼位的皇帝性格仁厚一些，或許還可以扭轉明朝的風氣。但是歷史沒有給明朝這個機會。朱元璋除了親戚不信任任何人，連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夥伴們他也放心不下。建國以後，為了保證子孫不受到權臣的威脅，朱元璋有計劃地殘殺開國將領。這種事很多開國皇帝都做過，但朱元璋做得尤為極端，最為無情。他炮製了好幾場大型冤案，每個案件都要牽連極廣，動不動就誅殺幾萬人，很多人才都被冤殺。

但是國家總需要人來治理啊，尤其是蒙元殘部只是退回了北方，並沒有被徹底消滅，明帝國還需要嚴防北方邊境。可是朱元璋是白手起家，發家之前沒有任何權貴背景，也就缺少可以依靠的夥伴。在大殺功臣之後，朱元璋只能撿起了家族治天下的老辦法，把很多兒子分封到了邊境當藩王。他讓這些藩王統領重兵，既能抵禦外敵，又能防止權臣過強，可以齊心協力保衛老朱家的江山。

當然我們都知道，這樣做的結果只能是藩王叛亂。

按照「嫡長子繼承製」，朱元璋死後，皇位應當由嫡長子繼承。但是嫡長子已經先於朱元璋去世，所以繼承皇位的是嫡長子的兒子，這就是嫡長孫「建文帝」。

在朱元璋看來，他分封的那些藩王都是他的兒子，都是他的左膀右臂，是他的好幫手。但是在建文帝看來，藩王們都是手握重兵又大他一輩的叔叔，都是他皇位的威脅者。因此建文帝在掌權後開始著手削藩，削弱藩王的勢力。

然而朱元璋的四子，鎮守北京的燕王朱棣早就有了不臣之心。藉著削藩的機會，朱棣糾集軍隊公然反叛。朱棣造反的名義很有意思，當年朱元璋分封藩王，不是叫他們一起保衛朱家天下，防止權臣奪權嗎？朱棣就說，現在皇帝身邊有大臣太壞啦，忠心耿耿的我必須帶著軍隊去保衛皇帝，去清除皇帝身邊的壞大臣。用術語說，叫作「清君側」。

當然「清君側」就是個騙人的藉口，朱棣一口氣打到了首都南京，建文帝知道這位叔叔要弄死自己，嚇得在皇宮裡放了一把火，自己藏了起來，最後不知所蹤。

南京城也佔了，建文帝也失蹤了，朱棣就要大模大樣地稱帝。這時，有個叫方孝孺的大臣站出來對朱棣說：你號稱「清君側」，是來保護皇帝的。那行，既然建文帝沒有了，按照繼承順序，應該是建文帝的嫡長子繼位。建文帝的兒子繼承不了，那也應該是他的兄弟繼承。怎麼也不應該輪到你這個叔叔啊。

方孝孺這番話就等於是直接打臉，打得朱棣臉上啪啪的。結果朱棣惱羞成怒，下令誅殺方孝孺，並且大肆屠殺他的家族。在用鮮血打通了稱帝之路後，朱棣如願以償地當上了皇帝，史稱「永樂帝」。

朱元璋在南方起兵，原本定都南京。朱棣攻陷南京後，一者南京宮室被燒，二者朱棣是在北京起家，因此最後遷都北京。從此，明朝的首都就變成北京了。

朱棣和他父親朱元璋一樣，性格多疑而殘暴，也喜歡靠血腥屠殺和製造恐怖氣氛來震懾群臣。他不僅沒有取消特務機關，還不斷強化它。錦衣衛是皇宮之外的機構，朱棣嫌它用得不夠順手，他選用身邊的太監又成立了新的特務機構「東廠」。明憲宗的時候，又成立了「西廠」。東廠、西廠和錦衣衛，合稱「廠衛」，它們構成了明朝的特務機構體系。其中的東廠在朱棣以後成了常設機構。西廠只是一個臨時的機構，存在時間較短。因此我們看電影、電視劇裡，一提到明朝的特務機關都是東廠，很少有人提西廠。

明朝的官僚系統已經很成熟，監督百官靠官僚系統就行，根本不需要特務機關的參與。明朝的特務機關，其實就是皇帝在自己和群臣的制衡體系中，給自己開的外掛，是皇帝為了滿足一己私慾破壞官僚制度的工具。後來，明朝的太監因為掌握了司禮監而執掌大權，東廠等特務機關又成了太監把持朝政、迫害百官的武器。

總的來說，朱元璋在前人建立的官僚系統的基礎上，加強了皇帝個人的權力，想用更加強勢、更為嚴酷的手段來統治中國。他在這點上有點像是秦始皇，他肆意揮舞著手中的權力，覺得自己作為執掌天下的獨裁者，應該心想事成，無所不能。

然而事與願違。

我們說過，皇帝其實就是一個普通人，他之所以擁有極大的權力，全是制度賜予他的。皇帝的個人意志永遠也敵不過社會制度的一般規律。我的意思是，中國的官僚系統發展到宋朝已經經過了千錘百煉，非常成熟，朱元璋對這套制度進行了想當然的修改，最後難以避免地走向失敗。

朱元璋想要取消宰相，但結果是出現了內閣，出現了首輔，還是換湯不換藥。

朱元璋嚴禁宦官干政，禁止宦官識字。為了怕子孫忘記，還鑄了一面鐵牌立在宮門，說凡是干政的宦官一律斬首。但是因為他過度加強皇權，導致宦官干政不可避免。鑄鐵牌又能怎麼樣？他的子孫還是把大權交到了司禮監的手裡，還在皇宮裡開設專門教宦官念書識字的學習班。朱棣時，帶著艦隊浩浩蕩蕩下西洋的鄭和就是太監。鄭和下西洋時統領著數萬軍人和隨從，還在外國開展了軍事和外交行動。完全是把朱元璋的祖訓當空氣。

朱元璋禁止民間的商業活動，到了明朝末期，商業活動還是發展起來了，也是政府阻攔不住的。

朱元璋還試圖用酷刑來遏制貪腐，據說官員只要貪汙六十兩銀子就會被處以極刑。死後還會被剝皮做成標本，放到衙門裡警示後人。朱元璋還本著「寧枉勿縱」的原則，只要沾點邊的貪腐案件就開始大殺特殺，幾百人、幾千人、上萬人的殺，直殺得全國官員都不夠用了。然而結果是，明朝仍舊貪腐非常嚴重，朱元璋之後的大貪官還是層出不窮。

從這個角度說，朱元璋就像秦始皇一樣，雖然是不可一世的雄主，雖然可以輕易奪走幾萬人的性命，但他還是不能隨心所欲地改變歷史程式。歷史的走向，總有自己的規律。

六

這章的最後，我們再講一個關於皇帝稱呼的小知識。

一個皇帝有好幾個稱呼。首先，他有姓名，這個名和普通人一樣，都是長輩起的。比如漢朝的漢武帝，他的姓名叫「劉徹」。

但是古人認為，人的姓名不是普通的符號，念出來、寫下來就會是擁有某種法力效果。比如《封神演義》裡有一個將軍叫做張桂芳，他只要叫對方的姓名，對方就會被迫下馬。《西遊記》裡的金角大王和銀角大王有個「紫金紅葫蘆」和「羊脂玉淨瓶」，拿著這兩個寶物呼喚對方的姓名，只要對方答應了，就能把人家吸到葫蘆或者瓶子裡來。古代民間也常見類似的詛咒術，只要寫下對方的名字和生辰八字，再施加詛咒，就可以咒人於無形中。這姓名和生辰八字就好像是今天的網路ip，一旦掌握，就可以在千里之外駭客入侵了。

所以古人為了表示尊重，長輩、皇帝的名字都不能直接稱呼，也不能寫下來，需要避諱。比如你要是生活在漢武帝的時候，張口說「劉徹」，那就麻煩了，這叫「大不敬」，可以給你治罪，處死都不過分。平時要想稱呼皇帝也容易，天無二日嘛，反正同一時間只有一個皇帝，只要稱「皇上」「聖上」「萬歲」「大家」「官家」之類的代稱就可以了。

等劉徹死了以後，這就麻煩了，你還是不能直呼他的名字，因為人家是先皇，輩分更大。可是先皇有很多啊，那該怎麼稱呼劉徹呢？在古代，有身份的人去世以後，會由後人給他起一個「諡號」。理論上，諡號是對這個人一生行為的蓋棺定論，起什麼是有規定的。比如劉徹他在位的時候，幾次把匈奴趕跑，軍事成就很大，所以得了一個諡號「武」。後人就可以稱他為「漢武帝」。

唐朝之前，皇帝的諡號一般是一到兩個字。到了唐朝一開始還沒問題，比如李世民的諡號，一開始是「文」，因為他開創「貞觀之治」嘛，和開創「文景之治」的漢文帝、開創「開皇之治」的隋文帝是同一個待遇，這還挺合理的。但從武則天以後風氣就壞了，開始喜歡給先輩的諡號里加字，意思是這人實在是太完美了，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一兩個字根本概括不了。李世民的諡號後來字數越來越多，最後變成了「文武大聖大廣孝」。到了後面的朝代更是愈演愈烈，不少皇帝有十幾個字、二十幾個字的超長諡號，這別人就沒法用諡號叫他了。諡號不能用了，但還有另一個稱呼可以用，叫作「廟號」。

中國人特別講究祭祖。古代家、國是一體的，「國」就是皇帝他們家，所以皇帝祭祖是國家大事。普通人祭祖在宗祠裡，皇帝祭祖在太廟裡。太廟裡供奉了先皇們的排位，排位上寫的既不是姓名，也不是諡號，而是單獨起的一個稱號，就是「廟號」。

最開始，能進太廟是一件很難得的事，並不是每個皇帝都有資格進太廟。所以漢朝的皇帝有些人是沒有廟號的。但是到了唐朝，溜鬚拍馬的風氣起來了，皇帝人人都可以進太廟，都有廟號，而且廟號都不長，所以在唐和宋這兩個朝代，人們都用廟號來稱呼皇帝。比如「太宗」是李世民的廟號，我們稱他為「唐太宗」。

其實，使用廟號也不是很方便，因為廟號的花樣太少，什麼「太宗」啊，「仁宗」啊，歷朝歷代都有，重複率很高。後來人們又想了個新花樣，用年號來稱呼皇帝。

年號是古代紀年的一種方法。皇帝登基的時候為了表示新皇帝新氣象，都要改年號。比如李世民登基的時候，就把年號改成了「貞觀」，當年就是「貞觀元年」，第二年就是「貞觀二年」，以此類推。在明朝之前，很多皇帝都有時不時改年號的習慣，稱為「改元」。有時是圖吉利，有時就是心血來潮。明清兩朝呢，因為朱元璋帶的頭，皇帝基本上不改年號，每個皇帝在位時有且只有一個年號，所以用年號來稱呼皇帝就很方便。在明清兩朝，人們習慣用年號來稱呼大部分皇帝。比如我們習慣說的「乾隆皇帝」，他的姓是「愛新覺羅」，他的名是「弘曆」，廟號是「高宗」，諡號太長就不提了，「乾隆」是他在位時的年號。人們出於習慣，就用「乾隆皇帝」來稱呼他了。

總結一下，稱呼漢朝的皇帝用諡號，稱呼唐宋的皇帝用廟號，稱呼明清的皇帝大多用年號。諡號一般都是「什麼什麼帝」，廟號一般是「什麼什麼祖」或者「什麼什麼宗」。年號就沒有規律了。一看皇帝的稱呼是兩個怪字兒連一起的，多半就是年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