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要做到這一點並不難。宦官成天陪在皇帝身邊，很容易取得皇帝的信任。而禁軍的最高統帥只有有限的幾個人，他們擁有控制軍隊的全部權力。皇帝只要一時高興，把這幾個職位都交給了宦官，宦官就可以隨意控制禁軍，沒人能制衡他們了。

所以，宦官專政的本質原因也在於軍權過於集中。其實，跟宦官不宦官的關係都不大。不管皇帝任命誰統帥禁軍，只要那個人手中的軍權過大，都會威脅到皇權。皇帝不可能保證自己從來不看走眼，不會委任陰謀家當將軍；也不可能保證將軍一輩子不會野心膨脹。

所以，最好的辦法是分散軍權，不把軍權交到一兩個人的手裡。

三

宋朝的制度和前朝相比，就是朝這個方向改進的：

首先是解決地方軍閥割據的問題。宋朝採用「強幹弱枝」的政策，由中央直接控制規模龐大的禁軍。禁軍原本是皇帝個人的衛戍部隊，只用來保衛首都和皇帝的安全，數量不是很多。但是宋朝的禁軍多達幾十萬人，這些禁軍實際上就是中央軍。

宋朝的禁軍不僅人數眾多，戰鬥力也是最強的。朝廷要求各地向中央選拔最優秀的軍人加入禁軍，禁軍的裝備、訓練、給養也都是最好的，保證禁軍能幹得過地方軍隊。北宋前期還要求中央軍定期輪換到各地駐軍。這樣既加強了邊疆的防守力量，也起到了監視地方的作用。而且派到各地去的中央軍，將領都是臨時任命的，將領和士兵並不熟悉，這就是著名的「兵不知將，將不知兵」。這有效避免了士兵只忠於將領，不忠於朝廷的問題，不會再出現安祿山那樣的軍閥。

在中央，宋朝進行了分權的改革。唐朝不是有幾個宰相統籌所有政府部門的事務嗎？趙匡胤認為宰相的權力太大了，他保留了宰相這個職位，但是宰相的權力縮小了，財政權和軍權都被剝離出去。原來的宰相，現在變成了三個平行的機構：一個是「中書門下」，就是原來宰相府，原來是什麼都管，現在只能管行政事務了；一個是「樞密院」，這是管軍事的；在北宋前期，還有一個「三司」，這是管財政的。

三個部門，三個領導，互相獨立，誰也管不了誰，都直接向皇帝彙報，聽皇帝的命令。這樣任何一個官員都不可能一人獨大：甭管是有錢沒軍隊，還是有軍隊沒錢，總之單獨一個部門什麼事都幹不了。

對於中央軍的處理，宋朝統治者也是處心積慮。我們都知道「杯酒釋兵權」的故事。據說趙匡胤當上皇帝以後，在一次酒席上把幾名大將的軍權給剝奪了。其實這幾名大將統帥的並不是全國的軍隊，他們是中央軍的領導人。趙匡胤把中央軍的軍權拿到手以後，也採用類似的辦法，把中央軍分成三個部分，上面不設更大的領導，三個部隊的將軍都直接聽命於皇帝。這樣，三支部隊互相制衡，武將想發動政變的成功率就大大降低了。

光這樣還是不放心。趙匡胤又把調兵的權力給了樞密院，而管理樞密院的，都是一群文官。這麼一來，要調動軍隊就得經歷這麼一個複雜的過程：首先得有皇帝的命令，這個命令先到樞密院，通過樞密院的文官下達調動令，軍隊才能從駐地開拔。而負責指揮軍隊的，不是樞密院，而是另外指派的武將。軍隊還得花錢吃糧啊，在軍隊開拔前還要動用國庫，還得通過三司。

你看一個軍隊的開拔，中間要牽扯很多部門，這些部門又互相獨立，都單獨向皇帝一個人負責。任何一個官員都不可能以一己之力指揮軍隊，政變的可能性就小了很多。

宋朝避免軍人政變的另一個辦法，是採用重文輕武的政策。樞密院是最高軍事機構，但武將如果要在樞密院當官，就會受到文官的層層阻撓。

北宋的時候，有一員名將叫作狄青，他出身十分低賤，是因為犯法被髮配充軍的。但他作戰勇猛，從底層小兵幹起，一路靠軍功爬到將軍的位置。宋朝的配軍為了防止逃跑，要在臉上刺字。狄青為了遮掩刺字，在打仗時戴著青銅面具，還披頭散髮，樣子十分駭人。狄青在和西夏的戰爭中屢建奇功，收復了不少失地。這麼一個軍事奇才，皇帝打算重用他，任命他當樞密院的長官。這一下輿論譁然，文官們都不幹了，上書說讓一個配軍出身的武人進樞密院，皇帝你這是亂政，咱們大宋沒這規矩。皇帝執意要用狄青，這些文官們就成天盯著狄青的一舉一動，天天挑他的刺兒，雞毛蒜皮的事也要拿出來攻擊一番。甚至胡說狄青家的狗長角，這是不祥之兆啊皇上！最後，皇帝只能屈從輿論，不得不把狄青撤職下放，狄青在鬱悶中病故。

從宋朝官員的反應中，可以看出宋人對五代軍人政變的極端警惕。為了宋朝的長治久安，官員的這種反應是對的。狄青很可能是被冤枉的，但冤枉了他一個，能保證宋朝再也沒有武將兵變的危險，用一個武將的冤屈換來國家的安定，這買賣是划算的。

大規模的分散權力，保證了宋朝再也沒有武人、宦官干政的可能。試想，假設皇帝昏庸，非要讓身邊的官宦執掌兵權，那他把這宦官往哪裡派呢？往哪裡派都只能擁有一小部分權力。就算讓宦官去執掌權力最大的樞密院，可樞密院裡管事的還不止一個人。宋代吸取唐朝的教訓，不允許宦官學習文化。你說一個沒文化的宦官跑樞密院裡面對一大堆瞧不起他的文官，他又沒有絕對的權力，他還不得被文官們活活噴死？

僅僅分散官員的權力還不夠，宋朝還要限制皇帝本人的權力。道理很簡單，所謂權臣、宦官專權，很多時候其實是皇帝本人犯糊塗，自己把大權交到了某個野心家的手裡。假如皇權太大，皇帝犯糊塗的時候就沒人能管得了他。所以趙匡胤還提高了文官集團的地位，規定皇帝必須尊重文官集團的意見，不能獨斷專行，而是要「與士大夫治天下」。

有這麼一段故事。說宋仁宗有一位特別寵愛的貴妃，想讓自己的伯父當「宣徽使」，這是一個掌管宮廷內務的官兒，有點類似於清代的內務府總管。這個貴妃就成天跟仁宗吹風，求他。仁宗喜歡她呀，就滿口答應了。有一天上朝前，這貴妃一直把仁宗送到大殿門口，用手摸著仁宗的後背說：「今天您可別忘了宣徽使這事兒啊！」仁宗連說：「沒問題，沒問題。」然後仁宗上朝後，就下了一道旨，任命貴妃的伯父當宣徽使。這旨意下去後，時任御史中丞（相當於監察局局長）的包拯跳了出來，說這事不行！然後當場滔滔不絕，歷數反對的理由，因為說得太激動，竟然把唾沫噴到了仁宗的臉上。仁宗一看實在頂不住了，只好收回了命令，怏怏地回後宮去了，回去還跟貴妃抱怨說：「你就知道找我要宣徽使、宣徽使，你不知道御史中丞是包拯嗎！」

這則故事載於宋朝的文人筆記中，細節未必可靠。但反映出一個事實：在宋朝前期，皇帝的權力實在小得可以。「宣徽使」並不是能左右朝政的重要官職，但就是這麼個官，皇帝也不能隨便任命，你也得符合法律手續、遵守儒家官僚的道德共識。在這種制度下，皇帝要是想犯渾，任命個弄臣、宦官或者外戚來把持朝政，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四

當然，在獨裁社會里，任何政策在執行的時候都會打折扣。因為皇帝權力太大，總能想到一些繞開祖制的辦法。到了北宋末年，宋神宗開始改革政治制度，把大權集中在自己的手裡，趙匡胤定下的平衡制度被陸續破壞了。

這就牽涉到「如何讓制度保持不變」的問題。這是一個兩難的事，一方面，時代形勢總是在變化，僵化不變的制度總會跟不上新的形勢，給朝政帶來危機。但另一方面，如果允許後人隨意改制，那開國時精心設計的制度就會淪為空談。就拿宋朝來說，趙匡胤設計的君臣互相制衡的制度本意是好的，但是後來的皇帝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問題，只覺得這種制度束手束腳，他貪圖方便把舊制度一腳踢開，他自己是舒服了，卻給國家留下了巨大的隱患。

古人也不是沒想辦法，要想保持制度永久不變，就必須把制度的權威性放到一切權力之上，連皇權都沒有它大。這個權威古人找到了兩個，一個是儒家道德，一個是皇室的「祖宗家法」。儒家道德就不用說了，單說祖宗家法。

我們看古裝電視劇，有時會看到年輕的皇帝想要施行點什麼新政策，也不是什麼大事，結果那些大臣們全都跪下了，一個個大叫著「某某規定是祖宗家法啊，不能改呀！」我們可能會覺得這些大臣太討厭了，抱著上百年前訂下來的老規矩不放，頑固愚昧。但其實換一個角度想，這些大臣對「祖宗家法」的無條件崇拜，是在維持國家的基本制度不變。皇帝要改的雖然是小事，但是這個口子一旦開了，就會面臨國家制度被完全破壞的險境。從這個角度上講，祖宗家法其實相當於今天的憲法。

然而，因為古代王朝是君主制國家而不是法治國家，祖宗家法也好，憲法也好，無法對皇帝構成絕對的束縛，皇帝或者其他掌權者只要有心，總能想辦法破壞掉祖宗家法。因此建國時的舊制度被破壞，也就成了早晚的事。

我們說過，古代王朝隨著時間的推移，會出現一些沒法解決的問題，如人口增多、土地兼併、官員貪腐等，這個「制度被破壞」也是一個幾乎無解的問題。到了北宋末年和南宋的時候，國家裡出現了不少權臣，皇帝也犯了不少的錯誤，甚至還出現了童貫這個權傾天下的大宦官。

即便最後制度還是被破壞了，總的來說，宋朝制度在避免武將政變、宦官專權方面做得很好。明清吸收了宋朝的經驗，因此明清兩朝也是一樣，有大權在握的宦官、權臣，但這些宦官和權臣都不能威脅皇權，只要皇帝一皺眉頭，他們立刻灰飛煙滅。唐朝宦官可以隨意廢立皇帝的事，再也沒有發生過。因此我們可以說，宋朝實行的政治制度，是中國古代政治史上的一次進步，讓中國的君主制度更加穩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