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本書的結尾，我們講到了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

孝文帝是鮮卑族人，為了能更好地統治中原，出於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綜合考慮，他把首都從今天的山西省大同市南遷到了河南省洛陽市。整個鮮卑族的上層貴族都被他搬到南邊來了。

洛陽是挺好：中原腹地、繁華世界、哪哪兒都是好玩的，但孝文帝沒有辦法把所有人都遷過來，原來的老家得留人，還不能留太差的人。

我們說過，北方游牧民族不斷向南進攻農耕文明是中國古代史的一大主題。這裡的「游牧民族」可不是一個民族，有時是好多個不同的民族，這些民族互相誰也不服誰。好比「淝水之戰」，苻堅失敗的原因之一就在於他的軍隊是有很多民族組成的。其他的游牧民族原本就不服他，所以兵敗的時候變成了牆倒眾人推。

因為北方游牧民族有好多個，所以產生了一個有趣的現象：

北方民族不斷向南進攻，其中有些驍勇善戰的，他們率先跨過了長城，佔領了中原的繁華世界。前面說過，生活環境決定了民族文化。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要想長期待下去，就必須接受農業文明的制度和生活方式。時間一長，這些民族漸漸漢化成了農耕文明。可是北方還有其他的游牧民族呢，那些游牧民族也想佔據中原呀。

結果是，之前進入中原的游牧民族也要以文明之力，去承受更北邊的游牧民族的兇悍進攻，風水輪流轉了。

北魏也面臨著這樣的困境。孝文帝入主中原後，他還要抵禦北方其他民族的南侵。因此在南遷以後，他還得在北方留下一批防守部隊。這批防守部隊因為駐紮在六個軍鎮（軍事據點）裡，因此被稱為「鮮卑六鎮」。（注意，這個時候鮮卑剛入主中原，六鎮尚未漢化，六鎮計程車兵還都是強悍的游牧民族戰士。）

這個時候，洛陽出事了。

孝文帝在洛陽搞了個很激進的「全盤漢化」。不僅語言服飾要漢化，在制度上也要搞漢化。漢人的傳統是文官治國，誰文化水平高誰就當官，孝文帝把這個制度也照搬了來。按理說這是個好政策，但孝文帝操之過急，產生了相反的後果。

六鎮的軍人都是草原上成長起來、戰場上拼殺出來的「武人」，他們不懂什麼詩書文化。朝廷的選官制度突然一改，六鎮的軍人的升官渠道就被堵住了。

站在六鎮軍人的角度，這件事說起來非常可氣：明明是我們刀尖上舔血打下了鮮卑的江山，可那些鮮卑貴族們竟然去學異族穿衣、說話、去膜拜異族的祖先。他們還以此為榮，認為這樣才高貴，只有他們才有資格當大官，我們全都不配。

這太不公平了！

孝文帝的激進漢化留下了後患。在孝文帝死後，六鎮軍人起兵造反，形成了以六鎮軍人為核心的新政權。六鎮軍人都是職業軍人，他們的身份是世襲的。軍官代代世襲，也就形成一個個很有軍事實力的大家族。前面說過的南方門閥貴族都是以文化起家，六鎮軍人則是軍事貴族。

這些軍事貴族中的一部分人佔據了長安一帶的「關隴」地區，因此又被稱為「關隴貴族」。

「關」指的是陝西關中地區，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的「關中地區」就是這裡。「隴」是「關中」旁邊的甘肅隴山地區。「關隴」，大致相當於今天我國的甘肅省東部、陝西省中部。

這個地區可了不得，它地處農耕地區和游牧地區的交界處，兼有兩種文明優勢：

關中地區是一個盆地形的平原，農業發達，因此能供養不少人口，經濟實力雄厚，這是農業文明的優勢。這裡又靠近游牧地區，百姓兼有游牧民族的彪悍之氣，作戰勇猛，這是游牧文明的優勢。而且關中四面有天然的地形屏障，易守難攻，適合割據自守。

因為這些有利的條件，在中國歷史上，關中地區常能孕育強大的軍事集團，統一六國的秦國就起源於關中。中國很多王朝喜歡把都城定在長安（今陝西西安），也是因為長安就在關中地區的中心。

關隴貴族，就是當時最強大的軍事集團。

二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全中國的整體情況。

這時的中國正處於格局混亂之中，分裂成了南北兩個部分。統治北方的是像北魏這樣的游牧民族政權，統治南方的是漢人政權。

那時南方政權的權力都掌握在一些世襲的大貴族、大門閥手裡，稱為「門閥政治」。這是一種非常落後的政治制度。

在門閥政治下，權力是靠血緣繼承來的，不是靠實力選拔出來的。那麼當官的就沒必要好好工作，不需要幹出什麼政績。不幹正事了，那去做什麼呢？人類除了要滿足物質慾望之外，還有精神追求。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是藝術和哲學——換句話說，就是美和真理。南方的門閥貴族們最熱衷的就是這兩件事：他們詩文歌賦的水平當時是全國第一。上本書介紹過的大書法家王羲之、大畫家顧愷之，他們都生活在南方。南方的貴族還熱衷於研究玄學和佛學，這兩門學問都屬於哲學的範疇。

當官員的都去研究藝術和哲學了，那誰來管理國家呢？沒人管理國家，這國家怎麼能好呢？

不管理國家就算了，可怕的是這些人還在不斷侵蝕國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