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皇帝都不能看的秘密記錄 ——佛、道和史學

提到中國傳統文化,我們都知道佛、道、儒三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重要影響。其實,還有一門學問對中國歷史的影響不亞於以上三家,這就是史學。

前面說過,一個人出生時所有的知識都是零。人類之所以能在前人的基礎上不斷進步,靠的是文字記錄。統治者的治國之術能夠不斷累積進步,靠的就是歷史記錄了。

中國古人記錄歷史的首要目的,是給帝王統治國家提供借鑑,所以宋代司馬光所寫的史書鉅著被命名為《資治通鑑》,意思是「借鑑往事,有助於治理國家的著作」。

正因為有了良好的史學傳統,中國人才能在王莽那樣的「試錯」中不斷吸取教訓,讓政治制度不斷完善,避免重複犯錯,最終形成了一套極為穩定的統治模式。

我們普通人也可以從古人的歷史著作中獲益。因為歷史不僅是對政治制度的試錯,也是對人生的試錯。人性亙古不變,歷史中發生的那些事件在今天相同的條件下仍舊可以發生,所以我們可以從繁多的歷史事件中觀察人性,洞悉人們在各種特殊環境下的反應。很多人生教訓我們不需要親自嘗試,可以直接從歷史事件中學到,因此我們可以比那些不讀歷史的人用更低的成本快速成熟。

中國記錄歷史的傳統從《左傳》開始,到司馬遷的《史記》正式定型。司馬遷為中國史學定下了很多良好的規範,不少規範被執行了上千年。

規範之一,是由司馬遷開創的「紀傳體」的寫史方法。中國的史書主要有兩種形式:「編年體」和「紀傳體」。「編年體」就是按照時間順序,一年一年、一月一月地記錄歷史事件,《左傳》和《資治通鑑》都屬於這種形式。

「紀傳體」主要以人為單位,把一個人的一生寫成一篇文章。如《史記·秦始皇本紀》就是講秦始皇一輩子的事,《史記·高祖本紀》就是講劉邦一輩子的事。我們俗稱的「正史」《二十四史》,採用的都是紀傳體。

編年體和紀傳體各有優缺點。剛入門讀歷史的時候,最好讀紀傳體。紀傳體都是有頭有尾的一篇篇故事,前因後果寫得很清楚,看紀傳體就和看小說一樣,可以讓我們快速建立對某個歷史人物的印象,總結他的得失。

等到詳細研究歷史的時候,就需要編年體了。藉助編年體,才能知道某件大事發生時,當時的歷史背景是什麼樣的。編年體把所有歷史人物都打通到同一條時間線裡,便於抓住歷史的大脈絡。反之,如果初學者上來就讀編年體的話,會感到極為枯燥,因為好幾件事情都混合在同一個月份裡,又沒頭又沒尾的,常常會看得莫名其妙。

簡而言之,紀傳體更適合初學者,編年體更適合歷史專家。前面說了,傳統的史書是為了給統治者提供借鑑,統治者又不是歷史專家,當然是故事性強的紀傳體更適合他們。因此紀傳體成為中國史書的主流。我們現在的很多歷史普及書籍,都是以人物和事件為中心,也可以看作是變相的紀傳體。

除了人物的傳記外,《史記》還適當兼顧了其他內容。《史記》裡一部分內容叫作「書」,「書」記錄的不是某個人的故事,而是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某一個領域的情況。如其中的《河渠書》,就是專門記錄水利方面的事,相當於是一部獨立的「水利史」。為了後人查閱方便,《史記》還有一部分叫作「表」,就是歷史大事年表,它像是一個簡略版的編年體提綱,以彌補紀傳體的不足。

《史記》的結構設計非常完善,因此成為後世史書的典範,《二十四史》基本都是按照《史記》的結構來寫的。

《史記》的另一個優點是文字優美、內容真實。甲骨文記錄了商周時的很多珍貴史料,但是在清朝末年才被發現,清朝之前的人們都不知道甲骨文的存在。司馬遷在沒有看過甲骨文的情況下,在《史記》中對商周的記述大體上都和甲骨文資料吻合,說明司馬遷的歷史考證水平非常高。

中國古人很早就意識到史學的重要性,歷朝歷代都非常重視歷史記錄。在很早的時候,中國的朝廷就有專門負責記錄歷史的史官。從晉朝開始,還有專門記錄皇帝一言一行的史官,他們所記錄的內容被稱為《起居注》。《起居注》是皇室的第一手資料,內容非常詳細,史學價值極大。

更了不起的是,中國很早就有「政治不得干涉歷史記錄」的史學精神。皇帝對於天下百姓都有生殺予奪的大權,但是不允許看自己的《起居注》,為的是避免皇帝隨意篡改史書。如果皇帝非要看,會受到大臣的集體反對,也會受到後人的譴責。當然,歷史上還是有一些皇帝違反了這條禁令,但單單這條傳統的存在,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了。

我們可以自豪地說,因為司馬遷等歷史學家們所開創的史學傳統,中國的歷史記錄是世界上最為完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