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可以這麼說，在長城關外，馬就相當於是人手一輛的腳踏車。在長城關內，馬就成了只有土豪才養得起的寶馬車。

總之，漢武帝那四十五萬匹馬花了許多錢。

而且戰爭中戰馬的消耗量十分驚人。漢武帝打敗匈奴的那場最大的勝仗，漢軍出動了約十四萬匹戰馬，損失了約十一萬匹。這還是一場大勝仗都損失成這樣，那一般的戰爭還怎麼打？打完仗，人家游牧民族回去隨便找一個牧場，養幾年，馬匹又都出來了。你漢軍回到長城內，還得花費巨資重新養馬，你玩得起嗎？

更可怕的是，漢軍深入北方的代價太大了。

農耕地區經濟富足，農民都被束縛在土地上，想跑也跑不到哪裡去。所以游牧民族入侵的時候，一路劫掠就可以完成補給。甚至於打了敗仗往回撤的時候，都可以一路搶著回去。

相反，游牧地區生產力低，人口非常稀少，一片極為廣闊的草場也養不了多少家畜，人數龐大的農耕遠征軍到了草原上，光靠劫掠是沒法支撐的。而且游牧民族還可以舉家遷移，聽到入侵者要來了，早早地躲遠了就是。農耕遠征軍只能靠自己帶的補給。前面說過，漫長的補給線也不現實，耗費極大，又極易被切斷。最後，漢武帝選擇了一個非常燒錢的辦法：讓遠征軍隨身帶著幾十萬人的補給兵團。

問題是，這幾十萬人也要吃飯啊。所以，漢武帝是靠多支出了幾十萬人的人力與口糧來解決補給問題。古代運輸成本極高，按照司馬遷的記錄，漢朝給西南邊境運送糧食，運輸成本高達六十多倍。秦朝時從山東地區運糧到內蒙古，運輸成本高達一百九十多倍。而漢武帝北征，距離更遠、路途更艱苦，運輸成本還會更高。哪怕就按六十倍計算，這也意味著漢武帝一下子就要往大漠裡扔進去最少幾千萬人份的糧食。這個數字太恐怖了，當時全國的總人口也不過幾千萬人。

漢武帝花了那麼一大筆錢打仗，那他收到想要的結果了嗎？

漢武帝之所以要組織遠征軍深入大漠，為的是能徹底消滅匈奴，讓游牧民族再也不來入侵，保持北方邊境的長治久安。假如真的能實現這個目標，花的這些錢倒是真值——比起修長城、派兵駐守的錢來說，遠征的這點花費就不算什麼了。

但是，就在漢武帝獲得最大的那場勝利之後僅僅七年，匈奴就捲土重來了。

為什麼漢軍不能把匈奴徹底剿滅呢？

直接原因是北方太大，游牧民族善於遷徙，只要暫時避開漢軍的刀鋒，等到漢軍退兵後再找一塊肥美的草原，就可以恢復生機。

或許有人會問，那漢軍為什麼要退兵呢？好不容易打下來的土地，為什麼不永久地佔領呢？也不用到處都派兵，只派兵鎮守住最好的草場不就可以了嗎？

問題是，駐守草場的軍隊，吃什麼呢？

游牧民族之所以放牧而不種田，是因為北方草原地區降水量小，只能生長牧草，根本就種不了田。

或許有人會說，種不了田沒關係，也可以像游牧民族一樣，靠吃牛羊為生啊！

別忘了我們說過，靠草場來飼養牛羊，需要的是極大一片草場。畜牧者在一個地方吃著吃著，草就不夠了，必須遷移。所以，畜牧者要想在草原上建立一個定居點也是很難的。

或許有人會說，建立不了就建立不了唄，那我們乾脆讓北方的軍隊就像游牧民族那樣，到處遷徙，逐草而居，養一支強大的騎兵來保衛南方的農耕帝國，這不是更厲害嗎？

這裡的問題是，假如你是這個負責保衛邊疆的軍隊將領，你手下有一大群厲害的騎兵，有一大群牛羊，吃喝不求人，又遠離朝廷，你為什麼不獨立造反？

前面說過，郡縣制社會之所以不會像分封制社會那樣容易讓地方政權獨立，是因為在郡縣制下，朝廷直接管理基層百姓，掌握每一個百姓的戶口，導致地方很難截留百姓的賦稅。朝廷又親自任免地方官，經常更換任命，還有多個系統的官員互相監督。有這些措施才能保證地方勢力不能脫離朝廷的控制。

而一個遊蕩在外的游牧部落，朝廷連人家在哪兒都不一定知道，怎麼去掌握每一個百姓的戶口？怎麼派官員監督？在歷史上，中國古代有過一些北遷進入草原的軍隊，遷徙一段時間後，他們就逐漸變成了游牧民族，完全脫離中原朝廷的影響了。

類似的，當游牧民族長期佔領農耕地區的時候，為了獲取更多的財富，自然會選擇農耕的生產方式，結果是經濟水平上漲，但軍事戰鬥力下降，往往打不過北方後起的其他游牧民族。典型的例子如北魏、西夏、遼、金……

總之，漢武帝就算花錢再多，也不可能徹底消滅匈奴。

就在漢武帝大獲全勝之後沒幾年，匈奴就捲土重來。漢武帝不得不重新組織昂貴的軍隊，又和匈奴發生了好幾次大戰。這幾場戰爭漢軍基本上沒有佔到便宜，幾次因為找不到敵人無功而返，還有兩次主力被徹底全殲，甚至統帥都投降了匈奴。

這場奢華的戰爭打成這個樣子，決策者難辭其咎。這幾次失敗以後，漢武帝公開發表了《罪己詔》，檢討自己窮兵黷武的策略，停止了繼續對匈奴用兵。

三

人無論做任何事，都會同時面臨兩個量：成本和收益。用收益減去成本的差值是淨利潤，就是我們做這件事所得到的好處。人的本性是逐利避害，在所有的選擇中，理性的人總會選擇淨收益最大的方案。

國家和人一樣，一個合格的國君，他的職責是要為國家爭取最大的利益，去選擇淨收益最大的那一種國策。

比如領土問題，我們有些人可能覺得，領土的價值高於一切，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衛領土不計成本。但對於一個關心淨收益的帝王，他考慮的問題則是：佔有這塊領土的收益是否大過成本？如果收益太小，成本太高，那還不如不佔，否則就是在無謂地浪費民脂民膏了。

這就是漢匈和親背後的邏輯。

如果匈奴有能力入侵漢帝國的話，誰願意俯首稱臣呢？如果漢帝國有能力剿滅匈奴的話，誰願意把宮女白白送給人家呢？正因為匈奴和漢帝國都發現，在這場成本與收益的遊戲中，和平的收益要遠遠大於戰爭，所以大家才有機會坐下來和談。

和談的關鍵，也是為了錢。

匈奴之所以願意坐下來談，是因為他們南侵劫掠無非是為了財富。雙方和談以後，匈奴得到了大量的利益。每一次匈奴使團到訪長安，漢帝國都會賜給他們包括黃金、銅錢、絲綢、糧食在內的豐厚禮物。而且一次比一次給得多，以至於有的漢朝大臣因為這事太過花錢而上書抗議。此外，和平後兩國開放邊境貿易，匈奴可以靠貿易得到自己想要的財富，更沒有必要冒著生命危險南侵。

對於漢帝國來說，和平貿易阻止了入侵，節約了大筆軍費，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通過邊境貿易，對匈奴來說像腳踏車一樣便宜的馬匹牲畜賣到長城以南就成了寶馬價。漢帝國相對很便宜的糧食和手工藝品過了長城以北，也成了珍貴的商品。所以雙方在貿易中都得到了巨大的利潤。

和談是符合雙方利益的選擇。至於和親，只是表面的形式問題。古代社會極端重男輕女，皇帝連自己的親生閨女都可以當作政治籌碼，更遑論王昭君那樣的幹閨女。匈奴單于也不會真的在乎一個女孩子。「和親」只是在談判談妥以後追認的政治手續，用來和親的女子只是一個沒人關心的政治工具而已。

游牧民族有一種婚俗，女子的丈夫去世後，要嫁給亡夫的兄弟，甚至是亡夫的兒子、孫子（當然不能是該女子親生的）。這個習俗稱為「收繼婚」或者「轉房婚」。這主要是因為古代女性地位低下，被視為用來生育的財產。在丈夫死後，女性要像財產一樣被家族中的其他人「繼承」，繼續承擔生育的任務。

王昭君在嫁給匈奴單于兩年後，單于去世。單于的兒子根據「轉房婚」的習俗，要求王昭君再嫁給自己。思念家鄉的王昭君給漢朝皇帝寫了一封信，懇求回國。結果她得到的是皇帝冷酷的拒絕。顯然，作為政治工具，讓王昭君繼續留在北方要比讓她回來更有價值。誰又會在乎一個工具的想法呢？

對於迷戀戰爭的人來說，漢武帝對匈奴的遠征是一場足以載入史冊的偉大勝利。如果按照「領土越大，國家就越了不起」的邏輯來看，漢武帝時代擁有在整個漢朝裡最為廣闊的領土，漢武帝無疑是個了不起的帝王。

但恰恰就是在漢武帝的手裡，漢帝國由盛轉衰，把文景之治積攢下來的家底全都敗光，讓無數小康之家進入飢寒交迫的困境。更不用說，還把幾十萬個家庭的頂樑柱、幾十萬個年輕的夢想，全都葬送在了苦寒的大漠深處。

這一切值得嗎？

如果站在後知後覺的角度來評判古人，漢武帝的遠征實在是一次得不償失的行動。不過我們也說過，以後人積累了幾千年的經驗去批評古人未免不夠公平。

就像王莽失敗的改革是歷史的試錯一樣，漢武帝的遠征也是一次試錯。在漢武帝之後，中原帝王們明白了：用純粹的武力解決北方游牧民族是行不通的。對於農耕地區，以及靠近農耕地區的草原（如河套地區），這些地方有極大的戰略價值，只要有能力就儘量佔下來。對於遠離農耕地區的草原、大漠，深入遠征是不划算的。

從長遠來看，中原文明就算再強大，也只能把北方邊境維持在農耕區和畜牧區的分界線附近。這條分界線，就是氣象學上的中國「400毫米等降水量線」。這條線以南的地區水量充足，可以種田；以北的地區只能生長牧草。這是中原帝國北部邊境的極限，長城就正好建在這條降水線的附近。

漢武帝以後的中原政權意識到，徹底消滅游牧民族是不可能的。和游牧民族最理想的關係是：游牧民族退到遠離農耕區的北方，雙方保證互不侵犯。漢朝之後，中原帝國對北方的政策大體上都是按照這個目標來執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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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對匈奴發動過多次戰役。在前兩次戰役中，漢武帝打下了河套地區和河西走廊。河套地區是中原帝國在北方的戰略要地。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向西域的重要通道，是中原控制西域的前提。這兩次戰役對於中原帝國是非常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