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講明白這件事，先要明白一個概念：「效用」。「效用」是人類從一件產品中得到的好處。

舉個簡單的例子。同樣一塊麵包，甲已經餓了三天了，這塊麵包對他的效用就很大，能救命。乙是個大胖子，營養過剩，而且今天也吃得很飽了。那麼這塊麵包對他來說，效用就很小，甚至是負的，吃還不如不吃呢！

如何衡量一個社會的財富呢？

用「效用」來衡量最準確。好比說有兩個國家，這兩個國家的生產力都一樣，每天都生產一百個麵包。從產品的數量上來看，這兩個國家產生的財富一樣多。可是，假如一個國家都是瘦子，吃了這些麵包會產生非常大的效用，國家變得更富強了；而另一個國家都是肥胖症患者，吃了這些麵包產生了負的效用，國家還要多支出醫療費用，反倒衰弱了。

所以，用「效用」來衡量經濟生產的水平，比直接計算物質要合理得多。一個社會的總效用越高，說明老百姓從這個社會中得到的好處越多，說明這個社會生產的財富越多。

為什麼同樣一個產品（比如一個麵包），甲願意以一個價格（比如十塊錢）賣給乙，甲也覺得自己划算，乙也覺得自己划算呢？這就是因為，同一個麵包對於甲和對於乙的效用不同，對於甲的效用低於十塊錢，對於乙的效用高於十塊錢，這樣兩個人在交易中都提高了自己獲得的效用，兩個人都佔了便宜，社會的總效用也提高了。

比如在一個社會里，原本胖人和瘦人都擁有同樣多的麵包。通過人們自發的交易行為，胖人把麵包賣給了瘦人，瘦人吃得更飽，胖人可以用錢購買更適合自己的商品。這樣每個商品都用在最需要它的地方，整個社會的資源利用率也就提高了。

所以，交易是可以給社會帶來好處的，好處是讓社會的資源得到最有效的分配。

問題是，交易過程會產生不菲的成本。

胖子想要把麵包賣給瘦子，他就得知道附近有哪個瘦子家裡正好缺麵包。萬一本村沒有，他還得想辦法知道隔壁村子有沒有人缺麵包，就算有，那個人肯出多少價錢，這個價錢是否能抵得上來回的路費也未可知，打聽這些訊息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這叫交易的資訊成本）。而且就算鄰村有人想買麵包了，胖子為了專門賣個麵包，得出個遠門，又花路費又花時間，這未免也太不划算了（這叫運輸成本）。然後，就算找到合適的瘦子了，這個陌生的瘦子是不是一個本分的人呢？他會不會是個騙子或者強盜呢？胖子對此一無所知，為此，胖子可能還需要僱一個保鏢保護自己（這叫風險成本）。

以上這些，都是交易過程中的巨大成本。

商人的價值在於，他們通過自己的勞動降低了這些成本。他們為了能多賺錢，到產品的生產地廣泛瞭解產品的價格和質量，又到消費者中打廣告，降低了交易的資訊成本。商人把商品統一收集起來，統一運輸、保管，降低了交易的運輸成本和保管成本。商人擁有一定的武裝力量，在消費者中建立了信譽，降低了交易的風險成本。

因為商人們的存在，整個社會可以用很低的成本，把產品分配到社會最需要的地方。商人們雖然沒有生產半個產品，但是他們大大提高了社會的總效用，對社會是有貢獻的。

而且貢獻還不小。

今天坐在教室裡的你，或許正為週末去吃西餐還是壽司發愁。

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就在幾十年前，中國人還過著營養嚴重不良的生活。那時人們每天的工作強度遠超今天的你我。但是他們很窮，別說什麼西餐，一年吃肉都只有有限的幾次。為什麼在短短的幾十年裡，勞動者並沒有變得更加勤勞，生活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原因就在於幾十年前我們採用的是計劃經濟，非但不鼓勵經商，販賣商品的人還要以「投機倒把罪」被抓起來。後來國家調整政策，鼓勵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人一下子就過上了在當年連想象都想象不出來的夢幻生活。

這就是商業的力量。

但是以上這些結論，是人類積累了幾千年的經驗，在不斷磕碰、試錯中才總結出來的——就像我們自己，也曾經在幾十年前走過彎路。對於遙遠的古人來說，他們更難看出商業的價值了。

在古代的政治家們看來，商人好處不多，壞處可是不少。

首先有一個客觀原因是，古代的通訊和交通技術不發達，商人獲取資訊以及運輸產品的成本都比現代人要高很多，所以商業創造的價值遠沒有今天大。

其次，古人通過身邊的生活經驗，感到的不是商人對社會的貢獻，而是他們對社會的剝削：商人總是買低賣高，從中剝削民利；他們囤積居奇，哄抬物價；他們奸詐狡黠，巧舌如簧；他們甚至以次充好，販賣假貨。

以上是還在道德層面批評商人，對於古代統治者來說，更能打動他們的，是政治層面的問題。

前面說過，在古代社會用道德統治百姓是最好的選擇。問題是，人的本質都是自私的，只要有可能，很多人願意違反道德牟取私利。在古代，道德之所以對人有束縛力，是因為古人的生活空間非常小。

古代絕大部分百姓一輩子都生活在一個人口很少的村莊中，村子裡每一個人都互相熟識。這樣，任何人只要幹出違反道德的事，就會受到全村輿論的鄙視，他也就不敢為了私利違反道德了。

如果這個人有能力離開自己生活的村莊，那就不一樣了。他違反了道德，大可以一走了之，換個地方就沒有人認識他了。如果能離開村莊的人多到一定的數量，那麼全社會的道德系統也就崩潰了，整個帝國都會混亂。

幸好農民依附在土地上，離開自己的村莊就沒法生存了。

但是商人可以呀，他們在各個村莊間遊蕩，還能因此獲得巨大的利潤，所以他們對帝國秩序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另外，大商人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和貨物，尤其樂於囤積糧食、鹽、鐵等重要物資。這對帝國經濟的穩定也是一個威脅。

因為以上的原因，中國古代的帝王都採取了限制商業、貶斥商人的政策。

對於帝王來說，他們的選擇是正確的。因為限制商業的政策，中國的君主社會極為穩定。歐洲的君主制度，就是被崛起的商人階級推翻的。

這是因為，商業活動的前提是人人平等、尊重私有財產——如果別人能隨便搶走你的錢，那誰還努力經商啊？但君主制度講的是君權大於民權，國王可以剝奪普通人的財產。這種制度商人當然不能答應。等到歐洲商人強大到一定程度後，就提出要限制王權，王權不能比私有產權更高。這就是「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風可進雨可進，國王的軍隊不能進」。在商人的暴力抗爭下，歐洲君王過上了憋屈的日子，乾點什麼都不能違反議會的決定。從此，歐洲逐漸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商業的大發展帶來了經濟的大發展、科學技術的大發展。在明朝的時候，歐洲還比中國遠遠落後，等到了清朝，科技水平就已經遠超中國一個時代了。

對於中國古代的帝王來說，重農抑商是一個能保證皇位長久的正確政策。但對於人民長遠的福祉來說，卻是一個極大的遺憾了。

三

回來講「鹽、鐵經營權收歸中央」的事，這是漢朝經濟的一件大事。

「鹽、鐵經營權收歸中央」的決定和重農抑商的政策是一脈相承的。相當於把鹽、鐵商人的利益都搶到了朝廷的手裡。

漢武帝這麼做，除了「重農抑商」裡提過的幾條理由外，還有兩個原因。

一是，鹽和鐵都是古代的硬通貨。鹽不僅是人類日常飲食的必需品，還是古人儲存食物的主要手段：吃不了的食物只有用鹽醃製才能長久儲存。鐵也很重要，沒有鐵就沒有好用的農具和武器，就沒法種田打仗。鹽、鐵的生產原料又比較集中，易於壟斷，所以鹽、鐵在古代是一種戰略資源。如果被某個對抗朝廷的勢力壟斷，就會給朝政帶來威脅。而且鹽、鐵產業的利潤巨大，在漢朝初年，吳國地區的宗室因為壟斷當地的製鹽業，擁有的財富可以和朝廷匹敵。地方坐大，也是朝廷不願意看到的。

不過真正能打動漢武帝的，恐怕還是利益問題。漢武帝窮兵黷武，自己的生活也過分奢侈，國庫逐漸入不敷出。鹽、鐵國營能給朝廷帶來一大筆收入，漢武帝自然求之不得。

「鹽、鐵經營權收歸中央」給朝廷帶來了巨大的利潤，但也存在很多問題。就像前面說過的，商業經濟能帶來極高的生產效率。反之，政府統一管理的產業，效率就極為低下。

在鹽、鐵國營之前，鹽、鐵商人們生產是為了給自己賺錢，他們自然努力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質量。當產業歸國營以後，經營者是官員，他們只求完成朝廷的任務，買賣好壞和他們的利益無關。這些官員一有機會就上下其手，貪汙剋扣，反正虧的又不是他們自己的錢。至於鹽、鐵工廠，只需要生產一些粗製濫造的產品應付任務即可——不愁賣不出去，因為現在只有國營一家商店了，質量再差老百姓也沒別處買去，甚至還得哭著求著，花錢行賄才能把這粗製濫造的東西買到手。

所以這項政策只執行了一段時間，後來朝廷又放棄了這個政策，因為該政策從民間奪得的利益和損失的效率相比，還是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