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當其衝的是貨幣。鑄幣是把握國家經濟命脈、增加政府收益的重要手段，自然要把持在朝廷手裡。秦始皇滅了六國，六國的貨幣也就跟著統一了。

朝廷要直接從地方收取賦稅，考察政績，這就需要所有上交的錢糧、賦稅都使用統一的計量單位，所以還要統一全國的「度量衡」——「度」是長度單位，「量」是容量單位，「衡」是重量單位。這樣不僅國家管理方便了，各個地區之間的貿易也方便多了。

古代沒有柏油馬路，道路都用土鋪成，車輪在土路上行走會磨出車輪印。遇到下雨，土路變成泥路，車印被壓得更深，久而久之，就會形成兩道又深又硬的車轍。古代馬車的操控能力很差，行走在前人壓好的車轍裡，就如同火車行走在鐵軌上，非常省力。因為這個原因，一個地區的馬車匠人都把車軸造成同一個長度，這樣就能適合別人壓好的車轍了。成語「閉門造車」的典故就來自於此。

「閉門造車」的原句是「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意思是，如果按照同樣的標準制造車輪，就算是關起門來造車，出門以後也能讓車輪符合標準。今天「閉門造車」指的是關起門來做事，不考慮現實情況，和原意正好相反。

在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前，各國的車輪寬度都是自行其是，本國的車到了外國很不方便。秦始皇統一之後，把全國的車輪寬度也就統一了。這就是「車同軌」。

更重要的，是統一文字。

諸侯國的文字用法本不一致。秦帝國統一後，朝廷要直接指揮國內所有郡縣的政務，全國只有使用一模一樣的文字才便於管理。秦始皇在全國推行統一的漢字寫法，這就是「書同文」。不過由於秦朝滅亡得太快，「書同文」的工作並沒有徹底完成，直到漢朝的時候才基本把這件事辦完。

「書同文」的意義遠遠不止「大家寫字方便了」這麼簡單，還對中國的長久統一有巨大的貢獻。今天，我們全國人民雖然說的都是「中國話」，但是各地口音有著天壤之別，你讓兩個說家鄉話的東北人和廣州人來一番對話，其交流難度跟遇見外國人也差不多了。方言的巨大差異，是由於中國地域廣大，地區之間缺乏交流造成的，在古代原始的交通水平下，這種差異就更明顯了。

如果地區之間缺乏頻繁的文化交流，日久天長，方言各自發展，必然會形成完全不同的語言。今天很多歐洲國家的語言都源自原始日耳曼語，但因為歐洲分裂，同一個原始日耳曼語逐漸分裂出德語、英語等等不同語言。語言的分裂又進一步造成文化的分裂，要想再統一就很難了。

要統一方言，需要改變全國人民與生俱來的生活習慣，這事太難了，就算今天都做不到。但是統一文字卻很方便，因為全國的官僚都掌握在皇帝手裡，只要皇帝規定官府的往來檔案都必須使用相同的文字，就可以實現「書同文」了。

春秋秦漢時代，漢字主要寫在竹簡和絲綢上，因為竹簡空間有限、絲綢價格昂貴，所以必須節約用字，言簡意賅，因此形成了和日常用語完全不同的書面文字，也就是我們俗稱的「文言文」。文言文是一種脫離生活的文字，和日常用語無關，也就不會受到方言的影響。在秦始皇統一文字後，來自天南地北的兩個中國人互相說話可能誰也聽不懂，但是他們可以通過筆紙進行毫無障礙的交流。一封信、一本書，都可以在全國範圍內傳播，不會遇到阻礙。文字可以在全國範圍內流動，文化也就容易統一了。

文化的統一，對國家的統一至關重要。

為什麼在秦朝以後的有些時代裡，中國分裂成了很多小國，但是絕大部分中國的知識分子都認為中華民族仍舊是一個整體呢？是因為所有的知識分子們閱讀的都是相同的幾本書，他們所學習的知識、所受到的教育是一樣的。

大家的文化是一樣的，觀點是一樣的，想法是一樣的，那還有什麼理由要分開呢？

三

統一全國知識分子的思想，這件事的重要性秦始皇也意識到了。

世界上所有的獨裁國家，為了防止被顛覆，都要用暴力強制統一國家的意識形態。說白了，就是要求知識分子不能想不該想的事，不能說不該說的話。知識分子是國家的精英，萬一他們質疑獨裁者的合法性，並且得到了廣泛的認同，這獨裁者的統治不就岌岌可危了嗎？

中國曆朝歷代的統治者都幹過統一意識形態的事。區別是，秦朝以後的諸朝，欽定的意識形態都是儒家，只有秦朝欽定的是法家。

儒家和法家的區別，在上一章已經簡單說過了。在實際操作中，儒法兩家的區別其實不是很大。儒家以禮教治國，但在教化老百姓的同時，也要用暴力馴服反叛的個體；法家以刑法治國，但施行刑法的最終目的，是要讓百姓的行為符合倫理規範。說到底，古人中國政治的真相其實是「儒表法裡」，兩個手法都要用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秦始皇和後世的帝王相比，差別並不大。但是因為後世的儒生不遺餘力地攻擊法家（這也是為了統一意識形態的需要嘛），所以秦始皇成了歷史上的反面典型，他的一些行為被掛上了「法家暴君」的名號，被有意無意地誇大了。

最典型的就是「焚書坑儒」。

「焚書坑儒」是兩件事，「焚書」和「坑儒」。

「焚書」和郡縣制有關。前面說過，秦帝國在剛剛統一中國以後，朝廷內部曾經討論過應該採取分封制還是郡縣制，背後支撐這兩種政策的，分別是儒家和法家。

儒家推崇周朝禮制，周朝實行的是分封制，因此當時的儒生多支援分封制。法家是改革家，主張商鞅那樣的變法，所以法家支援的是郡縣制。秦國以商鞅變法起家，自然偏向法家的觀點，最後也選擇了郡縣制。

這場爭論的背後折射出了儒家和法家的矛盾。丞相李斯也是法家人，經過這件事，他意識到在整個國家中還有很多反對法家觀點的人，這是講究權術的法家不能容忍的。

法家主張「輕罪重判」，辦事得狠。於是由李斯主導，由秦始皇批准，在全國範圍內下達了焚燬非法圖書的命令。這就是「焚書」。

「焚書」的史實基本沒有爭議，「坑儒」是否為史實則有不同的說法。一般的說法是，秦始皇聽說有一些知識分子批評皇帝，他想要殺一儆百，給那些管不住嘴的知識分子一點兒顏色瞧瞧，於是殺了首都附近四百多位讀書人。這就是「坑儒」。

焚書坑儒是用暴力禁錮言論，性質當然是惡劣的。德國詩人海涅有一句名言：「在他們開始燒書的地方，他們最終會燒人。」秦始皇直接把這兩件事兒一起幹了，充分展示了獨裁者的殘忍與蠻橫。

但是，相比後世乾隆等朝的文字獄，「焚書坑儒」的破壞力其實有限。

「焚書坑儒」並不是全面地殺人和禁書。

「坑儒」殺了四百多人，固然恐怖異常，但全國有千千萬萬的讀書人，秦始皇只「坑儒」一次，是斷不了讀書人的血脈的。

「焚書」也不是很徹底。政府蒐集禁書的力度有限，而且所焚燒的禁書在皇宮內留有備份，所以秦始皇焚書並沒有徹底銷燬太多的圖書。真正狠的是後來乾隆的那種做法：在全國範圍內過篩子一樣地查詢禁書，找到的徹底銷燬。還把一部分禁書編到了《四庫全書》裡，卻在不註明的情況下悄悄把其中「忤逆」的文字給篡改了，讓後世的知識分子讀的全是修改版還不自知。

秦始皇可以蓋長城、徵南越，他想做的事就沒有做不到的。如果他真要有心滅殺天下文人和書籍，動靜不會這麼小，次數不會只有一兩次。所以「焚書坑儒」主要還是恐嚇的成分居多，並沒有真跟讀書人較勁。不像乾隆等人，是常年的、系統的殺人毀書。可是世人談論乾隆都是千古一帝，談論秦始皇卻都是獨裁暴君，這多少有些不公平。

在秦朝統一中國二百多年後，歐洲出現了一個和秦帝國類似的大一統國家：羅馬帝國。羅馬帝國的面積比秦帝國更大，統治的時間更長，但是在羅馬滅亡之後，歐洲再也沒有成為統一的大帝國，而是分裂成了諸多民族國家。

為什麼中國能不斷地重新統一，而歐洲會陷入分裂？這和秦始皇統一後的國策有很大的關係：

採用郡縣制，統一文字、貨幣和度量衡。

假如秦始皇沒有采取這些國策，或許隨後的中國不會走向統一。沒準兒今天山東人到河北還需要先辦個簽證，廣東人去廣西還需要先僱個翻譯，那樣的生活簡直無法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