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學業上的選擇也帶著弱勢階級的印記。對於應該選擇哪些方向，我們完全不瞭解必要的相關資訊，我們沒有任何選擇優等學科的策略：我選擇的是文科，而實際上理科才是更好的選擇（當時的優等班級是理科班，不過我確實在三年級時就放棄了數學，而對「文學」更感興趣），我在五、六年級時古希臘語非常出色，但四年級時放棄了古希臘語的學習，我說服自己這沒什麼用——但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提到的那個男孩決定放棄這門課，而我會通過他的選擇來判斷什麼是應該的，什麼是不應該的，我把和他留在一個班級當作首要目標——只留了拉丁語，但我對它的興趣也越來越淡；不過也有一次，我與我的「指路明燈」做出了相反的選擇，我將西班牙語選為我的第二語言，而沒有選擇德語（資產階級的孩子以及從事學術活動的人的選擇）。從學習成績上看，西班牙語班級集合了學校中最弱的學生，從階級構成上看，它尤其集合了來自弱勢階級的學生（統計資料顯示，這兩個因素有著密切關聯）。事實上，這個選擇並不是預兆，而是一次直接的淘汰，它意味著或早或晚脫離教育體制，或者說它是一種拋棄（reléguation），它將人們棄至這些以「教育大眾化（démocratisation）」為名建立的、低能收容所式的學科，顯然，它帶來的結果說明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陷阱。當然，當時的我並不瞭解這些，我只聽從自己的喜惡。我被南方、西班牙所吸引，所以想要學習西班牙語。（就在最近，當我嘲笑母親想象自己與安達盧西亞有血緣關係時，母親提醒我：「但你也是這樣的，雖然你沒去過西班牙，但你小時候老是提起那兒。這其中肯定有原因。」）德國和德語帶給我一種深深的不悅，甚至是厭惡。關於這個問題，我倒是在閱讀尼采，瞭解《看這個人》（citeeccohomo/cite）和《華格納事件》（citelecaswagner/cite）之前就是一個尼采信徒了：將地中海作為地平線，用溫暖對抗寒冷，用輕盈對抗沉重，用活潑對抗嚴肅，用午間的愉悅對抗夜晚的憂傷。我認為我做出了選擇，事實上，我是被選擇了，或者說我被那些早已為我準備好的東西選擇了。當一位文學老師表示出對我學業的擔憂時，我意識到學習西班牙語這個選擇讓我進入了一個二流學科，並迫使我每天和學校中的不良分子混日子。不管怎麼說，我很快明白了，我選擇的這條路，屬於那些和我擁有相同社會身份的人，而不屬於那些和我擁有相同學習成績的人（這意味著，一個平民階級的孩子哪怕成績優異，也很有可能走上一條不良的道路，也就是說，總是與優秀——既是社會意義上的，也是學業意義上的——有一段距離，相比之下總是處於較低的水平）。

我進入了「文科」畢業班。可惜，那時我接受的哲學教育事實上是令人痛苦的，甚至是可笑的：一名年輕但無趣的老師，剛剛獲得中學師資合格證書（capes），他在課上介紹各種概念。有一次，他認真地在課上給我們分段聽寫：「小寫a，貝格松的論文，小寫b，……的論文。」關於每個主題，他會給我們讀他的資料卡片，並提供一些說教式的乏味總結和一些他自己也許也只是從教學手冊上了解到、但沒有讀過的著作。他絲毫沒有問題意識，於是真正重要的部分便消失了。這些內容沒有任何意義，他自己也很難對之提起興趣。他欣賞並向學生們推薦一些可笑的書籍（他借給一些同學路易·鮑威爾的《魔術師的早晨》，和一些類似的荒謬書籍！）。我渴望學會思考和研究，我本打算充滿熱情地學習，但扁平而老套的教學方式堵住了我的熱情。現在輪到你們來厭惡哲學了。我沒有機會遇到這樣的老師：他的熱情會帶動整個班級，他讓學生永生難忘；他會給同學們介紹許多作家，於是學生們開始狼吞虎嚥地閱讀他們的著作。不，什麼都沒有，如果不能說只有無聊，至少可以說是沒有色彩。只要有機會，我就翹課。對我來說，哲學是馬克思主義，以及馬克思援引過的作家們。通過閱讀馬克思，我開始對哲學思想史充滿熱情。我讀了很多書，於是在中學畢業會考中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其他學科也是同樣的情形（歷史課上，老師向我提問關於斯大林的問題，我是托洛茨基主義者，我什麼都知道！），通過考試對我來說沒有困難，甚至可以說是輕而易舉。對我的父母來說，這是一件難以想象的事情。他們被搞得一頭霧水。

後來我報了文學與人文科學學院。我還需要選擇一個專業，我在英語和哲學中間搖擺不定。後來我選擇了哲學，這一選擇符合我想象中自己的形象，也將自此佔據我的生命並塑造我的人格。無論如何，我對自己的選擇感到欣慰。成為「哲學系學生」讓我內心充斥著天真的喜悅。我不知道有高等商學院（grandesécoles）預備班，或是文科預科一年級（hypokhâgnes）和高等師範學校預科班（khâgnes），也不知道高等師範學校的競賽招考。在我讀畢業班的時候，我甚至不知道它們的存在。事實並不單純只是這些機構過去，而且現在依然（甚至可能更甚）不接收平民階級出身的學生，而是這些學生甚至不知道有這些可能性的存在。所以問題並不止在於我一個人。當我聽說它們的時候，我已經進入大學了，我當時認為（多麼無知！）我要比那些學生優越，他們在我眼裡是一群奇怪的人，竟然在通過中學畢業會考之後依然留在高中學習，「進入大學」才應該是所有學生渴望的事情。當時的我並不理解學校中有等級的存在，也沒有掌握正確的選擇機制，所以我的選擇是最具有反作用的，是一條死衚衕，與此同時，我還在驚喜於自己的選擇，那個知情者們小心避開的選擇。事實上，弱勢階級會認為自己實現了過去將他們排除在外的可能性，但是，當他們實現這些可能性的時候，這些選擇本身已經失去了在先前體系中所具有的價值和位置。遺棄的過程是漫長的，淘汰是許久之後才發生的事情，但統治者和被壓迫者之間的差距是不變的：它通過自我移動的方式進行自我再生產。這就是布林迪厄所說的「結構的位移」。人們使用「民主化」這一詞所描述的，是一種結構的位移，在位移過程中，結構除了外表發生變化之外，事實上仍然保持著原有狀態，幾乎與之前一樣嚴苛。

3

在我剛進大學的時候，有一天，母親用一種深思熟慮之後才宣佈決定的語氣對我說：「我們可以幫你付兩年的學費，之後，你就得工作了。兩年已經不錯了。」在她眼裡（父親也一樣這麼想），進入大學學習到20歲已經是一種巨大的特權。我當時還沒有完全意識到，在外省大學中學習文科只是——或者說在那時幾乎已經是——一條被遺棄之路了。但我當時知道，兩年的學習時間對於要找到一條職業出路來說太短，因為要三年時間才能拿到學士學位，四年才能拿到碩士學位。這些文憑的名稱讓我感覺棒極了，我不知道它們已經開始失去幾乎所有價值。但因為我想成為中學老師，要參加中學教師招聘考試，也就是中學師資合格證書和教師資格會考，就必須擁有大學文憑。而且，我不能那麼快就離開大學，因為我已經開始對哲學產生強烈的熱情。這個哲學當然不是老師教給我們的那個陳舊、無趣的哲學，而是我自學的哲學，在當時來說，主要是薩特和梅洛·龐蒂。我還對東方國家的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者們（lesmarxisteshumanistes）頗具熱情，尤其是卡萊爾·科西克（karelkosik），他的著作《具體的辯證法》cite（ladialectiqueduconcret/cite）對我產生了一種奇異的吸引力，雖然已經不記得這本書的樣子，但我記得我是如此喜歡它以至於在兩三年間從頭到尾讀過數次。我還欣賞我讀到的第一本盧卡奇（lukács），《歷史與階級意識》（citehistoireetconsciencedeclasse/cite）〔我不能接受第二本《理性的毀滅》（citeladestructiondelaraison/cite）〕，還有卡爾·科爾施（karlkorsch）以及其他幾位擁護開放式而非教條式馬克思主義的作家，如呂西安·戈德曼（luciengoldmann），他是一位被當代人遺忘的社會學家（這種遺忘可能是錯誤的），但他當時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隱藏的上帝》cite（ledieucaché/cite）和《人文科學與哲學》（citesciencehumainesetphilosophie/cite）在我看來是諸多社會學著作中的高峰……我的論文中充斥著對這些作者的引用，這對當時審閱論文的具有反動傾向的老師們來說似乎非常不禮貌〔他們中有兩位共同簽署過一本叫作《墮胎是一種犯罪》（citeuncrime,l’avortement/cite）的書〕，就像其中一位老師對我說過的一樣，他們確定我遠遠不是他們見過的最優秀的學生，但他們在發回論文時會附加「有原創性的思考」這樣的評語，不過他們只能將分數限定在10分（20分滿分）之下——於是我習慣了這個10分。有時，如果我想玩一下，在文章中引用拉韋爾（lavelle）、內東塞爾（nédoncelle）、樂賽尼（lesenne）或者其他老師們偏愛的作家，足夠幸運的話我能獲得12分。我只能靠復現哲學史獲得青睞，即便我所還原的柏拉圖和康德總是讓老師們覺得帶有濃重的我熱愛的思想家們的痕跡。

當我進入哲學系（這裡被一種懶散和令人氣餒的麻木所籠罩，與校園中其他學科生機勃勃的景象徹底相反），我就進入一個封閉的世界，在這裡，外界的聲音和色彩似乎都被禁止了。這裡，時間凝固了，只有永恆的靜止：在這裡，1968年五月風暴，以及伴隨這場大型反抗運動的社會、政治、理論批評都不曾存在。當時的我渴望學習和發掘歷史上及當下的思想，把握它們與周圍世界的聯絡，但事實是我們被那些平庸而冗長的對於作者和文章的解釋壓垮了，我們完全可以通過自己閱讀來獲得這些資訊，我們可以比那些拿著工資、應該向我們揭示這些內容的老師們更好地把握這些作者和著述的意義。所有這些都透露著教育系統的本意，而這是從最淒涼最惱人的意義上講的。當時，全法國到處都在新建大學，我認為人們在新聘教師時並不太注重質量。這一行為被證明是打擊人心的：學生數量逐月遞減，我在第一年結束時也險些被這場退學潮席捲。事實上退學潮只是一個更普遍現象的放大版，相同點在於，相當一部分堅持到大學的出身平民階級的學生，無論他選擇什麼樣的專業，都會面臨同樣的命運：他們需要自己安排學習生活，在經過高中的約束後，他們並沒有養成勤奮的習慣，再加上家人不會給他們壓力使其繼續讀書，相反地，淘汰機制會很快在他們身上生效，這一機制的主要原理就是將缺乏興趣和自動放棄作為離心力。

我曾經歷一段不確定時期：一年級結束時，我通過九月份的補考才最終通過考試。這讓我感到驚恐。我決定堅持下去。但面對我前文中提到的老師們所代表的某種大學的平庸，我產生一種感覺：尼贊（nizan）在書中描繪過1920年代和1930年代索邦大學的老師，他「面對這些資產階級的看門狗感到憤怒」，每想到我身邊就有這樣的人，我就覺得可樂。但情況並不相同：尼贊如此殘酷批評的哲學家們是一些聰明而優秀的教授，他們設法加固這些統治階級的年輕人對於保持既有規則的願望。但我的老師們！他們沒什麼才華，只會重複知識並抽離它們的實質使之變得無用，他們也沒有能力對任何東西有所保留，因為他們沒有傳達給學生任何東西，而這些學生，也是一些沒有任何機會在將來的某一天進入統治階層的人。什麼都沒有！除非其中某些學生會有慾望觀看和閱讀其他東西，即便他們只擁有這樣的老師，即便這意味著與老師對著幹。

顯然，構成我思想視野的那些東西對於我的老師們來說是完全陌生的，這會導致一些離奇可笑的事情。例如有一天，當我在報告中提到弗洛伊德時，老師提出異議說他「將一切都歸於人類最低階的本能」。還有一次，我提到了西蒙·波伏娃，我被同一位老師（虔誠的天主教徒，他是哲學系的主任）打斷，他用生硬的語氣說道：「您好像不知道波伏娃小姐並不尊重她的母親。」我想他將波伏娃稱作「小姐」（然而這是多麼美的稱呼）是想要暗示《寧靜而死》（citeunemorttrèsdouce/cite）！對於他指稱波伏娃著作（講述了她母親的死，以及生）的方式，我笑了好幾個月。

我們有權上關於普洛丁（plotin）和曼恩·德·比朗（mainedebiran）的課程，但無權瞭解斯賓諾莎（spinoza）、黑格爾（hegel）或者胡塞爾（husserl），似乎這些思想家從未存在過。至於「現代哲學」，課程便止於存在主義（有一名老師在一門學理性很強但資訊量很大的課上講述了「伯格森與存在主義」，展示了所有薩特對於伯格森主義的援引）。在哲學系的四年中，我從未聽過關於列維-斯特勞斯（lévi-strauss）、杜梅齊爾（dumézil）、布羅代爾（braudel）、本維尼斯特（benveniste）、拉康（lacan）等人的內容，然而他們的重要性一直以來是公認的，更不用說其他的作家如阿爾都塞、福柯、德里達、德勒茲、巴爾特……他們也已經獲得了巨大的聲譽。這一切是發生在巴黎的事情，而過去我們是在蘭斯。如果我們住在距離首都哪怕只有150公里的地方，我們與智性活動（lavieintellectuelle）之間就會存在一道鴻溝，「二戰」結束後，智性活動在首都的發展密度已經變得無可比擬。我知道，從根本上講，我青年時對於哲學的熱情與我外省的地域出身以及階級出身相關聯。我選擇用哲學的方式來思考，事實上是由我的社會地位所決定的。如果我的大學生活在巴黎度過，或者至少離中心地帶（新興思想與理論生髮並受到鼓舞的地方）更近一些的話，我的興趣點可能會落在阿爾都塞、福柯，或者德里達身上，並且會帶著輕蔑看待薩特，因為我之後發現這是巴黎圈中的規矩，在這裡，人們更喜歡梅洛·龐蒂，認為他更嚴肅，因為他在「那個時代」沒那麼出名（阿爾都塞在他死後出版的回憶錄中寫道）。然而我今天仍然認為薩特遠比梅洛·龐蒂更為有力和新穎，梅洛·龐蒂更是一位教師，一位非常古典的大學教員，再者，在他尚未與薩特決裂時，他的理論在很長時間內都來自薩特理念的啟發。更籠統地講，我會更加執著於跟隨現代理論中那些最新成果的步伐。但身處當時當地，我只篤信薩特。他對於那時的我來說就是神聖的薩特。再度回首，我並不為這段過往的痴迷感到遺憾，我更希望自己曾是薩特的信徒而非阿爾都塞的信徒。此外，在經歷過這些最初對於理論的熱愛許久之後，在我創作自己的作品時，「存在主義」的傾向還是會在我的內心被喚起，這時，薩特會與我之後閱讀的福柯和布林迪厄相遇、融合。

但為了繼續熱愛我心儀的思想家，當時的我必須先賺錢謀生。當時有許多學生通過半工半讀的方式養活自己。如果我不想讓自己對於學術的渴望被經濟條件（現實的基礎）構成的銅牆鐵壁徹底攔下，我就必須成為他們中的一員，我的家庭情況每天都在提醒著我這一點。

但一起偶然事件改變了這一切。我不知道我是如何知道這種可能性存在的，也不知道是怎樣的想法致使我做出嘗試。大學二年級結束時，我報名並通過了ipes考試〔它的全稱應該是：中學教育師範學校（institutpédagogiquedel’enseignementsecondaire），但我並不確定〕。筆試內容是一道綜合論述題和對一篇文章的評論。今天，我很難回憶起論述題的題目了。需要評論的文章則是一段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cite（lemondecommevolontéetreprésentation/cite）的摘錄。當時我剛讀過幾部尼采的著作，尤其包括他與叔本華之間關係的內容，懷揣著這些剛剛獲得的知識，我很輕鬆就獲得了優異的成績。其他候選人也許被這一陌生而晦澀的段落難住了，沒有取得好成績。成績公佈時，我驚喜地發現錄取名單上只有一個人的名字：我的名字。作為唯一一個進入複試的候選人，我還須通過兩次口試，但基本已勝券在握。我的社會學成績只有中等，但外語考試中（我選擇了英語），我毫不費力地準確翻譯了馬爾庫塞（marcuse）的一篇文章，在對文章的評論中，我討論了他關於薩特的個體「原子化」概念的意見，獲得負責面試的英語系老師的表揚，並獲得了很高的分數。於是我克服阻礙，將要成為一名「預備老師」：我至少可以領取兩年的工資，如果我的碩士論文獲得足夠高的評分，領取工資的期限甚至可以長達三年（後來的情況也的確如此）。最讓人驚訝的是，在整個學習期間，學生不需要付出什麼：唯一的條件就是，只要通過招考（中學師資合格證書和教師資格會考），此後就必須在學中任教至少十年。但當時崗位數量十分有限（我曾兩次參加中學教師資格會考，第一年名額升至16名，第二年名額為14名，但候選人有一千多人），所以我沒有機會獲得這樣的職位。要獲得職位，反而需要（從那時到現在，這點沒有改變）先從預備班和高等師範學校畢業。我的失敗是早已註定的。之後我才明白這一事實。對於當時的我來說，這一新的境況最大的意義，以及它帶給我的快樂在於：我可以獲得一份工資，以此來繼續我的學習之路。

我在銀行開了戶，一收到錢，便在靠近市中心的地方租了一間公寓，雖然父母並不情願我這樣做，他們希望我繼續與他們同住，「上交工資」。母親不能理解和接受的是，既然過去他們一直供養我，我為什麼會一有能力養活自己便離開家庭，而不是反過來幫助他們。這件事一定很困擾她。她猶豫過，這是肯定的。但即便我當時仍然未成年（21歲成年），即便她對此很氣憤，她也沒有試圖阻止我。不久之後，我決定前往巴黎居住。當時我20歲，內心充滿幻想。我為波伏娃的回憶錄以及書中提及的一切著迷，我渴望身處那些她和她的朋友們經常光顧的場所，還有她說起的那些街道，她描繪過的那些社群。現在我明白，那屬於一種英雄傳奇，在相當程度上是一種神秘化的視角。但這個傳奇使我驚歎，使我著迷。事實是，那個時代是這樣的：知識分子的生活以及他們與政治、社會、文化的關係擁有一種磁性，使人想要加入那個思想者的世界。我們崇拜大人物，我們將他們作為自己的榜樣，我們熱望著參與到這項創造性活動中。我們將某個知識分子作為對未來自己的想象，我們希望自己可以寫書，可以在激情澎湃的討論中與他人交換思想，我們希望自己涉身政治，既在實踐層面也在理論層面……可以說，西蒙·波伏娃著作的影響，以及自由地作為同性戀者生活的渴望是我移居巴黎的兩個主要原因。

我當時仍然是蘭斯大學的學生，因為我領取的工資由這所大學發放，所以我幾乎每週都要回學校上課，或者可以說是簽到。我是在這裡獲得碩士學位的。我的論文內容是「法國存在主義思想中的我和他人」，在論文中，我討論了薩特早期著作，包括《存在與虛無》（citel’Êtreetlenéant/cite），還探討了這些著作和胡塞爾與海德格爾的關係。我沒有儲存這篇論文，如今對它的內容只有一個模糊的印象。但我記得，在引言末尾，我批評了結構主義，並提到了列維-斯特勞斯，以及福柯的《詞與物》，我當時認為他們的重大錯誤在於「否認歷史」。我當時沒有讀過這兩位作者的著作，但我表達了那些對我影響至深的馬克思主義作家們共有的主張，特別是呂西安·戈德曼和薩特，其中薩特不斷地通過肯定主體的自由性（lalibertédusujet）來反對結構主義思想，他在1960年代將主體自由性重新命名為「實踐（praxis）」，通過這一重新命名，他試圖重新提出（保留）《存在與虛無》中提出的哲學原則，使之與他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傾向相調和，也就是為歷史決定論留出一席之地的同時保留這一本體論：意識可以徹底擺脫（也就是「虛無化」）歷史的束縛、系統邏輯、規則、結構……

我以優等成績獲得學位，同時，得益於中學教育師範學校（ipes）多出的一年，我離開了這所在當時顯然屬於第三區域的大學，並進入索邦大學（巴黎一大）攻讀dea（大學第三階段課程），同時準備教師資格會考。因為一些我今天已經無法回憶起的原因，雖然蘭斯大學一直向我發放補助，但我已經不需要再回到那裡了。也許是因為dea屬於論文準備的第一年，所以學生不再遵守「學區分配」的地理限制。這時我已經來巴黎兩年，我終於有機會也成為一名巴黎的大學生……蘭斯已經成為過往。我沒有理由再回到那兒。我後來便沒有再回去過。我的生活已經巴黎化。當時的我很幸福。在索邦大學，我遇到一些優秀的，甚至是極出色的、令人歎服的老師。蘭斯的老師與他們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別。在兩三年間，我以不間斷的方式參加了幾個老師的課程。在某種程度上講，正是在這時，我成為一名哲學系學生。我需要趕上進度（我可以通過與那些和我坐在同一階梯教室的同學相比較來估計這一進度），我把時間花在閱讀上。可以說這是被延遲的哲學教育。我毫無保留地沉浸其中：柏拉圖、笛卡爾、康德重新變得生氣勃勃，而且我終於可以認真理解斯賓諾莎和黑格爾了……

dea期間我的學習很順利，我的論文主題是尼采和語言（我是如何寫的？我不記得了。我不確定我是否還留著論文副本）。而後，就像註定的那樣，我沒有通過教師資格會考。我並未因此受到很大的打擊，因為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我之前就明白自己沒有達到這一水準。

之後我投入到論文的準備當中，我選擇研究歷史上的哲學家，從黑格爾到寫下《辯證理性批判》（citecritiquedelaraisondialectique/cite）的薩特。那時我沒有想到去研究福柯和《規訓與懲罰》（citesurveilleretpunir/cite），當時這本書剛剛出版，但我不想，也沒有想到要讀這本書。不過在不久之後，我閱讀了皮埃爾·布林迪厄的第一本書，以及福柯的第一本書（已經得到公認）。我的理論世界開始晃動。而薩特，順理成章地，被推至我思想的一處角落，最後在經過大約十五年的內心煎熬後，終於消失。但在當時，為了很好地實施我的論文計劃，為了可以第二次參加教師資格考試，我必須找到一份工作。因為在dea這一年結束時我沒能通過資格考試，我的生活條件發生了變化：我不再接收工資，所以需要賺些錢養活自己。我成為一間位於雷恩街的旅館的守夜人，每週工作數次（我清晨八點從旅館出發直接前往索邦大學上課，下午再回來睡覺。這很是累人，這樣的生活節奏我只堅持了幾個月）。之後我找到一份夜班工作，工作時間是18點至午夜。地點位於近郊，工作職責是維護電腦，當時電腦的樣子像高高的金屬壁櫥，我的工作就是維護那些在機器中轟鳴著的，被存貯在那些像電影膠捲盤一樣大的磁條中的資料。午夜時，我得趕到火車站搭乘最後一班回巴黎的列車。這份工作沒什麼意思，但至少我有時間讀書，我把這些關在辦公室裡的時間用來認真研讀需要閱讀的作家（我能回憶起那些整夜整夜閱讀笛卡爾和萊布尼茨的日子）。當我第二次在教師資格考試中落榜時（雖然筆試成績很高），我沮喪極了。在有可能成為中學教師這樣的希望的支撐下，我在這場考試中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希望，但這些都沒用。國家教育機構不願接受我作為中學教師——於是我便免除了在教育體制中服務十年以上的義務，因為我沒有辦法得到一份「助理教師」的崗位，也就是非正式的候補教師。我也沒有辦法繼續深造以便進入大學工作，我明白這一顯然的事實：只有「遺產繼承者」，或者在社會身份和經濟條件方面均屬優越者，才能選擇這一職業方向。我試圖逃離自己的社會階層，但這次它再次將我擒拿：我必須放棄自己的論文寫作，放棄學術志向，放棄所有與這一志向相關的幻想。我所否認的、關於我身份的事實重新浮出水面，相應的社會規律再次作用於我：我應該尋找一份真正的工作了。但如何尋找？尋找怎樣的工作？我這時發現文憑的價值與個人社會身份緊密相關：我的dea教育經歷沒能讓我像其他人一樣通向獲得博士論文的道路，因為寫論文的過程中需要必要的經濟條件保證生活（如果一定要在沒有條件的情況下堅持寫論文，總有一天會意識到這個事實：沒有辦法，因為工作會佔用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但不止如此，我在這裡揭露了一個事實，因為這事實是如此的顯而易見，所以無須再推遲對它的揭露：同樣的文憑對於擁有不同社會資源和掌握不同（進行職業規劃所必要的）資訊的人來說具有不同的價值。在這樣的情形下，家庭的幫助、人際關係、資訊網路等因素都將影響文憑在工作市場中的價值。說到社會資源，我得說，當時我幾乎沒有。或者說得更準確些：我當時完全沒有社會資源。我也不掌握相關資訊。所以，我的文憑沒什麼價值，或者說，沒有很大的價值。［法］皮埃爾·布林迪厄：《自我分析綱要》（citeesquissepouruneauto-analyse/cite）（巴黎：raisond’agirédition，2004），頁120、121、123。/aside［法］皮埃爾·布林迪厄：《自我分析綱要》（citeesquissepouruneauto-analyse/cite）（巴黎：raisond’agirédition，2004），頁120。/aside同上，頁126、127。/aside同上，頁126。/aside法國舊省份，位於法國西南部。——譯者注/aside關於工人階級和平民階級男孩們對於男性特徵的追求（尤其是對於權威的反抗和對於「順從」的好學生的敵意）以及教育體系對他們的淘汰（也把他們引向工人的工作）之間的關係，請參看［英］保羅·威利斯（paulwillis）：《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citelearningtolabour.howworkingclasskidsgetworkingclassjobs/cite）〔韋斯特米德（g.-b）：saxonhouse，1977〕。/aside［法］皮埃爾·布林迪厄：《自我分析綱要》，頁103—104。當布林迪厄創作這本著作時，他向我展示了他的手稿，並與我討論了這些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問題，我將這些內容寫入我2004年（也就是他的書出版的那年）的日記〔參看［法］迪迪埃·埃裡蓬：《在這一脆弱的時刻……2004年一月至八月手記》（citesurcetinstantfragile...carnets,janvier-août2004/cite）（巴黎：fayard，2004）〕。面對我的批評，他回應道，當書籍在法國出版的時候（已經在德國出版），他想要修改這些內容。但他沒有時間這樣做。/aside關於男性主義（以及階級）的範疇在學術話語（在這種話語的基礎上，社會學將自身塑造為與哲學對立的「科學」）中的作用，請參看［法］喬弗魯瓦·德·拉加斯納裡（geoffroydelagasnerie），《摩登時代》（citelestempsmodernes/cite）no.654中的文章《社會學無意識——哲學之鏡中的埃米爾·杜爾凱姆、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及皮埃爾·布林迪厄》（citel’inconscientsociologique,Émiledurkheim,claudelévi-straussetpierrebourdieuaumiroirdelaphilosophie/cite），2009，頁99—108。/aside我在《關於同性戀問題的思考》和《少數派道德》中詳細探討了這個問題。《區隔》（citeladistinction/cite）（巴黎：minuit，1979）一書並未將同性戀特殊文化納入其理論模型——在我向他（布林迪厄）提出這個問題時，他立刻對我的觀點給予肯定。/aside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在《紐博特街33號》（citenewportstreet33/cite）中提到相關內容。/aside［法］皮埃爾·布林迪厄：《區隔》，頁145。/aside研究型碩士文憑，可視為博士預備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