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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入高中的幾年過得太艱難了！我是一個出色的學生，但總是處在被教育體系徹底拋棄的危險之中。如果學校接收的主要是與我同一階級的學生，而不像實際情況那樣主要接收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學生，我想我可能會被自動淘汰系統的齒輪絆住。當時，每次起鬨都有我的身影，我蠻橫無理，我跟給我警告的老師頂嘴並且嘲笑他們。我的行為方式和說話方式，使我更應該被歸入壞痞子而不是模範學生的行列。我不記得是怎樣的俏皮話讓我們班上的一名同學（法官的兒子）在受辱之後對我說道：「注意你的言辭！」他驚愕於平民階級所使用的粗話，他並不習慣聽到這些，但他的反應和語氣（顯然是從他資產階級家庭的語言寶庫中搜尋出來的）讓我覺得滑稽，於是我變本加厲地使用諷刺和粗俗的語言攻擊他。一種強大的社會邏輯讓我變成這樣一個人，我天真地揚揚自得於自己只是一個命運被提前安排好的角色，這個很早就被設計好的命運就是：過早地退出教育體系。六年級時，一位老師對我說：「中學結束後你不會繼續讀書了。」在我通過這一等級之前，這句評論一直讓我處於恐懼中。但從根本上講，這句蠢話表現出了某種清晰的邏輯：我被認為不能走得更遠，或者可能連當時已經達到的等級都不應該達到。

我在皮埃爾·布林迪厄去世前一個月完成並寄給他的德國編輯的一本小書《自我分析綱要》（citeesquissepouruneauto-analyse/cite）中發現了一個形象，他就是少年時期的我的放大版。他在書中描繪了一個「處在違法邊緣的叛逆的」少年和青年形象，喜歡「違反紀律」，於是他獲得一種「頑固的憤怒」，這使得他在即將參加中學畢業會考時被學校開除。同時，他是一個出色的學生，熱愛學習，喜歡安靜地連續讀幾個小時的書，讀書時，他便忘記了那些他很少缺席，且常常是煽動者的起鬨事件。

可惜，布林迪厄沒能在這裡將自我分析更進一步。他在這本書的開頭就提醒讀者，他只提供一些「從社會學角度看恰當的思路」並且「僅此而已」，明白這一點對於理解他本人和他的著作是必要的。但是人們會問，他是如何替讀者篩選哪些是理解那些決定了他研究計劃和思想建構的趨向和原則的必要因素的？尤其，人們難以擺脫這樣的印象：在這本書的開始部分，也就是描述自己青年時光的部分，他選擇書寫的內容以及書寫這些內容的方式，讓人覺得這本書的目的對他來說是描繪他個人的（不良）性格，而非社會驅力構成的邏輯。書中有太多的保留和剋制——可能這部分之前的開場語的目的便是為這一精打細算的謹慎進行申辯。他沒有膽量繼續揭開面紗，他提供的資訊是斷斷續續的，且無疑省略了一些關鍵方面。他沒有說出的事實比說出來的更多。

例如，他沒有解釋他是如何成功地協調他的社會地位無法滿足學校要求以及他渴望學習、成功之間的衝突和壓力，也沒有解釋後者是如何壓倒前者的（關於這段經歷，後來，他作為知識分子的生活方式保留了明顯的痕跡，尤其體現在他顯然不遵守資產階級的禮儀規範，而這規範在大學生活中處於統治地位，它試圖讓所有人——違反者就會被驅逐出「學者社群」——遵守一套「科學辯論」的規範，而這套實行的規範實際上是關於政治鬥爭的），也沒有講述他是如何克服障礙併成功地留在這個他全身心排斥，而又不希望離開的世界中的（他沒有將自己描繪成一個「雖然對這個世界深惡痛絕，但卻很好地適應於其中」的人，不是嗎？）。正是這種雙重性使得他成為他如今的樣子，也正是這種雙重性激發他的學術研究和他後來所有的行為：通過學術的方式繼續他的反抗（「頑固的憤怒」）。福柯會稱之為「深思熟慮後的反抗」。

他沒有提到任何一本他閱讀過的書籍，也沒有透露任何那些對他來說重要的、賦予他知識和思想品味的東西，因為他可能正沉浸於對這些思想和知識的完全排斥中，就像以下類似的情況：他並不掩飾自己完全認同平民階級崇尚運動和男性特徵的文化，但他拒絕那些與他具有相同價值觀的、反智的人們。此外他還強調，隨著時間推移，那些與他階級相同、擁有相同價值觀的孩子一個一個地從校園景觀中消失。他是如何存活下來的？因為讀者已經知道他後來的樣子，所以他只需要在書的最後用幾頁的內容講述他過去的樣子就足夠了，也就是那個喜歡鬧事，同時又的的確確熱愛學習、閱讀、知識的青年人。如果他企圖清楚地表達，那麼他對於自己的描繪就是不完整的。發生在他身上的，逐年的變化是如何實現的，一個來自貝阿恩鄉村的孩子，一個會因為在學校學習過「一些文化知識」而困惑不堪的孩子，如何進入為精英準備的巴黎預備班級，然後進入烏爾姆街的高等師範學校（巴黎高等師範學校）？這一蛻變是如何，以及為什麼發生的？他又是如何處理雙重口音（與父親講話時使用的貝阿恩口音和在學校講的標準法語）的問題，他一到巴黎就會立刻想要改掉自己的口音（伴隨著羞恥心，這羞恥既來自社會出身，也來自地域出身），而這口音又會時不時地在談話中透露出來。性向的問題呢？如果不是相應地短暫地提到了一個「被看作同性戀」的拉小提琴的同班同學應該會承受來自其他人的迫害，因為遵循經典的審美活動和體育運動二元對立的邏輯，他們需要展示自己屬於後者而非前者（依照布林迪厄的描述，從事體育運動的人應該和與他一同打橄欖球並漸漸脫離教學體制的人們屬於同一陣營），他自己自然而然的異性戀取向是不是使得他認為根本無須提及或展示與性向相關的一切？

我不禁認為，布林迪厄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在用這些相同的感知模式進行思考和表達，或者更甚，出於這些相同的傾向（這傾向根植於他過去的身份），他在這本書的前一部分幾乎快要消極地將福柯描述為一個從事「審美活動」的人，依照他自己在最後一章中創立的極端化結構，這一標籤將我們帶至「運動員」和「同性戀」、橄欖球運動員和音樂愛好者的對立，從而也就帶至某種社會與性別的無意識狀態。當他向我展示他這篇文章的手稿時，我驚訝於他並沒有被看作恐懼同性戀的人。還是在這裡，他的自我分析應該更進一步。當他試圖在書中解釋自己是如何「客觀和主觀」地看待福柯時，他強調，在所有恰當合理的特徵上，他與福柯是相同的，但同時說：「只有兩個例外，但這兩點在我看來對於福柯學術思想的建構起著重大作用：他來自外省一個優越的資產階級家庭，以及他是同性戀。」他還補充了第三條，「他是、而且稱自己為哲學家」，他說，但是這一條可能只是「前面提到的幾個因素的結果」。我認為這些評價十分正確，甚至是無可辯駁的。但它的反面也同樣成立：布林迪厄選擇成為社會學家的事實，甚至他作品的面貌，可能都與他的社會出身和性向有關。尤其像我們在他對哲學的更普泛的評價中看到的那樣，他以社會學和「科學」之名，用一套建立在男性、女性二元對立體系之上的語彙來評價哲學，而他對於自己的行為必定是自知的，因為他曾在對卡比利亞的研究和對大學環境及大學中學科劃分的分析中，出色地研究過這種二元對立的體系。

他在著作的最後部分，談到自己少年時期一方面不適應學校體系，另一方面越來越依賴它。如果說，我在其中的很多方面都看到自己的影子，那麼我的經歷與他的不同之處在於，在高中的幾年間，雖然我依然有衝動想要順從我的社會階級強加於我的價值觀念，但在中學教育開始後的不久，這種衝動便消失了。我很快就放棄了這個扮演強悍男性角色的遊戲（這種攻擊型氣質一點都不適合我，為了獲得它我只能模仿我的兄長和家裡的男人們——也有女人們），並越來越明顯地脫離了這種典型的平民階級年輕人的生活方式。我過去與那些，就像布林迪厄描述的，喜歡大吵大鬧、拒絕歸順於校園秩序的人們為伍，後來我開始努力變得與那些拉小提琴的、從事「審美活動」且無意歸屬於「體育運動」圈子的人們為伍，雖然當時我還在堅持從事體育活動（不久之後我就放棄了體育活動，以此來完全融入我渴望進入的群體，甚至因為體育運動讓我變得不再羸弱嬌瘦而內心充滿苦楚和悔恨，因為在我心中那是知識分子的模樣）。也就是說我選擇了與平民階級崇尚男子氣概的價值觀念相斥的文化歸屬。因為這是一種「區隔」自己的方式，也就是讓自己變得與他人不同，與他人保持距離，建立一種自己和他人之間的差距，歸屬於青年同性戀、尤其是出身平民階級的青年同性戀文化，這是一種給自己的「特殊」之處找到依靠和意義的主體化方式，它使得人們可以建立一個自己的世界，打造一種有別於相同階級人群的行事方式。

事實證明，對我來說，學習校園文化秩序是一個漫長而混亂的過程：一個自然人絕對無法滿足它對於身體和精神的約束和訓練，如果人們沒有機會自童年開始就進行相關訓練，甚至意識不到這一規則的存在，那麼要獲得這種紀律性就需要一定的時間。對我來說這真是一次苦行：這是一個自我教育的過程，或者更準確地說，這是一次再教育，一次通過忘卻過去的自己來進行的再教育。對於別人來說自然而然的事情，我若要獲得，則需要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地接觸那樣一種時間觀念、語言和其他所有將深深改變我的行為習慣、我這個人，並使得我每天回到家中時越來越感到格格不入的東西。簡單地說：學校文化所要求的那種自處方式，與我在家獲得的方式不相容，學校教育成功地佔領了我，作為條件，我必須和我的故地，也是我仍然所處的世界，一點一點地分離開來，甚至完全逃離。而這徹底的逃離，是一個暴力的過程。但我並未感知到，因為我的許可伴隨著這一過程。不脫離（不被排斥出）學校系統，就意味著與我的家庭分離，與我自己的世界分離。保持這兩種社會身份、相安無事地同時歸屬於這兩個世界，是不大可能發生的事情。曾經有好幾年，我得不斷在兩個身份、兩個世界中輾轉，這兩種我應該扮演的角色，這兩個社會身份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越來越難以共處，這讓分身乏術的我疲憊不堪，這壓力變得讓人難以忍受，至少讓我完全失去了平衡。

進入市裡的高中讓我直接接觸到了資產階級家庭的孩子（尤其是資產階級家庭的男孩子，因為當時的教學機構還沒有開始混合招收男女生）。班上其他有文化（我的意思是：他們攜帶著正統的文化）的男孩子們的說話方式、衣著，尤其是他們之間的親密無間讓我意識到我是一個闖入者，一個走錯房間的人。音樂課可能是最狡猾也是最殘忍的測試，它檢測人是否具有我們所說的「文化」，它使人暴露自己與文化有著顯而易見的關聯性，抑或是生疏感：老師會帶許多碟片到課堂上，他不停地讓學生試聽樂曲片段，當出身資產階級的學生們忘情地跟唱時，出身平民階級的學生則私下互相講些傻乎乎的笑話，或者忍不住放聲說話，或者撲嗤一下笑出聲。學校系統通過它所有的機構，向它的受眾施加一系列社會指令，所有因素會共同作用於那些在屈從指令的過程中遇到困難的學生，讓他們感受到一種自己並不屬於此地的隔閡感。事實上，我面前有兩條路可供選擇：一，繼續這種本能的反抗，這種反抗沒有特定主題，只是表現為總體的倔強態度，包括不順從、不得體的舉止、反感、諷刺、固執的拒絕，最後，就像許多其他人一樣，因為外力作用而被無聲地剔除出教育系統，但表面上看，這只是單純由我個人的行為造成的結果；二，便是屈從於學校體制，適應它，接受它的要求，從而成功地將自己留在校園內部。反抗，意味著失敗。屈從，意味著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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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中階段，13或14歲時，我與一個同班男孩保持著密切的友誼，他是城市裡大學教師（雖然是初級的）的兒子。說我當時愛上了他並不過分，這是一種屬於那個年齡的愛。但因為我們都是男孩子，所以顯然我不可能向他表達我對他的感覺（這是青少年時期——同時也適用於其他人生階段——同性戀情愫中最讓人痛苦的部分：我們不能向同性表達自己的愛慕。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我們需要特定的交往地點，因為在那裡，人們都知道日常的規則完全翻轉了，只要我們知道這些地方的存在而且我們處於造訪這些場所的年紀）。我寫到「不可能向他表達」這些感受。當然了。但首先，這種表達是對我自身狀態的形容。我那時太年輕了，當時（在今天仍舊如此），整個社會文化的組織方式都使得我們在這個年齡不會具有可供我們理解這種超出「友誼」範疇的強烈愛慕情緒的參照系、參照形象和話語體系。一天，音樂老師要求學生們辨認他放給我們的一段音樂，我驚訝地看到這個男孩在音樂放了幾個小節之後就舉起手，得意地回答道：「穆索斯基的《荒山之夜》！」而對我來說，這門課程只是一個笑話，這種音樂讓我難以忍受，我從來不會覺得創作嘲笑它的段子是件困難的事，但此時的我，首先想要取悅他，於是我面對這一發現啞口無言。他所瞭解和喜好的，恰恰是我覺得只能作為笑料和排斥物件的東西，是我家裡人稱之為「高雅音樂」的東西，每當收音機裡恰好播放它們時，家人便急匆匆地關掉它並說道：「又不是在禱告。」

他有一個好聽的名字，而我的名字卻很平庸。這在某種程度上象徵著我和他之間的社會差距。他和家人住在靠近市中心的優等社群，那是一棟很大的住宅。去他家時，我被震懾住了。我不願讓他知道我住在城郊的新建社群中，每當他問我這方面的問題，我總是含糊其詞。然而有一次，也許是因為好奇我住在哪裡、什麼地方，他在沒有提前通知我的情況下就來敲我家的門。雖然這一舉動是友好的，雖然我應該將之理解為他通過這種方式告訴我不必為此感到羞恥，但我仍然感覺受到了侮辱。他有年長的哥哥姐姐在巴黎讀書，在家庭環境的浸染下，他在談話時經常提到電影人和作家們的名字：他和我談論戈達爾的電影，貝克特的小說……在他身邊，我感受到自己是如此無知。他讓我知道所有這些，更重要的是讓我學會欣賞它們。他讓我著迷，我渴望變成他的樣子。於是我也開始在談話中提起戈達爾、貝克特，雖然我從沒看過戈達爾的電影，也從沒讀過貝克特的書。他很顯然是一個優等生，但從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來展示自己無意全情投入到學習生活中，我也試圖上演同樣的戲碼，但我沒有那麼大的本事。我學著作弊。我裝作學富五車的樣子。真相重要嗎？只有我盡力為自己營造的那個外在形象才是重要的。我甚至模仿他的書寫方式（我的意思是，他的書法），直至今日，我書寫的信函依然會透露這段距今久遠的關係。這段關係只持續了很短的時間。我才剛剛看到它的模樣，就失去了它。當時是1960年代末，這一時期在我們兩個年輕的靈魂之上印下深刻的、卻截然不同的烙印。他熱愛凱魯亞克，喜歡彈吉他，認同嬉皮文化……而我，深深被1968年五月風暴和政治反抗運動所影響：1969年，剛剛16歲的我成為一名托洛茨基主義戰士，在接下來的幾年，這一身份成為我主要的生活方式。我保持這一身份直到20歲，它也讓我開始懷著崇敬的心情拜讀馬克思、列寧和托洛茨基，而這對我來說是一段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思想經歷，因為是它將我引向了哲學之路。

然而這段友誼，以及這個男孩給予我的幫助，在不經意間，對我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一開始，我的階級「習慣」讓我反抗學校文化，反抗學校強加於人的紀律。我喜歡大吵大鬧，不聽話，這股不可抵抗的力量毫不費力地使我走上了徹底叛逆的道路。而他則完全相反：文化就是屬於他的世界，一直都是。他寫小說——幻想類小說，我想跟他走同一條路，也開始寫小說。他為自己起了一個筆名，我也決定起一個。當我告訴他時，他嘲笑我，因為我的名字完全是杜撰的（過分雕琢而且荒唐可笑），但他的筆名由他的中間名和他母親原來的姓氏組成。我無法與之媲美。我不斷地被拋至比他低階的位置。他總是不自願、不自知地對我很殘忍。我之後總是遇到相似的情況：在交流過程中通過行為和反應展現出來的階級性，無非就是社會結構和階層現實化的結果。友誼也不能很成功地逃脫歷史的負擔：一對朋友，就是兩段社會史試圖共存的過程，有時在一段關係的發展中，即便它很短，也是在階級「習慣」的惰性作用下的兩個階級之間的相互傷害。即便他們對彼此的態度和話語並不具有很強攻擊性，也沒有故意想要傷害對方，上述事實依然成立。比如，如果我們成長於資產階級或者只是中產階級家庭，我們就會經常被假定為是站在他們一邊的。就像異性戀人群總是在談論同性戀，但他們沒有想過這些他們談論的人可能就是他們曾嘲笑和中傷的弱勢群體，也如同資產階級成員同別人談話時會擺出一副自己有和他們同樣的現實和文化經歷的樣子。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做出這樣的假設本身就是對你的挑釁（即便這使你感到愉快，並在你心中喚起——這是一個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實現的狀態——一種驕傲，你感到自己「被看作」一個不是自己的人：一個資產階級孩子）。這一狀況有時出現在最親近、最長久、最信任的朋友關係中：當我父親去世時，我對一個朋友（一個繼承遺產的人！）說我不會參加葬禮，但我還是應該回到蘭斯看望母親，他說：「是的，公證人開啟遺囑的時候你無論如何應該在場。」這句用非常平靜的口吻說出的話，如此深切地提醒我平行線是永遠不會相交的，即便是在朋友之間。「開啟遺囑」！天哪！什麼遺囑？說得好像我家人有寫遺囑並託付給公證人的習慣似的！再說，要讓人繼承什麼呢？對於平民階級，各代人之間不會有什麼東西要傳承，既沒有價值觀念，也沒有財產，沒有別墅，也沒有公寓，沒有老傢俱，也沒有值錢玩意兒……父母親只有一點點可憐的積蓄，那是年復一年，勉強在存錢箱裡攢下的。而且不管怎樣，母親認為那應該屬於她，因為那是她和父親共同從他們的收入中抽取出來，以備不時之需，「存起來」的。想到這筆錢，他們的錢，會落在除她之外的人手裡，即便是自己的孩子，她也會覺得這不可理喻，無法忍受。當銀行告訴她他們共同賬戶上的這幾千塊錢應該被分給孩子們，只有一小部分會分給她自己的時候，她口吻中帶著憤怒宣稱：「不管怎麼說這是我的錢！我們省吃儉用攢下來這點錢是怕以後萬一用得著……」最後她只得讓我們簽署了一份檔案來證明這份「遺產」歸她所有。

仍然是那個只在高中短暫交往過的男孩賦予我對於閱讀的興趣，改變了我與文字的關係，這種對於文學和藝術的熱愛一開始只是鬧著玩兒，後來則變得越來越真實了。從根本上講，試圖探索一切的熱情和渴望最為重要，具體的內容會隨之而來。多虧這段友誼，我本能的對於學校文化的反叛（它來源於我的社會出身）沒有簡單地演化為對文化的拒絕，而是轉變為對所有與前衛、激進、智性相關的東西都充滿熱情（一開始，杜拉斯和貝克特吸引我，但薩特和波伏娃很快就取代了他們在我心中的至上地位，以至於我必須親自見到這些作家並閱讀他們的著作。我喜歡他們通常是因為我在某份請願書的名單中發現了他們，尤其是1968年五月風暴期間和之後：就是以這樣的方式我在1969年《毀滅吧，她說》（citedétruiredit-elle/cite）剛出版時就買下了它，當時minuit出版社版本的封皮給我一種奇妙之感，後來我又愛上了波伏娃的回憶錄）。於是我毫無過渡地從兒童時期的閱讀習慣——「玫瑰色書房」的「五人俱樂部」系列叢書，在我進入高中之前，裡面每一冊書都讓我享受——跨越至懷著熱情閱讀現代文學和理論書籍。我掩藏著我對文化、經典著作的無知，我掩飾這一事實：我幾乎沒有讀過我的同齡人讀過的書（《戰爭與和平》《悲慘世界》……），我懷著優越感和對他們的鄙視，嘲笑他們過於保守：他們則將我看作「冒充高雅的人」，而這件事顯然讓我很開心。我自己發明了一種文化，同時也發明了一種個性和人物形象。

那個給予我如此之多的男孩後來怎樣了呢？我原本毫不知情，直到幾個月之前上網做了調查。我們住在同一座城市，卻好像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他一直保持著對音樂的熱情，似乎因為成功地改編過幾張專輯而在音樂界獲得了一定的聲譽。也就是說沒什麼遺憾了：少年時期的友誼早已結束，我們還能說什麼呢？畢竟，這段關係只持續了三四年。而且我猜測，這段關係對他來說並沒有對我來說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