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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我的童年時期，我們一家子都支援「共產黨」，共產黨構成了我們唯一的政治視野，以及我們的組織原則。既然如此，投票給極右黨派或者右派的情況為什麼會在我的家庭裡變得可能，甚至有時是非常自然的呢？
工人階級中有許多人，他們本能地對自己認定的階級敵人有著發自內心的反感，他們還會樂於隔著電視機螢幕痛罵那些人（這種反抗方式有些奇怪，但作為擁有這樣身份以及這樣想法的他們來說，這已經是很有效的對抗方式了），但這樣一群人，後來是如何開始給「國民陣線」投票的呢？我的父親就是他們之中的一員，我確定。為什麼他們之中相當一部分人在第二輪投票時將選票轉投給那些傳統右派候選人（過去他們總是被鄙視的物件）了呢（在最後一輪投票，他們還是最終選擇了他們在第一輪投票中就選擇的，具有漫畫般形象的商業資產階級代表，這一代表也依靠這些選票最終當選了法國總統）？在這過程中，左派官方承擔了什麼重擔呢？他們先是因為青年集體騷亂而獲得了政府部門的重要官職，而後就擱置了自己在60年代和70年代做出的承諾，並盡力通過抹除左派的職責（左派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擁有的主要職責之一，甚至是左派最基本的特點之一，也就是對於壓迫及社會衝突的關注，或者說僅僅是希望給予被壓迫者一些政治空間）來傳達右派思想，他們承擔了何種責任呢？不僅是「工人運動」以及它的傳統、它的鬥爭，還有工人階級本身、他們的文化、他們的生活水平、他們的渴望……在政治領域、知識領域、公共空間中消失了。
上中學時，我是左派（托洛茨基主義），那時父親經常怒斥那些「想告訴我們應該怎麼做」和「十年後想領導我們」的「大學生們」。他那毫不妥協和出於本能的反應在我看來與「歷史上工人階級的主張」相反，這種反應之所以產生，是因為領導工人階級的是一個仍然受到斯大林主義影響的老派共產黨，這一黨派首先想要做的就是阻礙那不可避免的革命發生。當我們看到那些曾經鼓吹內戰、將無產階級起義看作神聖事件的那群人後來變成了什麼模樣，我如何還能認為我父親是錯誤的呢？他們總是非常自信，充滿激情，只有少數例外，也就是當他們現在想要抹殺平民階級最微小的反抗慾望時。他們的變化是社會所容許的，他們變成了他們應該成為的樣子，他們過去聲稱是那些人的先鋒隊，現在成了那些人的敵人，他們變成了自己過去批評為過分保守和過分「資產階級化」的人。據說68年五月風暴時，馬塞爾·菇昂多看到路上的學生遊行隊伍，向他們喊道：「回家吧！20年後你們都會成為公證員的。」這或多或少就是我父親的所想所感，雖然他們是出於完全相反的原因。他說出了實情。他們可能沒變成公證員，而是變成了重要人物，在政治、學術、個人生活方面取得了成功，他們的人生軌跡讓人驚訝，他們在現行社會秩序下如魚得水，他們維護著世界現有的模樣，非常適應自己的新身份。
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終於給左派帶來了勝利的希望，他成功獲得了四分之一共產黨選民的支援，共產黨候選人在首輪投票只獲得了15%的選票，而即使在1977年的立法投票中共產黨還曾獲得20%或21%的選票。這一在未來徹底崩塌之前的風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解釋為「工人階級政黨」沒有能力切斷與蘇維埃政權的聯絡並進行自身發展（政黨的確受到了蘇聯政權很大的資助）。還因為它無力將沿著1968年五月風暴發展出來的新運動納入自己的考量範圍內。我們至少可以說，它幾乎不符合標誌著60年代和70年代，在某種程度上消失於1981年的社會變革及政治革新的願望。但左派取得勝利，也就是左派組建政府（共產黨參與其中）之後，這種勝利轉而使平民階級的幻想徹底破滅，平民階級之前因為信任將選票投給那些政客，但如今他們卻對這些政客徹底失望，他們感到被忽視和背叛了。我經常聽到這句話（每次母親有機會就會對我說）：「左派，右派，沒有區別，他們都是一樣的，都是同一群人在出錢。」
社會黨左派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這種轉變逐年加深，它還懷著一種可疑的熱情將自己置於新保守派知識分子（他們披著革新左派思想的外衣，實則試圖抹除那些讓左派成為左派的東西）的影響之下。事實上，知識分子中的風氣和思想根基已經發生了深入而廣泛的變化。人們不再談論探索與抗爭，而是談論「必要的現代化」和「社會重建」；「共同生存」的話題取代了階級關係的話題；「個體責任」的話題取代了社會對於個人命運影響的話題。壓迫的概念，以及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在結構上的兩極分化的主題在左派政黨的官方政治圖景中消失了，興起的是「社會契約」「社會共識」這樣中性的概念，在這些概念搭建的框架中，每個個體擁有的權利是平等的（「平等」？多麼可恥的笑話！），人們應該忘掉他們「個人的利益」（也就是說人們得在這件事上保持緘默，並任由統治者做他們想做的一切）。整個媒體、政界、思想界都趨之若鶩的，並同時受到左派和右派青睞的（宣揚這一理論的人們通過強調左派和右派在這一問題上的共同看法而竭力抹除左派和右派之間的界限，將左派變成了右派）這一「政治哲學」想要達到怎樣的意識形態上的效果呢？其中的利害關係幾乎非常明顯：一方面鼓吹「自由個體」的概念，一方面試圖用歷史和社會決定論的想法來消解「自由個體」的理念，這樣做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已有的關於社會團體的（也就是「階級」）意識，並以工作權利、教育系統、分配體系中必須實行個人化（或者去集體化、去社會化）來解釋福利國家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消解。過去右派不斷提及的這種老舊的說辭和規劃，如今也構成左派主張的一大部分。實際上，我們可以這樣總結如今的形勢：左派政黨及其知識分子（黨派內部的和屬於國家政府的）開始用統治者而非被統治者的語言來思考和說話，他們替統治者（或者與統治者一同）發言而不再為被統治者（或與被統治者一同）發言，於是他們採用統治者視角來看待世界，並輕蔑地（被統治者可以感覺到左派通過暴力的語言表達著他們的輕蔑）排斥被統治者視角。他們所做的至多是在那些充滿基督教意味和非功利意味的新保守主義論調中將過去的被領導者和被壓迫者（和他們進行的戰鬥）這樣的表達置換為今天的「邊緣人群」（和他們似乎本來就有的消極、被動），並在演講中表現出對他們的關心，他們提出一系列致力於幫助「窮人」以及「不安定因素」和「公司解僱」的受害者的治國措施，將他們視為這些措施潛在而沉默的施用物件。而這一切只是一個聰明、偽善、奸詐的策略，它消除了一切人們對壓迫與抵抗、社會制度的再生產與其變革、階級對立的慣性及其產生的動力這些概念進行研究的途徑。
這一政治話語的變化改變了人們對於社會的認識，同時也就改變了社會本身，因為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思想的範疇所建構的，這思想便是人們對於社會的看待方式。但是僅僅讓「階級」和階級關係這樣的表達方式在政治話語中消失，或者在理論範疇和認知範疇中將它們抹去，並不能阻止那些活在「下層階級」所指的那種客觀環境中的人們感覺到他們的群體被整個地拋棄了，那些拋棄他們的人便是向他們兜售「社會團結」和經濟自由化的好處，並讓他們相信福利國家必然敗落的人。於是所有非特權階層的人轉向了那個唯一看起來仍然關注他們，並試圖在演說中賦予他們（非特權階級）的歷史經驗以新意義的政黨。雖然這一政黨的領導層中並沒有工人階級出身的人（遠遠不是工人階級），不像共產黨總是特意將工人中的積極分子選入黨派，為了使他們的選民能在他們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與她過去聲稱的相反，母親終於承認她曾經給「國民陣線」投票（她特意說明：「只有一次。」但我不知道應不應該相信她。為了承認得不那麼尷尬，她解釋：「只是為了給他們個教訓，因為他們做得不好。」奇怪的是，對於自己在第一輪投票時投給勒龐（marinelepen，瑪麗娜·勒龐，曾任國民陣線主席）的行為，她說：「給她投票的人不是真的想讓她當選。第二輪投票時我們才正常投票。」）。
人們給共產黨投票時，總是確信自己的選擇，並樂於公開自己的選擇，但投票給極右政黨總是一個遮遮掩掩的過程，人們甚至會在面對「外界」（我在家人眼中就是「外界」的一員）的指責時否認自己的選擇……但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個經過充分考慮的、確定的選擇。在第一種情況中，人們通過給「工人的政黨」以政治上的支援來建構自己的階級身份，併為此身份感到驕傲；在第二種情況中，人們默默守護著這一身份中僅存的那些東西，它們不是被忽略，就是被進入政壇的左派官僚所貶低，這些左派官僚都畢業於國立行政學院（ena）或者是其他專家治國派（technocratique）控制下的資產階級學校，這些學校生產並教授「統治者意識形態」，而這一意識形態的影響已經超出政治範疇（「現代」——經常是基督教的——左派分子們在很大程度上參與了這一右派主流意識形態的建構，人們如何強調這一點都不為過。所以當人們看到以下情形時並不應該驚訝：一位社會黨前任領導人——當然，他在法國北部任職，所以它具有另外一種社會出身和政治文化背景——在2002年總統大選時急著提醒自己的朋友，「勞動者」並不是一個侮辱性詞彙）。我確定對「國民陣線」的投票應該被解釋為，至少部分解釋為平民階級為了維護他們共同的身份，或者說至少是一種尊嚴而做出的舉動，因為過去曾替他們代表和維護這種尊嚴的那群人，後來開始踐踏它了。尊嚴是一種脆弱的、不自信的情緒：它需要一些現實的證明和保證。作為產生尊嚴的條件，首先，人們不能感覺自己屬於被忽視的一個群體或者只是一些乾巴巴的統計資料和檔案，也就是政治決定中存在的一些無聲客體。於是，如果他們過去非常信任的人讓他們失望了，他們就將自己的信任放置在另一些人身上。於是他們轉向了其他代表，雖然這種支援也是臨時的。
那麼，他們的求助以這樣的面貌出現，應該歸咎於誰呢？以這樣的方式維持和建構的「我們」的定義是否已經將「法國人」對「外國人」的對抗置於「工人」對「資產階級」的對抗之上了呢？或者更準確地說，以「下等人」和「上等人」這樣的形式來延續的「工人」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抗（但這兩者並不等同，它們帶來的政治結果也不相同）是否又將納入一個新的維度：國家和種族的維度，「上等人」被解釋為鼓勵移民的人，「下等人」被解釋為在日常生活中為此受苦的人，移民被看作他們所有痛苦的來源？
於是我們可以進一步說，對共產黨的投票是一種積極的自我肯定，對「國民陣線」的投票則是一種消極的自我肯定。（在第一種情況中，他們與政黨的整個支援者隊伍、領導人、政治話語的關係，以及階級身份的契合度都是非常深入而確定的；在第二種情況中，這些關係便幾乎不存在或者非常微弱。）但無論是在哪種情況下，選舉結果都表現為，或者說在實際上變成一個公共群體的宣示，這一群體正是通過個人投票，但同時也是集體投票的方式，讓社會聽到他們的聲音，並通過這種方式讓自身成為一個公共群體的一員。給共產黨投票的人形成了這樣一個集體，他們可以意識到自己所處的群體的存在，這一群體在必須面對自身客觀的生存狀況的同時也與這一政治傳統連線在了一起。同時，還有其他階層的、與「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主體來發聲）有著共同世界觀和訴求的人們加入這一團體。人們相信，將社會階級對立的相關理念從左派的政治話語中抹除（甚至將其中的關於社會對抗性的基本肯定——原本應該支援對抗中的工人群體一方的訴求——置換為了對於社會運動的控訴，人們將社會運動看作歷史遺留物，批判它以及支援它的人太過陳舊，或是將社會運動看作割斷社會連線的、政府應該加以制裁的行為），就可以成功剝奪共產黨原有選民群體將其自身看作一個有著共同利益和訴求的牢固團體的可能性；人們將個人主義帶回他們的觀點，並消解他們原有理念所擁有的力量感，將其與無能連線在了一起。但這種無能變成了憤怒。這樣的結果無可避免：這一團體的構成發生了改變，被左派新保守主義話語所摧毀的社會階級找到了新的自我組織和表達觀點的方式。
薩特聰明地將投票和選期比作個體化的過程，也就是觀點的非政治化過程，它形成的結果是一個「佇列（sérialité）」，相反的情況是，人們在運動或者動員中形成了共同的、政治化的思想，它形成的結果是一個「團體（group）」。他的比喻並不能完整地解釋客觀現實。無疑，他舉出的例子是震動人心的：參加過1968年五月大罷工運動的工人們在一個月之後通過選舉的方式拯救了戴高樂派的政治體制。但這也不應該讓我們忘記：選舉行為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是個人行為，但實際上也可以作為集體動員的方式來存在，它是一次我們與他人採取相同動作的行為。在這個意義上，它甚至符合「普遍選舉」的原則，也就是說被聚合起來的諸多個體意志最後被看作、表達為「集體意志」，而這一「集體意志」應該處於比個人意志更高的位置。在我之前描述的狀況中（給共產黨投票或者給國民陣線投票），情況是相反的：這是一場通過書寫選票進行的階級戰爭，這是通過一場場的選舉進行的對抗，其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社會階級（至少是這個階級的一部分）努力證明自己像其他階級一樣存在，努力將其力量組織起來。梅洛·龐蒂承認「投票反映的是休息中的、工作之外的、生活之外的人的意見」，也就是遵循抽象的、個人化的邏輯的，但他同時強調「我們的投票充斥著暴力」：「每個人都拒絕接受他人的投票。」工人階級遠遠沒有去追求人民的「共同意志」所可能描述的任何意義，他們遠遠沒有去試圖促成共同意見的達成，或者通過少數服從多數的機制實現一個結果，相反地，工人階級，或者部分工人階級（就像所有其他階級：每次左派政黨當權，我們可以在資產階級的反應中看到相同的現象），他們指責選票結果可以反映「共同」意見這樣一種自負的邏輯，他們將「大多數」的意見視為那些與工人階級有著相反利益訴求的敵方陣營的意見。當人們將選票投給國民陣線時，這一建構政治主體身份的過程就是通過與那些過去被他們看作「敵人」的階級拉幫結派來實現的（至少在選舉期間如此）。「工人階級」和工人（更廣泛地說是平民階級）在政治話語中的消失造成的主要結果，是在左派思想的感召下，工人世界過去所擁有的與另外一些社會階層（公共部門職員、教師等）的聯絡斷裂了，從而導致了新的「歷史集團」（葛蘭西提出的概念）的形成。「歷史集團」集聚了大群大群的、散落的、脆弱不安的平民階級，以及商人群體或法國南部生活優渥的退休人群，甚至還有法西斯主義的軍人群體和舊式傳統天主教家庭，於是這一「歷史集團」便在很大程度上與右派甚至極右勢力結合了。或許在特定的時間內，這是一種對當權左派，或更準確地說，是對由左派代表的那一政權的指控（因為是左派，所以上述邏輯更加成立）。是的，這一行為被看作唯一的選擇。但顯然，這一群體（指的是過去積極投票給共產黨的那一團體的一部分）在進入新的聯盟、新的政治環境時，自身也變得與過去不同了。這一團體中的成員現在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思考自身，思考自己的利益訴求，以及他們與社會和政治生活的關係。
對於相當一部分選民來說，投票給國民陣線可能與過去投票給共產黨是不相同的：這是一個相對臨時，且沒那麼忠實的選擇，他們將自己交付給黨派發言人、將自己的話語權賦予黨派代表以便在政治舞臺上發聲的程度也沒有過去那麼牢固和深入。通過投票給共產黨，他們改變了自己原有的散落狀態，共產黨既表達著他們，也塑造著他們，通過共產黨表達出來的集體觀點完全不反映選民們那些零散的、不一致的觀點；在投票給國民陣線的情況中，選民個體並沒有發生改變，通過政黨進行的集體發聲只是個體本能的偏見的集合，政黨只是將這些意見捕捉，而後將其納入相應的政治綱領之中。即便給它投票的選民並不完全贊同它的政治綱領，但獲得選票同時獲得力量的政黨已經有能力讓公眾相信它的選民完全支援它的主張。
我們可以傾向於將這一群體看作一個以非自然方式集合的團體——它建立在本能的衝動之上，選民擁有相同的意見，但這種意見是外界強加的，它不是建立在共同思考出的利益訴求或者在實踐指導下產生的意見之上的，它更多地涉及一種充滿敵意的世界觀（反對外國人）而不是一種政治理念（對抗統治階級）。但這一群體仍然通過共同投票給某一政黨的方式形成了一個團體，過程中，這一政黨利用了他們的投票（在選民的允許下），選民則利用他們選擇的表達方式來讓社會聽到他們的聲音。
無論怎樣，我們應該研究在何種情況下，選票只能更多地被解釋為（對於所有選民均適用）對於所選擇的政黨或候選人所提出的政治主張或計劃只有部分的，或間接的認同。當母親投票給勒龐時，我問她為什麼要投票給一個反對墮胎權利的政黨，因為母親曾經墮過胎，母親對我說：「這兩件事沒有關係，我並不是因為這個才投票給她的。」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如何選擇那些自己在意的因素並因此確定自己的選擇，而無視另外一些因素呢？也許最重要的是感到自己和這個群體被代表了，哪怕這種代表是不完整、不完美的，也就是說，他們通過支援一些人，從而感到自己也被支援了，他們通過投票，通過那一果斷的投票行為，感到自己在政治生活中存在並擁有一席之地。
這兩種對立的政治景象（投票給共產黨或是國民陣線），這兩種將自己建構為政治主體的方式，是建立在不同的理解方式及社會的分裂之上的。（在不同的時間節點，這兩種方式可以同時存在於同一個體，但除了時間因素，當我們處於不同的地點、不同的日常生活結構中時，也會出現這種情況：當我們在工廠中感受到共同行動的力量，或是因為感受到他人的競爭而要保護自己的職位，或是當我們去學校接孩子時感受到自己處於一個非正式的家長關係群中，或是當我們因為社群發生的事情而被激怒……不同的情形會影響我們的判斷。）這是兩種相反，或者至少是相異的、使社會事實顯現以及影響統治者政策的方式，但兩者並不總是完全相互排斥。這就是為什麼不管國民陣線的選民之間有著多麼持久和讓人錯愕的聯盟關係，這些選民中的一部分（只有一部分）並不是不可能，甚至是很可能在或近或遠的將來支援極左政黨。這當然不意味著極左黨派會變得像極右黨派一樣，而一些想要維護自己對「合理的政治」解釋權的人卻將所有不符合他們定義的觀點和自我表達都指責為「民粹主義」，他們急迫地指控極左黨派會成為極右政黨，但這一指責只能反映這一事實：當面對他們眼中的「人民的不理智行為」，也就是他們認為不符合自己的「理性」和「智慧」的行為時，他們並不理解階級是什麼。變化的不是黨派，而是選民群體（工人階級、平民階級），一旦大環境（國內環境、國際環境）發生變化，他們可能會通過投票的方式徹底改變自己在政治這盤大棋中的位置，從而歸入另一「歷史集團」，與其他社會群體結合。但也許這種重新組合的發生會伴隨一些如罷工、社會運動等形式的重大事件：因為人們無法輕易解除一段他們在精神上依附已久的政治歸屬（無論這種歸屬是穩定還是不確定的），而且人們不能在一天之內便建立起另一種歸屬，也就是另外一種與自己和他人的關係、另一種世界觀、另一種生活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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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知道，那些在60年代和70年代讓平民階級熱血沸騰的感受，從很多角度看，推動甚至催生了國民陣線的政治主張和它在政壇的成功。如果試圖從那一時期我的家人們日復一日的言談中總結出一套政治綱領的話，我們可以發現雖然他們當時選擇了左派政黨，但這一政治綱領並不會與後來他們在80、90年代選擇極右政黨時有太大差別：排斥移民，支援在就業和社會保障領域實行「國民優先」政策，主張在刑事犯罪的處罰上加強力度，支援死刑原則並主張在廣泛的領域運用死刑原則，主張公民可以選擇在14歲離開教學系統，等等。深入骨髓的種族主義思想是白人工人階級和平民階級的主要特點之一，這一事實使得極右政黨可能，或者說是輕易地獲得了過去共產黨的選民群體（或者說是更年輕的那些從一開始就選擇國民陣線的選民群體，因為似乎工人階級家庭的年輕人比他們的上一輩更容易也更一貫地選擇極右政黨）。流行於80年代的攻擊馬格里布裔家庭的話語如「我們被侵佔了，國家都不是我們的了」「只有他們有，他們都有家庭補助，就沒有我們的份兒了」等類似的抱怨持續了至少三十年，人們在看待馬格里布地區來的工作者並與之談話、交往的過程中，都帶著徹底的敵對情緒。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既然他們想獲得獨立，他們只要待在自己的國家就好了」）和阿國獲得獨立之後（「他們想獨立，獨立了！那現在就回去吧」），這種敵對情緒就已經展現出來，但在60年代至70年代期間，這種情緒又成倍增加了。法國人對他們的蔑視體現在法國人那時一直用「你」來稱呼他們（只對他們如此），用「山羊」「老鼠」或類似的詞來稱呼他們。當時，移民主要是男性，他們居住在衛生條件極差的合租房和旅館中，那些房東通過給他們提供迫使人放棄尊嚴的生活條件賺了一大筆錢。而一大批新一代移民的到來（同時伴隨著組建家庭、生孩子）改變了既有秩序：所有外來人口都住進了不久之前才新建的公租房社群，而在他們到來之前，這裡幾乎只有法國人和歐洲其他國家的移民居住。在1960年代中期，當我的父母搬進市郊的公租房，也就是我度過13歲到20歲的地方時，大樓裡只有白人居民。在70年代末（那時我已經離開那裡很久了），馬格里布地區來的家庭開始住進大樓，並迅速成為整個社群人口的主要組成部分。這些轉變大大加深了一直以來就存在的、通過日常語言表現出來的種族主義情緒。但因為涉及兩種不同層面的、絕少相交的意識，種族主義並不會干擾他們的政治選擇，即便他們要選擇的這個政黨（那個「黨」）曾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即便他們要加入的這個公會（lacgt，法國總工會）的官方態度是批判種族主義，即便他們，更泛泛地說，需要將自己歸入左派工人的陣營。
事實上，當人們給左派投票時，是在用某種方式抵抗這種本能的衝動，也就是抵抗自身的一部分。種族主義的感受無疑是非常猛烈的，再者，法國共產黨在很多場合也沒少討好它。但共產黨並沒有將其視作其政治追求的核心部分。甚至，當人們處於小家庭之外的圈子時，有時會感到必須為此解釋。人們經常以這樣的方式開始一句話：「我從來都不是種族主義者……」也經常以這樣的方式結束講話：「所以說，我不是種族主義者。」或者人們把這樣的解釋插入句子：「就像其他地方的人一樣，他們那兒也有這樣的人……」然後舉出工廠中某一個「男孩」的例子，等等。包含著一般種族主義情緒的日常用語需要一定的時間轉變成更加直接的意識形態和一致的看待社會的方式，這一過程是在一套設計出的政治主張的影響下發生的，這一政治主張的目的是鼓勵這種行為並給予這種行為以政治意義。
父母離開他們原來的住處，搬家至米伊宗，是因為他們無法再忍受社群的新環境了，他們要逃離那些他們眼中的大量入侵的威脅，這些威脅讓原本屬於他們的世界一點點地不再屬於他們。母親首先抱怨「一大幫」新來移民的孩子們，他們在樓梯上隨意小便大便，長成青少年後又讓整個社群處於違法亂紀的籠罩之中，他們讓整個區域充滿不安、恐懼。她氣憤大樓設施總是被破壞，包括樓梯間的牆面、私人地下室的門、大樓入口的信箱櫃（剛一修好，馬上又被破壞），以及總是莫名消失的信件和報紙。更不用說停在街上的汽車所遭受的破壞：後視鏡被打碎、車漆被劃出痕……她不能再忍受各個廚房不停傳出的噪音和氣味，也不能忍受宰牲節期間他們樓上的一家人在浴室宰羊時傳出的羊叫聲。她的描述是基於事實還是幻想？也許兩者兼有。因為我當時已經不和他們同住，也從來不去探望，所以我無法做出判斷。每當我在電話裡和母親說她太誇張了（她幾乎想不起談論別的事情），她就會回答：「我知道你住的地方不是這樣的，你住的社群不會發生這些事情。」我能如何作答？於是我開始思考如何通過世界觀和政治思考體系的陳述，改變鄰里矛盾（我願意相信它們確實那樣嚴重）在人們頭腦中的樣貌。這一鄰里矛盾與怎樣的歷史事實相連線？它有著怎樣的社會根源？它凝結和具體化為這樣的形態：投票給極右派政黨，投票給那些只會鼓勵大家用粗暴的憤怒來回應問題的候選人。這具體化的過程是建立在怎樣的政治主體自我構成的新方式之上的？既然這種方式已經在政治媒介空間中被允許、被傳播，由它產生的本能的理解範疇和劃分社會的方式（「法國人」對抗「外國人」）越來越明顯地佔領了人們的頭腦，越來越廣泛地蔓延在人們的日常談話中：小家庭、大家庭、商人之間、街頭巷尾、工廠裡……於是我們見證了過去被法共影響的那些社會、政治階層中間出現了種族主義的具體化，還見證了一種政治轉向：它聲稱自己在回應人民的聲音及愛國情緒，但實際上它只是為這些情緒提供了一個相應的討論框架卻並沒有改變它們，它只是使惡的衝動和先在的厭惡感合法化了。「法國」平民階級中流行的「常識」已經被深刻地改變，因為，具體地說，「法國人」的生活質量取代了「工人」或者「左派」男男女女的生活質量，成了他們最關切的事。
種族主義情緒於1960年代在平民階級中變得日常化，並且在70、80年代進一步加強，我的家庭便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當時人們不停地（母親如今依然）使用貶義的、侮辱性的詞彙攻擊來自北非的打工者，以及來法國與他們團聚的家庭成員，以及他們在當地組建的家庭，以及他們出生在法國的後代（這些後代已經具有法國國籍，但依然被視作「移民」，至少是「外國人」）。這些辱罵可能在任何時間出現，他們每次聚會都會強調它們，以便疊加這種尖刻的敵意：「毛鬼」「老阿」……因為我的皮膚髮棕，母親過去經常對我說：「你長得像個老阿。」或者「你從遠處走過來的時候我還以為你是個黑鬼。」我知道，那時我的階級出身之所以讓我感到恐懼，與我每天聽到好幾次類似用語之後產生的沮喪甚至是厭惡有關。就在最近，我邀請母親來巴黎過週末，她在談話過程中不斷使用那些詞，我很少反駁，我的生活經歷正讓我無力反駁：「老阿」「黑鬼」「中國佬」……我們聊到她的母親曾經居住的巴爾貝斯社群（那一街區在很早之前就幾乎只有非洲裔和馬格里布裔的居民了），她說自己不喜歡住在那裡，原因是：「在那裡，不像在我們這裡。」我試圖在壓制自己不快的同時進行簡短的辯駁：「但是，媽媽，巴爾貝斯區就是我們這裡，它是巴黎的一部分。」她只是簡單地回答道：「可能吧，但我這麼說有我的理由……」我只能嘟囔著：「我不同意。」我在心裡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已經開始書寫的這段「迴歸故里」之旅不會是一段輕鬆的旅程，它甚至可能是一段無法完成的精神、社會之旅。但思考過後，我開始問自己，母親的種族主義傾向和她表現出的對於移民打工者，尤其是「阿拉伯人」一貫的惡毒的鄙夷，對她（一個總能感受到自己地位卑微的社會成員）來說，是否是一種通過貶低比她更加悲慘的人來獲得優越感的方式。這是一種通過貶低他人，為自己建立一種有價值的形象的方式，這是一種讓自己感到自己存在的方式。
1960年代和1970年代，在父母，尤其是母親的語言中，已經出現兩種劃分「我們」和「他們」的方式了：階級的劃分（富人和窮人）和種族的劃分（「法國人」和「外國人」）。但在不同的政治和社會場景中，話題會更多地轉向其中某種劃分法。1968年五月風暴期間，大罷工將所有「工作者」不分種族地聯合起來，一同對抗「僱主」階級。當時流行的漂亮口號是：「法國工人、移民工人，共同的僱主，同一場戰鬥。」在後來更加地區化的小型罷工中，這一理念仍然佔主流（在這種情況下，邊界線轉移至罷工者和「不願罷工的工人」，也就是「黃色工人」之間）。薩特強調這點是有道理的：在大罷工之前，法國工人具有本能的種族主義傾向，他們鄙視外來移民，但罷工運動一旦開始，這些不良情緒便消散了，團結一致成為主流（即便這是部分的、臨時的）。所以正是缺乏動員，或者說缺乏將自己看作一個團結的、因為可能被動員所以總是在精神上被動員的社會團體中的一員，才導致了用種族主義的觀點劃分你我的方式代替了用階級的觀點來劃分你我的方式。此後，這一團體（動員性曾經是他們自我認識的基本面，但現在它被左派消解了）圍繞在這一新的原則周圍，這次是國家的原則：自己「合法地」佔有這塊土地，卻感到被剝奪、被驅趕——人們居住的社群代替了工作單位和社會環境在自我定義和對自我與他人關係的定義中充當的位置。更籠統地說，人們將自己看作一個國家天然的主人和擁有者，於是人們要求成為這一國家所給予的權利的唯一享有者。人們變得無法忍受「他人」獲得這些權利（即便只獲得很少一點）以至於認為當「他人」分割一部分權利時，自己獲得的就會更少。人們通過否認他人合法屬於一個「國家」，通過否認他人擁有權利（而這些權利是人們自己希望獲得的，但同時，當局和那些替他們發聲的人卻在否認他們的權利）的方式來獲得自我肯定。
當我們解釋平民階級在這個或那個時刻將選票投給右派的原因時，我們還應該自問：我們是否假設了平民階級天然地應該支援左派，雖然他們並不總是投票給左派，他們從來不是隻投票給左派。畢竟，即便是在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的政黨」在選票上大獲全勝時，也只有30%的工人階級給他們投票，即便沒有更多，至少也有同樣數量的工人階級投票給了右派候選人（在兩派總票數上比較）。這不僅涉及投票，甚至在平民和工人的動員方面，也就是共同參與運動方面，他們也曾經站在右派一邊，或者說至少反對左派的主張：例如20世紀初的「黃色」運動，或者同時代爆發於法國南部的種族主義騷亂，或者為反對僱用外國工人所組織的罷工運動……許久以來，許多左派思想家試圖解密這一現象：他們援引葛蘭西，葛蘭西曾在他的著作《獄中札記》中討論了為什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在義大利，雖然促使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爆發的條件似乎都具備，但革命還是流產了，或者更準確地說，以法西斯革命的形式爆發了；他們還援引威廉·萊許，萊許在1933年出版的《法西斯主義的群眾心理學》中分析了平民階級轉向法西斯主義的過程。因此，工人階級和左派之間看起來很明顯的聯絡實際上可能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理所當然，它更應該被解釋為是一些理論（如馬克思主義）在戰勝另外一些理論時歷史地塑造了這一現象，這些理論塑造了我們看待社會的方式以及我們的政治範疇。
就像家族中所有他們的同代人一樣，我的父母在投票給右派和極右政黨（也不是每次都投給右派）之前也自稱是左派（我經常在家族圈子裡聽到這樣的話：「我們，是左派……」似乎人們無法想象還有其他的可能性）。我的兄弟們，就像家族中部分他們的同代人一樣，向右派尋求身份認同（在很長的時間內給極右勢力投票），他們甚至不明白為什麼人們會覺得這很奇怪：自從他們達到投票年齡，就一直反對左派。過去曾經是左派尤其是共產黨選票支柱的工人區，如今成為極右政黨一貫的、主要的支援者。那些知識分子宣揚著階級優越性，並將自己的想法投射在平民階級身上，他們聲稱自己關心平民階級的訴求，熱愛平民階級「本能的智慧」（正因為他們沒有在自己的生活中遇到任何一個平民階級成員——如果在閱讀19世紀的文字時讀到他們不算數的話——他們對此更加富有熱情），但我想，他們恐怕要面對尖銳的真相以及殘酷而令人失望的事實了。正是這一神話和騙局，讓一些人（為了炫耀他們的新激進主義）像前文中提到的新保守主義所犯的錯誤一樣，堅持認為左派如果想要理解是什麼導致了左派的失敗並且希望有一天能夠克服它重新取得勝利的話，就應該現在放棄掙扎。但「本能的智慧」並不存在，或者更準確地說，「本能的智慧」並沒有固定意義，它並不會自然地與這樣或那樣一種政治形態相聯絡：個人在社會以及工作組織中的位置不足以決定他的「階級傾向」或者不足以讓他認識到這種傾向（如果沒有理論作為媒介；這理論是社會運動以及政黨提供給他們的看待世界的方式）。理論賦予某一個時刻的經歷以形式和意義，同一段經歷依照它們所選擇和依靠的不同的理論和主張，可以被賦予完全相反的意義。
這就是為什麼滿足於宣揚所有人先天「平等」並反覆強調每個個體都具有同樣的「權能（compétence）」的「民主」思想（即便這一思想的作者們讚歎自己發明了這種「醜惡」的思想）從任何角度看都不是一種解放的思想，它從不反思這些理念的形成方式，也不反思這種「權能」引發的結果可以徹底顛覆這一價值理念本身（在不同的地點、情形，在不同的談話方式中——比如，在這樣的討論中，一種觀點可以被看作是絕對首要的政治價值，在另一種討論中，它也可以被認為與政治認同完全沒有關係），即便將它使用在同一人或同一政治群體身上。我不喜歡母親和兄弟們通過「抽籤」的方式，以他們擁有與所有人相同的「權能」的名義，擔任社群管理者（他們自己也不是特別渴望）：他們做出的選擇也不會與他們在投票選舉時表達的觀點相異，唯一不同的是他們可能更傾向於選擇大多數人的立場。如果我的保留意見冒犯了雅典民主傳統的信徒，很遺憾。如果他們的行為看起來可能是充滿善意的，那麼這件事就更讓我擔憂了。
那麼，在不陷入祈求「階級鬥爭」彰顯其魔幻性和神秘性（「階級鬥爭」如今會讓宣揚「迴歸馬克思」的人們心潮澎湃，他們認為政治主張必須也只能來源於階級地位，而且人們擁有的政治主張必然會導致「工人階級」進行有意識、有組織的對抗，以此來擺脫異化，實現對於社會主義的嚮往，而資產階級，因為不明白這樣似乎有現實指向的概念以及臆想出的現實的意涵，於是也就對它們蘊藏的危險一無所知）的前提下如何對上一章中提到的實際存在的社會階級和社會衝突、甚至客觀存在的「戰爭」進行思考？
相反，我們應該試圖理解為什麼平民階級可以在某些情況下認為自己的生存狀況決定了他們必然支援左派，在另外一些情況下卻認為自己顯然應該支援右派。應該將以下一些因素考慮在內：當然有地區範圍和國際範圍的經濟狀況，發生傾向轉變的個體在工作上和與人的關係上有何變化，但也需要考慮，而且尤其需要考慮政治話語和討論時所使用的範疇是以怎樣的方式來塑造政治主體化過程的。政黨在這一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如果不能說是基礎性作用的話），因為我們發現，那些如果沒有發言人替他們說話（為了他們的利益或者站在他們的角度來說話）就難以表達自己的人們，正是通過政黨發出自己的聲音的。它們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正是那些經過組織的政治話語，為人們創造了用於感知社會的範疇、他們將自己視作政治主體的方式，並且定義了人們認知自身「利益」以及由此產生的政治選擇的方式。所以永遠不應該忽視這個問題：平民階級必須尋找代理人（除了極少數選舉時刻），以及平民階級拒絕被代理人剝奪權益並因此放棄原有代理人、尋找新的代理人，兩者之間的悖論。另外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應該永遠提防所有政黨天然地試圖保證其對於自身政治生命的支配權的傾向，以及所有政黨領導想要保證自身定義何為正當政治行為的權力。
於是我們被引向這一問題：誰有權說話，誰以怎樣的方式參與了決定的過程（不僅是提出解決方案，而且還為人們決定了哪些問題是合理的、重要的）。當左派政黨無力提出問題並承擔人們的渴望和精力時，右派和極右勢力就會成功地吸引他們，將他們集合起來。
於是這樣的任務就落在社會運動和知識分子批評家頭上：建立這樣一些政治方面的理論框架和思考方式，以此在最大程度上緩解（不是清除，因為這是不可能的）社會團體尤其是平民階級此刻具有的消極的熱情，並且提供與之相異的視角，勾畫另一種未來圖景，使之可以重新被稱作左派。參看［法］斯特凡娜·博德（stéphanebeaud）及［法］米歇爾·皮亞盧（michelpialoux）：《重新關注工人生活——在索肖-蒙貝利亞爾的標緻工廠做調研》（citeretoursurlaconditionouvrière.enquêteauxusinespeugeotdesochaux-montbéliard/cite）（巴黎：fayard，1999）。/asidelagauchesocialiste，法國社會黨的一個分支。——譯者注/aside他們將就業的「不穩定」狀況歸咎於「大眾個人主義（inpidualismedemasse）」的反對者。這樣愚蠢的概念可以流行起來，這件事本身就可以讓我們更加了解這一可悲的過程：使用這一概念的社會學家只是在描述「社會問題發生質變」這一事實，於是他們就從左派批評家變成了那一小群治國專家、新保守主義者。/aside關於經濟話語和政策的轉變，請參看［法］弗雷德里克·勒巴龍：《學者、政治，及全球化》（博日的貝勒孔布市：lecroquant，2003）。/aside關於上述內容，請參看我的著作《一次保守的革命以及它對法國左派的影響》（cited’unerévolutionconservatriceetdeseseffetssurlagauchefrançaise/cite）（巴黎：léoscheer，2007）。/aside［法］讓-保爾·薩特：《選舉，通向愚蠢的陷阱》（citeÉlections,piègeàcons/cite），選自《情景》（巴黎：gallimard，1976）第十章，頁75—87。/aside關於在英國發生的類似的社會、政治、意識形態變化過程（這一過程的結果是形成了一些歷史集團，資產階級和大量的平民階級一起在選舉中選擇了右派），請參看［英］斯圖亞特·霍爾：《通向重建的艱難之路——撒切爾主義和左派危機》（citethehardroadtorenewal.thatcherismandthecrisisoftheleft/cite）（倫敦：verso，1988）。/aside關於投票給國民陣線的情況，請參看帕特里克·勒英格（patricklehingue）的文章《用資料使選舉更客觀：關於國民陣線的選民我們瞭解多少？》（citel’objectivationstatistiquedesélectorat:quesavons-nousdesélecteursdufrontnational?/cite）。文章收於［法］雅克·拉格羅耶（jaqueslagroye）：《政治化》（citelapolitisation/cite）（巴黎：belin，2003），頁247—278。/aside指擁有法國國籍的公民優先。——譯者注/aside關於平民階級中的不同代人與左派和右派關係的變化，請參看前文中提到的帕特里克·勒英格（patricklehingue）的文章。/aside非洲西北部一帶，主要指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摩洛哥等地。——譯者注/aside請參看［法］克萊爾·埃切勒利（claireetcherelli）：《艾麗斯或真正的生活》（citeÉliseoulavraievie/cite）（1967）（巴黎：gallimard，「folio」，1977）。本書對1950年代法國工人階級中的種族主義情緒和外來移民打工者的生活環境進行了逼真的描述。/aside法語中的第二人稱有vous和tu兩種，vous一般翻譯作「您」，是尊稱，一般在較正式的場合或表示尊重時都使用vous。tu一般翻譯作「你」。——譯者注/aside在《艾麗斯或真正的生活》中，正是工會內部和與共產黨關係密切的工人在工廠內部表現出了他們的種族主義傾向。一些人竟然用阿爾及利亞人和突尼西亞人沒有參加為了提高工資舉行的罷工來為他們自己對於對方的敵對態度正名。/aside關於法國平民階級（尤其是左派工人）的種族主義傾向和反猶主義傾向，以及右派工人運動，請參看：［以色列］澤維·斯頓赫爾：《革命的右派，1885—1914》（citeladroiterévolutionnaire，1885—1914/cite）（巴黎：fayard，2000），主要參看第4章《左派的反猶主義》（citel’antisémitismedegauche/cite）及第6章《無產階級右派：黃色工人》（citeunedroiteprolétarienne/cite）。還請參看同一作者的著作：《非左派非右派——存在於法國的法西斯意識形態》（citenidroitenigauche.l’idéologiefascisteenfrence/cite）（巴黎，fayard，2000）。/aside關於反對左派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為我們思考工人階級生產狀況和工人階級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另外一種思考框架），請參看：［以色列］澤維·斯頓赫爾：《革命的右派，1885—1914》，主要參看第9章《追尋民眾基礎：法國運動和無產階級》（citeÀlarecherched’uneassisepopulaire:l’actionfançaiseetleprolétariat/cite）。/aside關於對將「經歷」看作直接「證據」的理念的批評，以及對政治主張和理論在感知過程和這種感知所伴隨的實踐和意義上所起的作用的分析，請參看［美］瓊·瓦拉赫·斯科特（joanw.scott）：《歷史的批判理論：身份、經歷、政治》（citetéoriecritiquedel’histoire.identités,expérience,politiques/cite）（巴黎：fayard，2009）中《經歷的證據》一文，頁65—126。/aside在這一問題上，我援引前文中提到的斯圖亞特·霍爾《通向重建的艱難之路》一書中的觀點。/aside關於對共有「權能」的讚頌以及將「抽籤」作為實現人民權力的管理原則的內容，請參看［法］雅克·朗西埃（jacquesrancière）：《民主的怨恨》（citelahainedeladémocratie/cite）（巴黎：lafabrique，2005）。朗西埃本人對這一問題也只有模糊的意識，他從來沒有明確提出這一問題（當然是如此！而這一事實使他的許多假設變得可以被質疑），因為所有他提到的體現民主的例證都指向他用「鬥爭」或「運動」（也就是說指向了眾多不同意見的彙總和集體表達）。這顯示了作為民主根基的「人民的權力」的主體從來就不是一些彼此沒有差別的個體：它存在於彼此相異、衝突的各個社會和政治框架之中。對於民主的思考應該將這些框架作為質疑和關切的中心。/aside政黨的中介作用這一關鍵因素並未出現在薩特（在他書寫關於選舉的文章時，他受到左派自發主義的影響）建構的模式中。相反布林迪厄（bourdieu）在他的著作《社會科學研究》（citeactedelarechercheensciencessociales/cite）中的文章《內閣的秘密——從個人意願到「集體意願」》與此相關，n°140，2001，頁7—13。/aside關於這點，請參看斯圖亞特·霍爾的著作《通向重建的艱難之路》（citethehardroadtorenewal/cite）中《葛蘭西和我們》（citegramsciandus/cite）一文。/aside這當然需要黨內及政府內部知識分子的支援，這些知識分子試圖定義什麼是政治而什麼不是，什麼是「民主」的而什麼是「反民主」的，等等，這些行為與學術工作應該具有的特質完全相反（學術工作應該是思考社會發展的不同可能性，而不是試圖規定它），而民主行為不應該被侷限在那些與專家治國主義和官僚主義，也就是與政府機構和掌權階級聯絡密切的權威理論家的控制之下。作為這些反民主衝動的揭露和拯救，請參看［法］桑德拉·勞吉耶（sandralaugier）：《對美國政治的另一種思考——從艾默生到斯坦利·卡維爾的極端民主》（citeuneautrepenséepolitiqueaméricaine.ladémocratieradicaled’emersonàstanleycavell/cite）（巴黎：michelhoudiard，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