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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親出生時，她的母親還不到17歲。那個「誘騙」她的男孩子也不會比她大多少。當外祖母的父親發現自己的女兒懷孕，就把她趕出了家門，「和你的私生子離開這兒！你們兩個會下地獄的！」他對她大叫。於是她就離開了家。不久之後，她收留了自己的母親（我不知道原因，但可能是因為她母親不能忍受不再與女兒見面，於是離開了自己的丈夫）。這個年輕女人的情人也沒有忍受多久（他們的公寓可能很小），他對她說：「你選，是你媽還是我。」她選擇了自己的母親；他離開了她，然後就杳無音信了。他只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照看自己的孩子，在我母親對他產生記憶之前，他就徹底地從她——這個私生女——的生命中消失了。不久之後，我的外祖母就和另外一個男人成立了家庭，並且和他又生了三個孩子。我母親一直和他們住在一起，直到戰爭爆發，而這場戰爭永久地改變了母親的生命軌跡。後來，母親懇求外祖母告訴她那個未曾謀面的父親的名字，她想知道他的下落，但外祖母總是說：「揪著過去不放沒用的。」關於自己的父親，母親掌握的唯一資訊就是：他長相帥氣，當時是個泥瓦匠。再有就是，他是個西班牙人。「安達盧西亞人。」最近她肯定地對我說道。她樂於幻想自己的父親是吉卜賽人，似乎這段自己編寫的家庭浪漫史能讓失去父親帶來的不良影響和痛苦變得可以忍受（她還在上小學時，有一次被例行問到關於父母的問題，她說她沒有爸爸，老師笑著說：「每個人都有爸爸呀……」她把老師的話看作一種殘忍的嘲諷，但事實並非如此；現在，她還會主動地向我們提起這段讓她耿耿於懷的傷心事）。再說，這段吉卜賽傳奇故事並非一定是假的。當我看到照片裡15、16歲的自己：棕色皮膚、黑色長卷發，我就會想，這是因為我遺傳了吉卜賽基因。幾年前，父親原先的工作單位組織旅行時，母親和父親一起遊覽了安達盧西亞。當客車靠近格勒納德（grenade）時，她激動到發抖，「太奇怪了，我都發抖了。」她對我講道，「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但我猜一定是因為那裡是我的家鄉。另外，有一次我去餐廳吃飯，飯店裡有一群玩吉他的吉卜賽人，其中一個坐到我身旁，對我說：‘你也是個吉卜賽人。’」

我對這種血統的神話並不熱衷（我不理解它是怎樣的一種關於基因流傳的幻想，抑或是一種關於家族淵源的心理反應），但我意識到，母親直到今天，一直在經受著自己沒有父親這件事的折磨，所以她通過拼湊現實的碎片，想象有一個西班牙存在於自己身體深處，它猶如一道陽光，帶她逃離北方的陰霾以及她生命中的灰暗現實。她一輩子渴望的，不是財富，而是陽光、自由。如果她過去堅持上學，也許有機會獲得這份自由。「我本來想做小學老師，」今天她說道，因為，「在那個年代，女孩子上完學，只能去做小學老師。」她的理想並不高遠。即便這樣，這一理想也難以實現。在她快上高中的時候（能達到這個水平，在她所處的環境中已經很少見了。她當時成績優異，甚至還被允許跳級，在10歲就進入了本應11歲才能進入的六年級），全家必須離開他們所生活的城市：德軍步步逼近，所有平民都被要求撤離。居民們被大汽車載著運往南方，留下的只有趁火打劫之徒和想要保護財產的人（我母親是這樣講述這段災禍的）。他們逃難到勃艮第（bourgogne）的一個農場裡。

他們待在那兒的那段時間，我的外祖母每天從早到晚從事農場勞動。孩子們也竭盡所能地幫忙，在院子裡，或者家裡面幹活兒。停戰協議簽訂後，所有人都回去了。外祖母在當地找到一份金屬加工廠的工作，當人們開始尋找去德國工作的志願者時，她報了名。於是她離開自己的伴侶，把四個孩子託付給一戶當地人家。幾個月後，她就不再寄錢了，這戶人家把兩個男孩和兩個女孩送進了慈善孤兒院，那裡專門收留孤兒和棄兒。對我母親來說，進高中繼續學習已經變得不現實。她考取了初等教育證書，這讓她很驕傲（這一直讓她很驕傲），不久之後，她就被安排去做傭人了。事實上，在孩子們長到14歲的時候，孤兒院就會讓他們去工作，男孩們去農場（母親最年長的哥哥就是如此），女孩們去做傭人。

母親一開始在一戶教師家庭做工，僱主一家都是好人，而且他們很喜歡母親。母親回憶起他們時充滿感激：她在這戶人家工作期間，他們資助她上速記課，希望她有朝一日可以成為秘書。母親學得非常出色。她想繼續學習，因為一年的學習並不足以讓她從事這份工作，但孤兒院不允許女孩們在同一個地方工作超過一年，只要滿一年，就要更換僱主。母親再一次被迫放棄夢想。她一直作為女僕工作著。

做傭人並不容易，性騷擾幾乎就是慣例。有好幾次，僱用她的男主人試圖和她幽會。因為她沒有接受，第二天就被女主人打發走了，因為男主人對他的妻子說傭人勾引自己。甚至有一次，僱主的父輩對她動手動腳。她一下子躲開了，但忍住了抱怨，她不想再次失去工作並重新找工作。「沒有人會相信我的。我就是一個可憐的小女工，而他是市裡有錢的工廠老闆。」母親同意回顧這段歷史時對我這樣說道。我注意到，即使六十年過去了，談起這段經歷時，她前所未有地被一種冷酷而悲涼的憤怒所籠罩。她補充道：「這種事情總在發生，但沒人敢說。過去不比現在，女人們什麼權利都沒有……男人說話才算數。」十六七歲時，她已經瞭解了男人，所以當她結婚時，她並沒有對男性，尤其是她要嫁的這個男人抱有任何幻想。

外祖母從德國回到法國後，回到她戰前的伴侶身邊，並且領回了她和他生的三個孩子，對她最大的女兒卻不聞不問，甚至沒有試著打聽她在哪裡、在做什麼。但是母親在戰前的確和他們以及她兩個同母異父的兄弟、一個同母異父的姐姐住在一起；戰後母親便開始住在她的僱主家裡。母親很想把繼父看作自己的親生父親，她的繼父是做煤炭生意的：每天坐在一輛馬拉的貨車上走街串巷，叫喊著「送煤嘞！送煤嘞！」，那些想要買袋裝煤的人就從視窗喊他。戰後，他依然做這份生意，只是馬拉貨車變成了小卡車。1946年，外祖母和他結婚時，沒有邀請自己的大女兒參加婚禮，我母親是從她同母異父的兄弟（她和兄弟還保持著聯絡）那裡得到的訊息。隨後不久，因為母親感到自己非常孤獨不幸，所以還是決定去看望自己的母親，儘管她對待她的方式如此惡劣（「她畢竟是我的母親，而且我沒有其他親人了」）。但她的母親並不在家，她帶著自己的孩子去巴黎投靠她姐姐了。在巴黎，或者說在她居住的巴黎郊區，她似乎又開始了好幾段豔遇。有一次，別人向我母親這樣描述她：「她是個破壞家庭的女人。」後來，外祖母又回到蘭斯，重新與丈夫生活在一起。我的母親最後又和他們住在了一起：她18歲時，卻在努力地回到自己母親身邊。她母親接受了她，照她的說法是「重新收留」了她。我的母親可以原諒一切。她很高興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庭，但她永遠不可能完全忘記母親對自己滿不在乎的態度，即便是殘酷的戰爭也不足以成為藉口。相反的，50年後，當我的外祖母因為沒法照顧自己而離開了她的小公寓（地處最貧窮的巴黎18區中央，在一條簡陋的名叫巴爾貝斯的街道上）時，是我母親為她在蘭斯找到一間單人公寓並且承擔起照顧她的責任。外祖母在她最後的日子裡幾乎已經失去行動能力，當她堅持要回巴黎度過晚年時，是母親為她在巴黎安排了養老院。因為外祖母的收入不足以支付養老院的費用，社保又不負責報銷，於是母親和我一直承擔著大部分養老院的費用，一直到外祖母去世。

一直以來，我完全不瞭解——或者幾乎不瞭解——母親在戰爭期間和戰後的這段經歷。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時期，也就是1960至1970年間，我很喜歡我的外祖母。她當時住在巴黎（事實上，我印象中的外祖母總是住在巴黎，她喜歡這座城市；當她1950年徹底離開自己在蘭斯的丈夫後，她堅持來到巴黎生活）。她的工作是門衛，工作地點在13區，一開始在帕斯卡爾街（ruepascal），後來又到一條名叫阿勒斯（halles）的窄巷工作〔那時叫作阿勒斯街，現在叫作蒂克東（tiquetonne）街，很難找到了〕。再後來，她來到了一個更加富有的街區，在12區（泰納街）。她一直在這裡工作，直到她退休後搬去巴爾貝斯的公寓。她在這裡與另外一個男人生活在一起，我總是叫他「外公」——事實上的家庭和血緣關係上的家庭並不如我們所想的那麼一致，更不要說法律意義上的家庭了。「繼親家庭」並不是20世紀90年代才出現的新事物。在工人階級的世界中，夫妻及家庭結構一直以來——在任何時代——都充斥著複雜、多樣、中斷、重組、多次重組等情況（姘居情侶、在多個家庭中交替生活的孩子，以及各自尚未離婚就開始同居的半路夫妻等類似情況屢見不鮮）。我的外祖母和她的新伴侶就從未結婚，而且她也沒有與1946年嫁的這任丈夫離婚，他直到1970或1980年代才去世，但她一直沒有與他再見過面。從少年時代開始，直到後來的很長時間，我都為自己「混亂」的家庭狀況感到羞恥：在外祖母和母親的年齡問題上，我會對別人撒謊，因為這樣別人就無法計算出外祖母生母親時只有17歲；當談到我稱之為外公的這個人，我會假裝他是外祖母的第二任丈夫……社會規則會對所處其中的所有人施加影響，那些希望一切事物都「井井有條」、充滿「理性」、符合「標準」的人便可以將我們自幼年開始習得的社會規範視為聖旨。我們通過對社會的學習、通過社會規則帶給我們的拘束感（羞恥感）——也就是當我們成長的環境與法律、政治規定下的完美形象（這種形象在我們所處的文化環境中無處不在，它被當作唯一的可能性以及需要努力達到的理想狀況，即便這套名義上的家庭規範並不符合實際情況）不相符時感到的那種羞愧——將這套社會規則深深地印刻在我們的意識中。今天，如果有人試圖將他自己對於親密關係和家庭的定義強加於他人，或者用一套社會道德及法律準則來判斷一個人的行為正確與否，再或者，將那些與現實脫離的、只存在於他們頭腦中的保守而專橫的價值觀視為真理，我一定會非常反感；我之所以會有如此強烈的感受，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我個人的歷史：過去，我曾因為這種價值觀的束縛，將本真的自我視為脫離常規、不正常，以至劣等、可恥的。它無疑也解釋了我為何對正常與否的判斷標準如此不屑：將這套標準施加給我們的人（從根本上講，他們確實為大眾建立了標準），卻是一群可以以正當名義「破壞」規則、享有非標準化待遇的人。如今，在經歷過我所經歷的一切後，我知道了用於判斷正常與不正常的標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相對的、人為的、可變的、與所處背景相關的，且兩者相互交疊，總是非絕對化的……我還知道違反社會規則的人不單要時時生活在焦慮與痛苦之中，還很有可能為此遭遇身體上的折磨，因而就會強烈地渴望進入那個合理合法的、「正常」的世界（政府的強制措施之所以能生效，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這種渴望）。

我在1960年代認識的這個外祖父（我沒有在外祖父二字上加引號，因為他的確是我的外祖父，理由在於，無論這個家庭是否符合社會秩序的制定者在法律上的規定，真正的家庭應該是人們主觀選擇的結果，而且應該是事實上的家庭），他的工作是擦玻璃。他每天帶著自己的梯子和水桶，騎著摩托車，到街上給咖啡館和商店擦玻璃，有時還要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去工作。有一次，我在巴黎市中心的街上走著，他正好經過那裡，當他看到我，就在人行道邊停了下來，很高興跟我偶遇。而我卻非常尷尬，害怕別人看到我和這個倚靠在奇怪掛車上的人站在一起。「和你說話的人是誰？」如果別人這麼問我，我會怎樣回答？此後的好幾天，我心中縈繞著一種難以擺脫的負罪感：「為什麼我會排斥自己，為什麼我不敢承認自己的身份？為什麼我與資產階級，或者說小資產階級的來往讓我對自己的家庭感到如此羞恥？在思想上、政治上，我宣稱自己反對階級分化，但為何社會階級的概念如此深入我心？」同時，我抱怨自己的家庭出身：「多麼不幸，」我重複道，「生在這樣的階級。」我在這兩種心情之間搖擺著，有時責怪自己，有時責怪他們（但他們對此負有責任嗎？又是為什麼而負責呢？）。我有一種分裂感，很不自在。我的信仰與我進入的資產階級世界格格不入，我所秉持的社會批判理念與我本身的價值觀相互違背，我甚至不能說這是我不得不接受的價值觀，因為沒有誰強迫我信奉它，我是自願地接受了這種統治階級的理念與評判標準。在政治上，我站在工人的一方，但我厭惡自己的工人出身。如果我不是平民家庭出身（我過去是工人家庭的一員，現在無論如何依舊是工人家庭的一員），那麼我的「平民」立場就不會使我的內心如此糾結，也不會讓我產生這樣的精神危機了。

外祖父很喜歡喝酒（人們說他「很能喝」），在喝過幾杯劣質紅酒後，他就開始滔滔不絕，如同今天的郊區少年們那樣妙語連珠，這是一種平民階級展現口才的方式。他並非沒有文化，他知道不少東西，而且，他想象中的自己比他本人更加見多識廣，他在丟擲自己的論斷時總是斬釘截鐵，從不妥協——雖然他的論斷常常是錯誤的。他支援共產黨，就像資產階級支援右派那樣自然而然：這一政治歸屬在他出生時就已隨基因嵌入體內。在我父親還支援共產黨的時候，他也是如此，或者說，即便他不再支援共產黨，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他仍然如此。「我們這些工人……」他說話時總是這樣開頭。外祖父曾經給我講，有一天早上5點，他在聖日耳曼大街上騎著車去上班時，遇到一群剛從晚間聚會或者夜總會出來的資產階級醉漢，他們對他嚷道：「可憐的窮鬼！」階級對立這個概念對於他來說有明確的所指。他做夢都希望革命浪潮趕緊到來。定居巴黎後，我經常去外祖母家吃午飯，有時父母也從蘭斯過來一起聚餐，偶爾還會帶著我的兩個弟弟。然而，如果我認識的人，或者我後來的同事知道了他們的住址，我就會感到十分羞恥。對於這個問題，我一向守口如瓶，如果有人問起，我要麼迴避，要麼撒謊。

當時，我能感受到外祖母和母親之間關係緊張，但直到外祖母去世，我才知道原因。母親對我講述了她過去一直或多或少隱瞞著的真相：戰後，外祖母曾經拋棄她，使她成為孤兒……她此前從未對任何人提起過這段歷史。她用自己在電視裡聽來的精神分析術語解釋，「我下意識地迴避了這個問題」。事實上，她一直都記得這些事，只是不願提起，但同時又不禁時不時地影射這段歷史（比如說，在我小的時候，每當我因為這樣那樣的事抱怨時，她就會憤怒地說：「你想進孤兒院是嗎？」）。同時，母親還披露了另一段不堪的歷史，讓原本已經不大光彩的家族圖譜顯得更加灰暗，彷彿家族史是一連串羞恥製成的牢籠，一個套一個。這些醜事不僅難以對外人言說，就是在家庭內部，大家也諱莫如深。母親是在她的兄弟向她解釋他為什麼沒有承擔外祖母的養老費用時才得知此事，他不僅提到了外祖母曾經拋棄我的母親，還提到另外一些母親不知道的事。幾個月之後，外祖母去世了，母親把這些事告訴了我。是否因為外祖母已經離世，母親才覺得可以毫無顧忌地向我們和盤托出這些歷史了呢？我開始重新審視我的外祖母，這個非同尋常的女人。雖然和藹可親，但她的目光與聲調仍會透露出她的冷酷。也許她從未忘記那天的恐怖場景，有嘶吼，也許還有毆打；以及接下來的那幾個星期，也就是她頭髮重新長出來的那段時間；還有後來，鄰居們漸漸淡忘這件事，它最後變成了人們偶爾提起的流言蜚語。她喜歡「吃喝玩樂」。如果我沒理解錯母親的意思，外祖母是一個自由的女人，她喜歡晚上出門，喜歡尋歡作樂，她身邊的男人一個接一個，從來沒想和某個人建立更加密切而長久的關係。她的孩子對她來說必然是一個累贅，而成為母親對她來說也不是一個主動的選擇，而是不得不忍受的命運。在當時，避孕措施尚未普及，而墮胎則可以把人送進監獄。她在戰後就曾因為墮胎進了監獄。她被判了多久的刑期？我不知道，我母親也不知道。男人當然可以隨心所欲地放縱，但女人不行。在工人階級中間，一定程度上的性自由無疑是存在的，至少可以說，以資產階級的道德標準來衡量，這種性自由是存在的，於是這些想要以不同方式生活的人便被一些道德衛士稱作放蕩下流。而對於女性來說，選擇自由的生活方式還具有危險性。

1940年，法國北部被德軍佔領，兩國簽訂停戰協議。之後發生了什麼呢？當時27歲的外祖母，不僅主動到德國工作，據人們傳言，她還與一名德國軍官私通（不知是否真實）……我試圖想象她的處境：她想要活下去，想要有口飯吃，想要擺脫為生計發愁的悲慘生活。這名敵軍軍官是誰？她是否愛上了他？抑或，她只是想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比原來好一點？這兩種解釋並不相互矛盾。她又是如何決定拋棄自己的孩子和丈夫的？我永遠也給不出答案。就像我不知道她在接受自己行為的後果時，當她因此變成一個「衣衫襤褸」的「受害者」時，當她經歷艾呂雅（Éluard）在一首著名的悲情懺悔詩中寫到的「馬路上發生的悲劇」「剃髮、毆打」時，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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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戰爭期間，外祖母與那些做事不計後果的人有著相同的遭遇。在經歷這場瑪格麗特·杜拉斯在《廣島之戀》中稱為「倉促而愚蠢的正義行動」「完完全全的暴行、蠢事」的事件時（這一刻必定給她留下了永久的創傷），她是單獨一人嗎？抑或，像關於戰後的紀錄片中演的那樣，一群女人被迫遊街，一邊走一邊接受民眾的謾罵、唾棄？我不知道。母親沒有透露更多資訊，她說她只知道這些。她只是從兄弟那裡得知這些殘酷而赤裸裸的事實：他們的母親被剃光了頭髮。在戰敗、被佔領的時代過去之後，通過懲罰那些不守婦道的女人（的確如此的，以及被猜測如此的）並重新肯定男性對於女性的控制權，國家得以重振雄風。

自此，每當我在照片上看到這些屈辱的場景（同時我知道，很多高層、資產階級都參與了這場運動；他們既沒有經受恥辱，其權力也未受到威脅，也沒有遭到公眾的暴力反抗），我就不禁感到疑惑：這張照片是在哪裡拍攝的？我的外祖母就在她們中間嗎？那些在人群中露出驚恐面容的人是否就是她的家人？她是怎樣忘記這場景的？她花了多長時間才得以「走出永恆（sortirdel’éternité）」（仍然是引用杜拉斯）？當然了，我更希望她曾經是抵抗運動的成員，希望她曾冒著生命危險解救猶太同胞，或者僅僅是在德國工廠工作時暗中搞破壞，再或者是做過另一些我們可以為之驕傲的事情。我們總是希望擁有一個光輝榮耀的家庭，無論是哪方面的榮耀。但我們不能改變過去，我們至多可以思考：如何處理自己與這段屈辱史的關係？當我們不情願地，同時無論如何不得不接受這段家族歷史時，我們如何面對這駭人的過去？我儘可以安慰自己這些歷史與我無關，因為我不久前才得知這些事（如果我很早就知道，我會怎樣看待外祖母呢？我還敢和她聊天嗎？當我問自己這些問題時，我感到異常沉重）。但這一系列事件——外祖母拋棄自己的孩子，定居德國，等等——如此深刻地影響了我母親的生活，影響了她的個性、她主體化的方式，於是，也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我的童年，以及之後發生的一切。

於是母親沒能完成學業，直到今天，她還在為此感到痛苦。「這都是因為我母親和我遭了厄運。」她以這樣的方式解釋一切不幸和苦難。她肩負這段個人悲劇，繼續生活；她原本有機會擺脫命運的安排，但戰爭一下子擊碎了她童年時期的夢想。她明白自己天資聰慧，所以從來沒有真正接受這份不平等。這份災難還使她無法奢望找到比我父親更好的丈夫：階級之間互不通婚的規律與教育制度中的規律一樣強大，後者也是前者的原因。母親深諳這些道理。她從來沒有停止想象——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她本來可以成為一個「知識分子」並遇到一個「更聰明的人」，但事實是，她是一個清潔工，她與一個工人組成了家庭，她的丈夫同樣沒有受教育的機會，他甚至不是一個心胸開闊的人。

她1950年與我父親結婚，當時20歲。隨後幾年，他們生了兩個孩子：哥哥和我。當時家裡極其貧窮，如果不用幾近悲慘這樣的字眼來形容的話。為了不讓情況更加糟糕，母親決定不再生孩子，所以她無奈之下便去墮胎，我估計這樣的事發生過好幾次。他們當然只能求助非法墮胎機構，這類地方很危險，它們既沒有合法資質，也沒有適當的醫療條件。（我記得有一天，父母前往一個巴黎郊區的小鎮——奧爾日河畔的瑞維西，準備出行時，全家都被一股悲涼的氣氛所籠罩，上路以後，母親臉上寫滿焦慮，父親沉默不語。到達巴黎後，他們把哥哥和我留在外祖母家裡。幾小時後他們回來了，母親對外祖母低聲嘟囔了幾句，說一切順利。哥哥和我當時還很小，但奇怪的是，我們知道他們在做什麼，抑或是我後來瞭解事情原委之後，重新對當時的情景進行了想象？）不過父母后來又生了兩個孩子，分別比我小8歲和14歲。

他們結婚後不久，母親就開始厭惡父親，這種持續不斷的厭惡表現在母親與父親吵架時經常叫喊、大聲摔門、往地上扔盤子，更根本地講，這種厭惡幾乎滲透在他們共同生活過程中的每分每秒。他們的關係就像一齣永無止境的家庭鬧劇，除了用最惡毒、最傷人的話語攻擊對方，他們似乎沒有能力用其他方式交流。有幾次，她想要離婚，並諮詢了律師。律師勸她在最終判決下達之前不要離開家，因為她這樣做會把錯誤攬在自己身上（拋棄家庭），這可能讓她失去孩子的撫養權。她擔心父親在知道了這件事後對她使用暴力，擔心在這段漫長而價格不菲的訴訟過程中，父親會讓她在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裡過著「地獄般的生活」。她還擔心自己沒法單獨應對這一切，而且她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因此失去什麼，於是放棄了。生活繼續：爭吵、大喊大叫、相互謾罵就像從前一樣繼續著。對另一半的憎惡上升為一種生活模式。他們的相處模式與斯坦利·卡維爾所講的「對話式夫妻」剛好相反，或者可以說，他們是一對奇怪而可悲的「對話式夫妻」。

然而，如果我們單單使用女性主義的觀點來看待這個問題，就難以看到完整的事實（女性主義可以讓我們看到並理解許多事物，因而，也就可以成為某種我們認識事物的障礙）。我的母親也很暴力，也許比父親更甚，據我所知，他們唯一一次打架是母親讓父親掛了彩。她拿起做湯要用的電動攪拌器朝父親的胳膊打了上去，造成父親兩處骨裂。她對這次動武很是驕傲，講到這件事時，她好像在描述一場自己獲勝的體育比賽，這勝利向所有人證明了她永遠不會「任人宰割」。但無論原因為何，無論誰對誰錯，長期的暴力氛圍總是沉重、令人痛苦的，甚至讓人難以忍受。我之所以想要擺脫我的階級和家庭（很長時間內，我對家庭、伴侶、穩定關係、共同生活這樣的概念唯恐避之不及），無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從小就見證了夫妻暴力——日復一日的言語衝突、大喊大叫、瘋瘋癲癲。

是因為母親，我才有機會進入高中繼續學習。她從來沒有直說，但我猜她想通過讓我繼續讀書，來彌補她年輕時的遺憾。她沒有實現的夢想通過我實現了，但這件事勾起許多她心底的辛酸和積怨。在我剛上六年級的時候，我們在課上學了一首英文聖誕兒歌。回到家，我對母親說（當時我11歲）：「我學了一首詩。」然後開始背誦。我仍記得：「iwishyouamerrychristmas,ahorseandagig,andagoodfatpig,tokillnextyear.」我還沒有朗誦完，母親就突然開始生氣，甚至可以說暴怒。她是否認為我是在嘲笑她、貶低她？她是否覺得我這個進入中學僅僅一個月的小孩已經開始在她面前展現自己的優越性了？她像瘋子一樣大叫起來：「你知道我不會英語……你馬上給我翻譯！」我翻譯了。詩很短，她的歇斯底里也只持續了一小會兒。但自此我意識到，家之外的世界，也就是以學校為代表的外部空間，與家庭內部空間之間出現了一道鴻溝（當然，這道鴻溝只會越來越深）。

那次突如其來的憤怒，是母親在發洩因為不能繼續學習而產生的挫敗感。這類事情之後也發生過多次，每次的發洩方式有所不同：有時是一種讓我想要反駁的直接批評、一種反對意見的表達。比如：「你雖然上了高中，但這不代表你比我們高階。」或者「你以為你是誰？你覺得自己比我們都有能耐是嗎？」有多少次，我還會回想起來，自己不是什麼「重要人物」。但更多的時候，母親只是會提醒我，她年輕時沒有我所擁有的機會：「我沒能……」或者「我從來沒有機會……」對上學這件事，父親只是通過不斷地講述自己年輕時的境遇來表達他對於孩子們今天可以獲得的機會的驚異（他有時甚至不贊成我們繼續讀書）；母親與父親不同，她總是通過表達自己的感受，來間接地承認我們擁有比她更廣闊的視野，而她的視野卻總是封閉的，或者說是半開半合的。她總是堅持讓我完完全全地意識到自己有多幸運。當她說：「我從來沒機會……」其實是在說：「但是你有機會……你應該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有一次，她想重新開始學習，但結果再次讓她跌入失望的深淵！她在當地報紙上看到一則廣告：一家新開的私人學校（這可能是一群沒有道德底線的人在行騙）專門教授資訊科技，來幫助想要轉行的成年人。她便報了名，為了上課花掉許多錢。她白天上完班，晚上去上課，一週要上好幾次。但很快她就發現自己什麼也聽不懂，或者幾乎聽不懂。她還固執地堅持著，總說自己不會放棄，自己會趕上進度。最後，當她意識到這顯而易見的事即時，終於承認自己失敗了。她放棄了，內心充滿痛苦，又氣又惱。她的最後一次機會就這樣被剝奪了。

1967年，母親生下了最小的孩子，於是在做了很長時間清潔女工之後，她停止了工作。但這並未持續多久：經濟壓力讓她不得不在工廠找了一份需要每天辛苦勞作8小時的工作（中學畢業會考之後的那個暑假，我在那裡待過一個月，於是我目睹了這份「工作」真實的樣子），以此來保證我可以繼續在高中課堂上學習蒙田和巴爾扎克，並且可以進入大學，整天整天地在房間裡研讀亞里士多德和康德。她午夜才能入睡，凌晨4點便要起床工作，而我會研讀馬克思和托洛茨基（trotski）、波伏娃和熱內直到天亮。我只能援引安妮·厄爾諾在提到她開雜貨店的母親時所使用的簡單描述，來揭示這赤裸裸的現實：「我深知她對我的愛，以及我們之間的不平等：她從早到晚給我烹製土豆和牛奶，好讓我可以坐在階梯教室裡聽老師講柏拉圖。」在母親工作的15年中，她每天都要站在組裝流水線前，不停地把蓋子蓋在廣口瓶上，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10分鐘的時間可以請假離開去衛生間，如今，當我看到她因為多年的高強度勞作而身體痛得動彈不得，便理解了社會不公最為具體的含義。甚至可以說「不公平」這個詞本身也相當委婉，它掩蓋了真正的現實：赤裸裸的、暴力的剝削。一個年邁工人的身體，可以體現階級社會全部的真相。這個工廠裡的工作節奏快得讓人難以置信，不過其他工廠也是一樣：管理者會在某天花幾分鐘記錄一個女工的工作速度，然後就把它規定為工人們的最低工作速率。這規定已經足夠誇張，甚至不人道了，但更有甚者：工人的報酬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獎金，這獎金來源於個人的日平均工作量。母親對我講，她和她的工友們甚至企圖達到標準速率的兩倍。晚上，她「精疲力竭」地回到家——就像她自己形容的，但她很高興，因為她賺到的錢可以讓我們生活得像點樣子。我不能理解這樣的工作強度和抗議這種工作強度的口號（「打倒嚴酷的工作速率」）為什麼能夠以及如何從左派言論中，甚至從他們的世界觀中消失，因為這樣的事實是如此具體地涉及每個人的生存狀況，比如：健康。

實話講，當時的我對工人們在工廠所遭受的非人待遇並不關心，如果這裡不包括抽象意義上的關心。當時，我剛剛開始沉浸在文化、文學、哲學的世界中，興奮不已，無暇思考自己為什麼有機會得到這一切。相反，我對於父母的身份滿懷怨恨，而不是將不滿投射在我所期望可以對話的那些人身上，我對父母的態度與我的一些同學們對自己父母的態度完全不同。家庭，讓我第一次走上了人生的上坡路，但年少的我並未試圖理解父母的生活，更沒有試圖探尋他們的真實生活具有何種政治意義。如果我算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話，那麼我應該承認，我之所以在求學期間認同馬克思主義以及其他左派思想，只是因為我想通過這種方式美化工人階級、將其看作一個神秘的群體，在這種觀點的指引下，當時的我認為父母的生活方式應該受到批判。他們如此迫切地想要獲得日常所需的消費品，在這種悲慘的現實中，在他們想要獲得已經被剝奪良久的物質條件的熱切渴望中，我看到他們一方面被邊緣化，一方面變得「資產階級化」。父母曾經是工人，曾經經歷困苦，並且就像家裡其他的成員，以及我們所有的鄰居，以及所有我們認識的人一樣，他們渴望擁有那些之前沒有機會擁有的東西，以及他們的父輩沒有機會擁有的東西，這種渴望鼓舞著他們。一旦他們有能力，就會不斷貸款，購買那些他們夢想得到的東西：一輛二手汽車，再後來是新汽車，還有電視機，以及在產品目錄上選購的傢俱（在餐廳放一張弗米加塑膠桌子，在客廳放一套仿皮沙發……）。看到他們被單純的物質需求，甚至只是嫉妒（「別人擁有的東西，我們也有權擁有」）所驅使，看到他們在政治投票過程中依然被這種慾望和嫉妒所控制（即使他們不會將這兩件事聯絡在一起），我感到悲哀。我家裡面的所有人，都喜歡吹噓某樣物品的價格，以此展現自己並不需要什麼，自己過得很好。他們將自己的驕傲和榮譽感寄託在這種吹噓價錢的愛好中。這些顯然與塞滿我大腦的那些關於「工人運動」的宏大敘述不相符，但如果一種政治觀念對於它所解讀的群體的真實生活毫不關心，還因為他們不符合它的想象而批評他們，這是一種怎樣的政治觀念？無論如何，應該改變這種敘述，改變它的單一性，增加它的複雜性和矛盾性，並且將歷史事實重新放入其中。工人階級並非一成不變，1960年到1970年間的工人階級與1930年到1950年間的工人階級並不相同：擁有相同的社會位置並不一定意味著他們經歷了相同的社會現實並擁有相同的慾望。

最近，母親用諷刺的口吻說我以前總是把他們稱作「資產階級」（「你總是愛說這類蠢話，」她補充道，「我希望從現在開始，至少你能意識到這一點。」）在當時的我看來，父母背叛了他們原本應該保持的形象，而我輕蔑的稱呼只是表達我不想變得和他們一樣。同時，我也不希望自己變成我希望他們成為的樣子。對我來說，「無產階級」是書本上的概念，是抽象的思想，而我的父母並不能歸入其中。我之所以滿足於感嘆「真實的階級」與「幻想的階級」之間的差距，或者被邊緣化的工人是如何沒有階級意識，那是因為這個具有「革命性」的政治觀點可以掩蓋我對於我的父母、我的家庭，以及我逃離家庭的渴望在社會層面上的意義。我年輕時的馬克思主義傾向便是我抹去社會身份的途徑：我頌揚「工人階級」，藉此在更大程度上遠離真實的工人階級。在閱讀馬克思和托洛茨基時，我相信人民的先鋒性。我進入了特權階級的世界，也就是那些有興趣拜讀馬克思和托洛茨基的人的世界，走進了他們的歷史觀和主體化的方式。我對薩特關於工人階級的論述十分著迷，卻討厭我身處的這個工人階級，這個限制我視野的工人階級。我對馬克思和薩特感興趣，並想象自己是如何比父母更加清楚地理解他們自己的生活，我通過這樣的方式走出那個世界，走出我父母的世界。父親感覺到了這一點，有一天他看到我正在讀《世界報》（這是我表現自己對政治有著嚴肅興趣的方式之一），而父親並不認為這份報紙的讀者應該是像他一樣的人，甚至認為它就是資產階級的喉舌（父親竟然比我更瞭解這一點！），於是他氣憤地向我嚷道：「你正在讀一份蠱惑人心的報紙！」說完，他便站起來離開了房間。

我母親不太理解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也不太理解我從事的職業。我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界，那裡的一切在她看起來都很遙遠而陌生。再者我也絕少向她提及我的興趣，因為她並不瞭解這些我熱愛的作家。有一次，在我十五六歲時，她從我的書桌上拿起一本薩特的小說，捧在手裡，嘴裡蹦出一句評論：「我覺得這本書太露骨了。」她聽僱自己做家務的太太這樣說過（這是一位資產階級太太，她認為薩特是一個邪惡的作家），她天真地重複著這句評論，以此來表明她至少知道我所閱讀的作家中的一個。

有一點是確定的：她認為我沒有「愛學習」的樣子。高中時，我曾加入一個極左組織，我把許多時間都花在了這件事上。校長曾經把父親叫到學校，向他描述了我是如何在校門口和學校裡面進行「宣傳」活動的。那天晚上，家裡像演了一齣真實的心理劇，他們用退學來威脅我，讓我乖乖聽話。母親害怕我這樣下去會無法通過中學會考，但父母最不能接受的是我沒有把自己所有的時間都用在學習上，因為他們為了讓我有機會讀書，已經工作到快要累死。這件事讓他們怒火中燒。我被勒令在兩者之間進行選擇：要麼放棄政治活動，要麼退學。我宣稱我寧願退學，他們便不再和我說話了。最後，母親還是堅持讓我繼續讀書。

進入大學之後，我更加特立獨行。我選擇哲學系這件事在母親看來一定很荒唐。當我向她宣佈這個訊息時，她愣著沒有反應。她更希望我選擇英文或者西班牙文（他們對醫學和法律沒什麼概念，我也是；他們認為選擇外語是保證我可以在畢業之後做中學老師的最好方式）。她感覺到了我們之間存在著一道鴻溝。我所變成的樣子讓她感到難以理解，她主動說我是一個「脫離常軌」的人。她一定認為我是一個怪異、離奇的傢伙……在她眼中，我越來越遠離正常人的世界。她常常用這樣的句式對我講話：「……這再怎麼說也不能算正常行為。」就像我父親一樣。

即便他們對我的印象與我的穿著打扮不無關係（也就是我想賦予自己的那種形象：留很長的頭髮。父親為此苦惱了好多年，他總是拍著桌子重複道：「你給我去剪頭髮！」），即便我的形象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展現出我獨特的性向（我不久之後就出櫃了），「不正常」「奇特」「怪異」……這些詞畢竟沒有任何間接或直接的性暗示。我的母親在幾年之後才發現我屬於她不知該如何稱呼的那一類人——「像你一樣的那種人」，她只能這樣說。她不想使用任何貶義詞，也對這件事不大瞭解，因此她無法找到一個正常的詞彙來進行描述，只能使用這樣一種拙劣的代用語。最近，我在母親家發現一張印有三個年輕人的照片，就問母親他們是誰，母親告訴我：「是b的孩子們。」b是我最小的弟弟的妻子。她還說：「中間的是d，他和你一樣。」我一時間沒有理解她指的是什麼。她補充道：「當他告訴他媽媽自己是……你懂……和你一樣，他媽媽把他趕出了家門……後來是他爸爸說服了她，他說，如果他自己也抱這種態度，就得把自己的親哥哥拒之門外了……」母親的話讓我對弟弟刮目相看——過去的他並不是如此寬容。無疑，他在這點上改變很大。事實上，他從來沒有在家接待過我，因為我從不主動拜訪他們，從來沒有想要拜訪他們……不僅因為我是同性戀，也同樣因為（如果不是更因為）他屬於工人階級，這一點也正是本書力圖表達的。當他開始接受我的性取向後，我仍然沒有試圖和他重新建立聯絡，原因是我不能接受他的社會身份。因此，我如今應該承認，我們之間的關係之所以如此冷漠，原因更多地在於我而不是他。歷史難以被輕易抹去，曾經分道揚鑣的兩條人生軌跡難以再次相交。

這同時也證明，家庭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環境，它充滿了變數：如果我的兄弟們成為律師、藝術家、作家……我就會經常與他們來往，就算關係並不親密，我還是會努力維繫兄弟之情，並打心眼裡把他們看作自己的兄弟。對於我的叔叔、嬸嬸、堂兄妹、表兄妹、侄子侄女，道理也是相同的。如果說，人們擁有的社會財富首先應該由人們所維繫的、可調動的家庭關係構成的話，可以說我的人生軌跡（以及其間我與家人關係的斷裂）讓我變得身無分文，甚至負債累累：我所經歷的不是對家庭關係的維護，而是抹殺它們。在很多資產階級家庭，人們會與遠房的兄弟姐妹保持聯絡，而我，曾經試圖遠離我一母同胞的親兄弟。所以，當我在人生旅途中遭遇困難、需要幫扶時，我無人可以求救。

當我18歲、20歲時，我在母親眼裡還沒有變成「像你一樣的人」，但她依然感到我身上所發生的變化越來越劇烈，我令她感到困窘。但我對此絲毫不擔心，因為那時的我已經離她、他們以及他們的世界很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