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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父母在結婚之後住進一間出租屋。當時，在蘭斯找到住處並不容易，他們婚後的頭幾年就是在這間出租屋裡度過的。兩個孩子出生了，哥哥和我。外祖父用木料給我們做了一張床，我們倆頭挨腳地睡在這張床上。後來，一家社會機構給我們提供了住房，位置在城市另一端新建的工人聚居區，於是我們搬去那裡。「住房」這樣的字眼和它的實際情況不太相符：混凝土製作的方塊一個粘著另一個，在兩邊分別有一條彼此平行的、一模一樣的通道。所有住房都只有一層，包括一間客廳和一間臥室（於是我們像原來一樣，四個人睡在一間臥室）。房間裡沒有浴室，但客廳有自來水管和洗菜池，平時做飯和洗漱都在這裡。冬天，取暖用的煤爐不足以燒熱兩個房間，家裡總是冷颼颼的。門口幾平米的花園增添了一點點綠意，父親會耐心地種幾棵蔬菜出來。
我是否還保留著對那時的記憶？這記憶不多，而且隱隱約約。但我對這件事卻有著清晰而持久的印象：在消失了兩三天後，父親醉醺醺地回到家裡（「每個週五晚上，在完成一週的工作之後，他要到小酒館去尋歡作樂，經常夜不歸宿。」母親對我講），他靠在房間的一端，抄起手邊的瓶子（油瓶、奶瓶、酒瓶），一個個扔到對面的牆上摔個粉碎。我和哥哥蜷縮在母親身邊哭泣，母親既憤怒又絕望地重複著：「好歹別傷著孩子。」父親去世後不久，當我向母親講起這件事，以此來解釋我不願參加父親葬禮的原因時，她驚訝地說：「你還記得這個？當時你還很小。」是的，我記得。一直都記得。這件事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腦海。這就像「原初場景」（scèneprimitive）會給孩子留下無法抹去的創傷，但是在這裡尤其不能從心理學和精神分析的角度來分析。因為一旦我們開始用俄狄浦斯情節來解釋這一切，我們就很難用社會的和政治的眼光來看待這一主體化的過程了：一齣家庭情節劇就會取代實際上存在的歷史和地理（城市的）因素，也就是社會階層的因素。在這裡回溯這件往事，並不是要借用拉康主義者慣用的解釋方法，在這種父親意象的衰弱或是對父親認同的缺失（無論是實際意義上的還是象徵意義上的）之中找到導致我成為同性戀的關鍵因素（得出這個結論之前當然首先要將我成為同性戀的事實放置在這段歷史中去考量）。不是的，對於那些精神分析的擁躉者不斷提及的概念，我無意援引。我更願意將之看作一個社會映象階段，在這個時期，人們有了自我意識並意識到自己處的階級，這個階級的人有一套屬於自己的行為方式；這是一個社會召喚的情景（而非精神的或意識形態的召喚），通過使人們發覺自身階級所處的社會狀況並賦予我們特定的地位和身份，它實現了這種召喚；這是一個自我認知的過程，通過那個我們將要成為的人傳遞給我們的形象，我們意識到自己是誰，自己將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它讓我內心萌生了一種頑固的意念，即與那個屬於我的未來相對抗；然而同時，我的出身永遠地印刻在了我的精神之中，這是任何思想轉變、社會習得、喬裝打扮，以及謊言與藉口都無法抹去的印記。對於這段早期經歷，我至少可以賦予它上述意義，雖然我知道，對這段早期經歷的解讀如同其他所有的解讀（尤其是那些極易用精神分析方法來研究的情況）一樣，都是一種重構。個體歸屬的實現和個體的轉變、個體身份的建立和對這一身份的反抗，對我來說總是相互聯絡、相互重疊、相互對抗並牽制的。於是最初的社會身份認同（將自己看作自己）突然受到身份抗拒的影響，這種身份抗拒不斷地從我們所拒絕接受的身份中獲得能量。
我總是埋怨父親是他本人的這個樣子，他就像工人世界的一個縮影，如果我們從未屬於過這個階級，從未在他們中間生活過，我們就只能在電影和小說中見到這種形象。「這是愛彌兒·左拉式的。」母親對我講道，雖然她沒有讀過一丁點左拉。如果我們屬於這個世界，如果我們曾同他們生活在一起，要承認自己屬於他們中的一員又非常困難。我十分清楚地意識到，我書寫這本書的方式（無論是對於我還是對於讀者）首先假設了我本人在社會歸屬上並不屬於他們，我也知道他們不太可能成為這本書的讀者，我在書中竭力描繪和還原的，是他們那種一成不變的生活方式。人們並不經常提及工人階級，當我們提及時，多半是因為我們走出了那個階級，但當我們說我們走出了那個階級，並很高興自己走了出來時，這本身就重新否定了他們存在的社會合法性。當我們談論他們時，更準確地說我們是在揭露（但保持必要的批評的距離，保持一種審視、判定的立場）一種社會不合法狀態，他們總是處於這種狀態之中。
歸根結底，我所厭惡的，不是完成這個動作的人，而是這個可以催生如此行為的社會背景。也許扔瓶子的行為只持續了幾分鐘，但我想它帶給我的是對於這種悲劇的厭惡、對於既定命運的反抗，還有因為要永遠揹負這段記憶而產生的，秘密的，但永遠鮮活的內心傷口。這樣的事件並不罕見。當時我4歲或5歲，父親27歲或28歲。他無法擺脫這種屬於工人階級（尤其是男性）的社交方式（他在長成一個男人之後才發現這種方式）：下班之後，幾個夥計一起到小酒館喝酒、聚會。他有時幾天都不回家，也許在和其他女人同床共枕。他21歲結婚，3年之內生了兩個孩子。他大概渴望時不時地擺脫作為丈夫和父親的束縛，通過各種方式來享受作為一個自由青年的樂趣。我想，也許是父親在少年時代因為家庭狀況的束縛，再加上承擔了太多的家庭重擔，沒能享受到這樣的生活，於是他終於想要放縱一下。他當年從一名承擔家庭責任的長子，直接過渡為一位丈夫和父親。這應該讓人難以承受吧。他應該很難接受自己今後的生活將永遠被家庭責任所束縛吧。於是，放縱的行為（這一表達方式的消極內涵並不能包含它所有複雜的意義）成為讓他透口氣、找點樂子的方式。當然，這樣的行為在每天忙著照看孩子的母親看來是絕不能想象和接受的。再說，父親永遠不會容忍母親去咖啡館尋樂，更別說夜不歸宿了（他會殺掉她——在砸爛家裡的一切之後！）
當我們還是隻是工人階級家庭的孩子時，就打心眼裡明白自己的階級歸屬。我在寫關於保守革命（révolutionconservatrice）的書時，曾經在圖書館借閱雷蒙·阿隆（reymondaron）的幾本書，因為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那批試圖用左翼思想佔領法國思想界的思想家們是推崇雷蒙·阿隆的（這種推崇倒是十分有理有據）。在閱讀這位膚淺而喜歡說教的教授所作的幾篇毫無層次和亮點的文章時，我看到了這句話：「如果我努力回憶自己在學習社會學之前是否產生了‘階級意識’，我幾乎回憶不起來，而這並不是因為年代久遠導致的記憶模糊；換句話說，我不認為現代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一定認為自己從屬於社會之中某個既定的，被稱為階級的群體。社會階層無疑客觀存在，但階級成員的階級意識並不一定存在。」
我認為資產階級出身的兒童缺乏階級歸屬意識是可能的。統治階級意識不到自己屬於某個特定群體（就如同白人不能意識到自己屬於白人群體，異性戀不能意識到自己屬於異性戀群體）。因而，這段評論也展示出它的真實面貌：屬於特權階級的作者天真地承認自己在接觸社會學之前沒有階級意識，而這件事本身恰恰展示了他的社會身份。我只見過這位人物一面，見到他後我立刻覺得反感。我討厭他虛偽的笑容和柔和的聲音，他用這種方式展示著自己的沉著、理性，但歸根結底無非是展示著他作為資產階級所擁有的豐厚的物質條件和成熟穩重的思維方式（然而他的文章卻不乏暴力的言辭，而且這暴力總是有著明確的物件，如果這些物件有時能意識到這一點的話。在他的眾多文章中，只需讀讀那篇關於1950年工人罷工的文章就可以明白！人們稱讚他頭腦清醒是因為當其他人參與到了支援蘇聯的隊伍中時他仍然反對共產黨。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反對共產黨是因為他憎恨工人運動，他是作為資產階級政治權利和意識形態的維護者而發聲的，他反對一切可以給工人階級希望或者可以動員他們的東西。說到底，他是為錢而寫的人：一個為統治階級維護其統治貢獻力量計程車兵。薩特在1968年五月風暴這件事上對他的責難十分正確。他理應得到這樣的批評。薩特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敢於違揹人們在進行學術「討論」時遵守的規則，即提倡「有理有據」的正統觀念、排斥非傳統思想和批判精神，他能在必要時「咒罵那些咒罵別人的人」，就像熱內提出的這個漂亮的說法所形容的那樣。我們永遠也不應該忘記這一箴言）。
就我而言，我一直以來都深深地感受到自己的階級歸屬。這並不意味著我屬於一個有自我意識的階級。我們可以意識到自己屬於某個階級，但不代表這個階級一定有意識地將自己看作一個社會階級，或是「定義明確的群體」。但無論如何，人們還是會在具體的生活情景中感受到這個群體的現實狀況。比如，當我和哥哥放假時，母親會把我們帶到她的僱主家裡，母親工作時，我們就待在餐廳，我們會聽到女主人指使母親做這做那，還會表揚或者責罵她（一天，女主人對她說：「我太失望了，我沒法相信你了。」接著母親淚流滿面地走進廚房，我和哥哥看到這樣的場景嚇壞了。當我回想起這場景——啊！那僱主的語氣！——我對這世界——這個人們隨隨便便地羞辱母親就像呼吸一樣正常的世界——充滿了厭惡，對於這種權利關係、階級差異，我內心充滿了憎恨）。我猜，雷蒙·阿隆家裡也有一個女傭，當他打網球時，她會在他母親的指使下給他熨燙襯衫並且清洗浴室地板，當他準備進入漫長而體面的求學生涯時，她與他同齡的孩子卻準備進入工廠工作，或者已經進入工廠工作；但他可能從來沒想到，她，這個女傭，會「意識到自己屬於某個社會群體」，屬於一個與他不同的社會群體。當我看到他青少年時的家庭照片，我看到的是一個對自身狀態非常滿足的資產階級家庭（無疑，這是一種自覺的滿足感）。他卻沒有意識到？即便是回顧過去時也沒有意識到？好一個社會學家！
在我小時候，有一對夫妻和父母關係很好，其中丈夫在酒窖打工，妻子在富人區的一傢俬人旅館當門衛，這家旅館裡住著一個蘭斯大家庭。這對夫婦住在柵欄入口旁邊的小屋子裡。當我們偶爾在週日去他們家聚餐時，我就會和他們的女兒在那棟巨大建築前面的院子裡玩耍。我們知道另外一個世界的存在，它就在臺階上面那張玻璃窗下的入口裡。我們對那個世界只有幾個短暫的印象：一輛漂亮的轎車駛進來，從車上下來的這個人，我們所認識的人中沒有任何一個衣著與他相似……但如同對社會關係有著本能反應一般，我們知道「我們」和「他們」之間有差別，他們，是住在那棟房子裡的人以及前來拜訪他們的朋友；我們，是那些住在兩室或者三室房間裡的門衛們，以及他們會在休息日接待的朋友們，也就是我的父母以及我和我的兄弟。相距只有幾十米的兩個世界差別如此巨大，我們怎麼可能意識不到社會階級的存在？怎麼可能不知道自己屬於哪一邊？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說得很對，當我們屬於平民階級時，我們很容易發現階級的存在。日常生活的艱辛每時每刻都在提醒著他們自己的階級歸屬，更何況我們可以看到其他階級的生活條件與自己的差距。當我們看到他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們與我們是如此不同時，我們怎麼會意識不到自己的身份呢？
上世紀60年代初，我們搬進一棟剛剛完工的公租房（hlm）大樓，這間公寓是母親不停奔走，好不容易得到的。這是一個典型的安插於城市結構中，甚至可以說是在城市內部的社會公租房：整個專案包括三個「大塊」，就像人們說的那樣；一共四層樓；處於一大片獨立住房中間，整個街區位於工業區和幾個香檳酒莊（taittinger,mumm,louisroederer）之間。公寓包括一個餐廳，一個廚房，還有（終於！）兩間臥室，父母一間，孩子們一間。另外，我們有了浴室。我在離家不遠的小學就學。每個週四，我去聖女貞德教堂上教理課。應該將其看作一種平民階級中流行的、怪異而荒謬的傳統宗教教規？還是一種在孩子們沒課的時候把他們管住的方式？可能兩者皆有！我的父母並不信教，甚至是反對教權的。父親從來不進教堂，每當有家庭典禮（洗禮、婚禮、葬禮等），女人們在教堂裡參加典禮時，他總是和其他男人們待在教堂外的廣場上。但是父母卻堅持給我們做洗禮，讓我們上教理課——那個教堂的神父會讓男孩子坐在自己的腿上，撫摸他們的大腿（他在社群裡有這個壞名聲，有一次我聽父親大聲叫嚷說他對這個神父厭惡透頂，他還說：「如果讓我知道他碰了我的孩子，我非幹掉他不可。」）。我們的教理課一直延續到領聖體的那一天——那天我們穿著白袍，在胸前戴上一個巨大的木質十字架。
那天，我在母親家裡發現一些我和哥哥的照片，照片裡還有叔叔姑姑、堂兄弟堂姐妹們。那是在一次家庭典禮之後，我們這個小小的家族在奶奶家門前的空地上組織了節日聚餐，對我們來說宗教禮儀只是聚餐的藉口和理由：宗教儀式雖然荒謬可笑，但給非宗教聚會提供了機會，由此，宗教儀式承擔了敦促家庭團聚的責任，維持著兄弟姐妹以及他們的孩子（我的堂兄弟、堂姐妹）之間的聯絡，同時，它還一再地肯定著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圈子，因為在聚會上，人們總是展現出職業、文化、階級的一致性，而且前一次家庭聚會中的人總是出現在這次聚會中。這可能是我逃避聚會的原因，尤其是我兩個弟弟的婚禮：我不可能沉浸於這種形式的社交和文化活動，它們讓我極其不適；「它們」是指，那些飯後的儀式，整桌人一起高喊「西蒙，來一首歌！」「勒內，來一首歌！」，於是每個人分別唱了自己的歌，歌聲一會兒搞笑、一會兒誇張，那是這個場合特有的唱歌方式，然後，每年如此，還有每年一樣的猥瑣笑話、舞蹈、沒用的愚蠢伎倆，還有聚餐結束後的爭吵——有時會演變成初級階段的鬥毆，因為那些關於懷疑某人通姦的老矛盾被挖了出來。
我家庭內部這種社會階級的一致性基本沒有改變。回到米伊宗的家裡後，我瀏覽了擺放在傢俱上、牆上的照片。我詢問母親，這個人是誰，那個人又是誰。這是一個人丁興旺的家族：這是我兄弟們的孩子，那是某個堂姐和她的丈夫，那又是某個表弟和他的妻子，等等。每次我都問：「他是做什麼的？」眾多答案描繪出一幅當今平民階級生存狀況的圖景：「他在x或者y工廠打工。」「他在酒窖工作。」「他是泥瓦匠。」「他是保安。」「他現在沒活兒幹。」……有時這個堂姐（稅務員）或者那個嫂子（秘書）可以實現社會地位的上升。我們已經遠遠地脫離了過去的悲慘生活，也就是我童年時期經歷的那種悲慘生活——「他們過得不算慘。」「她掙得不少。」母親在回答完我的問題時總是這樣說。但他們的社會地位沒有改變：整個家族的狀況沒有改變，他們與這個階級世界的關係沒有改變。
就在我們剛剛搬進的大樓幾十米之外的地方，人們正在建造一個羅馬風格的小教堂，教堂是藤田嗣治設計的，為了慶祝他幾年前突然在蘭斯的聖·雷米大教堂改信基督教，他還會在教堂裡畫上壁畫。我是很久之後才明白，我們家對藝術沒什麼興趣，對基督教藝術更是如此。我是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才第一次走進這座教堂。對於藝術的品味需要學習。我學習了。這是自我再教育的一部分，這種自我再教育幾乎就是完全改變自己，只有完成它，我才能進入另外一個世界、另外一個社會階級——才能遠離我過去的一切。無論人們有意識或無意識，對於藝術作品的喜好或者對一切文學藝術的喜好總是會讓一個人顯得更高階，這種高階是通過與那些沒有機會接觸藝術品的人相比較而實現的。藝術愛好者的這種「高階」，指與其他人在自我構成上的差別，指人們對自己的眼光與對其他人（那些「沒文化」的、「低等」階級的人）眼光的迥異。在我後來作為「文化人」的生活中，當我參觀一個展覽，或是聽一場音樂會，或是觀看一場歌劇表演時，有無數次，我觀察到那些熱衷於「高雅」文化活動的人們從這些行為中獲得瞭如此多的自我滿足感和優越感，這種滿足感和優越感展現於他們永遠不會放下的神秘微笑，還有他們剋制的肢體動作，還有他們作為藝術行家以及有錢人的講話方式……所有這些都表達了一種對於自身社會身份的愉悅感，他們屬於優越的階級，他們可以通過欣賞「高雅」藝術來炫耀自己。這樣的場景總是讓我覺得驚恐，然而我依舊努力讓自己變得和他們更加相像，讓自己看起來出生於這樣的階級，努力像他們一樣，在欣賞藝術的場合表現出輕鬆自如的神態。
重新學習說話的方式也是必要的：我得忘記過去錯誤的發音、表達方式，忘記屬於地方的詞句（不能說蘋果是「好東西」，而要說它「太酸」），改掉東北地區的口音，同時改掉平民階級的口音，要讓言辭更加體面，要更精準地使用語法來遣詞造句……總之，我無時無刻不在控制自己的發音和表達方式。「你說話像寫書似的。」在家，母親總是這樣嘲笑我，她的話還表示：人們知道我為什麼要使用這新的說話方式。她這樣說完（就如同今天的情況一樣），我就會變得非常小心，重新拾回曾經忘記的口音，避免使用對於平民階級來說過於複雜、過於文縐縐的句子（比如，我要說「我去過」而非「我曾經前往」），我還要努力重新找回那些雖然已經被我遺棄至記憶深處，許久不用，然而卻從未忘記的語氣、詞彙和表達方式：這並不是說我完全成為一個說兩種語言的人，但我會根據所處的環境和階級來對自己說話和行事的方式進行或多或少的改變。
住進這間公寓之後，我進入市裡的「公立男子高中」。我應該著重強調這件事，因為這並不是一樁平淡無奇的事件，事實上，它在我們的家庭歷史上是一次真正的轉折。我是家裡第一個接受中學教育的人，雖然只是剛剛進入第二階段教育而已。當時我11歲，比我大兩歲的哥哥還留在第一階段。在那個時代，兩條截然不同的求學道路同時存在，所以淘汰機制是那樣的直接而殘酷。哥哥在一年之後成了屠夫的學徒。他不想再上學了，他覺得上學很無聊，而且浪費時間。母親有一天在肉店門口看到一張「招學徒」的啟示，問哥哥是否感興趣。他給出肯定的回答，於是母親帶他去了，他便成了學徒。我倆的人生之路從此岔開。事實上，這分叉點總是可以被追溯到很早之前。很快，我們就變得不同了，從穿衣方式、髮型，到說話和思考方式。到十五六歲的時候，他只喜歡和自己的夥伴混在一起了，踢足球、勾搭女孩、聽聽約翰尼·哈里戴（johnnyhallyday）的歌，而我卻更喜歡待在家裡讀書，在音樂上我偏愛滾石（rollingstones）和馮絲華·哈蒂（françoisehardy）（她的《所有與我同齡的男孩和女孩》這首歌彷彿是寫給孤獨的同性戀者的），然後是芭芭拉（barbara）和雷歐·費亥（léoferré），或者鮑勃·迪倫（bobdylan）、多諾萬（donovan）和瓊·貝茲（joanbaez），也就是屬於「知識分子」的歌手們。哥哥仍然保持著他平民階級的「氣質」，他的行為方式和肢體語言將他和我們屬於的那個社會階層連線起來，而我創造了一種同樣非常典型的中學生「氣質」，它讓我遠離平民階級（16歲時，我穿帶帽粗呢大衣，腳穿其樂沙漠靴，留長髮）。甚至連我們對政治的態度也迥然不同：他對政治絕對沒有半點興趣，而我卻很早就開始就「階級鬥爭」「永久革命」和「無產階級國際化」這些問題長篇大論了。
每當有人問我哥哥的職業，我都會感到非常尷尬，我從未透露過真相。對於我在青年時代蛻變為知識分子這件事，哥哥總是懷著幾分懷疑和譏諷的（當然他也絕不會忽略我成為同性戀者這件事，即便他只是泛泛地嘲笑我的樣子，而沒有針對我的同性戀傾向——在他這樣一個努力保持屬於平民階級的那種男子氣概的人眼裡，我的形象就是「娘娘腔」；而當時，甚至我自己都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性向顯現的端倪和它令人不安的召喚）。從搬至市郊的公租房到1967年搬家，我們一直住在一個屋簷下。我們的房間（因為我上高中，需要讀書，所以獨佔一間臥室；哥哥與另外一個弟弟同住一間房，最小的弟弟與父母睡一間房）只有一個走廊之隔，但我們之間的差距與日俱增。我們都堅持著自己的選擇，或者說我們以為那是我們自己的選擇。所以，我倆必定會因為對方的樣子而感到尷尬。他的形象毫無疑問符合我們的階級，符合屬於我們的職業，符合社會為我們預設的未來；而我，很快就體會到一種強烈的疏離感，這種疏離感是我的學習經歷和同性戀取向爭相安插在我身上的：我不會成長為工人，或是屠夫，我不會變成那個我們應該變成的樣子。哥哥服過兵役之後不久就結婚了（當時他應該是21或22歲），婚後很快就有了兩個孩子……而我，18歲進入大學，20歲離開家（也就是在他離開家不久之後）開始獨立而自由地生活，並且為了避免服兵役想盡辦法（幾年後，我的確免除了兵役，先是最大限度地享受了被人們稱作「緩期」的那段時間用來繼續學習，然後在入伍前「三天」的身體檢查中，我假裝自己有視力和聽力障礙，以至於樊尚兵營的負責醫師問我：「你是做什麼的？」我回答：「我正在準備哲學教師資格會考。」他說：「那就繼續吧，這對誰都好。」我當時25歲，難以剋制或是掩飾聽到這話之後內心的巨大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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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後的35年間，我再也沒有去看過哥哥，這個與我共度童年和一部分少年時光的哥哥。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他在比利時靠著社會救助生活，因為常年搬運動物骨架的工作傷了他的肩膀，以至於他現在沒辦法再當屠夫或者做任何其他工作。我們不再聯絡，自然這要歸咎於我，就像我在上一章提到的那樣。
我們還住在一起的時候，就已經形同陌路。之後，在我們分開之後的兩三年內，我們在家庭聚餐的時候再次相見，那時我們之間的聯絡也無非是我們過去共處的時光，以及我們各自與父母的親子關係，他與父母非常親近，我則與他們疏遠得多。
我發現，對於我討厭的、想要遠離的一切，他心滿意足地接受著。為了描述我對於哥哥的感受，我可以直接引用約翰·埃德迦·韋德曼（johnedgarwideman）在《兄弟們和身邊的人們》（citebrothersandkeepers/cite）一書中的原話：「我通過我們之間的差距來衡量自己獲得的成就。」似乎沒有更好的形容了。通過某種方式，我的哥哥默默地成為我人生的參照系。也就是說：我不想成為他。韋德曼在自己的想象中詢問兄弟：「我對於你來說，也像你對於我一樣陌生嗎？」我當時會思考同樣的問題嗎？那時的我知道答案，我也為這答案感到高興，因為我當時想盡一切辦法變得和他不同。在韋德曼這句話裡，我也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因為我們是兄弟，所以在節假日，家庭聚會會讓我們在同一時間處於同一個地方，但你的在場讓我感到不舒服。」事實上對我來說，家庭聚會中的一切都讓我覺得不舒服，而我哥哥又和這個我已經離開的世界那麼契合。對於韋德曼來說，「離開匹茲堡，離開貧窮，離開黑人身份」，並且進入大學是一條自主選擇的逃亡之路，當然定期地在這條路上開倒車對他來說是非常艱難的。每次回家，他只能一再地置身於那個不變的、讓他想要逃離的現實——同時，他也可以發現，隨時間推移，他遠離家庭的努力讓他變得越來越成功了。但這一切不妨礙他在面對他拋棄的人們時產生罪惡感。這種罪惡感還會伴隨著恐懼：「害怕自己因為回到匹茲堡，因為重新回到那個環境，自身所攜帶的貧窮、禍害的標籤顯露出來。」是的，害怕「在逃跑的過程中周身沾染、連帶著那些晦物。害怕人們發現隱藏於我身體內部的怪物，並因此像對待麻風病人一樣拋棄我」。他對於自己兄弟的看法其實相當簡單：「那是你的世界。那個會讓我暴露身份的黑人世界。」我可以直接引用這些詞句來形容當時我對哥哥的印象：那是你的世界，那是屬於工人階級的文化，那種「貧窮」的文化讓我暴露身份，我擔心即便我瘋狂逃跑，它們還是會殘留在我身上。我必須將體內的這個怪物驅除，讓它離我遠遠的，或者讓它變得隱形，使得人們無法在我身上發現它的蹤跡。在很多年間，這是我無時無刻不在做的事情。
只需引用韋德曼的這幾行話，就可以形容在少年時代，甚至後來一直與我如影隨形的重擔：這些話就是對我的形容（雖然我也知道，我必須指明這種置換的侷限性：雖然我在韋德曼關於家庭關係破裂，尤其是與兄弟關係破裂，或更準確地說是這些關係隨他與家庭的距離越來越遠和對家庭的拋棄過程中的變化的描述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但事實上他的情形與我顯然大不相同，因為他出生於一個匹茲堡貧窮的黑人社群，之後成為大學教授和著名作家，而他的兄弟因為謀殺罪被判處了終身監禁。他在這本非常優秀的著作中是要試圖理解這個悲劇故事）。
韋德曼的確應該強調這一點：他當時必須選擇而且確實做出了選擇。我也做出了我的選擇。像他一樣，我選擇了自己。另外，我只是間歇性產生他提到的罪惡感。自由的感覺讓我飄飄然，逃離宿命的快樂充斥著我，這些美好的感覺讓我無暇悔恨。我毫不清楚哥哥現在如何看待這一切，也不知道關於我們的關係他會發表怎樣的意見。比如，如果有人在電視上看到我（我平時儘量不上電視），問他這是不是他的家人，他會怎麼說。
當母親告訴我，我的兩個弟弟（一個小我8歲，一個小我14歲）認為我拋棄了他們，他們為此非常難過（至少對於其中一個來說是這樣的，他一直都很難過）的時候，我驚呆了！我從來沒有問過自己這個問題：他們如何看待我與他們越來越疏離，最後完全斷絕的關係？他們對此有何感受？他們如何看待我？對於他們來說我是誰？我變成他們生命中的一個幽靈。之後，他們會向妻子、孩子說起我……但弟媳與侄子們從來沒有見過我一面。我的其中一個弟弟鬧離婚時，他的妻子（從未見過我）在對他的一長串抱怨中提到：「你的哥哥迪迪埃，不就是個拋棄自己家庭的同性戀嗎？」怎麼能說她說得不對呢？她難道不是僅僅用幾個字就道出了關於我的真相嗎？
我很自私。我當時20歲，只想著解救自己，卻絲毫沒有顧忌我的離開會給家庭造成怎樣的損失。在上學方面，兩個弟弟的命運與我的哥哥幾乎相同：他們11歲進入初中（後來，所有學生都學同樣的課程），因為這是義務教育，而在他們16歲的時候，在其中一個勉強在職業高中上了一段時間的「職業」課程，另一個上了幾節文學課之後，他們離開了學校（我因為要寫這本書的緣故，與其中一個弟弟通過電子郵件的方式交流。就在最近，他在回答我的問題時說：「我不是上學的料。」）。兩個人都沒有參加中學畢業會考。其中一個想當機械工程師，現在在展會賣汽車。母親告訴我他掙的錢足夠養家。另一個17歲便參了軍。他一直留在部隊，或者更準確地說，當他獲得了一個小軍銜後加入了憲兵隊。他們當然都投票給右派，就在不久之前，他們還是「國民陣線」的忠實選民，這一狀態持續了很久。因此，當我聲稱反對極右政黨當選，或者當我維護移民及無證件人員的利益時，我就是在反對我的家庭啊！但是這句話也可以倒過來講，是我的家庭反對我所支援和維護的一切，他們反對我，以及我在他們眼中代表的一切（一個不切實際的、無視人民群眾遇到的問題的巴黎知識分子）。弟弟們先是給一個引起我深深恐懼感的政黨投票，而後又將票投給一個右派政黨（這是一個十分善於騙取選票的、更加傳統的右派政黨）的總統候選人，他們的行為卻似乎符合社會規律，並具有某種社會學上的必然性（而我的政治選擇也符合這個規律），對於這種規律我一直感到困惑。於是，我對這種事情的判斷不再像從前那麼確定無疑了。我們很容易在理論上否定給極右勢力投票這件事，我們可以輕易地決定不與「國民陣線」的選民交談或是握手……但如果我們發現自己的家人把選票投給了他們，我們應該作何反應？說什麼？做什麼？作何感想？
我的兩個弟弟在生存條件上相較於父母有所提升，我們可以稱之為社會地位的上升，雖然這種上升仍然在根本上受制於他們的出身。這種上升因為他們的出身，以及這種出身所帶來的必然結果而變得十分有限，這些必然結果就是：主動離開學校，然後在非常有限的幾個選項中選擇自己的職業，這些職業是給這些輟學生準備的，不過他們認為輟學、工作是自己的主動選擇。
於是我問自己：我關心他們嗎？我曾經在學業上幫助過他們嗎？我曾經嘗試過培養他們的閱讀興趣嗎？因為在思想上意識到學習的必要性並且熱愛書籍、渴望讀書，不是被普遍賦予的秉性，而它們卻與個體的社會地位及其所擁有的社會條件密切相關。就像這個環境中的幾乎所有人一樣，他們擁有的社會條件使得他們拒絕和放棄了那些讓我通往奇蹟的東西。我是否應該意識到，這樣的奇蹟可以被複制，我是否應該意識到這樣的奇蹟不再那麼難以實現，因為他們其中的一個——我！——已經實現了，並且可以將學到的東西以及學習的慾望傳授給後來者？但這一切的實現不僅需要耐心和時間，而且需要我和我的家庭保持密切聯絡。這樣就可以阻止他們遵循那一必然規律——離開學校——了嗎？這樣就足以抵抗社會結構再生產機制（這一機制的有效性是建立在階級「習慣」造成的惰性之上的）了嗎？我沒有在任何一個方面成為兄弟們的「守護者」，於是我很難沒有負罪感（但已經遲了）。
在感受到「負罪感」之前，我將自己看作教育系統中「被聖蹟拯救」的人，也就是說我很快發現我的三個兄弟和我的命運並不相同或相似，我們出生之前就已經開始生效的社會判決對他們比對我要殘忍得多。韋德曼在他的另一部小說《法農》（citefanon/cite）中以精妙的方式描述了這種判決的強大力量，以及他自己一直以來對於這種力量的清醒認識，同時講述了他認為自己被聖蹟拯救的感受（他逃脫了預先為他設定的命運）。他的兄弟在坐牢，韋德曼和他的母親要去監獄探望他。韋德曼意識到自己原本可能成為鐵窗後面的那個人，並自問為什麼不是他，為什麼他可以逃過對於貧民區年輕黑人來說彷彿是不可逃離的命運：「監獄中一共有多少黑人，他們被判了多久，我們會被這些統計數字弄得摸不著頭腦，我們會被悲劇性的黑人犯罪率以及明顯的黑人和白人之間的差距而激怒。我們很難給這駭人的、龐大的、赤裸裸的統計數字一個合理的解釋，但有時，我可以通過這樣簡單的方式來理解它——如果我和我哥哥一樣進了監獄，這不會是什麼驚人的事，甚至是相當簡單的事。我們的命運可以互換，我成為他，他成為我。我記得我們在一張桌子上吃過的那麼多頓飯，我們在一個屋簷下度過的那麼多個夜晚，我們有共同的父母，共同的兄弟姐妹，共同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共同的叔叔舅舅、姑姑姨姨，共同的堂兄弟堂姐妹、表兄弟表姐妹。我想說的，以及統計數字顯示的是：如果是我進了監獄，這也完全沒什麼好奇怪的。」韋德曼迫使我們相信以下事實：雖然有些人（可能數量很多）的道路脫離了「統計資料」，突破了那個可怕的邏輯，但這個無可置疑的事實也絲毫不能否定掉那個「統計資料」所揭示出的社會真相，就像「個人奮鬥至上」的意識形態試圖讓人們相信的事情並不真實。如果我和兄弟們走一樣的道路，我會像他們一樣嗎？我是說，我會投票給「國民陣線」嗎？我也會參加反對外國移民佔領我們的國家，「好像在自己國家一樣」嗎？對於他們認為社會、國家、「精英」、「權貴」、「其他人」……做出的侵犯了他們的行為，我也會做出像他們一樣的反應，持有像他們一樣的說辭嗎？我會屬於哪一個「我們」？我會反對哪個「他們」？簡單地說，我會有怎樣的政治傾向？我會用怎樣的方式反抗或者適應社會規則？
韋德曼毫不遲疑地講述著一場指向黑人的戰爭（他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唯一一個以這種方式看待美國社會的人：這種觀念存在於相當長的思想史以及具體的歷史經驗中）。他對母親說：「一場指向黑人的世界性戰爭正在進行，這個監獄的接待室就是其中一個戰場。」他的母親說他太誇張了，她並不這麼看問題，她更願意在這種悲慘的事情發生時將個人責任放在首位。但他堅持自己的觀點：「我們中的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戰爭的敵人是誰，這是一場由一群毫不留情的敵人發動的全面戰爭。」正是這樣的觀念催生了這部小說，在這本書中，他從政治的角度分析了極端分裂的美國，同時對弗朗茨·法農的觀點進行了思考，並探討了法農的作品以及他本人的生活經歷對於黑人的意識覺醒、自我肯定，對於自己的驕傲感、政治上的自覺或者簡單地說，對於強大的、無所不在的敵人的「劇烈的憤怒之情」所起的重要作用。另外，他的兄弟在少年時期，在被捕之前，在口袋裡裝著一本《黑色皮膚、白色面具》，他決心有一天要把它讀完：這是一本在被閱讀之前就已經具有豐富含義的書……我們只需要知道他曾有心信任並依靠那些他認為親近的人。
是否可以延續我之前進行的「置換」，是否可以說社會（用它日常機制中最普通的執行方式）、資產階級、統治階級、不可見的或過於顯見的敵人們，正在與平民階級進行殘酷的戰爭？只要看看法國或歐洲監獄中平民階級的數量就可以肯定這一點：「資料」會非常有說服力，它會顯示那些住在貧民郊區的年輕男子（尤其是我們稱為「移民後代」的那些人）走進監獄的「悲劇性機率」。將法國城市周邊的那些「居住區」描繪為上演醞釀中的內戰的舞臺並不誇張：這些城市隔離區的狀況不停展示著我們如何對待國民中的某些階級，我們如何將他們置於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邊緣地帶，我們如何讓他們陷入貧困、不穩定、毫無未來的狀態；而那些隔一段時間就會在這些區域發生的大型抗議活動只是暗潮湧動的、不間斷的碎片式戰役積累和壓縮的結果。
我還想補充，諸如平民階級遭到教育系統的結構性排斥，以及平民階級在各種體制的強力之下必然遭受的歧視和壓迫，這些可以被統計資料證明的事實不能通過其他更好的方式來解釋。我知道人們會批評我落入了社會陰謀論的陷阱，說我假想出了那些居心不良的、黑暗無比的社會機構。就像布林迪厄批評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概念時說的：「這一理論傾向於用最壞的功能主義解釋一切。」他寫道，機制被理解為一種作惡多端的、人們因為要達到某一目的而專門設計的機器，他還補充說，「這種對於陰謀的幻象，這種將社會中發生的一切都歸咎於一個邪惡意圖的思考方式妨礙著人們進行批判性思考」。也許他說得有道理！不能否認，阿爾都塞的理論將我們帶至一齣老舊的馬克思主義戲劇（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一齣老舊的論戰），臺上，各種社會實體就像演出戲劇（純粹是學術性的）一般相互對峙。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發現布林迪厄的一些表達方式驚人地與他自己極力避免使用的概念非常相近，雖然他更多地使用「客觀結果」而非隱蔽的主觀意願這樣的表達方式來描述。例如，當他寫道：「如果一個教育體系在它整個執行過程中都在排斥平民階級的孩子，還有中產階級的孩子（程度較輕），那麼這個教育體系的實際功能是什麼呢？」
「實際功能」！當然了。無可反駁。但就像韋德曼不能因為聽到母親合理的意見就放棄自己對於世界最直接的感受，我沒法不將教育系統（它就光明正大地在大家眼皮之下執行著）看作一個地獄式的機器，即便它不是為了達到某個目的而特意設計的，它至少導致了這個客觀結果：拒絕平民階級的孩子們，讓階級壓迫變得合法化並持續進行，讓不同階級的職業選擇和社會地位差異如此之大。指向被統治階級的戰爭正在進行，學校便是戰場之一。教師們已經盡其所能！對於社會秩序（它一方面以隱蔽的方式執行，一方面又光明正大；它對社會中的一切施壓）所擁有的不可阻擋的巨大威力，他們什麼也改變不了，或者說能改變的東西太少了。法國學校的年級制度與中國不同，六年級相當於中國初中一年級，五年級相當於中國初中二年級，以此類推。——譯者注/aside這也許解釋了為什麼在平民階層，那些鬆散的、可變的道德標準與更加嚴格的道德標準可以共存。人們在行為上是靈活的，在意識形態上卻是嚴苛的，這種狀況讓人們非常害怕別人關於自己的流言蜚語。/aside［法］保爾·艾呂雅（paulÉluard）：《瞭解誰想要》（citecomprennequivoudra/cite），收於《赴德國人的約會》（巴黎：minuit，1945）。/aside［法］瑪格麗特·杜拉斯（margueriteduras）：《廣島之戀》（citehiroshimamonamour/cite）（巴黎：gallimard，「folio」，1972）。/aside［法］法布里斯·維爾吉里（fabricevirgili）：《雄赳赳的法國——解放時期被剃光頭的女人們》（citelafrance/cite「citevirile/cite」cite.desfemmestonduesàlalibération/cite）（巴黎：payot，2000）。/aside［法］安妮·厄爾諾：《一個女人》（citeunefemme/cite），頁66。/aside我在這裡引用了卡洛琳·凱·斯蒂德曼（carolynkaysteedman）在《一個好女人的處境——有關雙重生活的故事》（citelandscapeforagoodwoman.astoryoftwolives/cite）中關於自己母親的精當評論。［美］卡洛琳·凱·斯蒂德曼：《一個好女人的處境——有關雙重生活的故事》（新不倫瑞克，新澤西：羅格斯大學出版社，1987），頁8—9。還請參看她對於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識字的作用》（citetheusesofliteracy/cite）一書的猛烈批評：這本書展示了一副與歷史脫節的畫面，即工人和權貴階層的精神世界是簡單而永恆不變的，就好像一旦社會學家總結出工人該有的樣子，工人階級就不會再改變了。（出處同上，頁11—12）/aside該概念由弗洛伊德提出，指幼小的孩子在看到或想象父母進行性行為時，會將之理解為暴力。——譯者注/aside在《少數派道德——對於讓·熱內理論的延伸》〔（巴黎：fayard，2001），頁235—284〕一書中，我探討了拉康關於同性戀產生「原因」的討論（從他的原則看幾乎是恐懼同性戀的）。/aside［法］雷蒙·阿隆：《社會科學與社會意識》（citescienceetconsciencedelasociété/cite），出自《現代社會》（citelessociétésmodernes/cite）（巴黎：puf，「quadrige」，2006），頁57。/aside［英］理查德·霍加特：《紐波特街33號——一個平民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自傳》（cite33newportstreet.autobiographied’unintellectuelissudesclassespopulaires/cite）〔巴黎：gallimard/seuil，「hautesétudes」（「高等研究所」。——譯者注），1991〕。/aside［美］約翰·埃德加·韋德曼：《兄弟們和身邊的人們》（citebrothersandkeepers/cite）（1984），法文版譯作《我是兄弟的守護者嗎？》（citesuis-jelegardiendemonfrère?/cite）（巴黎：gallimard，「folio」，1999），頁55、56。/aside出處同上，頁56、57。/asidefrontnational，法國一個極右翼政黨。——譯者注/aside［美］約翰·埃德伽·韋德曼：《法農》（citefanon/cite）（波士頓—紐約：houghtonmifflin，2008），頁62—63。/asidecolèrenoire，字面意思為「黑色的憤怒」，意指非常憤怒。——譯者注/aside［法］皮埃爾·布林迪厄：《回答——一次反觀性人類學研究》（citeréponse.pouruneanthropologieréflexive/cite）（巴黎：seuil，1992），頁78。/aside［法］皮埃爾·布林迪厄：《雅各賓派意識形態》（citel’idéologiejacobine/cite）（1966），文章收於《干預——社會科學與政治行為（1961—2001）》（citeintervention.sciencesocialeetactionpolitique/cite，cite1961—2001/cite）（馬賽：agone，2002），頁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