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鮑德溫對於父親的思考，我終於意識到，我父親身上那種我所排斥和厭惡的東西，是社會強加於他的。他原本就安於自己工人階級的身份，後來他地位有所提高，於是更加驕傲，即便這種提高非常有限。但工人身份也帶給他無數的羞辱，並讓他的生活侷限得可憐。這一身份還讓他處於一種難以逃脫的愚蠢之中，這種愚蠢使他難以與他人形成良好的交往。

雖然與鮑德溫處境完全不同，但和他一樣，我確信父親所生活的環境對他來說是個巨大的負擔，這種負擔會讓生活其中的人受到極大的精神損害。父親的一生，包括他的性格，他主體化的方式，都受到他所生活的時間和地點的雙重決定，這些不利環境持續得越久，它們的影響就越大，反之，它影響越大，就越難以被改變。決定他一生的因素就是：他生在何時、何地。也就是說，他所生活的時代以及社會區域，決定了他的社會地位，決定了他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他和世界的關係。父親的愚笨，以及由此造成的在人際關係上的無能，說到底與他個人的精神特質無關：它們是由他所處的具體的社會環境造成的。

就像鮑德溫的媽媽那樣，我母親對我說：「他畢竟為了養我們操勞了一輩子。」然後她放下自己對他的不滿，對我講述父親的故事：「對他別太苛刻了，他這輩子不容易。」他出生在1929年，是一個大家庭的長子：他的母親一共生了12個孩子。今天我們難以想象一個女人承擔如此繁重的家庭義務：12個孩子呀！這些孩子中，兩個是死產胎兒（或者是早夭）。還有一個，是在1940年德軍轟炸時的大撤退過程中出生的，就生在馬路邊：他精神失常了，或許是因為臍帶沒有及時剪斷，或許是因為在轟炸中我的祖母為了保護他帶他跳進了溝裡，或許只是因為缺乏新生兒所需的照料——我不知道家人所保留的這些不同版本的記憶中，哪個才是真的。我祖母一輩子都把這個孩子留在身邊。因為這樣就可以領取社會救助金來養活這一家子，我過去總是聽到這樣的解釋。小時候，這個伯伯經常嚇著我和弟弟。他總是流口水、嘟嘟囔囔地表達著什麼，總是向我們伸著手，想得到一點點關注，或者試圖表達自己的感情，但得到的永遠只有我們的疏遠，或者叫喊和恐嚇。如今想起自己的行為，我總覺得羞愧難當，但當時我們只是不懂事的孩子，而他一個成人，卻要被人稱作「瘋子」。戰爭期間，父親一家子得離開他們生活的城市，也就是我們說的「逃難」。這場逃難讓他們遠離家鄉，來到朗德省（landes）的米米藏小鎮（mimizan）邊上的一片農場。他們在這兒過了幾個月，停戰協議一簽，便回到蘭斯。法國北部被德國佔領了（我出生在戰後，但當時家裡仍然用「鬼子」來稱呼德國人，他們對德國人心懷怨恨，這是一種極強的、顯然無法平息的恨。直到1970年，甚至之後，我們還經常在飯後大聲宣稱：「鬼子一定連這個都吃不上！」（我承認，我也曾經這樣說過幾次）

1940年，父親11歲。在整個德國佔領期間，也就是直到父親十四五歲時，都由他到城鎮附近的村子裡去找吃的來養活家人。無論春夏秋冬，風霜雨雪。香檳地區的冬天異常寒冷，有時他要騎著腳踏車到20公里遠的地方去弄土豆或者其他口糧。他幾乎要負責所有家務。

後來他們搬到一處寬敞的住房（我不確定是在戰爭期間還是戰爭快結束的時候），住房位於一個建於1920年代的社群，是專門為平民大家庭建造的。20世紀初，某個天主教工業集團急匆匆地建立了一批住宅專案，目的是改善自己工人的住宿條件，父親家的住房便是其中之一。蘭斯城由兩部分組成，一邊住著大資產階級，另一邊住著貧窮的工人，兩者之間邊界清晰。一些愛好慈善的資產階級團體一直擔心工人們糟糕的生活環境，以及這種環境帶來的不良後果。對於出生率下降的擔憂徹底改變了人們對於「多人口家庭」的看法：19世紀末期，改革家和人口學家將「多人口家庭」看作社會混亂和少年罪犯的製造者，而在20世紀初，人們擔心人口的減少會讓法國在與敵對國家的抗爭中處於弱勢地位，多人口家庭成為改變這一狀況的關鍵所在。多人口家庭雖然在過去飽受馬爾薩斯主義者的中傷，但如今，主流的言論（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開始鼓勵和抬高他們，從而也就會支援他們。鼓勵生育的論調催生了一批城市化專案，這些專案的意義在於保證作為新生法國頂樑柱的這一群體擁有體面的住宅，而更好的居住環境也可以改善資產階級改革者一直擔憂的這一惡劣情形：工人家庭的孩子們因為住房條件太差而走向街頭，變成不受管制的小混混和無良少女。

被這些新興的政治與愛國主義理念所激發的香檳區資產階級慈善家建立了一個團體，專門致力於建造低成本的「蘭斯之家」，建造那些專門為超過四個孩子的家庭設計的，乾淨、健康的住宅。這種住宅有三間臥室，一間父母住，一間男孩住，一間女孩住。房屋內沒有浴室，但是有自來水（大家得排著隊挨個在洗菜池前洗漱）。當然了，這些計劃不僅關注住戶的身體衛生狀況，精神健康一樣重要：要鼓勵他們生育，要讓他們崇尚家庭，要讓這些工人遠離手槍和酗酒。這一舉措也不乏政治層面的考量。資產階級害怕工人們在家庭之外的一些社交場所進行社會主義和工會的宣傳，於是希望通過這一方式來扼制這種現象，就如同1930年代他們曾採取同樣的方式，希望使工人們免受共產主義的影響。這些資產階級慈善家想象，幸福的家庭生活可以讓窮人們將生活的重心從政治抗爭、集會、社會運動轉向他們自己的家庭。1914年，戰爭中斷了這些專案的實施。而在法國東北部，尤其是蘭斯地區，在經歷了四年末日般的歲月後，這裡的一切又需要重建（1918年在蘭斯，於這座「烈士之城」拍攝的照片展示了驚人的場景：滿眼望去，大片大片的碎石堆中矗立著幾處殘垣斷壁，只有主教堂和聖雷米大教堂倖免於難，雖然受到了嚴重的損壞，但在槍林彈雨過後仍然矗立，只受到部分損毀，彷彿這個不懷好意的上帝設法在這塊人類歷史的集結地周圍畫上了保護圈）。在美國人的幫助下，城市規劃師和建築師迅速在廢墟之上建立起一個嶄新的城市，並在城市周圍設計了著名的「花園城」，這裡的房屋具有「當地特色」（我覺得實際上是阿爾薩斯式），有單獨建造的，也有連在一起的，都有自己的花園，都坐落在寬闊的街道兩邊，街道上每隔一段距離就有一個佈滿植物的小廣場。在「二戰」期間或戰後，我的祖父母就在這樣的新城安置下來。我小時候，也就是1950年代末60年代初，慈善家們最初的美好設想漸漸褪了色：由於管理不善，我的祖父母和他們最小的幾個孩子所居住的這片蘭斯之家「花園城」開始破敗，城中居民的貧窮和悲慘處處可見，並不斷侵蝕著花園城。這是一個問題重重的地區，事實上，這裡滋生了很多社會問題。統計資料顯示，這一居住區的青少年中有相當一部分走上了違法亂紀的道路，即使是在今天，在那些社會分化以及城市化過程中形成的類似區域，情況依然如此——面對這種固化的歷史問題，我們怎樣可以無動於衷？我父親的其中一個兄弟做了小偷，蹲了監獄，最後被「禁止居住」在蘭斯；有時候，他會悄悄地趁天黑時回家看望父母，或者問兄弟姐妹們要錢。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都沒機會見到這位伯伯，也漸漸淡忘了他的存在，直到母親告訴我，他最後流落街頭，死在了路邊。這位伯伯年輕時是一名海軍（他在完成了規定的服役期限後仍繼續服役，但後來因為行為不端——打架、偷盜，等等——被海軍開除了），他穿水手服的照片就擺在祖父母家餐廳的櫥櫃上，當我第一次讀到《佈雷斯特之爭》（citequerelledebrest/cite）時，那張照片上的臉浮現在我的腦海。從更宏觀的角度講，這裡大大小小的犯罪行為已經成為一種慣例；階級敵人通過國家法律無時無刻不在行使著他們的權力，平民階級則用犯罪的方式頑固地抵抗著這種壓迫。

出生率提高了，天主教資產家們最初的期望實現了，他們在平民階級中鼓吹的「道德規範」得到了響應：祖父母的鄰居中，有14、15個孩子的家庭並不少見，最多的達到21個，我母親對我保證這個數目是真實的，但我還是覺得難以置信。不過法國共產黨也開始興起了。入黨的情況比較普遍——至少對於男人是這樣，而妻子們，雖然同意丈夫的觀點，但與實際的抵抗運動以及「小分隊」保持著距離。然而不入黨也不會妨礙這種政治歸屬感的擴散和延續，這種本能的歸屬感與一個人屬於怎樣的社會群體密切相關。他們把共產黨直接稱作「黨」。我的祖父、父親和伯伯們——就像我母親的繼父和同母異父的兄弟一樣——會組團參加全國領袖定期舉行的公共集會。他們在每一場選舉中都把選票投給共產黨候選人，並咒罵社會黨是假左派，咒罵他們的妥協和背叛，但出於對現實情況的考慮，或者對不可逾越的「共和國準則」的敬畏，他們在第二輪投票時依然會一邊抱怨一邊給社會黨投票（但在這一時期，共產黨候選人依然是最具號召力的，投票給社會黨的情況並不多見）。「左派」這一表達方式內涵頗豐，它代表著對自身利益的維護以及勇於發聲。人們不僅要通過罷工和遊行來表達自己，還要將自己的訴求委託給「工人階級的代表」和政治領導人，人們會接受所有代理人做出的決定，也會積極地附和代理人發出的言論。要成為政治主體，就要將話語權交給某個發言人，通過這種方式，「工人階級」得以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也成為一個擁有自我意識的群體。「黨」著力在人們意識中建立的、在政治團體中傳播的一套世界觀，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工人們看待自己的方式、價值取向，以及對外界秉持的態度。所以投票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集體肯定自我、肯定自身政治分量的方式。當人們在公佈競選結果的晚上發現仍然是右派獲勝時，就把怒氣發洩在「黃色」工人身上，抱怨他們將選票投給「戴高樂派」從而損害了工人階級的利益。

如今，人們對於共產黨在工人階級中的蔓延唏噓不已，並不是指它所有的影響，主要是針對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到70年代末這個階段。因為工人階級沒有公共發言權（我們是不是從來沒想過讓他們擁有這項權利？他們有什麼途徑可以獲取發言權？），我們就更可以對工人階級在這一時期的行為大加責難，所以，今天我們需要重新定義這一歷史時期對於工人階級的意義。對他們來說，加入共產黨並不意味著他們希望在法國建立一個像蘇聯一樣的政府。而相關的「外交」政策就離他們更遙遠了，對於工人階級中的女性來說尤其是這樣。雖然他們從未在交談中探討過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和美帝國主義的對立，但只要選擇了共產黨，就自然而然地站在了蘇聯的一邊。蘇聯紅軍對多個法國的友好國家發動軍事行動這一事實讓大家困惑不已，但人們選擇對其避而不談。1968年，蘇聯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後，收音機里正播放著布拉格發生的駭人事件，我問母親：「出什麼事了？」母親草草地打發我：「這不關你的事……真不知道你為什麼對這個感興趣……」毫無疑問，她和我這個15歲的孩子一樣困惑，無法回答我的問題。事實上，他們之所以認同共產黨所提倡的價值觀，是因為他們有著更直接、更具體的訴求。吉勒·德勒茲（gillesdeleuze）在他的《吉勒·德勒茲的abc》中提到，「左派」就是「首先感知整個世界」，「關注未來會發生的事」（他們認為第三世界的問題比自己所居住的小區中的問題更為緊迫），而「非左派」則相反，會把關注點放在他們所生活的社群以及國家上。德勒茲的解讀與我父母的情況剛好相反：對於平民階級、工人階級，投靠左派首先是因為他們想要改變自己每天都要遭受的不公待遇。這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抗議，而不是建立在一個宏大觀念之上的政治規劃。他們只關心自己身邊的事情，而不會關注離自己非常遙遠的問題，這種遙遠既是空間上的，也是時間上的。雖然他們把「應該好好地革命一番」這句話經常掛在嘴邊，但這句話只說明他們想要改變自己的生活條件以及讓他們難以忍受的不公待遇，而不是重新建立一種政治體制。對他們來說，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催生著一切（「這都是註定的」），似乎只有「革命」（人們不會思考如何以及何時何地發動革命）才能對抗那些罪惡的力量（用一種神秘力量對抗另一種神秘力量），也就是右派、有錢人、大人物等——那些給「窮苦人」「和我們一樣的人」帶來許多痛苦的傢伙們。

我的家被分成兩派，一派支援工人，一派反對工人，或者說，根據大家對於一個問題的不同看法，分為「捍衛工人利益的人」和「對於工人階級立場無動於衷的人」。我聽到過無數次反映這種政治觀點的話語。要麼是「我們」或者「支援我們的人」，要麼就是「他們」。

那麼後來，誰來擔任「黨」曾經擔任的角色呢？誰能讓這些被剝削的窮苦人感覺到有人替他們說話、支援他們？他們可以依靠誰來獲得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主體身份呢？誰又可以讓他們對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自豪是因為他們的存在合理合法，而合理合法的原因是他們如此強烈地要求如此）？或者更簡單地說：誰在乎他們是誰，如何生活，想些什麼，需要什麼？

每當我的父親觀看電視新聞時，他總是對右派和極右派表現出本能的敏感。1965年，總統競選期間，以及1968年五月風暴期間及之後，他一邊坐在電視機前聽蒂克西埃-維尼昂古爾（tixier-vignancour），也就是法國傳統極右勢力的典型代表人物講話，一邊發火。當蒂克西埃對巴黎街頭飄動的共產黨紅旗大加指責時，我父親怒氣衝衝地說：「紅旗是屬於工人階級的。」而後，看到吉斯卡爾·德斯坦（giscardd’esteing）在電視上展現給所有法國民眾的大資產階級氣質，和他做作的舉止、誇張的演講方式，父親又覺得自己受到了攻擊和冒犯。他還經常對政治類電視節目的記者們罵罵咧咧，但當有操持著工人口音的斯大林派共產黨人為默默無聞或被正統體制所排斥的人打抱不平時，父親會覺得很高興，他認為他們可以代表他的想法和感受，他們是一些在今天很少見的、敢於打破既定遊戲規則的人（因為政治領導人們和大部分知識分子幾乎都已經屈從於媒體的霸權了），他們說出了工人階級真正面臨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在政客的誘導下掩蓋這些真正的問題。

4

我還記得祖父母家後面的花園。這花園不大，園子周圍是一圈柵欄，柵欄外邊是鄰居家的花園，每個花園都一模一樣。花園邊上有一個小棚屋，就像大多數街坊鄰居一樣，祖母在裡面養了些兔子，每天用草和胡蘿蔔餵飽它們，而後，在某個週末或者節日，它們會出現餐桌上。我的祖母既不會寫字，也不識字。讓別人幫她讀或者書寫行政信件時，她幾近要為自己的無能道歉：「我是文盲。」她重複著，語氣中沒有憤怒，沒有反感，只有認命。這種對於現實的屈從滲透在她每個動作、每句話中，也許就是這種屈從，讓她可以忍受自己的境遇，就如同接受不可避免的命運一樣。我的祖父是木工，他在一家傢俱製造廠工作。為了乾點小活兒補貼家用，他也在家給鄰居做些傢俱。不僅有許多社群裡的人來找他做傢俱，社群之外也有他的顧客，他為了養家不停地工作，幾乎沒有一天休息日，可以說他是因為勞累過度而去世的。他得喉癌去世時54歲（那個時代，很多工人會得喉癌，因為他們每天會抽相當多的煙。父親的三個兄弟同樣是年紀輕輕就得了喉癌去世，另外一個兄弟死得更早一些，是因為酗酒），當時我還小。當我長大一點時，祖母很驚訝我不抽菸，並說道，「抽菸的男人才健康」，她並不知道正是這種觀念讓她家裡災禍不斷。因為身體憔悴，祖母在丈夫去世十幾年後便離世了，這無疑是因為過度勞累：為了養家餬口，她62歲時還在辦公樓裡打掃衛生。有一年冬天，她晚上走在回家的路上（她最後的住所是一套公租房，這是一套非常小的兩居室），踩在馬路的薄冰上滑倒了，頭撞在了地上。她沒能恢復，幾天後就死了。

無疑，花園城是一片被社會遺棄的空間，正是在這裡，父親度過了生我前的青年時代，我和弟弟度過了一部分我們的童年時光（主要是學校放假期間）。與市中心或者高階社群相比，這裡就是窮人的集結地。當我重新回想時，我意識到這個地方和我們今天所說的「城」沒有任何關係。這是一個水平形狀而非垂直形狀的住宅區，沒有高樓和塔尖，任何1950年代末，尤其是60、70年代產生的新興事物，都不會在這裡出現。這一點讓這片城市邊緣地帶充滿人情味。雖然這裡名聲不好，很像少數族裔聚居區，但居住其中不乏愜意。工人階級的傳統，尤其是他們特定形式的文化和聚集方式，在這裡得到了延續和發展。就是在其中一種傳統的交往方式——週六晚上的平民舞會中，我的父母相識了。我母親住在離這不遠的郊區，她和外祖母及外祖母的伴侶一起生活。她和父親，就像當時所有平民階級的年輕人一樣，喜歡娛樂活動，喜歡享受社群舞會帶來的樂趣。今天，這類舞會幾乎只在聖誕節前夕和國慶節舉辦了，但在當時，它們幾乎是週末唯一的娛樂活動，也是僅有的與好友會面、結交異性、尋找性伴侶的方式。情侶們在這裡分分合合，有時他們的關係也會延續下來。當時我母親喜歡一個男孩，但他想和她睡覺；我母親並不想這麼做，她害怕自己懷孕，假如他因為不想當父親而拋棄她，這個孩子就會成為孤兒。她不想讓孩子再次忍受她自己經歷的一切，這太痛苦了。於是她的心上人離開她，選擇了另外一個女孩。她遇到了我的父親。她從來沒愛過他。但她有自己的邏輯：「如果不選他，就要繼續找……」她想趕緊獨立，只有婚姻能讓她實現獨立，因為如果不結婚，就要等到21歲才能算作成年人。另外，我父親也需要達到這個年齡才能結婚：因為祖母不想讓他離開家，她希望父親可以繼續把工資交到家裡，她想盡可能地延長這一狀態。父親年齡一到，就娶了母親。母親當時20歲。

當時，父親做工人（最低階的工人）已經很久了。當他初入這一行當時，只有14歲（7月末學校課程結束時，他立刻開始工作，當時他還差3個月才滿14歲）。這一工人身份構成了他的人生底色，也是他的視野所能觸及的唯一領域。工廠就是他的歸宿，父親也別無他念，一切都顯得自然而然，隨後，他的兄弟姐妹們也都陸續進入工廠。對於那些社會地位與父親一樣的孩子，情況總是如此，過去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自從他出生，這種社會模式就一直支配著他。這種我們只能稱之為「再生產（reproduction）」的社會執行機制與定律讓父親無處遁形。

父親在接受完初等教育之後就結束了學業。再者，沒有人認為他可以繼續學習，他的父母這樣認為，他自己也這樣認為。在他的生活環境中，人們只上學到14歲，因為14歲之前接受的是義務教育，之後就不是了。情況就是如此。離開學校並不算什麼醜事，相反，我記得，當義務教育的規定年齡延至16歲時，我的家人非常憤怒，並重複道：「如果孩子們不喜歡上學而是想工作，幹嗎還把他們捆在學校裡？」他們從來沒想過，對於學習是否有「興趣」這件事可以因人而異。學校淘汰學生往往會通過學生的主動放棄來實現，彷彿學生輟學是一種自主的選擇——長期讀書這個選擇屬於別人，也就是「有辦法的人」，還有「喜歡」讀書的人。他們擁有的可能性——這裡說的是可以想象的可能性，甚至不是實際的可能性——被他們的階級地位嚴格限定著。彷彿不同社會空間之間有一層幾乎不可逾越的障礙。這些界限將社會分為不同層次，每個層次中的人對於自己可能達到的高度以及可以追求的目標有著截然不同的想象：他們知道，有另外一種可能性的存在，但那存在於一個無法靠近的、遙遠的世界，所以即使他們知道自己無法獲得某種被其他社會空間中的人視作理所應當的東西，他們也不會有被剝奪和被排斥的感受。社會秩序就是如此。我們很難發現這套秩序是如何執行的，因為這需要人們從外部觀看自己，用俯瞰的方式瞭解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就像我所經歷的那樣，我們需要從界限的一邊跨越到另一邊，來擺脫那些既定的軌跡，來發現不同的人所擁有的可能性與機會是如此不同，來發現社會是多麼不公平。這種不公從未改變：平民階級在特定年齡輟學的問題已經不存在了，但不同階級之間的屏障依舊存在。這也就是為什麼所有把「行動主體的觀點」和「行動主體對於自身行為意義的解讀」作為自己研究出發點的社會學家和哲學家，其實就是充當了某種具有欺騙性的社會關係（社會主體在自身慾望的驅使下通過具體行動維繫著這種關係）的速記員，因此，他們無非是在為社會秩序的延續做著貢獻：一種致力於為現實（既有的秩序）辯護的意識形態。只有摒棄「社會個體會自動地審視自身」這種認識，我們才能在重新建構整個社會體系的基礎上，描述社會秩序延續的機制，尤其是被壓迫者自願承受壓迫的方式（對於他們無法獲得的教育機會，他們選擇主動放棄）。一種理論的力度和價值，恰恰在於它不滿足於記錄行為主體行動的目的，而是相反地，致力於讓某些個體或者群體通過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方式看待自己和自己的行為，進而改變他們行事的方式和身份。我們需要擺脫認知中深藏已久的等級觀念，以及概念架構的條條框框，進而擺脫這些等級觀念和條條框框所造就的社會慣性，才能擁有新的世界觀和政治觀念。

人們在社會中的發展軌跡早已描繪好，一切變得毫無懸念！在人們尚未意識到這種軌跡的存在時，判決就已生效。我們出生時，宣判結果就被烙印在我們的肩上，而我們未來的社會地位，被先於我們誕生的因素決定和限制著，這些因素便是家族的歷史以及我們出生時所處的環境。我的父親甚至沒有機會考取初等教育證書（lecertificatd’étudesprimaires）——初等教育證書對於平民家庭的孩子來說代表著學業的圓滿完成。資產階級家庭的孩子們遵循另外一條軌跡：11歲時，他們進入中學。而工人和農民的孩子則繼續留在初等教育的級別，直到14歲畢業離校。兩種教育方式涇渭分明，一種致力於教授實用型基礎知識（如讀、寫、算），這些知識對於維持日常生活必不可少，也足夠讓人應付體力工作；另外一種是為特權階級準備的，它教授那些「非應用」型知識——只是一些非常簡單的文化知識，但人們擔心這些東西會讓工人變壞。初等教育證書就代表一個人已經獲得基礎應用型知識（其中還包括零星的「法國曆史」知識——國家歷史上那些帶有神秘色彩的國家紀念日，以及一些「地理」知識——法國省份的列表以及它們的首府）。對於平民階層，也就是這項考試所針對的階層，獲得初等教育證書並不容易，人們會為自己取得證書而驕傲。參加考試的人中只有一半能夠成功。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在達到法定年齡之前就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離開了學校，這些孩子甚至不會參加這項考試。我父親就是如此。後來，父親為了稍微提升一下自己的社會地位，每天結束工作後去「夜校」上課，進行自學。有段時間，他夢想著自己可以成為製圖員，但他很快就向現實妥協了。我猜，他沒有成功是因為缺少必要的資訊資源，而且在工廠工作一整天后，也很難專心學習。他被迫放棄了自己的幻想。他一直留著幾張大網格紙，上面畫滿圖表、圖示（是練習時畫的草圖嗎？），他有時會拿出它們看看，也會給我們展示，然後重新放進抽屜的底層，再次塵封自己已故的夢想。父親不僅僅是持續做著工人，而且要做「兩次」工人：我還很小的時候，他每天很早就要出門，在一家工廠工作到中午之後，下午快結束時再去另外一家工廠工作幾個小時。母親也儘可能地幫忙養家，辛苦地做著清潔工和洗衣工（當時還沒有洗衣機，或者說有洗衣機的人家很少，幫別人洗衣服可以掙到一點錢來貼補家用）。後來父親在1970年失業了好長時間，母親就開始到工廠工作，但在父親找到工作後，母親依然沒有辭職（我今天明白，母親堅持在工廠工作是為了我能夠參加中學畢業會考，考入大學。但我當時從不這樣想——或者說我把這種想法壓制在了意識深處，雖然母親經常對我說，我原本需要承擔起賺錢養家的任務）。我父親經常說「在工廠工作不是女人該乾的事」，因為他認為這證明他無法單獨供養自己的家庭，有損他作為男性的體面，但他只能妥協接受他的妻子成為一個「女工」的事實，並接受「女工」這一詞彙所攜帶的所有貶義：話語粗俗、不知廉恥，甚至是亂性的女人，總之，就是不正經的女人。這種資產階級對於走出家門、與男工人一起工作的平民階級婦女的看法，許多工人階級的男性是認同的，他們並不想喪失這每天幾個小時對配偶的掌控，因為婦女的解放會給他們帶來夾雜著羞恥的恐懼。安妮·厄爾諾在談到自己的母親時說，她母親年輕時在工廠當工人，並且想要保持一個「嚴肅」的女工形象。但是她與男人們一起工作這個事實就足以讓她失去她所渴望的「女孩應該有的樣子」。對於年紀大一些的女性來說，情況也是相同的：她們從事的職業足以使她們名譽盡失，無論她們是否像人們猜測的那樣過著自由的性生活。在這種觀念的驅使下，父親經常在下班時間到工廠旁邊的咖啡館去，試圖碰到偷偷在那裡尋歡作樂的母親。但母親並不去這家咖啡廳消遣，也不去別的咖啡廳。她每天買完東西就回家做飯，就像所有出去工作的婦女一樣，她每天要幹兩個人的活兒。

很久之後，父親的地位終於有所提升，即便不算社會地位的提升，也算是在工廠內部的提升，他從最初的純勞力，漸漸變成熟練工人，最後成為工長。他不再是工人了，他領導工人。或者更準確地說，他組織大家幹活兒。對於這個新身份，他抱有一種天真的驕傲，他感到自己變得更有價值了。當然，我當時覺得他很可笑……即便在很多年之後，每當我因為要獲得某個行政檔案必須提交出生證明（上面寫有父親最初的職業——非技術工人，以及母親最初的職業——清潔女工）時，仍會羞到臉紅，當時的我無法想象，他們竟然那麼渴望提升自己的生存條件，雖然這種提升在我眼裡算不上什麼，在他們眼裡卻了不得。

我父親從14歲開始在工廠工作，被迫提前退休（沒有人徵求他的意見）時56歲，我母親也在同一年退休，當時她55歲；工業生產系統無恥地將他們消耗殆盡後便拋棄了他們。對母親來說，離開如此嚴酷的工作環境算是幸運——那種嚴酷是沒有經歷過的人無法想象的，那裡的噪音、酷熱以及日復一日的機械動作可以慢慢侵蝕掉最強壯的肌體。他們已經精疲力竭了。母親繳納社保的年份不長，因為她作為清潔女工的那些年沒有算入工齡，因此，她能領取的退休金也相應減少了，這使得他們的家庭收入大幅縮減。退休後，他們儘可能地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說，在父親原來所在工廠的員工委員會（comitéd’entreprise）的幫助下，他們增加了出門旅行的次數：他們曾週末去倫敦旅遊，還在西班牙或是土耳其待過一週……他們並不比以前更相愛，只是找到了一種妥協的方式，兩個人都習慣了對方，這種模式如此固定，以至於只有死亡才能將他們最終分開。

我父親喜歡在家修修弄弄，他對自己在這方面的才能很是驕傲，就像他對所有體力工作所持的態度一樣。他一在家幹零活就高興得很，他把他所有的閒暇時間都用來幹這個，那些精良的做工便是他的熱情所在。我上高中一年級或二年級時，他曾經用舊餐桌給我改造過一個書桌。他會搭櫥櫃，也會修理家裡所有有毛病的東西。而我，什麼手工活兒都不會做。我之所以心甘情願地保持這種無能的狀態——我本來也可以和父親學著幹活不是嗎？——是因為我竭盡所能地讓自己變得不像他，讓自己成為和父親所擁有的社會形象完全不同的樣子。後來，當我知道一些知識分子也喜歡幹零活時，才發現人們可以一邊喜歡讀書寫字，一邊享受體力勞動帶來的樂趣。這項發現給我帶來極大的困惑：就好像過去一直指導我認知和實踐的原理——那個從根本上二元對立的、以此為基礎建構了整個世界（實際上只建構了我自己）的原理——突然變得不再穩定，因而我的性格都要開始被質疑了。相似的情況也會發生在體育方面：過去，每當我身邊有人在電視上看足球比賽，我整個晚上都會在厭惡中度過，因為我把自己定義為知識分子，並且十分努力地想要成為一個知識分子；如果我的朋友喜歡在電視上看體育節目，我一定會深感困惑，因為這顛覆了我過去深以為然，且對我影響很大的價值觀。體育、體育文化，是男性之間唯一的共同愛好（女性的共同愛好有很多），還有許多類似的事實，我要一邊懷著蔑視或者類似的態度，一邊在內心牢記它們應該被給予很高的評價。我需要一些時間來打破這些桎梏（它們使我成為我今天的樣子），並在我的精神和現實世界中重新匯入那些我曾經排斥掉的維度。

我小的時候，父母騎輕型摩托車出行。送我們時，他們就把我和哥哥放在為兒童設計的後座上。這是很危險的。有一天，父親拐彎的時候在石子路上滑倒了，哥哥也摔斷了腿。1963年，他們試著考了駕照，買了一輛二手車（這是一輛黑色的simcaaronde，母親給我看過好幾張我12、13歲的照片，照片上的我倚在這輛汽車的前蓋上）。母親比父親先通過了駕駛考試。因為父親覺得讓妻子坐在駕駛員的位置而自己坐在旁邊太不光彩了，所以父親有段時間是無證駕駛的。當母親說這樣太危險，並且想要自己開車時，父親幾乎氣得發瘋（而且出言不遜），他認為駕駛座是屬於他的。隨後，事情又會迴歸常軌：依舊是父親開車（即使他喝了很多酒，也不願意讓母親開車）。自從買了車，我們經常在週末去城市周邊的樹林和草場野餐。至於夏天，我們當然不會去度假，我們沒有條件。我們只能去大區內的城市旅遊，比如南錫、拉昂、沙勒維爾等地，這樣的旅途不會超過一天。我們曾經越過與比利時的邊界，那裡有一個叫布永（bouillon）的城市（人們喜歡將這個名字與十字軍東征時的將領——布永的戈弗雷聯絡在一起，而我更喜歡將其與齊里亞的歌劇《阿德里亞娜·萊科夫露爾》中偉大、非凡的人物布永王妃聯絡在一起）。我們會到城堡觀光，買些巧克力和紀念品。我們不會去更遠的地方了。許多年後，我才去過布魯塞爾。我們甚至還去過一次凡爾登，我記得那次陰森恐怖的杜奧蒙墓地之旅，那裡埋葬著一戰時在凡爾登戰役中陣亡計程車兵，之後我做了很久的噩夢。我們也會去巴黎，去看望我的外祖母。每當我們在巴黎遇到堵車，父親的壞脾氣就會大爆發，他跺腳、講粗話、大聲叫嚷，但我們不理解他為什麼會這樣生氣，於是母親就會和他吵起來，她無法忍受他的「逞能」——母親這樣稱呼。在路上也一樣：當父親走錯路或者錯過岔路口，他就會開始高聲叫嚷，好像我們會因為走錯路而送命一樣。但更多情況下，當天氣不錯時，我們會到馬恩省的邊界處、香檳區鄉鎮的附近，在那兒釣上好幾個小時的魚——這是父親最大的愛好。他在那兒像變了一個人，他變得和孩子們親近了：他教我們釣魚的動作和基本技巧，幫我們調整釣魚方法；我們一整天不停地評論著今天的狀況，「今天好釣」，或者「今天不好釣」，然後我們會尋找原因，將其歸因於炎熱、雨天，或者月份太早、太晚。有時候我們和叔叔、嬸嬸，還有他們的孩子一起去。晚上，我們吃自己釣的魚。我母親把魚洗了，沾上面粉，放進鍋子，然後我們就可以享受炸魚的美味了。但我很快就覺得這一切太過無聊，我想要讀書，而不是將大把大把的時間花在監視水面上的軟木塞振動與否。同時我開始討厭所有與釣魚相關的文化和社交方式：用半導體播放音樂，和偶遇的人們進行無趣的交談，明確的男女分工——男人們釣魚，女人們織毛衣、閱讀帶插圖的小說、照顧孩子或者做飯……後來我就不再陪他們釣魚了。為了重新塑造自己，我首先需要否定這些東西。［法］克勞德·西蒙（claudesimon）：《植物園》（citelejardindesplantes/cite）（巴黎：minuit，1997），頁196—197。/aside讓·熱內：法國作家，代表作《小偷日記》《鮮花聖母》《玫瑰奇蹟》等。——譯者注/aside皮埃爾·布林迪厄，法國著名思想家。——譯者注/aside［法］羅蘭·巴特：《哀悼日記》（citejournaldedeuil/cite）（巴黎：seuil，2009），頁83。/aside［法］迪迪埃·埃裡蓬：《關於同性戀問題的思考》（巴黎：fayard，1999）。/aside馬塞爾·茹昂多，法國作家，同性戀者。——譯者注/aside詹姆斯·鮑德溫，美國黑人作家、散文家、戲劇家和社會評論家。——譯者注/aside弗朗茨·法農，法國馬提尼克作家、散文家、心理分析學家、革命家。——譯者注/aside帕特里克·夏穆瓦佐，法國馬提尼克作家。——譯者注/aside這篇前言的法文版被收錄在我的文集《反叛者——關於性向理論的研究》（citehérésies.essaissurlathéoriedelasexualité/cite）（巴黎，fayard，2003）中。英文版見《屈辱與同性戀的成長》（citeinsultandthemakingofthegayself/cite）（達勒姆：杜克大學出版社，2004）。/aside［法］保羅·尼贊：《安託萬·布盧瓦耶》（citeantoinebloyé/cite）（巴黎：grasset，1933），《紅色系列》（citelescahiersrouges/cite），2005，頁207—209。/asidehlm，一種地方政府建造，以低房租提供給低收入者的樓房。——譯者注/aside［美］詹姆斯·鮑德溫：《土生子札記》（citenotesofanativeson/cite）（1955）（倫敦及紐約：penguinbook，1995），頁98。/aside［美］詹姆斯·鮑德溫：《土生子札記》（citenotesofanativeson/cite）（1955）（倫敦及紐約：penguinbook，1995），頁85—86。/aside「toavoidthejourneybackistoavoidtheself,toavoidcitelife/cite」〔詹姆斯·鮑德溫：《對話》，頁60，由弗雷德·l.斯坦利（fredl.standley）和路易·h.普拉特（louish.pratt）編輯，出版于傑克遜，密西西比大學出版社，1989〕。所有相關內容請參看大衛·利明的著作《詹姆斯·鮑德溫：一本傳記》（紐約：alfreda.knopf，1994）。/aside相關內容請參看：［法］維爾日妮·德·呂卡·巴呂斯：《多人口家庭——一個人口學問題、一個政治槓桿（1880—1940）》〔citelesfamillesnombreuses.unequestiondémographique,unenjeupolitique（1880—1940）/cite〕（雷恩：雷恩大學出版社，2008）。以及［法］雷米·勒努瓦：《家族精神譜系》（citegénéalogiedelamoralefamiliale/cite）（巴黎：seuil，2003）。/aside參看：

［法］阿蘭·科夏-莫拉納：《蘭斯，一個住房改造實驗室——花園社群的花園城》（citereims,unlaboratoirepourl’habitat.descités-jardinsauxquartiers-jardins/cite）（蘭斯：crdp香檳阿登，2005）。

［法］德爾菲娜·亨利：《綠色街道——1919—1939年的蘭斯花園城，一個大眾標誌性傑作》（citecheminvert.l’oeuvred’éducationpopulairedansunecité-jardinemblématique/cite）（蘭斯：crdp香檳阿登，2002）。

［法］戴爾芬娜·亨利：《花園城——老故事、新觀念》，crdpchampagne-ardenne網站：rdp-r/ressources/dossiers/cheminvert/expo。/aside反對罷工的人、罷工時工作的人。——譯者注/aside［法］吉勒·德勒茲：「左派（gauche）」，收於《吉勒·德勒茲的abc》（citel’abécédairedegillesdeleuze/cite）dvd，montparnasse出版社，2004。/aside關於平民階級使用「我們」及「他們」來劃分社會成員這一問題，請參看：［英］理查德·霍加特：《窮人的文化》（citelaculturedupauvre/cite）（巴黎：minuit，1970），頁177。/aside參考：［法］弗朗辛·穆埃勒·德里福斯：《教育工作者》（citelemétierd’éducateur/cite）（巴黎：minuit，1983），頁4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