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飲：張居正；主陪：萬曆皇帝；主賓：襄王唐王；地點：荊州

張居正的父親去世，本該循例丁憂，辭職守孝三年，萬曆皇帝及皇太后都深感不安，特旨「奪情」挽留。凡以孝道為由彈劾、反對之人，一概被斥責貶職。大臣們不肯讓步，年僅十五歲的萬曆皇帝以誅無赦的嚴厲詔諭才平息了這場風波。

張居正才能超凡，整個帝國在他的努力下穩定繁榮。他是萬曆的老師，以嚴謹、博學、正直獲得了萬曆本人及皇太后的稱讚與信任。

張居正回荊州葬父，萬曆皇帝讓沿路的地方官都務必盡職接待，凡有重大事務，朝廷不許自專，需要千里呈送張首輔處理。地方官跪迎督撫大吏越界迎送。路過襄陽，襄王遠遠恭候，並且請張首輔宴飲。這是沒有先例的，無論多高職位的大臣，見到皇親國戚必須行禮，但現在是王室對張首輔畢恭畢敬。路過南陽，唐王也出迎宴請。張首輔回京時，萬曆皇帝「慰勞甚篤」，和兩位皇太后用家人之禮盛情、誠懇地對待張首輔母子。在張居正除服時，萬曆和兩位皇太后除賞賜外，還欽賜御膳，款待首輔。張居正生前為大學士、太傅、上柱國、太師，死後諡「文忠」。

張居正炙手可熱、權傾天下，在襄王宴、唐王宴，除服之際的賜宴中展露無遺，因為他有著「為帝王師」的特殊身份和榮譽。

傳統知識分子的人格理想和終極政治追求，不是做帝王，那屬於大逆不道，而是為帝王師。此理想長期給予他們自信與勇氣，激勵他們以經國事業為抱負；歷代政府作為一種政治頭銜和人格期許，樹立典範，藉以發掘隱逸、吸收人才、維護禮制、鞏固由知識分子構成的中層階級之統治。

另一方面，知識分子，尤其是具有入世精神的儒家知識分子，似乎從中看到了一種理想社會的曙光：通過「帝王師」這一特殊的「政治—倫理—文化」三位一體的構架，實現儒家精神對帝王權力的超越，實施完整的思想、倫理統治的藍圖。

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帝王師」這一結構中，帝王處於政治的制高點，在他之上，不可能存在任何能夠控制和約束的力量。師與帝王，仍然是君臣的從屬關係；從倫理角度來看，帝王與師，形成的是一種師生關係，暗示「師」凌駕於「帝王」之上，「師」或因學術或因道德，完成對「帝王」的引導、教化或幫助；從文化的角度來說，對帝王人品的好壞、用人的得失，治國的成敗，都是以儒家的經典作為考核的標準。「師」掌握著對帝王的話語權，而「帝王」必須服從甚至皈依於此種文化之下。「帝王師」這一特殊的構架，註定了他們之間錯綜複雜地存在著互相依賴，互相抑制，而又互相利用的關係。

就像張居正，歿於萬曆十年，逝世前九天，萬曆加封他以太師銜。這是自開國以來兩百年未有之榮；萬曆十一年六月，即下詔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諡；十二年五月，抄沒其家，拷死其長子；九月，下詔總其罪。戲劇性的場面接踵而來，我們不得不對「帝王師」這一歷史文化命題做重新的審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