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背叛 豆豆 第2頁,共2頁

楊劍鋒:「這要取決於每個民工是否有能力交納一筆最低基數的產品信譽保證金。對於因停產而被迫辭退的工人,有兩點我想說明一下,首先是徵尋加工夥伴,如果他們當中有人應徵,將優先獲得合作機會。其次,將來生產線建成後,他們當中如果有人願意回來,將優先被錄用。從公司的願望說,公司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辭退工人的,這也是公司沒有及時停產的原因之一,相信他們能夠理解。」

當天,環保部門和公安機關分別對雲陽調味器皿有限公司作出處罰,兩項罰款合計一萬六千元。當晚,衛星電視在《社會焦點》欄目裡對噪音問題進行了曝光和評論,而與此同時,方氏保健調味球的廣告依然準時出現在同一個電影片道上,構成了一幅獨特的景觀。幾天後,報紙也上演了與電視相同的一幕,廣告與曝光同時出現在一張報紙上。

楊劍鋒抓住時機,有理有節地將一百名磨光工人全部辭退,跟著在衛星電視和地方報紙上同時打出徵尋加工夥伴的廣告,廣告詞不但說明了公證、合理而又優厚的合作條件,還特別說明了尋求合作的原因。

儘管社會上的廣告資訊讓人眼花燎亂,儘管新聞媒介不斷有假廣告騙局事件的報道,然而人們對雲陽調味器皿有限公司的廣告卻深信不疑,因為雲陽公司一切的一切都太真實了,其規格檔次都決非小做坊可比,無論電視廣告還是電視曝光,人們從螢幕上看到的和聽到的只能得出一個結論:雲陽公司是一傢俱有相當規模和廣闊前景的實實在在的企業。

於是,合作的人們來了,想借此踏踏實實掙錢的人們來了從山溝裡。從村莊裡,來到安河市雲陽公司,在法律機關的公證下,放心地交出錢,放心地運走半成品。

楊劍鋒沒有辜負總經理的期望,很好地完成了公司的既定計劃,不但將噪音分解出去了,而且收取了六百二十萬元的信譽保證金。

而就在這個時候,劉東陽「考察」回來了,而且還帶來了瀋陽一家頗有知名度的機械製造廠的三位工程師,來雲陽公司參觀,為設計新的生產工藝做準備。

此舉,無疑又是一種麻醉劑,目的在於麻醉公司管理層的人員。而鉅款已經到手,這場騙局距離落幕的時刻已經不遠了。

雲陽公司又上衛星電視了。

這次出大事了。

當方子云的兩位女助手急匆匆來到他的客房告訴他一個驚人訊息的時候,方子云正靈感來潮,伏在臥室的寫字檯前創作一首詩,他右手拿著鋼筆,左手夾著香菸,一縷煙霧在柔和的燈光裡升騰。這首詩的名字叫《塑像的代價》,只有十行——

我時常想哭

用空,換取瞬間的解脫

而淚,卻從不流落

上帝從不寬容弱者

上帝只承認結局而從不問為什麼

當活著的責任戰勝了死亡的誘惑

當活著不僅僅是活著

尊嚴告訴我

被鄙視

原來比死,更加殘忍,深刻

方子云對這首詩還不太滿意,總覺得要表達的意思還沒有鮮明地表達出來,正用心作進一步修改。

鄭州,是他活動的第五個城市,每到一個城市他所從事的工作都只有兩個——策劃廣告宣傳和建立特約經銷點。儘管他對生意上的事不太精通,但他的工作性質是往外花錢,所以比較容易。另外,他的兩位助手都是高薪聘請的專業人才,具體事務都由她們去做,基本上不用他操心,他只是聽彙報,把握大方向,必要時應酬一下場面上的事。所以,他既沒有負擔也不感到緊張,更多的時間是呆在客房裡看書、創作,倒也悠然自在。

兩位女助手的闖入打斷了方子云的思路,他放下筆,看著兩位一向風度優雅的漂亮小姐皺了一下眉頭說:「劉總攜款逃跑了?胡說!你們兩個是不是腦子出毛病了,說夢話?」

一位小姐上前開啟電視機,選出所要的頻道,急切地說:

「大詩人,你自己看吧。」

出現在電視螢幕上的是雲陽公司副總經理楊劍鋒,他坐在辦公室的沙發上,顯得十分沮喪和緊張。他的側面坐著兩名穿制服的檢察官,正面是一名女記者。

記者:劉東陽是用什麼方法把那筆錢轉移走的?要知道,六百萬元可不是個小數目。

楊劍鋒:經過是這樣的,劉經理說他哥哥要註冊一家中外合資企業,外資暫時不能到位,為了應付驗資,希望雲陽公司臨時墊付七十五萬美元,期限為三個月,利息為10%。當時劉經理整天陪著瀋陽的三位工程師研究生產線設計,好像並沒有把借款當成一回事,只是讓我們辦公室的幾個人商量一個意見。我們開了一個碰頭會,決定借這筆錢。

記者:「為什麼要借錢出去?」

楊劍鋒:當時我們有四個考慮。第一,他是老闆,借錢的又是他哥哥,擔不擔風險是他們自己的事,與我們這些僱員沒關係。第二,這件事他自己完全可以決定,給人的感覺是他在有意試探我們對他是否忠心,所以我們都想表現一下。第三,借期三個月,並不影響雲陽公司四個月以後的資金使用,如果放棄了變死錢為活錢的增值機會,怕被經理認為沒有經濟頭腦、沒魄力,對自己的處境不利。第四,改造舊工藝,建立新的生產線,雲陽公司的資金肯定不夠,劉經理計劃從他兩個哥哥那裡解決資金不足問題,如果得罪了他們,那麼生產線的事就可能辦不成了。

記者:計劃中的生產線主要解決哪些問題?它的建成與否對你們僱員有哪些影響?

楊劍鋒:生產線主要解決噪音、效率和勞動強度三個問題。

分散加工是不得已的臨時措施,公司幾乎沒有利潤,或者可能賠錢,所以不可能長期堅持。如果沒有新生產線上馬,我們這些僱員可能面臨失業。

記者:請你具體談談這筆錢失蹤的經過,是誰經辦的?在什麼地方失蹤的?

楊劍鋒:根據劉經理的指示,我和會計具體經辦,將資金打到外匯市場,兌換出七十五萬美元,裝進一隻黑色皮箱裡。我和會計陪著他乘火車到北京,住在北京飯店。他一個人乘計程車回家送錢,從此就失蹤了。我和會計等了整整兩天,後來實在不放心,就按他身份證上的地址去找他,找到地址後劉東陽的家人說劉東陽幾年前就死了,身份證早就丟了。我們這才感到出事了,趕快往深圳三陽房地產公司打電話詢問,據查號臺答覆,深圳根本沒有三陽房地產公司這個企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好向安河市檢察院報案了。

記者:到現在為止,你作為雲陽調味器皿有限公司的副經理,你怎麼看待這件事?

楊劍鋒:我當時被槁糊塗了,回到安河以後也沒搞明白,不能理解這件事。方氏保健調味球非常有發展遠景,生產線建成以後,也許一年就能盈利六百萬,沒必要毀掉一個企業。

記者:據檢察院證實,你們公司發放出去的一百多萬只半成品,所用原料不是合成金屬,而是劣質鐵,其成本只是合成原料的十分之一。這個情況你事先知不知道?

楊劍鋒:這件事是劉經理一手經辦的,除他本人之外,沒有人知道。會計看到的是發票,我看到的是原料和合格證,誰也不會去懷疑劉經理會對自己的企業做假,都知道他是一個財大氣粗的人。如果說這個企業從註冊那天起就是一個大騙局,那太令人不可思議了。

記者:在這個騙局中,你認為你個人應該負哪些責任?你們管理人員應該負哪些責任?

楊劍鋒:不知道。我不認為我們僱員應該負什麼責任,如果法律確認我們有責任,我也只好認命了,但我還是不知道應該吸取什麼教訓,也許是因為一切太真實了,也許是因為騙子太高明瞭。

這時,電視畫面切換到一位四十多歲的檢察官身上,並且打出一行字幕:安河市檢察院檢察長劉國忠。

記者:劉檢察長,針對這起發生在我市的特大詐騙案,請你給我們的電視觀眾談一些情況。

劉檢察長:這起詐騙案,預謀之周密、詐騙金額之大。受害人之多,在我們安河市還是首例,省市領導都非常重視,我們也成立了專案偵破組,配備了強大的警力,一定要追查到底。我們已經進行了多方面的佈署,偵破工作全面展開,根據我們所掌握的情況,受害人共有八十三人,全部是農民,有相當一部分是貧困地區的農民,被騙金額是六百二十萬人民幣,其中二十萬還留在賬號上,這也是罪犯迷惑人的手段之一。

記者:罪犯投入幾百萬元的資金,這麼大的騙局,罪犯有沒有可能一個人完成?

劉檢察長:從無效的身份證,假三陽房地產公司和偽造的各種證明來看,預謀犯罪已確定無疑,從策劃、籌資到實施,由一個人完成幾乎是不可能的,但現在還不能最後下結論。顯然,這是一起高智商犯罪,罪犯從一開始就做好了反偵察的準備,這給偵破工作增加了難度。

記者:據說這個公司的部分銷售人員還在外地處於工作狀態,這是否意味著公司仍有繼續經營下去的可能性?是否意味著這個公司仍有責任能力?

劉檢察長:在允許新聞媒介報道之前,我們有意識地對公司的一部分人封鎖了訊息,這是出於偵破工作的考慮,並不意味著這個公司仍有責任能力。事實上,公司除了幾臺簡易裝置和辦公用品之外,已經一無所有了,因為大樓和轎車是他們租用的,並不擁有產權。所以,受騙的農民有可能蒙受損失。

記者:據我們瞭解,受騙農民與雲陽公司簽定的加工合同全部是經過公證的,也就是說是真實、合法、有效的,那麼公證機關是否負有連帶責任?

劉檢察長:公證不是擔保,它只認定合同的真實、合法和法律約束力。據我們瞭解,所有合同的公證內容和程式都是合法的,公證本身沒有問題。截止目前,我們已經做了大量工作,我們是要一查到底的。藉此機會,我們正告犯罪分子,要認清形勢,丟掉幻想,為自己的爭取一點主動。

記者:各位觀眾,謝謝您收看《法制熱線》節目。對於這起廣大市民普遍關注的特大詐騙案,我們以後還將做追蹤報道,請您注意收看。再見。

「終於下手了。」方子云心想。

他臉色蒼白,手腳冰涼,呆呆地站在電視機前,腦子裡頓時亂做一團。投入兩百萬元去設一個騙局,手筆之大,構思之嚴,決非等閒之輩可為。而六百萬元,對於那些蒙受重大損失的農民將意味著什麼?將會引發什麼惡性後果?他不敢去設想。總之,事情鬧大了。

震驚之餘,求生的本能使他必須去考慮自身的安全。根據電視報道的內容分析,他一直處在檢察機關的監視之下,他與安河的電話聯絡一直處在偵破人員的控制之下,雲陽公司一切運作正常的資訊都是假的,是為了穩住他、試探他、觀察他。他知道,自己是安全的,否則檢察機關不會允許電視報道,也就是說,對他已經不需要再封鎖訊息了。他又想起了宋一坤曾經給他規定的事項——

你的行為準則是:合情、合理、合法。從今天起,你的任何活動都必須能夠說得清楚,無論從時間、地點。人證、物證等各方面都不得留下模糊不清的空白,都必須是真實的、坦然的。

對於以後發生的事情你不必推測,順其自然。

他做到了,而且做得踏踏實實。現在,最重要的是進入自己的角色,找到這個角色的感覺。讓事態順其自然地發展下去。他的角色是什麼呢?受害者,這場騙局中最大的受害者。女助手看著他呆滯的神態,關切地問:「方副經理,你怎麼啦?你說話呀。」

方子云停了半晌才絕望地哺哺自語道:「太突然了,讓人怎麼能相信呢?這是老天存心跟我過不去呀!」

「不可思議,太不可思議了。」另一位小姐自嘲地感慨道,「我們被人愚弄了,真看不出來劉經理居然是個騙子。其實我們早被監視了,還傻乎乎地策劃、談判,真可笑。還有你大詩人,天都塌下來了,您老人家居然還躲在屋裡寫詩。」

女助手關掉電視道:「現在還說那些有什麼用?還是商量一下我們怎麼辦吧。」

另一位小姐說:「方副經理,事情已經出來了,信不信都由不得你,還是冷靜下來面對現實吧。你是股東之一,我們是被你們公司僱來的,如果你有良心的話,趁著你手裡還掌握一點錢,馬上把我們這個月的工資發了,否則我們連回家的路費都沒有。再說,公安機關已經懷疑你了,你就是把錢留著最後也落不到你手裡,我們兩個人鞍前馬後跟著你幹了幾個月,總不能讓我們也跟著倒霉吧?」

「我腦子太亂,讓我想想。」方子云無力地坐到沙發上,讓人把煙拿給他。他點燃一支菸抽了一會兒,無可奈何地說:

「好吧,工資發給你們,你們拿上錢準備一下,明天回家吧,我把火車票錢一併發給你們。」

就在這時,房門被開啟了,一位客房服務員帶著三名穿便衣的男人走進房間,然後轉身離開了。房門被關上,其中一個男人說:「我們是安河市檢察院的,來向你們瞭解一些情況。請兩位女同志回到自己的房間去。」

兩位女助手緊張地看了看方子云,被另外兩個檢察官帶出了客房。

方子云想從沙發上站起來,剛做出動作。

「坐下,不要動!」檢察官習慣性地喝了一聲,然後目光向四周環視,從臥室的寫字桌上拿起那首尚修改的詩,看了一下,又放回原處。

方子云狠狠地抽了一口煙,強壓著火氣冷冰冰地說:「同志,我不喜歡別人不經我的同意就擅自翻看我的作品,我對這種行為很反感。」

「你這是跟誰說話?」檢察官也火了,「剛才的電視你已經看了,就不用我多說了,我不是到這兒和你聊天的,希望你端正態度,把自己的事情說清楚。」

「你怎麼知道我看電視了?」方子云間。

檢察官說,「你是雲陽公司的法人之一,你應該清楚自己要負什麼責任。可以告訴你,在找你談話之前,我們已經把所有的情況都調查過了。」

方子云把菸頭擰進菸缸,閉口不言了。

檢察官拉過一把椅子,居高臨下地在方子云對面坐下,問:

「你第一次和劉東陽見面是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談了什麼內容?」

方子云沉默。

檢察官以責令的口吻說:「回答我的問題。」

方子云仍然沉默。

檢察官似乎從方子云的沉默中感到了一線希望,威嚴地說:

「不說話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事實永遠都是事實,法律以事實為根據。」

「你錯了。」方子云終於開口了,冷言道,「法律首先把每一個人都假設成罪犯。這個我懂。從你的口吻裡我能感到,你已經把我當成罪犯了。我拒絕這種審問式的談話,我有權用我認為合適的方式維護我的人格和尊嚴。」

檢察官有些失望,換了一種口吻說:「好吧,我們坦率地談談。剛才是我態度生硬,我道歉。」

於是,方子云從怎樣與劉東陽見面開始,一五一十地將事情的經過敘述了一遍,講得非常細緻、具體。最後說:「我所講的都是事實,你們可以去調查。我對我所反應的情況可以負任何法律責任。」

檢察官點點頭:「我們已經去過玉南油田了,不但做了大量的調查,而且還依法搜查了你的房子,請你理解。到現在為止,我們是相信你的,也希望你積極配合我們的工作。」

方子云說:「這件事來得太突然了,我甚至還沒完全反應過來,還沒有真正從心理上正視這個事實。」

檢察官說:「我知道你是一位詩人,你為什麼要改行經商呢?那並不是你的特長。」

「怎麼說呢?」方子云苦笑著道,「過去有個曲線救國的說法,我就算曲線救詩吧。時代變了,詩人一文不值了。我想,如果有了錢,我就可以自費出版我的詩集,再搞一個詩社之類的活動,盡我一生所能,為詩歌的復興作一點貢獻。但是現在,全完了。」

檢察官問:「研究調味球,是你自己的主意還是別人給你的建議?」

「當然是我自己的主意。」方子云說,「我是單身,工資又不高,吃飯還是以自己做為主。每次改善生活做料包的時候都很麻煩,非常希望能有一個反覆使用的料包,時間一長,想法就出來了,這也叫實踐出真知吧。後來我把思路擴充套件了一下,覺得這個產品一定有市場,於是,就向朋友借了一筆錢,請專家幫助研究。後來錢不夠,又借了一筆。一共十五萬元。」

「是誰給你提供的資金?」檢察官問,「十五萬元可不是個小數目,眼下還有什麼能比借錢更難呢?」

「借給我錢的人叫宋一坤,是我大學的同學。」方子云答道,「我不但借到錢了,而且每次借錢都是在宋一坤自己也需要用錢的時候,而且既沒有借據也沒有利息和償還期限的口頭協定。」

「為什麼?」

「君子之交。」方子云說,「如果他向我要求什麼,或者我向他承諾什麼,我們都會感到自己侮辱了對方。這種人格的交情,商人是無法理解的。從另一個方面說,他既然借給我錢就準備擔風險了,如果我失敗了,即使給他寫了契約又有什麼實際意義?我可以自信地說,只要我肯伸手,宋一坤還會幫我。」

「那麼,」檢察官說,「作為你這一方。你有沒有想過要珍惜這種君子之交?你有沒有想過,一旦你無力償還怎麼辦?你不在乎是否對得起朋友對你的信任嗎?」

「怎麼能不想呢?」方子云嘆了口氣,停了老半天才吃力地說,「這是我考慮最多的一個問題,借錢之前在想,借錢之後還在想,這個問題自始至終困擾著我。伸手借錢,下這個決心真不容易。」

「想出來點結果沒有?」檢察官問。

「一定要回答嗎?」方子云反問。

檢察官點點頭。

方子云沉思了一會兒,說:「好吧。我可以告訴你。但是我有一個要求,就是對我下面的一段話希望你們不要公開,因為那是我的個人隱私。」

「如果與本案無關,我可以保證。」

「謝謝。」方子云自己點一支菸,說,「其實,在借錢之前我一直有自殺的念頭。我敢肯定,宋一坤瞭解我的心態,他只是照顧一個男人的面子不說而已,因為這種心態不是別人勸兩句就可以解決的。我想,我應該屬於那種有妄想症的人,我想成為大藝術家、大詩人,受人尊敬,被人崇拜。但是我生錯了年代,這個時代既不需要詩,也不需要詩人,只需要金錢。我是這個時代多餘的人,我應該屬於古樸的時代。作為詩人,詩的高貴與精深、詩的窘迫與尷尬,也只有詩人能體會。」

「但是,我不甘心。」方子云接著說,「我思索了很久,還是決定最後掙扎一下,也許我能成為命運的征服者,成為英雄,用我掙來的錢為詩歌的生存輸血。於是,我借錢了。說到借錢,我首先想到的是失敗。我早就打定主意了,既然事業上沒有前途,如果經商再失敗了,我就只能以死解脫,我會在遺囑裡寫明,我的四本尚待出版的詩集共計五百多首詩,連同我的有關詩歌方面的文稿,全部歸屬宋一坤所有,以此作為我對他的一點報答和補償。這是我惟一能做到的。」

「四本詩集能值十五萬元嗎?」檢察官平靜地問,「你剛才不是說,詩歌一文不值了嗎?」

「這就是我無能、無奈或者無賴的一面,如果你一定要從商人的角度理解的話。」方子云有種被嘲諷的感覺,並不掩飾自己的慍怒,說:「關於四本詩集的商業價值,如果我死了,可能情形就不一樣了,但我必須是已經死了,自殺了。我自信自己在社會上,至少在文學界多少還有一點知名度,其實劉東陽讓我搞廣告。推銷也正是看中了這一點。如果我死了,文學圈子多少會泛起一點漣漪,這時候詩集的商業價值有一個新聞效應的作用。說到五百多首詩的藝術價值,我認為決不是十五萬元可以衡量的。否則的話,我這個人的一生就太悲慘了。」

檢察官說:「既然宋一坤願意幫助你,你為什麼不把錢直接用在出版詩集上,而捨近求遠繞一個圈子呢?」

「恕我直言,以你的職業所標誌的學識,我對你剛才所提出的問題感到失望。」方子云搖搖頭說:「靠別人輸血活命與靠別人幫助你建立造血功能活命,你認為能一樣嗎?也許借錢兩個字對於我,本身就是一塊遮羞布,一張薄薄的紙而已,但是這張薄薄的紙卻可以支撐我的自尊,我可以接受幫助卻不能接受施捨,我想到的是體面地借錢。掙錢、還錢,至少我還想到了用最後的方式補償別人。」

檢察官冷不丁地問道:「對於你主持研究的這個專案,宋一坤給予了怎樣的評價?」

方子云愣了一下,不解地看著檢察官:「你剛才說什麼?我沒聽懂你的意思。」

檢察官只得將原話重複了一遍。

「這個問題不成立。」方子云說,「宋一坤對這個專案幾乎一無所知,怎麼可能去評價呢?」

「你說他幾乎一無所知,就是說他還是知道一點了?」檢察官追問。

方子云說:「借錢總得有個理由,我當然要向他介紹我的設想。但是他對我的介紹不感興趣,只是對我說,你不是一個輕易就肯伸手向別人借錢的人,只要你自己看準了,就幹一次試試。」

檢察官問:「你第二次向宋一坤借錢是在什麼時間?都談了什麼?」

方子云答道:「經二次借錢的事是我向他打電話提出來的,因為我從報紙上看到他的未婚妻文稿競價賣了八十多萬元,知道他有錢。具體時間我記不清了,大概是在去年十月份,他說要去上海,路過江州。在江州見面後我才知道,他去上海原來也是為了借錢,為他的未婚妻籌集出國資金。當時我很不好意思,但是五萬元對於他畢竟沒什麼大影響。我們在機場見面後他把錢交給我,隨即送我去長途車站了,他得抓緊時間買火車票。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大約半個小時左右,談了一點中國的文化市場和文學發展方向之類的問題,因為他只對這些感興趣。」

「你們一共見過幾次面?」檢察官問。

「那要看從什麼時間算起了。」方子云說,「他在江州報社工作的時候我們經常走動,他到上海以後我們之間就沒有見過面只有書信交往。他從上海回來後,除了在玉南的那次見面之外最後一次是在江州他交給我五萬元借款的時候。總之,兩次都是借錢。」

「那麼,」檢察官說,「請你談談宋一坤和他未婚妻的情況,夏英傑也是你的同事嘛。」

「這與本案有關嗎?」方子云說,「你的提問我越聽越不對味兒,你是查案子還是查別人的私生活?」

「你不必介意。」檢察官說,「凡是與你有關係的人我們都要調查,例行公事。」

無奈,方子云將自己如何委託夏英傑去探望宋一坤,夏英傑與宋一坤如何認識、發展,從頭到尾如實講了一遍。整個故事,只有一處做了改動,那就是宋一坤的一句原話:子云這個人哪,入佛門六根不淨,進商界狼性不足。這句話被改成了:如果我能幫子云,我會盡力的。

最後,方子云說:「我認為,促使夏英傑瞭解宋一坤並且選擇他的人,正是宋一坤的前妻自己,如果鄧文英不去多心的話,如果她不是廳長的女兒,如果她不是留學法國,如果她不是北京夢妮奧時裝公司副總經理的話,那麼一切都不會發生了。」

檢察官問:「你仔細想一下,你周圍的人,誰有可能瞭解你這個產品的工藝過程?」

方子云想了一會兒,說:「除了我自己之外,只有四個人詳細瞭解工藝過程,三位我聘請的研究人員,第四個人就是劉東陽,他看過所有的資料,包括錄影、圖片和檔案。另外,因為實驗室是租用農機修造廠的房子,所以廠裡的人也有可能瞭解一些情況。如果還有的話,那就是產品的技術鑑定部門,我曾向他們提供過所有資料。」

「在你與劉東陽的接觸中,你發現過不正常的情況沒有?哪怕任何一個細微的小節?」

「說實話,我根本沒有注意過,更沒有懷疑過他。如果我感覺到這個人不可靠,我是不會與他合作的。其實,到現在我都不敢相信他真是騙子。」

「那麼,你根據什麼感覺他可靠?」

「我檢視過他的身份證和名片,他舉止很有修養,待人和氣,不吹牛,不講大話,一看就是好人,誰也不會認為他是騙子。」

檢察官說:「現在你已經知道了。那麼你現在是一種什麼心情呢?或者說你在想什麼?」

「不知道,我說不上來,就是難受。渾身沒力氣,胸口堵得慌,心裡不是滋味。」方子云說,「如果這是一場騙局,那我是什麼?一方面是嫌疑犯,另一方面是受騙的傻瓜,智商低下。依我過去的那點小名氣,這次一下子有新聞了,真的要出大名了,丟人哪!我在想,莫非老天真的容不下我?」

「可以理解。」檢察官同情地點點頭,問,「劉東陽的詐騙行為對你在經濟上有什麼影響?」

「這不明擺著嘛,公司的大好形勢斷送了,盈利、分紅都成了泡影。」方子云答道,「現在,我的命運就拴在這個產品的專利權上了。我對法律懂得不多,不知道我這種情況應該承擔什麼責任,誰讓我是股東,是副經理呢?聽天由命吧。如果我不用去當劉東陽的替罪羊,如果法律部門不用我的專利權去補償劉東陽造成的損失,如果產品的專利權還能屬於我,那麼我還能有一線希望。否則,我沒有機會了。」

他們的對話每一字,每一句都被監聽、錄音。

檢察官的談話是經過精心準備的,對各種可能性都做了充分估計,他的語言看似平淡,卻處處暗藏鋒芒。而方子云的談話是在突如奇來的條件下進行的,沒有時間準備,不可能虛構一個完整的體系,他的語言雖然書生氣較濃,但可信度高。

其實,在這次正面談話之前,檢察機關已經在玉南、安河以及方子云曾活動過的幾個城市對他進行了大量而周密的調查,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方子云參與了劉東陽的詐騙陰謀,調查結果基本肯定了他是清白的,是受害者之一。這次談話,檢察官只能採取這樣的方式,這是一次明知沒有希望而又必須為之的程式。

談話進行到這個程度,看上去已經沒有什麼話題了。但是檢察官仍不肯放棄努力,說道:

「這次受害的農民有八十多個,他們之中,被騙金額最少的是六萬元,最多的是十二萬元,而這些受害者絕大多數來自邊遠貧困地區,他們的錢,有的是村裡各家各戶湊起來的,有的是學校向學生家長集資的,有的是向親戚朋友四處借來的。電視曝光後,他們很快就會知道被騙的真相,後果會怎麼樣呢?可以想象他們會瘋了、會絕望、會痛不欲生,接著就是逼債。毆鬥、自殺之類,失去理智的農民什麼事都可能幹出來。」

「你想暗示我什麼?你的話使我感到很不舒服。」方子云直言不諱地說,「好像所發生的一切都是我的責任,是我喪盡天良。這個世界每天都有災難發生,波黑在進行戰爭,非洲難民如潮,還有車禍、火災、兇殺、搶劫,難道都是我的責任?我也同情受騙的農民,我心裡也難過,我自己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能怎麼樣呢?如果你們認為我也有罪,殺頭、坐牢都可以,我無話可說。在中國,連將軍、部長甚至國家主席都可以冤死,我一介草民又算什麼呢?」

「你理解錯了,我只是想告訴你事情的嚴重性,沒有別的意思。」檢察官淡淡一笑,說:「明天你和我們一起回安河,我們還需要向你瞭解情況,你也需要回去處理一下公司方面的事務。希望你不要背思想包袱,也不要有其它的消極念頭,要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一切都是能搞清楚的。」

方子云說:「我聽從你們的安排。」

「那好,你休息吧。」檢察官從椅子上站起來,似乎要離開房間了,卻忽然問道:「能不能告訴我,你寫的那首詩是什麼意思?特別是那兩句,上帝從不寬容弱者,上帝只承認結局而從不問為什麼。那是否說明了你對倫理道德的一種理解?」

「一個詩人,一個腦子裡只有藝術的人,卻不得不去從事他一竅不通的商業活動,上帝高雅嗎?公平嗎?」方子云站起身,冷漠而又自嘲地說:

「這首詩寫的真不是時候,那是隻有成功者才有資格抒發出來的滄桑。看到公司的形勢很好,我以為自己成功了,是命運的征服者,誰知這首詩還沒來得及修改完美,一切就變了。真是莫大的諷刺。」

冒名劉東陽的人連同他所攜走的七十五萬美元鉅款無影無蹤,毫無線索。

專案組認定,雲陽公司詐騙案是一起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高智慧經濟犯罪,無論後臺人物是誰,實施這項計劃都必須具備以下三個基本條件——

一、瞭解調味球的全部生產工藝。

二、具備兩百萬以上的經濟實力。

三、有精幹的執行人。

方子云作為產品專利持有人,與罪犯一道來安河市投資,既是股東又是法人代表之一,具備同謀作案的一切條件,有重大嫌疑,被專案組列入首要調查物件。然而,當各路調查結果彙總之後,方子云被排除嫌疑了,他是清白的。

於是,作為向方子云提供科研資金的人,宋一坤被列為新的調查焦點,圍繞著資料、資金和執行人三個問題,專案組展開了新一輪全面調查。

在海口,偵查人員搜查了宋一坤的住所,沒有發現任何疑點。主要詢問內容如下——

偵查員:你連方子云想幹什麼都不瞭解,而且他連張惜條都沒打,這樣借錢給他,你認為合乎情理嗎?

宋一坤:我自己做的事情,不需要考慮別人是否認為合不合情理,符合我們之間的情理就可以。

偵查員:你第二次借錢給方子云,正是你向趙洪借錢的時候,這一齣一進,你不覺得很矛盾嗎?

宋一坤:少了五萬元對我來說並不影響夏英傑出國,但對方子云就是一個邁不過去的坎。

偵查員:據我們瞭解,你可以從許多朋友那裡借到錢,卻為什麼捨近求遠,一定要到上海找趙洪借錢呢?其實趙洪並不是大戶。

宋一坤:因為趙洪借過我的錢,而且是在沒有任何經濟擔保的情況下,所以向他借錢比較容易開口。至於是否能從別人那裡借到錢,我沒有那個自信。

偵查員:在你三次離開海口當中,見過方子云幾次?是在什麼時間?談了多久?他都給了你什麼東西?

宋一坤:見過一次,大約是去年十月份,呆了約半個小時,大部分時間是在從機場到長途車站的計程車上。另外更正一下,不是他給我東西,而是我給他五萬元現金。

偵查員:你為什麼不與夏英傑一起出國呢?

宋一坤:這是我和夏英傑之間的事,每個家庭都有自己對生活的安排,我們也是如此。

偵查員:你一個人呆在海口做什麼?

宋一坤:夏英傑是作家,而且是非常有前途的作家,我理當幫她一把,所以我搞文學創作理論研究。資料全在電腦裡,你們已經看到了。

在北京,偵查員對鄧文英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詢問,主要內容如下——

偵查員:談談你對宋一坤的看法。

鄧文英:我恨他。

偵查員:為什麼?

鄧文英:他傷害了我的自尊,僅此而已。

偵查員:我是說,他的人格、人品怎麼樣?你曾是他的妻子,你是最瞭解他的。

鄧文英:怎麼說呢?他這個人讓你覺得非常平淡,淡得沒有一點味道,但你又總能感到一種居高臨下的東西在你頭上,那是一種無法形容的東西。你總是錯的,你不由自主覺得自己渺小,那種感覺讓你難以忍受,直想大喊大叫,但你又控制不住自己從心裡喜歡他。

偵查員:宋一坤在玉南油田借給方子云十萬元錢,當時你們還沒有離婚,這件事你應該知道吧。

鄧文英:我知道,他告訴我了。

偵查員:他讓方子云用這筆錢幹什麼?

鄧文英:方子云打算經商,至於怎麼用這筆錢那是方子云自己的事,宋一坤不會干涉,否則就不會借給他。

偵查員:方子云一共向宋一坤借了十五萬元,竟然連張借據都沒寫,你認為可能嗎?

鄧文英:以他們之間的關係,完全可能。他們的關係看似平淡,但境界和文化層次很高,很純淨。

在上海,趙洪向辦案人員出示了宋一坤借款三十萬元的契約,並回答了有關提問,主要內容如下——

偵查員:宋一坤惜錢做什麼?

趙洪:隨便他做什麼,那是他自己的事,我只相信他到期能把本息還給我。不過我還是告訴你,他借錢是為了給他未婚妻出國籌資。

偵查員:宋一坤的朋友不少,借錢對他來說不算太難,為什麼他只向你借錢呢?

趙洪:那說明我們之間更有信用。

偵查員:宋一坤除了借錢,還約見過哪些人?

趙洪:在上海,能和他稱得上朋友的只有我一個。從他下火車進上海到他上飛機離開上海,我一直都陪著他,不會錯的。

在江州,王海接受了專案組的詢問——

偵查員:據我們掌握,你曾兩次去海口面見宋一坤,你找他做什麼?

王海:朋友之間,非得有事才去嗎?太勢利了吧?我就是想去看看他。鞏固一下關係。

偵查員:為什麼要鞏固?你們不是很好嗎?

王海:不一樣,過去我們之間商業合作的關係多一點,但是我希望有他這樣的朋友,和他這樣的文化人在一起我會覺得自己有面子。現在社會上對有錢的人都有一種看法,認為我們太俗,也許我們真的俗。

偵查員:他向你借了多少錢?

王海:借錢?我聽不懂你的意思,你想知道什麼就照直問,我沒必要瞞你什麼,你也不要繞圈子。

偵查員:我是問,他向你借過錢沒有?

王海:沒有。

在深圳,宏遠建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周立光接受了專案組人員的詢問,主要內容是——

偵查員:你與宋一坤在上海分別後,他來找過你或者你去找過他沒有?

周立光:沒有。我們之間有幾次電話聯絡,互相問個好,從沒見面。

偵查員:電話聯絡中,你們討論過什麼事情沒有?比如向你借錢?

周立光:絕對沒有,我對我所講的情況可以負任何法律責任。不過,假如他真有困難找到我的話,我一定會盡力幫助他。

偵查員:為什麼?

周立光:我很敬重這個人,有思想,有性格。

另外,專案組在安河市僑務部門的配合下,通過非官方渠道與羅馬的某個有一定活動能力的華僑取得電話聯絡,委託他通過適當的方法瞭解一下夏英傑的生活以及歐亞文化藝術傳播公司的資產狀態。羅馬的資訊很快反饋回來,與宋一坤在海口所提供的情況完全吻合。這就是說,宋一坤的資產狀況是清楚的。

對宋一坤的調查是周密細緻的,各路調查結果彙總、分析,沒有發現疑點。宋一坤的生活從時間、地點、人證、物證,一切都清清楚楚。在專案組的第三次案情分析會上,對宋一坤的情況進行了論證。

有一點是至關重要的:無論策劃這場騙局的幕後人有多麼高明,策劃騙局,決不可能在專利產品研究出來之前進行,這是一個分界線。

冒名劉東陽的人首次出現是在安河市,參加一個招商引資大會,時間是九三年十一月中旬,賓館的記錄和招商大會的工作人員都證實了這一點。而宋一坤與方子云的見面時間是一九九三年十月下旬,兩者之間相距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那麼,假設方子云撒謊了,假設那次見面宋一坤接觸到產品資料了,假設宋一坤就是幕後人。宋一坤從接到資料到分析、研究、策劃,到籌集兩百萬元資金,到挑選、確定執行人,到聯絡、購買各種假證件,只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在這樣短的時間內要完成這樣大的工作量,幾乎不可能。即使能做到,這種大規模的籌資和突發性的人員變動也不可能沒有一點痕跡。

再者,假設幕後人是宋一坤,他的動機是什麼?要知道,雲陽公司的前景非常可觀,其長遠效益決非騙局的利益可比較,沒有理由將這樣好的形勢斷送掉。況且,夏英傑出名、出國,他們有自己的公司和事業,有文化層次很高的社會活動,沒有必要去鋌而走險。

更重要的是,宋一坤沒有兩百萬元的資金條件,沒有執行人的人員條件。

於是,宋一坤被排除嫌疑。

於是,偵查工作陷人僵滯。

專案組重新對案情進行研究,認為這場騙局中有兩個現象不容忽視——

一、冒名劉東陽的人出現的時間與具備策劃騙局條件的時間相比較,前者的時間明顯超前,這可能說明,在方子云還沒有徵尋投資商之前,詐騙組織已經存在了。

二、騙局是在合法經營利益高於詐騙利益條件下收場的,從策劃者利益驅動的心理分析,不符合邏輯,這其中一定有非常特殊的原因。

因此,專案組大膽提出了這樣一種假設:

策劃者是一個專業詐騙集團,具備資金、人員、組織等一系列運作條件,有豐富的金融、法律知識,有一定的詐騙經驗和系統的策劃能力,專門在社會上物色適合詐騙的物件,一旦發現便能迅速捕捉目標實施詐騙,而不需要任何籌集資金,選配人員,製做證件等前期準備工作。方子云的專案被策劃者選中完全是一種偶然性,因為這個專案具備了策劃者預先設定的某些條件。

策劃者在雲陽公司發展前景看好的情況下收場,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擔心投資人的身份由假到真、由黑變白的過渡當中出現差錯,前功盡棄,所以不得已而為之。二、詐騙的運作資金可能是挪用公款,有嚴格的使用時間,必須在預定的期限內歸位。

根據這個假設,專案組重新劃出了一個偵查範圍:一、策劃者十分熟悉安河市,有可能是安河市人或在安河附近。二、策劃者具有專業知識強、運作規模較大、週期較長、投入資金額較高,其公開身份很可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三、策劃者有可能是金融系統的人,或與銀行關係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