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物色「執行人」成了宋一坤制定的整個計劃的關鍵，這個人直接關係著計劃的實施，更關係著安全保障。葉紅軍回到羅馬後立即著手物色人選，儘管他的內心是不安的，是自責的，但是一種無法抗拒的東西在驅動著他，使他不自覺地加入了這個行列。他有「華商資訊諮詢公司」的資訊庫，有多年從事僑務工作的基礎，有廣泛的交際和良好的口碑，因此，也只有他有能力，有條件，有把握完成此項工作。
確切地說，自大學畢業後他與宋一坤的交往並不多，在十幾年裡，宋一坤只請他辦過兩件事，第一件事是請他在奧地利調查「鐵鷹集團公司」董事長高天海，第二件事就是將王海、孫剛移民到奧地利。
從調查高天海到夏英傑的八十萬元文稿競價，這期間相隔了幾年的時間，也不存在必然的聯絡。葉紅軍從這件事的起因、變化和結果再一次領略了宋一坤的生存藝術。回憶起來，那已是一九九○年的往事了——
那年，上海「鐵鷹飯店」臨近落成，圍繞著飯店的裝修工程，各家有背景、有關係的裝修公司之間明爭暗鬥，競爭得難解難分。宋一坤自知正面競爭無望，便讓手下找來一堆鐵鷹集團的內部宣傳刊物《鐵鷹月報》和一本《鐵鷹集團概況》宣傳畫報進行研究，試圖有所啟發。
宋一坤研究了兩年來的二十多期簡報，有一個情況引起了他的注意，高天海因業務需要曾三次出國，去過七個歐洲國家，其中六個國家均只去過一次，惟獨奧地利去了三次，這就是，他每次出國都要去一次奧地利，然而，除了六國之外，「鐵鷹集團」惟獨與奧地利沒商務聯絡。高天海去其他國家，接待他的都是相關企業領導人，而他三次去奧地利，接待他的均是華僑協會，並無商業背景。這說明，他與那裡的某人或某事有著非同一般的關係。
宋一坤意識到這可能是一種機會，如果葉紅軍能從海外打通關係，這種曲線切人的方法總比在國內行賄無門多了一線希望，如果能在董事長高天海身上開啟缺口，就能達到出奇制勝的效果。
他馬上給當時僑居維也納的葉紅軍打電話，介紹了背景、線索和目的，請葉紅軍瞭解高天海與華僑協會的關係，爭取找到機會有所突破。
葉紅軍很快打聽到：高天海與華僑協會並沒有聯絡，他三次來維也納，接待他的均是一個名叫「田玉青」的人，田玉青是華僑協會的一名理事，經營一家百貨商店，兼做移民生產，搞簽證辦居留很有辦法。
葉紅軍認識田玉青，但並沒有貿然去找他，而是巧妙地從田玉青周圍的人中間打探訊息，搞清田與高之間的關係。葉紅軍瞭解到：原來田與高是經一個香港人認識的，並無深交。高天海來奧地利的目的並不是找田玉青，而是來找情婦。該女子名叫周麗，北京人，現居格拉茨，擁有一家餐館和一套住房。周麗從北京移民奧地利是田玉青經辦的，中間人也是香港商人。所不同的是，田玉青是先認識周麗，後來才認識的高天海，據說那位港商曾是周麗的未婚夫，周麗的財產也是港商給的。
言者無意，聽者有心。葉紅軍從「華僑大學生互助會」的名單裡查出周麗在北京和格拉茨的兩處地址，立即往國內打電話請北京的朋友瞭解周麗的家庭背景，同時親自去格拉茨調查周麗的財產狀況，從而進一步瞭解到：周麗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境並不富裕，而周麗卻在格拉茨以二十六萬美元買下一套房子，二十萬美元買下一家餐館。
葉紅軍冷靜分析了情況之後認為，田玉青已經不重要了，應該把文章直接做到高天海身上，拿到制服高天海的證據，他把情況和想法打電話告訴了宋一坤，並提出了一個要求：找個相關的藉口接觸田玉青，瞭解內幕，套取證據。
宋一坤只講了一句話：虛構一個比高天海更有地位、更有黑錢、更需要安全操作的移民生意。
葉紅軍經過了精心策劃，虛構了一個神秘的故事，第一次見田玉青就給了他一萬先令的定金，可謂背景不小。田玉青為了證明自己萬無一失，列舉了許多例項，講出了很多情節、數字。葉紅軍以一萬先令的代價掌握了高天海出資移民周麗的全部內幕，從而也得知，那位所謂的「港商」其實不過是田玉青的一位老鄉。
至此，宋一坤已經拿到了與高天海直接對話的王牌。但事情發展到這個程度，也變得複雜了。宋一坤經過再三考慮，決定放棄這次競爭裝修工程的機會，留著這張牌等以後有條件時再派用場。這個決定基於三個原因：一、暴露了葉紅軍，使他在海外不好做人。二、葉紅軍有可能因此受到報復，失去人身安全。三、赤裸裸地去敲詐乃小人之舉，不夠君子之度，從人格上不能使心理平衡。
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但無意中卻給王海、孫剛不久後的出國鋪平了道路。
轉眼幾年過去了，葉紅軍也從奧地利移居到了義大利，好像羅馬的「風水」對他更好一點。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人事的變遷，無論高天海再發生什麼事，再也不會有人將「葉紅軍」與「高天海」這兩個名字聯想到一起了。
回憶往事，審視眼前，葉紅軍感到如果當年調查高天海只是一點小聰明的話，那麼這次物色「執行人」則需要更嚴謹的思維、更準確的選擇、更周密的策劃。這是一錘定音的決定性之舉，也是把良心交給上帝的性命賭博，容不得有一絲一毫的失誤。
葉紅軍反覆研究了宋一坤制定的關於物色「執行人」的六項條件，他認為，現有的六條是不夠的，結合實際情況來看，還應該增加三條原則——
一、物色過程嚴格保密的原則，不能讓周圍的人看出任何活動過程的痕跡，不留任何疑點。
二、在特定的時間段裡，「執行人」必須有充分理由證明自己不在中國的原則，預防萬一之萬一。
三、不向宋一坤報告「執行人」情況的原則，萬一情況惡化，不能讓宋一坤受到這個方面的牽連。
葉紅軍感到更有把握了。
方子云已被報社提出兩次警告，他離除名已經不遠了。另一方面，他把能夠變賣的東西都變賣了，就剩下自己一把骨頭，周圍的人都在議論：這個詩人腦子出毛病了。
在別人眼中，他負債累累，像輸紅了眼鋌而走險的賭徒，無論過去寫詩還是現在經商，都具有瘋子的特徵。然而只有他自己清楚；不久的將來，他將不再是窮酸的詩人，財富將使詩歌在他的生命裡真正成為一種藝術、一種高雅、一種品位。
「方氏保健調味球」尋求投資商的資訊在一家衛星電視臺播出後，每天都有諮詢電話打來，報社文藝版編輯室一時間幾乎變成了諮詢中心，這下又把領導激怒了，把方子云召到辦公室個別談話。方子云則連夜「私訪」了報社幾位主要領導的家，還請編輯室的同事們到一家餐館光顧了一番。
其實，他完全可以不用編輯室的電話號碼，他是有意這樣做的，要的就是「眾所周知」的效果，這樣才能「說得清楚」。而報社之所以沒有將他除名，除了想給他留條生路外，更多的是想留住一個人才。作為文藝版的編輯，他畢竟是稱職的。
這天上午，方子云正在編輯室審閱稿件，同事領著一個陌生男人進來，對他說：「子云，有人找你。」
方子云和另外兩位編輯同時抬起頭向客人望去。來訪者中等身材，相貌一般，戴著一副眼鏡，穿著灰色西褲和黑色皮茄克，左臂彎搭著一件呢子大衣，右手提著一隻皮箱，裝束很平常。
方子云坐著沒動，問：「你是誰？找我有什麼事？」
陌生人放下皮箱，取出一張名片遞上說：「我是根據電視廣告提供的線索找到這裡的。」
名片上印著：深圳三陽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劉東陽。
方子云說：「對不起，能否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證？我不能憑一張名片就接待你。」
他的態度有些生硬，因為他無法確定此人是否他應該服從的人，如果不是，他必須從一開始就把事態往失敗的方向引導，他只能與專門派來的人進行合作。
陌生人注意到了對方的態度不夠熱情，他取出身份證遞上說：「方先生，是你在衛星電視上釋出訊息尋求投資商，投資商出現後，你應該真誠合作。我是來談生意的，不是文學愛好者。」
方子云和另外兩個編輯部笑了。
「投資商出現後，你應該真誠合作」這是宋一坤寫在紙上十個重要事項第五條的前兩句話，對方講得一字不差。方子云心中有數了。
身份證上顯示：劉東陽，男，一九六○年十月十七日出生，北京人，住北京朝陽區三里廟衚衕七十五號。身份像看不清楚，因為中國的身份證照片全是一個犯人模樣，根本無法辨認。
方子云將身份證還給劉東陽，拉過一把椅子請他坐下，說：
「房地產是大生意，你怎麼會看上我這個小專案呢？」
「方先生過謙了。」劉東陽說，「調味球方便、保健，應是家庭廚房必備的東西。中國有幾億個家庭，有百分之一的家庭購買就不得了。這個產品投資規模可大可小，機動性很強，發展前景不可估量，所以我感興趣。」
方子云說：「我每天接到很多聯絡電話，但親自上門洽談的你是第一個，我相信你的誠意。你是以個人名義還是以房地產公司的名義來洽談？」
「以我個人的名義。」劉東陽解釋道，「我從四川來，剛在安河市參加一個招商會。三陽公司是我們三個親兄弟合辦的，取每個人名字的‘陽’字，所以叫三陽。兄弟之間的合作難免受到家屬的影響，說不清是工作矛盾還是家庭矛盾，最後分家了，各幹各的。我去四川就是為了找專案，但是收穫不大。我的資金有限，規模太大幹不了，小打小鬧不想做，一定要找合適的專案，關鍵是要有發展前途。」
方子云說：「關於產品的認證等級、專利證明和現有原料、裝置等情況，你在電視上都看到了，我想聽聽你的想法，你總不會盲目來找我。」
劉東陽說：「具體內容我們雙方協商，我只談兩個基本意見。第一，四川的飲食文化全國知名，安河市勞動力便宜，而且我知道有一幢現成的辦公樓要出租，安河市對外地投資也有優惠政策，從地利上考慮，廠子辦到四川安河市比較合適。第二，既然是專利技術就要獨家生產，廣告宣傳的規模要上去，生產規模也不宜太小，根據我的能力，我大概能籌集兩百萬元投資。」
「兩百萬，出乎我的想象。」方子云說，「我只能以技術入股，你把投資額定這麼高，我怕連湯也喝不到了。」
劉東陽問：「你開發產品的總投入是多少？」
「有據可查的是十六萬。」方子云答道，「我為這個產品連命都快搭上了，你不會理解的。」
劉東陽說：「如果你願意，而且索價合理，我更傾向於買斷專利，這對你我都省事。」
「這不可能。」方子云搖搖頭，又看了一下手錶說，「我現在是工作時間，不宜談私事，中午下班後我們可以找個地方詳談，我帶你到存放裝置的地方看看。不過我必須先宣告，如果合作的話我只能採取停薪留職的方式，按報社的規定每年要上交七千二百元，我現在就差沒賣掉自己了，在盈利之前我拿不出這筆錢。」
「每月六百元，不算大問題。」劉東陽站起身說，「我住東方大酒店四o一四房，下班後你來找我，可以嗎？」
「可以。」方子云站起來，握手送客人出門。
整個見面過程編輯室的同事都看到了，每個人都是見證人效果非常好。
客人剛走，一位同事便說，「子支，你時來運轉了，我勸你把專利賣給他，保險。」
另一位同事也說：「你現在風險太大了，見好就收吧，少賺幾個總比負債強，你不是做生意的材料。」
方子云表情很嚴峻，說；「既然已經冒險了，就得走下去。賺個十萬八萬的，我自費出版四本詩集再還掉利息，還能剩什麼呢？又回到無產階級隊伍了。」
三天後，玉南市公證處受理了劉東陽與方子云的合作協定，公證內容主要有：
一、由劉東陽出資兩百萬元人民幣，方子云出技術和部分裝置，雙方合作創辦「雲陽調味器皿有限公司」。
二、公司設在四川省安河市。
三、劉東陽佔70％的股份，全面負責公司管理。方子云佔30％的公司股份，負責技術指導和銷售業務。
四。方子云的停薪留職費每年七千二百元，由公司先行墊付，分紅時從方子云的紅利中扣除。
一切都經過預先設定，卻又必須嚴肅認真地表演下去。方子云實在看不透煙幕後面的東西，也很難將宋一坤在神與鬼之間劃出一道鮮明的界線。在他心目中，宋一坤是一個看不見、摸不著卻又常常感到他存在的幽靈，是一個釋放能量而又不動聲色的幽靈。
擁有這樣強有力的朋友他應該是幸運的，而幸運之中卻也難免有可怕的感覺。
奧地利國維也納格拉普爾有限公司的鍍金標牌與其他公司的標牌一起，赫然鑲貼在江州國際飯店大廳的牆壁上，不知內情的人一定會以為那是一傢俱有相當實力的外國公司，僅國際飯店的房價和服務規格就是一個有力的佐證。
其實，格拉普爾在維也納只是一家餐館的名稱，原是一位德國人創辦的，後來餐館幾經轉賣，一直都沿用這個名稱。到了王海和孫剛手裡，這個洋味十足的名稱便漂洋過海來到了中國。
九十年代，中國政府最關注的事情之一就是國有企業的虧損問題，《企業破產法》缺乏配套的社會保障機制，虧損企業職工的安置問題已經成為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國家領導人先後在各地召開專題會議，研究對策。
資金！資金！
中國迫切需要資金，企業迫切需要資金，國債的發行量一年比一年多，銀行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為了吸引投資，地方政府努力改善投資環境，出臺優惠政策，諸如文化搭臺經貿唱戲的招數層出不窮，從武術到花卉，從飲食到民俗，凡是可以用來搭臺的材料全都用上了。更有甚者，有人苦於本地區一清二白，竟「引經據典」把一座歷史上早有定論的帝王陵墓從千里之外遷進自己的地方誌，於是大興土木，招來國內外大批學者和遊客，居然也富了一方百姓。
宋一坤正確估計了大氣候，大氣候也為宋一坤提供了寶貴的機會。原來時勢不僅可以造就英雄，也同樣可以造就出別的東西。而他的人格投資和戰略遠見又為他抓住機會提供了資金和人力的保障。
王海有宋一坤的指揮，膽更壯了。他有過經驗也有過教訓。
經驗告訴他，只要有宋一坤指揮，不必問為什麼，不必知道原理，只要服從命令就可以發財。而教訓則告訴他，一隻掄炒勺的手絕對搶不起一支將軍的紅藍鉛筆。
現在，王海和孫剛只知道服從，他們沒有理由不相信宋一坤。即使天塌下來，宋一坤的命也比他們的命值錢，死亡與受傷畢竟有本質的區別。
四十天內籌集兩百萬元人民幣對王海和孫剛來說並不算難事，難就難在「秘密」二字，難在這麼大一筆錢怎麼攜帶？怎麼轉移？要知道，兩百萬元人民幣即使全部是一百元面值，也需要裝滿四隻皮箱，其風險不可想象。
為此，王海和孫剛採取了層層分解、化整為零的方式，先後從維也納帶進十三萬美元現鈔，又以探家的名義從僑鄉親戚朋友那裡秘密籌借十一萬美元。他們將二十四萬美元現鈔悄然地集中在江州，存放在國際飯店格拉普爾公司總經理辦公室的保險櫃裡。為了這筆錢的安全，孫剛不得不與王海一道留在江州，輪流在辦公室值班，等待著專人來取。
這大下午，格拉普爾有限公司與江州皮革廠的新一輪談判在皮革廠會議室舉行。馬拉松式的談判進行一年了，意向協議簽定之後，正式協議遲遲定不下來，總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總是不停地開會、不停地研究。
對於合資，皮革廠的態度一直是半信半疑。外商機構常駐國際飯店，工程師、會計師、法律顧問、司機、文秘等等，人員組織齊備，每天都要付出相當可觀的開支，從這一點上看讓人不能不信，而儘管中方一再讓步，外商卻得寸進尺，條件要求越來越苛刻，大有刁難。拖延之嫌，看不出實質的誠意，又讓人不能不懷疑。皮革廠不明白，格拉普爾公司這樣打消耗戰究竟是為了什麼？
皮革廠的困境已經跌到了建廠歷史的最低點，廠裡除了值班人員和個別車間零星的生產之外，絕大多數職工都呆在家裡靠領取基本生活費度日。積極走向外資，這不僅是市政府和主管部門的要求，皮革廠也希望藉助外資迅速改變工廠的困境。談判對職工畢竟意味著一線希望，對廠長畢竟意味著權力的延續。
王海將一部價值兩萬元的手提電話機以借用的名義贈送給馬廠長，這似乎是聯絡私人感情，而廠方卻從中又看到了一點外商的誠意。當外商正式提出了獨資的要求時，廠方一時竟不知所措，急忙向主管部門彙報，研究應變對策。廠方意識到：或成功、或失敗，最後的時刻到了。
正如宋一坤所預料的那樣，皮革廠上級主管部門態度十分明確，指示皮革廠一定要爭取談判成功，外商獨資與合資相比，獨資對江州的意義更大：
一、盤活了國有資產。
二、甩掉了虧損企業的沉重包袱。
三、引進了更多的外資。
四、提供了新的就業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