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想說明單憑意志的力量能夠完成什麼事業，只須仔細想一下與開鑿蘇伊士運河時必須克服的困難有關的歷史記載即可。一位見證人用令人印象深刻的寥寥數語，記錄下了這項偉大工程的作者所講述的整個故事：
日復一日，不管遇到什麼事情，他都在講著那個關於運河的驚人故事。他講述他所戰勝的一切、他如何把不可能變為可能、他遇到的一切反對意見、與他作對的所有聯盟，他經歷的所有失望、逆境和失敗，都沒能讓他灰心喪氣。他追憶英國如何打擊他、法國和埃及如何遲疑不決、工程初期法國領事館如何帶頭反對他，以及他所遇到的反對的性質，有人試圖用拒絕供應飲水，使他的工人因口渴而逃跑。他還談到，海軍部長和工程師、一切富有經驗、受過科學訓練並且有負責心的人，全都自然而然變成了他的敵人，他們全都站在科學立場上，斷定災難就在眼前，預言它正在逼近，並且計算出它會在某日某時發生，就像預測日食一樣。
涉及所有這些偉大領袖生平的書，不會包含太多的人名，但是這些名字卻同文明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聯絡在一起。
2．領袖的動員手段：斷言、重複和傳染
如果想在很短的時間裡激發起群體的熱情，讓他們採取任何性質的行動，譬如掠奪宮殿、誓死守衛要塞或陣地，就必須讓群體對暗示作出迅速的反應，其中效果最大的就是榜樣。不過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群體應當在事前就有一些環境上的準備，尤其是希望影響他們的人應具備某種品質，對於這種有待於做深入研究的品質，我稱之為名望。
但是，當領袖們打算用觀念和信念——例如利用現代的各種社會學說——影響群體的頭腦時，他們所藉助的手段各有不同。其中有三種手段最為重要，也十分明確，即斷言法、重複法和傳染法。它們的作用有些緩慢，然而一旦生效，卻有持久的效果。
作出簡潔有力的斷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證據，是讓某種觀念進入群眾頭腦最可靠的辦法之一。一個斷言越是簡單明瞭，證據和證明看上去越貧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時代的宗教書和各種法典，總是訴諸簡單的斷言。號召人們起來捍衛某項政治事業的政客，利用廣告手段推銷產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斷言的價值。
但是，如果沒有不斷地重複斷言——而且要儘可能措辭不變——它仍不會產生真正的影響。我相信拿破崙曾經說過，極為重要的修辭法只有一個，那就是重複。得到斷言的事情，是通過不斷重複才在頭腦中生根，並且這種方式最終能夠使人把它當作得到證實的真理接受下來。
只要看一看重複對最開明的頭腦所發揮的力量，就可以理解它對群體的影響。這種力量是來自這樣一個事實，即從長遠看，不斷重複的說法會進入我們無意識的自我的深層區域，而我們的行為動機正是在這裡形成的。到了一定的時候，我們會忘記誰是那個不斷被重複的主張的作者，我們最終會對它深信不移。廣告所以有令人吃驚的威力，原因就在這裡。如果我們成百上千次讀到，x牌巧克力是最棒的巧克力，我們就會以為自己聽到四面八方都在這樣說，最終我們會確信事實就是如此。如果我們成百上千次讀到，y牌藥粉治好了身患頑症的最知名的人士，一旦我們患上了類似的疾病，我們終究會忍不住也去試用一下。如果我們總是在同一家報紙上讀到張三是個臭名昭著的流氓，李四是最誠實老實的人，我們最終會相信事實就是如此，除非我們再去讀一家觀點相反、把他們的品質完全顛倒過來的報紙。把斷言和重複分開使用，它們各自都具備足夠強大的力量相互拼殺一番。
如果一個斷言得到了有效的重複，在這種重複中再也不存在異議，就像在一些著名的金融專案中，富豪足以收買所有參與者一樣，此時就會形成所謂的流行意見，強大的傳染過程於此啟動。各種觀念、感情、情緒和信念，在群眾中都具有和微生物一樣強大的傳染力。這是一種十分自然的現象，因為甚至在聚整合群的動物中，也可以看到這種現象。馬廄裡有一匹馬啃咬食槽，另一些馬也會起而效尤；幾隻羊感到驚恐，很快也會蔓延到整個羊群。在聚整合群的人中間，所有情緒也會迅速傳染，這解釋了恐慌的突發性。頭腦混亂就像瘋狂一樣，它本身也是易於傳染的。在自己是瘋病專家的醫生中間，不時有人會變成瘋子，這已是廣為人知的事情。當然，最近有人提到一些瘋病，例如廣場恐懼症，也能由人傳染給動物。每個人都同時處在同一個地點，並不是他們受到傳染不可或缺的條件。有些事件能讓所有的頭腦產生一種獨特的傾向以及一種群體所特有的性格，在這種事件的影響下，地處遙遠的人也能感受到傳染的力量。當人們在心理上已經有所準備，受到了我前面研究過的一些間接因素的影響時，情況尤其如此。這方面的一個事例是1848年的革命運動，它在巴黎爆發後，便迅速傳遍大半個歐洲，使一些王權搖搖欲墜。
很多影響要歸因於模仿，其實這不過是傳染造成的結果。我在另一本著作中對它的影響已經作過說明，因此這裡我只想抄一段15年前我就這一問題說過的話。下面引述的觀點已由另一些作者在最近的出版物中作了進一步的闡發。
人就像動物一樣有著模仿的天性。模仿對他來說是必然的，因為模仿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正是因為這種必然性，才使所謂時尚的力量如此強大。無論是意見、觀念、文學作品甚至服裝，有幾個人有足夠的勇氣與時尚作對？支配著大眾的是榜樣，不是論證。每個時期都有少數個人同其他人作對並受到無意識的群眾的模仿，但是這些有個性的人不能過於明目張膽地反對公認的觀念。他們要是這樣做的話，會使模仿他們變得過於困難，他們的影響也就無從談起。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過於超前於自己時代的人，一般不會對它產生影響。這是因為兩者過於界線分明。也是由於這個原因，歐洲人的文明儘管優點多多，他們對東方民族卻只有微不足道的影響，因為兩者之間的差別實在是太大了。
歷史與模仿的雙重作用，從長遠看，會使同一個國家、同一個時代的一切人十分相似，甚至那些好像堅決不受這種雙重影響的個人，如哲學家、博學之士和文人，他們的思想和風格也散發著一種相似的氣息，使他們所屬的時代立刻就能被辨認出來。如想全面瞭解一個人讀什麼書，他有什麼消遣的習慣，他生活於其中的環境，並沒有必要同他作長時間的交談。
傳染的威力甚大，它不但能迫使個人接受某些意見，而且能讓他接受一些感情模式。傳染是一些著作在某個時期受到蔑視——可以拿《唐豪塞》為例——的原因，就在幾年後，出於同樣的原因，那些持批評態度的人，又會對它們大加讚賞。
群體的意見和信念尤其會因為傳染、但絕不會因為推理而得到普及。目前流行於工人階級中的學說，是他們在公共場所學到的，這是斷言、重複和傳染的成果。當然，每個時代創立群眾信仰的方式，也大都如出一轍。勒南就曾正確地把基督教最早的創立者比作「從一個公共場合到另一個公共場合傳播觀念的社會主義工人」；伏爾泰在談到基督教時也注意到，「在一百多年裡，接受它的只有一些最惡劣的敗類」。
應當指出，與我前面提到的情況相似，傳染在作用於廣大民眾之後，也會擴散到社會的上層。今天我們看到，社會主義信條就出現了這種現象，它正在被那些會成為它首批犧牲者的人所接受。傳染的威力是如此巨大，在它的作用下，甚至個人利益的意識也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由此解釋了一個事實：得到民眾接受的每一種觀念，最終總是會以其強大的力量在社會的最上層紮根，不管獲勝意見的荒謬性是多麼顯而易見。社會下層對社會上層的這種反作用是個更為奇特的現象，因為群眾的信念多多少少總是起源於一種更高深的觀念，而它在自己的誕生地往往一直沒有什麼影響。領袖和鼓動家被這種更高深的觀念征服以後，就會把它取為己用，對它進行歪曲，組織起使它再次受到歪曲的宗派，然後在群眾中加以傳播，而他們會使這個篡改過程更上一層樓。觀念變成大眾的真理，它就會回到自己的發源地，對一個民族的上層產生影響。從長遠看是智力在塑造著世界的命運，但這種作用十分間接。當哲學家的思想通過我所描述的這個過程終於大獲全勝時，提出觀念的哲人們早已化為塵土。
3．名望
利用斷言、重複和傳染進行普及的觀念，因環境而獲得了巨大的威力，這時它們就會具有一種神奇的力量，即所謂的名望。
世界上不管什麼樣的統治力量，無論它是觀念還是人，其權力得到加強，主要都是利用了一種難以抗拒的力量，它的名稱就是「名望」。每個人都瞭解這個詞的含義，但是其用法卻十分不同，因此不易做出定義。名望所涉及的感情，既可以是讚賞，也可能是畏懼。有時這些感情是它的基礎，但是沒有它們它也完全能夠存在。最大的名望歸死人所有，即那些我們不再懼怕的人，例如亞歷山大、愷撒、穆哈默德和佛祖。此外還有一些我們並不讚賞的虛構的存在——印度地下神廟中那些可怕的神靈，但是它們因為具有名望而讓我們害怕。
在現實中，名望是某個人、某本著作或某種觀念對我們頭腦的支配力。這種支配會完全麻痺我們的批判能力，讓我們心中充滿驚奇和敬畏。這種感覺就像所有感情一樣難以理解，不過它好像與魅力人物所引起的幻覺沒有什麼不同。名望是一切權力的主因。不管神仙、國王還是美女，缺了它一概沒戲。
形形色色的名望總括起來可以分為兩大類：先天的名望和個人名望。先天的名望來自稱號、財富和名譽。它可以獨立於個人的名望。相反，個人名望基本上為一個人所特有，它可以和名譽、榮耀、財富共存，或由此得到加強，不過沒有這些東西，它也完全能夠存在。
後天獲得的或人為的名望更為常見。一個人佔據著某種位置、擁有一定的財富或頭銜，僅僅這些事實，就能使他享有名望，不管他本人多麼沒有價值。一身戎裝計程車兵、身著法袍的法官，總會令人肅然起敬。帕斯卡爾十分正確地指出，法袍和假髮是法官必不可少的行頭。沒了這些東西，他們的權威就會損失一半。即使是最狂放不羈的社會主義者，王公爵爺的形象對他也多少總會有所觸動。擁有這種頭銜會使剝奪生意人變得輕而易舉。
以上所說的這種名望，是由人來體現的，在這些名望之側，還有一些名望體現在各種意見、文學和藝術作品等事物中。後者的名望往往只是長年累月重複的結果。歷史，尤其是文學和藝術的歷史，不過就是在不斷地重複一些判斷。誰也不想證實這些判斷，每個人最後都會重複他從學校裡學到的東西，直到出現一些再沒人敢於說三道四的稱號和事物。對於一個現代讀者來說，研讀荷馬肯定是極令人生厭的事，然而誰敢這麼說？巴臺農神廟按其現存的狀態，不過是一堆非常沒有意思的破敗廢墟，但是它的巨大名望卻使它看起來不是那個樣子，而是與所有的歷史記憶聯絡在一起。名望的特點就是阻止我們看到事物的本來面目，讓我們的判斷力徹底麻木。群眾就像個人一樣，總是需要對一切事情有現成的意見。這些意見的普遍性與它們是對是錯全無關係，它們只受制於名望。
現在我來談談個人的名望。它的性質非常不同於我剛才說過的那些人為的或先天的名望。這是一種與一切頭銜和權力無關的品質，而且只為極少數人所具備，它能使他們對自己周圍的人施以真正神奇的幻術，即使這些人與他們有著平等的社會地位，而且他們也不具備任何平常的統治手段。他們強迫周圍的人接受他們的思想與感情，眾人對他的服從，就像吃人易如反掌的動物服從馴獸師一般。
偉大的群眾領袖，如佛祖、耶穌、穆哈默德、聖女貞德和拿破崙，都享有這種極高的名望，他們所取得的地位也同這種名望特別有關。各路神仙、英雄豪傑和各種教義，能夠在這個世界上大行其道，都是因為各有其深入人心的力量。當然，對這些人和教義是不能探討的，只要一探究，它們便煙消雲散。
我提到的這些人在成名之前，早就具備一種神奇的力量，沒有這種力量他們也不可能成名。譬如說，達到榮耀巔峰時的拿破崙，僅僅因為他的權力這一事實，就享有巨大的名望，但是在他沒有這種權力，仍然籍籍無名時，他就已經部分地具備了這種名望。當他還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將軍時，多虧了那些有權勢者要保護自己，他被派去指揮義大利的軍隊。他發現自己處在一群憤怒的將軍中間，他們一心要給這個總督派來的年輕外來戶一點顏色瞧瞧。從一開始，從第一次會面時起，他沒有藉助於任何語言、姿態或威脅，一看到這個就要變成大人物的人，他們就被他征服了。泰納利用當時的回憶錄，對這次會面作了引人入勝的說明：
師部的將軍中間包括奧熱羅，一個一身蠻勇的赳赳武夫，他為自己的高大身材和剽悍而洋洋自得。他來到軍營，對巴黎派給他們的那個暴發戶一肚子怒氣。對於他們得到的有關此人如何強大的描述，奧熱羅打算粗暴地不予理睬：一個巴拉斯的寵兒，一個因旺代事件而得到將軍頭銜的人，他在學校裡的成績就是街頭鬥毆，相貌不佳，有著數學家和夢想家的美名。他們被帶來了，波拿巴讓他們等在外邊。他終於佩戴著自己的劍出現在他們面前。他帶上帽子，說明了他採取的措施，下達命令，然後讓他們離開。奧熱羅一直沉默不語。直到出門後他才重新找回了自信，讓自己能夠像通常那樣罵罵咧咧地說話。他同意馬塞納的看法，這個小個子魔鬼將軍讓他感到敬畏，他搞不懂那種一下子就把他壓倒的氣勢。
變成大人物後，拿破崙的名望與他的榮耀同步增長，至少在他的追隨者眼裡，他和神靈的名望已不相上下。旺達姆將軍，一個粗漢、大革命時代的典型軍人，甚至比奧熱羅更粗野，1815年，在與阿納諾元帥一起登上杜伊勒裡宮的樓梯時，他對元帥談到了拿破崙：「那個魔鬼般的人物對我施用的幻術，我自己也搞不懂為何如此厲害，我既不怕神，也不怕鬼，但一看到他，我就像個小孩子一樣禁不住打顫。他簡直能夠讓我鑽進針眼，投身火海。」
拿破崙對和他接觸過的所有人，都能產生這種神奇的影響。達武在談到莫雷和他本人的奉獻精神時說：「如果皇帝對我們說，‘毀滅巴黎，不讓一個人活著或跑掉，這對於我的政策至關重要’，我相信馬雷是會為他保密的，不過他還不至於頑固到不想讓自己的家人離開這座城市。而我會因為擔心洩露真情，把我的妻兒留在家裡。」
必須記住這種命令讓人神魂顛倒的驚人力量，才能夠理解他從厄爾巴島返回法國的壯舉——他孤身一人，面對一個對他的暴政想必已感到厭倦的大國的全部武裝，卻能閃電般地征服整個法國。他只須看一眼那些派來阻擋他、曾發誓要完成自己使命的將軍們，他們沒作任何商量便屈服了。
英國將軍吳士禮寫道：「拿破崙，一個來自他的王國厄爾巴小島的逃犯，幾乎是孤身一人在法國登陸，兵不血刃，幾周之內便把合法國王統治下的法國權力組織統統推翻。想證明一個人的權勢，還有比這更驚人的方式嗎？在他的這場最後戰役中，從頭至尾，他以令人驚歎的氣勢壓倒了同盟國！他們讓他牽著鼻子走，他差一點就打敗他們！」
他的名望長於他的壽命，而且有增無減。他的名望讓他的一個籍籍無名的侄子變成了皇帝。直到今天他的傳奇故事仍然不絕於耳，足見對他的懷念是多麼強烈。隨心所欲地迫害人，為了一次次的征伐，就讓數百萬人死於非命——只要你有足夠的名望和付諸實施的天才，人們就會允許你這樣做。
不錯，我所談的都是名望的一些極不尋常的例子。但是為了瞭解那些偉大的宗教、偉大的學說和偉大的帝國的起源，提提這些事例是有好處的。沒有這種名望對群眾的影響，這些發展就會成為不可思議的事情。
但是，名望並不是完全以個人的權勢、軍事業績或宗教敬畏為基礎。它可以有較為平庸的來源，其力量也相當可觀。我們這個世紀便提供了若干例項。能夠讓後人世代不忘的最驚人的事例之一，是那個把大陸一分為二，改變了地球面貌和通商關係的著名人物的故事。他完成了自己的壯舉，是因為他有強大的意志，也因為他能讓自己周圍的人著迷。為了克服他遇到的無數反對，他只讓自己的表現說話。他言語簡潔，他的魅力可以化敵為友。英國人反對他的計劃尤其賣力，但是他一齣現在英國，就把所有選票都爭取到了自己一邊；晚年他路過南安普頓時，一路上教堂鐘聲不斷；如今又有一場運動在英國展開，要為他樹立一座塑像。
征服了必須征服的一切——人和事、沼澤、岩石、沙地——之後，他不再相信還有什麼事情能擋得住他，他想在巴拿馬再挖一條蘇伊士運河。他按老辦法著手這項工程，但是他已上了年紀。此外，雖有移山填海的信念，如果那山過於高大，也是沒辦法移動的。山會進行抵抗，後來發生的災難，也抹去了這位英雄身上耀眼的光環。他的一生說明了名望如何出現，也說明了它如何消失。在成就了足以同歷史上最偉大的英雄媲美的業績之後，他卻被自己家鄉的官僚打入最下賤的罪犯之流。他去世時沒人留意，靈柩經過處，是一群無動於衷的民眾。只有外國政府像對待歷史上每個最偉大的人一樣，懷著敬意對他表示紀念。
上面提到的這些事仍然屬於極端的例子。要想對名望的心理學有細緻的認識，把它們置於一系列事例中的極端是必要的。這個系列的一端是宗教和帝國的創立者，另一端則是用一頂新帽子或一件新服飾向鄰居炫耀的人。
在這一系列事例的兩極之間，文明中的各種不同因素——科學、藝術、文學等等——所導致的一切不同形式的名望，都有一席之地，並且可以看到，名望是說服群眾的一個基本因素。享有名望的人、觀念或物品，會在傳染的作用下，立刻受到人們自覺不自覺的模仿，使整整一代人接受某些感情或表達思想的模式。進一步說，這種模仿通常是不自覺的，這解釋了它的徹底性這一事實。臨摹某些原始人的單調色彩和僵硬姿態的現代畫家，很少能夠比他們靈感的來源更有生命力。他們相信自己的真誠，但若是沒有哪個傑出的大師復活了這種藝術形式，人們便會一直只看到他們幼稚低階的一面。那些模仿另一位著名大師的藝術家，在他們的畫布上塗滿了紫羅蘭色的暗影，但是他們在自然界並沒有看到比50年前更多的紫羅蘭。他們是受了另一位畫家的個性和特殊印象的影響，即受到了他的「暗示」，而這位畫家儘管古怪，卻成功地獲得了巨大的名望。在文明的所有因素中，都可以舉出類似的例子。
由以上論述可知，名望的產生與若干因素有關，而其中成功永遠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每個成功者，每個得到承認的觀念，僅僅因為成功這一事實，便不再受到人們的懷疑。成功是通向名望的主要臺階，其證據就是成功一旦消失，名望幾乎也總是隨之消失。昨天受群眾擁戴的英雄一旦失敗，今天就會受到侮辱。當然，名望越高，反應也會越強烈。在這種情況下，群眾會把末路英雄視為自己的同類，為自己曾向一個已不復存在的權威低頭哈腰而進行報復。當年羅伯斯庇爾把自己的同夥和大量的人處死時，他享有巨大的名望。當幾張選票的轉移剝奪了他的權力時，他便立刻失去了名望，群眾齊聲咒罵著把他送上了斷頭臺，正像不久前對待他的犧牲品一樣。信徒們總是窮兇極惡地打碎他們以前神靈的塑像。
缺少成功的名望，會在很短的時間裡消失。不過它也可以在探討中受到磨蝕，只是時間要更長一些。不管怎麼說，探討的力量是極為可靠的。當名望變成問題時，便不再是名望。能夠長期保持名望的神與人，對探討都毫不寬容。為了讓群眾敬仰，必須同它保持距離。
第四章群體的信念和意見的變化範圍
提要：1．牢固的信念。某些普遍信念不易改變／它們是文明的主流／根除它們十分困難／信念在哲學上的荒謬性不妨礙它的傳播。2．群體意見的多變。不是來自普遍信念的意見極為易變／近百年來觀念和信仰的多樣化／這種多樣化的真正界線／受到多樣化影響的事物／混亂的報業造成了意見的多變。
1．牢固的信念
生物的解剖學特徵和心理特徵有著密切的相似之處。在這些解剖學特徵中，會看到一些不易改變或只有輕微改變的因素，它們的改變需要以地質年代來計算。除了這些穩定的、不可摧毀的特徵之外，也可以看到一些極易變化的特徵，如利用畜牧和園藝技術很容易就能加以改變的特徵，有時它們甚至會使觀察者看不到那些基本特徵。
在道德特徵上也可以看到同樣的現象。一個種族除了有不可變的心理特徵外，也能看到它有一些可變因素。因此在研究一個民族的信仰和意見時，在一個牢固的基礎結構之上，總是可以觀察到有一些嫁接在上面的意見，其多變一如岩石上的流沙。
因此，群體的意見和信念可以分成非常不同的兩類。一方面我們有重要而持久的信仰，它們能夠數百年保持不變，整個文明也許就是以它為基礎。例如過去的封建主義、基督教和新教，在我們這個時代則有民族主義原則和當代的民主和社會主義觀念。其次是一些短暫而易變的意見，它們通常是每個時代生生滅滅的一些普遍學說的產物，這方面的例子有影響文學藝術的各種理論，例如那些產生了浪漫主義、自然主義或神秘主義的理論。這些意見通常都是表面的，就像時尚一樣多變。它們類似於一池深水的表面不斷出現和消失的漣漪。
偉大的普遍信仰數量十分有限。它們的興衰是每一個文明種族的歷史上令人矚目的事件。它們構成了文明的真正基礎。
用一時的意見影響群眾的頭腦不難，想讓一種信仰在其中長久紮根卻極為不易。不過，一旦這種信念得到確立，要想根除它也同樣困難。通常只有用暴力革命才能對它們進行革新。甚至當信念對人們的頭腦幾乎已完全失去控制力時，也要藉助於革命。在這種情況下，革命的作用是對幾乎已經被人拋棄的東西作最後的清理，因為習慣勢力阻礙著人們完全放棄它們。一場革命的開始，其實就是一種信念的末日。
一種信念開始衰亡的確切時刻很容易辨認——這就是它的價值開始受到質疑的時刻。一切普遍信念不過是一種虛構，它唯一的生存條件就是它不能受到審察。
不過，即使當一種信念已經搖搖欲墜時，根據它建立起來的制度仍會保持其力量，消失得十分緩慢。最後，當信念的餘威盡失時，建立於其上的一切很快也會開始衰亡。迄今為止，沒有哪個民族能夠在沒有下決心破壞其全部文明因素的情況下轉變它的信仰。這個民族會繼續這一轉變過程，直到停下腳步接受一種新的普遍信念為止，在此之前它會一直處在一種無政府狀態中。普遍信念是文明不可缺少的柱石，它們決定著各種思想傾向。只有它們能夠激發信仰並形成責任意識。
各民族一直清楚獲得普遍信念的好處，它們本能地知道，這種信念的消失是它們衰敗的訊號。使羅馬人能夠征服世界的信念，是他們對羅馬的狂熱崇拜；當這種信念壽終正寢時，羅馬也註定衰亡。至於那些毀滅了羅馬文明的野蠻人，只有當他們具備某種共同接受的信念，使他們取得了一定的團結，擺脫了無政府狀態時，才能做到這一點。
各民族在捍衛自己意見時，總是表現出不寬容的態度，這顯然事出有因。這種對哲學批判表現出來的不寬容態度，代表著一個民族生命中最必要的品質。在中世紀，正是為了尋求或堅持普遍信仰，才有那麼多發明創新者被送上火刑柱，即或他們逃脫了殉道，也難免死於絕望。也正是為了捍衛這些信念，世界上才經常上演一幕幕最可怕的混亂，才有成千上萬的人戰死沙場或將要死在那裡。
建立普遍信念的道路可謂困難重重，不過一旦它站穩了腳跟，它便會長期具有不可征服的力量，無論從哲學上看它多麼荒謬，它都會進入最清醒的頭腦。在長達一千五百年的時間裡，歐洲各民族不是一直認為，那些像莫洛克神一樣野蠻的宗教神話是不容爭議的嗎？有個上帝因為他自己創造出來的動物不聽話，便進行自我報復，讓其兒子承受可怕的酷刑，在十多個世紀裡，居然一直沒人認識到這種神話荒謬至極。有過人天賦者，如伽利略、牛頓、萊布尼茨，一刻也沒有想到過這種說教的真實性值得懷疑。普遍信仰有催眠作用，沒有任何事情比這個事實更典型，也沒有任何事情能更確切地表明，我們的理智有著令人汗顏的侷限性。
新的教條一旦在群體的頭腦中生根，就會成為鼓舞人心的源泉，它由此會發展出各種制度、藝術和生活方式。在這種環境之下，它對人們實行著絕對的控制。實幹家一心要讓這種普遍接受的信仰變成現實，立法者一心想把它付諸實行，哲學家、藝術家和文人全都醉心於如何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表現它，除此之外再無他想。
從基本信念中可以派生出一些短暫的觀念，然而它們總是具有那些信念賦予它們的印記。埃及文明，中世紀的歐洲文明，阿拉伯地區的穆斯林文明，都是寥寥幾種宗教信仰的產物，這些文明中即使最微不足道的事物，也都留下了它們一眼就能辨認出來的印記。
因此，幸虧有這些普遍信念，每個時代的人都是在一個由相似的傳統、意見和習慣組成的基本環境中成長，他們不能擺脫這些東西的桎梏。人的行為首先是受他們的信念支配，也受由這些信念所形成的習慣支配。這些信念調整著我們生活中最無足輕重的行動，最具獨立性的精神也擺脫不了它們的影響。在不知不覺中支配著人們頭腦的暴政，是唯一真正的暴政，因為你無法同它作戰。不錯，提比略、成吉思汗和拿破崙都是可怕的暴君，但是躺在墳墓深處的摩西、佛祖、耶穌和穆哈默德，對人類實行著更深刻的專制統治。利用密謀可以推翻一個暴君，而反對牢固的信念又有什麼可資利用？在同羅馬天主教的暴力對抗中，最終屈服的是法國大革命，儘管群體的同情顯然是在它這一邊，儘管它採用了像宗教法庭一樣無情的破壞手段。人類所知道的唯一真正的暴君，歷來就是他們對死人的懷念或他們為自己編織出來的幻覺。
普遍的信念從哲學上說往往十分荒謬，但這從來不會成為它們獲勝的障礙。當然，如果這些信念缺少了提供某種神奇的荒謬性這一條件，它們也不可能獲勝。因此，今天的社會主義信念雖有明顯的破綻，這並沒有阻止它們贏得群眾。這種思考得出的唯一結論是，和所有宗教信仰相比，其實它只能算是等而下之的信仰，因為前者所提供的幸福理想只能實現於來世，因此也無法反駁它，而社會主義的幸福理想是要在現世得到落實，因而只要有人想努力實現這種理想，它的許諾的空洞無物立刻就會暴露無遺，從而使這種新信仰身敗名裂。因此，它的力量的增長也只能到它獲得勝利，開始實現自身的那天為止。由於這個原因，這種新宗教雖然像過去所有的宗教一樣，也是以產生破壞性影響為起點，但是將來它並不能發揮創造性的作用。
2．群眾意見的多變
以上我們闡述了牢固信念的力量，不過在這個基礎的表面，還會生長出一些不斷生生滅滅的意見、觀念和思想。其中一些也許朝生暮死，較重要的也不會比一代人的壽命更長。我們已經指出，這種意見的變化有時不過是些表面現象，它們總是受到某些種族意識的影響。例如在評價法國政治制度時我們說明，各政黨表面上看極為不同——保皇派、激進派、帝國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等等，但是它們都有著一個絕對一致的理想，並且這個理想完全是由法蘭西民族的精神結構決定的，因為在另一些民族中，在相同的名稱下會看到一些完全相反的理想。無論是給那些意見所起的名稱，還是其騙人的用法，都不會改變事物的本質。大革命時代的人飽受拉丁文學的薰陶，他們的眼睛只盯著羅馬共和國，採用它的法律、它的權標、它的法袍，但他們並沒有變成羅馬人，因為後者是處在一個有著強大的歷史意義的帝國的統治之下。哲學家的任務，就是研究古代的信念在其表面變化背後有什麼東西支撐著它們，在不斷變化的意見中找出受普遍信念和種族特性決定的成分。
如果不作這種哲學上的檢驗，人們會以為群眾會經常隨意改變他們的政治或宗教信念。一切歷史，無論是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文學的歷史，似乎都證明了事情就是如此。作為例證，讓我們來看看法國曆史上非常短暫的一個時期，即1790到1820年這三十年的時間，這也正好是一代人的時間。在這段時間，我們看到，最初是保皇派的群體變得十分革命，然後成為極端的帝國主義者，最後又變成了君主制的支援者。在宗教問題上，他們在這段時間從天主教倒向無神論，然後倒向自然神論，最後又回到了最堅定的天主教立場。這些變化不只發生在群眾中，而且發生在他們的領導者中。我們吃驚地發現，國民公會中的一些要人，國王的死敵、既不信上帝也不信主子的人，竟會變成拿破崙恭順的奴僕，在路易十八統治下，又手持蠟燭虔誠地走在宗教隊伍中間。
在以後的七十年裡，群眾的意見又發生了無數次變化。本世紀初「背信棄義的英國佬」在拿破崙的繼承者統治時期，成了法國的盟友。兩度受到法國入侵的俄國，以滿意的心情看著法國倒退，也變成了它的朋友。
在文學、藝術和哲學中，接下來的意見變化更為迅速。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和神秘主義等等，輪番登場，生生滅滅。昨天還受著吹捧的藝術家和作家，明天就會被人痛加責罵。
但是，當我們深入分析所有這些表面的變化時，我們發現了什麼？一切與民族的普遍信念和情感相悖的東西，都沒有持久力，逆流不久便又回到了主河道。與種族的任何普遍信念或情感全無關係、從而不可能具有穩定性的意見，只能聽任機遇的擺佈，或者——假如其說法還有可取之處——會根據周圍的環境而發生變化。它們只能是在暗示和傳染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種暫時現象。它們匆匆成熟，又匆匆消失，就像海邊沙灘上被風吹成的沙丘。
目前，群體中易變的意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這有三個不同的原因。
首先，昔日的信仰正在日甚一日地失去影響力，因此它們也不再像過去那樣，能夠形成當時的短暫意見。普遍信仰的衰落，為一大堆既無歷史也無未來的偶然意見提供了場所。
第二個原因是群眾的勢力在不斷增長，這種勢力越來越沒有制衡力量。我們已有所瞭解的群體觀念的亟其多變這一特點，得以無拘無束地表現出來。
最後，第三個原因是報業最近的發展，它們不斷把十分對立的意見帶到群眾面前。每一種個別的意見所產生的暗示作用，很快就會受到對立意見的暗示作用的破壞。結果是任何意見都難以普及，它們全都成了過眼煙雲。今天，一種意見還來不及被足夠多的人接受，從而成為普遍意見，便已壽終正寢。
這些不同的原因造成一種世界史上的全新現象，它是這個時代最顯著的特點。我這裡是指政府在領導輿論上的無能。
過去，就在不久以前，政府的措施、少數作家和寥寥幾家報紙的影響，就是公眾輿論真正的反映者，而今天作家已經沒有任何影響力，報紙則只反映意見。對於政客來說，他們莫說是引導各種意見，追趕意見還怕來不及。他們害怕意見，有時甚至變成了恐懼，這使他們採取了極不穩定的行動路線。
於是，群體的意見越來越傾向於變成政治的最高指導原則。它已經發展到了這種地步，竟然能夠迫使國家之間結盟，例如最近的法俄同盟，就幾乎完全是一場大眾運動的產物。目前一種奇怪的病症是，人們看到教皇、國王和皇帝們也在同意接受採訪，彷彿他們也願意把自己在某個問題上的看法交給群眾評判。在政治事務上不可感情用事，過去這樣說也許還算正確，但是當政治越來越受到多變的群眾衝動的支配，而他們又不受理性的影響，只受情緒支配時，還能再這樣說嗎？
至於過去引導意見的報業，就像政府一樣，它在群眾勢力面前也變得屈尊附就。當然，它仍然有相當大的影響，然而這不過是因為它只一味反映群眾的意見及其不斷的變化。報業既然成了僅僅提供資訊的部門，它便放棄了讓人接受某種觀念或學說的努力。它在公眾思想的變化中隨波逐流，出於競爭的必要，它也只能這樣做，因為它害怕失去自己的讀者。過去那些穩健而有影響力的報紙，如《憲法報》、《論壇報》或《世紀報》，被上一代人當作智慧的傳播者，如今它們不是已經消失，就是變成了典型的現代報紙，最有價值的新聞被夾在各種輕鬆話題、社會見聞和金融謊言之間。如今，沒有哪家報紙富裕到能夠讓它的撰稿人傳播自己的意見，因為對於那些只想得到訊息，對經過深思熟慮後作出的所有斷言一概表示懷疑的讀者，這種意見的價值微乎其微。甚至評論家也不再能有把握地說一本書或一臺戲獲得了成功。他們能夠惡語中傷，但不能提供服務。報館十分清楚，在形成批評或個人意見上沒有任何有用的東西，於是它們便採取壓制批評的立場，只限於提一下書名，再添上兩三句「捧場的話」。在20年的時間裡，同樣的命運也許會降臨到戲劇評論的頭上。
今天，密切關注各種意見，已經成為報社和政府的第一要務。它們需要在沒有任何中間環節的情況下知道一個事件、一項法案或一次演說造成的效果。這可不是件輕鬆的任務，因為沒有任何事情比群眾的想法更為多變，今天，也沒有任何事情，能夠像群眾對他們昨天還讚揚的事情今天便給予痛罵的做法更為常見。
不存在任何引導意見的力量，再加上普遍信仰的毀滅，其最終結果就是對一切秩序都存在著極端分歧的信念，並且使群眾對於一切不明確觸及他們直接利益的事情，越來越不關心。對社會主義之類的信條的探究，只在很沒有文化的階層如礦山和工廠工人中間，能夠找到信誓旦旦的擁護者。中產階級的下層成員以及受過一些教育的工人，不是變成了徹底的懷疑論者，就是抱著極不穩定的意見。
過去25年裡朝著這個方向的演變是驚人的。在這之前的那個時期，雖然與我們相距不算太遠，人們的意見還仍然大致存在著一般趨勢，它們的產生是因為接受了一些基本的信仰。只根據某人是個君主制的擁護者這一事實，即可斷定他持有某些明確的歷史觀和科學觀；只根據某人是共和主義者，便可以說他有著完全相反的觀點。擁護君主制的人十分清楚，人不是從猴子變過來的，而共和主義者同樣十分清楚，人類的祖先就是猴子。擁護君主制的人有責任為王室說話，共和主義者則必須懷著對大革命的崇敬發言。凡是提到一些人名，如羅伯斯庇爾和馬拉，語氣中必須含有宗教式的虔誠，還有一些人名，如愷撒、奧古斯都或拿破崙，也萬萬不可在提到時不予以猛烈的痛斥。甚至在法蘭西的索邦，也普遍存在著這種理解歷史的幼稚方式。
目前，由於討論和分析的緣故，一切意見都失去了名望；它們的特徵很快退化，持續的時間之短很難喚起我們的熱情。現代人日益變得麻木不仁。
對於意見的衰退不必過於悲傷。無可爭辯，這是一個民族生命衰敗的徵兆。當然，偉大的人、具備超凡眼光的人、使徒和民眾領袖——總之，那些真誠的、有強烈信念的人——與專事否定、批判的人或麻木不仁的人相比，能夠發揮更大的影響，不過我們切莫忘記，由於目前群眾擁有龐大的勢力，因此，如果有一種意見贏得了足夠的名望，使自己能夠得到普遍接受，那麼它很快便會擁有強大的專制權力，使一切事情全要屈服於它，自由討論的時代便會長久地消失。群眾偶爾是個步態悠閒的主人，就像赫利奧加巴勒和梯比留斯一樣，但他們也是狂暴而反覆無常的。當一種文明讓群眾佔了上風時，它便幾乎沒有多少機會再延續下去了。如果說還有什麼事情能夠推遲自身的毀滅的話，那就是極不穩定的群眾意見，以及他們對一切普遍信仰的麻木不仁。
指《民族演化的心理規律》一書。——譯註
這一主張仍然相當有新意。沒有它，歷史就會變得不可思議。我在自己的前一本著作（《民族演化的心理規律》）中，用四章篇幅對它進行了闡述。讀者從該書中可以看到，儘管存在著那些讓人上當的表象，不管是語言、宗教還是藝術，總之，文明中的一切要素，都不能原封不動地從一個民族轉移給另一個民族。
泰納引用過的前國民議會議員福科羅伊的報告，最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各地都可以看到保留禮拜日和上教堂的現象（法國大革命後，一週七日、週末禮拜的傳統制度曾被一度廢除——譯註），這證明多數法國人希望回到他們的老習慣上去，也證明了抗拒這種天然傾向是不合時宜的。……大多數人都需要宗教、公開的禮拜儀式和僧侶。認為有可能通過普及教育消除宗教偏見，這不過是些我本人也一度受其誤導的哲學家的謬論。宗教偏見是大量不幸的人求得安慰的來源……因此必須允許廣大民眾有他們的牧師、聖壇和公開的禮拜儀式。
甚至最進步的美國共和主義者都承認這個事實。美國雜誌《論壇》最近典型地表達了這種看法。我從1894年的12月一期的《評論之評論》把這段話轉引如下：絕對不應忘記，即使在貴族制最熱心的敵人看來，英國也是天下最民主的國家，這個國家的個人權利受到最大的尊重，個人擁有最大的自由。
麥考利（thomasmacaulay，1800—1859），英國政治家和學者，所著四卷本《英國史》，講述1688年後英國君主立憲制的成長過程，對後世影響甚巨。——譯註
對大革命時期劃分法國各政黨的一些深刻的宗教和政治分歧、尤其是有關社會問題的結論以及法德戰爭期間再次表現出來的一些分裂主義傾向作一比較，就會發現法國的不同種族還遠遠沒有融合在一起。革命時期強大的集權制和建立一些人為的部門，註定要把各個古老的省份合併在一起，這是它的一項最有益的成就。如果讓今天那些缺乏遠見的頭腦所熱衷的分權制得到實現，就會引起最血腥的混亂。忽視這個事實，等於是對法國的全部歷史視而不見。
紐斯特里亞和奧斯特拉西亞是中世紀墨洛溫王朝時代（6—8世紀）由法蘭克人建立的兩個王國。——譯註
然而這並不是拉丁民族所特有的一種現象，它在中國也可以看到。這也是一個掌握在等級森嚴計程車大夫手裡的國家，就像法國一樣，在那裡取得官職也要經過考試，而它所檢驗的唯一內容，就是對大量典籍的輕鬆背誦。這支受過教育的無業大軍，在今天被視為真正的民族災難。同樣，自從英國人不是為了教育之外的目的，而僅僅為給當地居民提供教育而開放教育以來，在印度也形成了「印度紳士」（babus）這樣一個受過教育的特殊階層，因為得不到僱用，他們便成了英國統治不妥協的敵人。對於所有的「印度紳士」來說，不管有沒有職業，他們受到的教育的第一個結果降低了他們的道德標準。我在自己的《印度的文明》一書中，曾用大量篇幅來說明這一事實，而且所有造訪過這個大半島的作家都注意到了這個事實。
見leregimemoderne，vol﹒ii（泰納：《現代政體》，第二卷），1894。這些段落幾乎是泰納寫下的最後文字。它們令人敬佩地體現著這位偉大哲學家漫長的人生經驗。不幸的是，在我看來，我們那些並沒有生活在國外的大學教授，對它們完全難以理解。教育是我們從一定程度上影響國民心智所擁有的唯一手段。但是，幾乎沒有哪個法國人能夠認識到，我們目前的教育制度是造成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它非但沒有提升我們的年輕人，反而把他們變得低賤而墮落，想到這一點真讓人痛心疾首。
古代埃及和希臘神話中的獅身人面怪獸，向過路者出一謎語（即著名的「一物出生時四足，長大後兩足，最後三足，此為何物」——人），答不出者即被它吃掉。——譯註
齊奧普斯（cheops），西元前16世紀埃及法老，曾建金字塔。——譯註
孔代（thegreatconde，1621—1686），孔代姓氏為法國波旁王室的主要支系之一，此處提到的這個「大孔代」，曾發動叛亂反對王室，失利後避居西班牙。——譯註
我在《民族演化的心理規律》一書中，曾用了很長的篇幅討論拉丁民族和盎格魯-薩克遜民族在民主理想方面表現出的不同。布林熱在旅行之後，也在他的近作《海外》一書中獨立地得出了幾乎和我完全一致的結論。
丹尼爾·勒絮爾（daniellesueur）語。
影響群眾的技巧幾乎無需藉助於邏輯規則，我對這種現象的第一次觀察要追溯到巴黎圍困時期。有一天，我看到一群憤怒的人把一個將軍押到當時的政府駐地盧弗，因為他們懷疑他把設防計劃賣給了普魯士人。一位政府官員，一個非常出色的演說家，出來斥責那些要求立刻處死這名囚犯的人。我本以為，他在指出這種指控的荒謬性時，會說明這個軍官實際上就是設防人之一，並且那種計劃在每個書店裡都能買到。令我大惑不解——當時我還十分年輕——的是，他說的話完全不同。「正義會得到伸張的！」這位演說家向那個囚犯宣佈，「正義鐵面無私。讓護國政府來決定你們的請求吧。其間我們會把他監禁起來。」憤怒被這種讓步所平息，人群立刻散去。十幾分鍾後將軍便回到家裡。如果講話的人用邏輯論證去對付那群盛怒之下的人，他必定會被立刻撕成碎片。只因我少不更事，才會認為這種論證非常令人信服。
指耶穌。其父為木匠，居於古巴勒斯坦的加利利地區。——譯註
隱士彼得（peterthehermit，1050—1115）：法國修士，建立修道院，並曾率信徒到達耶路撒冷布道。路德（martinluther，1483—1546）：德國宗教改革家，新教創始人，影響遍及整個基督教世界。薩伏那羅拉（cirolamosavonarola，1452—1498）：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著名宣教士，對當時的義大利政治和宗教生活有過重要影響。——譯註
內伊（michelney）和繆拉（joachimmurat）均為拿破崙手下的傑出將領。加里波第（giuseppegarilbaldi，1807—1882），義大利民族主義運動的著名領袖，游擊戰專家，對義大利的統一做出過重要貢獻。——譯註
聖保羅（saintpaultheapostle），活動於西元1世紀，生卒無可考，耶穌之外基督教最偉大的傳播者，《新約全書》有大量關於他的記載。德·雷賽布（ferdinanddelesseps，1805－1894），法國外交官，開鑿蘇伊士運河的組織者，成功後又疇劃打通巴拿馬地峽，未成。勒龐在下文還多次談到他。——譯註
勒龐：《人及其社會》（l’hommeetlessocietes，1881），第2卷，第116頁。
唐豪塞（tannhauser）是13世紀的一名德國詩人，後成為民間傳說中的人物。此處應指華格納的歌劇《唐豪塞》，上演於1845年。——譯註
勒南（ernestrenan，1823—1892）：19世紀法國思想家，對哲學、宗教和史學有深入研究。一生致力於以人文主義立場緩和科學與宗教之間的衝突，著作有《耶穌傳》、《道德和批判文集》、《法國的君主立憲制》等。——譯註
帕斯卡爾（blaisepascal，1623—1662）：法國思想家，在數學、物理、神學和文學上都有重要貢獻。——譯註
各國都可以看到頭銜、勳章和軍裝對大眾的影響，甚至個人獨立意識最發達的國家也不例外。我在這裡引用一段最近一本遊記裡的話，它記述了英國的大人物們所享有的名望：在許多場合我都看到，即使最理智的英國人，也會因為同一個英國貴族沾親帶故或因為看到了他而興奮不已。如果他的財產能夠使他保持自己的身份，他事先便可斷定他們會愛戴他；只要能與他交往，他們會心甘情願地把自己的一切都交到他手裡。看得出來，當他露面時，他們高興得臉上泛紅；如果他向他們說話，抑制不住的愉快會讓他們面紅耳赤，眼睛裡閃爍著不同尋常的光芒。這麼說吧，他們的血液裡就流淌著對貴族的崇敬，正像西班牙人熱愛舞蹈、德國人熱愛音樂、法國人喜歡革命一樣。他們對駿馬和莎士比亞的熱情不是十分強烈，這些東西帶給他們的滿足和驕傲也算不上他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講述貴族的書銷路相當不錯，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它們，就像人手一冊的《聖經》。
巴臺農神廟（theparthenon）：雅典衛城的主要建築之一，17世紀毀於戰火。——譯註
巴拉斯（paul－f﹒－j﹒barras，1755—1829）：法國大革命時的政治家，貴族出身，是最早賞識拿破崙的人之一。旺代事件指1793年後發生在法國旺代地區的反革命叛亂。下面提到的馬塞納（andremassena），也是拿破崙的主要將領之一。——譯註
拿破崙完全意識到了自己的名望，他知道，如果他把自己身邊的人看得還不如馬伕，他的名望就會更上一層樓。這些人中包括國民議會里的一些令歐洲心驚膽戰的顯赫人物。當時的許多閒談都可說明這一事實。在一次國務會議上，拿破崙就曾粗暴地羞辱過伯格諾，其無禮就像對待一個男僕。發生效果後，他走到這人面前說：「喂，笨蛋，你找到腦子了嗎？」伯格諾，一個如鼓手長一般高大的人，深深地躬著腰。那個小個子伸手揪住大個子的耳朵，把他提了起來。「這是令人心醉的寵信的表示」，伯格諾寫道，「這是主人發怒時常見的親暱舉動。」這些事例可以使人清楚地認識到，名望能夠產生多麼無恥的陳詞濫調。它也能夠使我們看到大暴君對其嘍囉們極為輕蔑的態度——他只把他們看作「炮灰」。
達武（louis‐nicolasdavout），拿破崙的名將之一。莫雷（hugues‐bernardmaret），先後擔任過拿破崙的國務秘書和外交大臣等要職。——譯註
一家奧地利報紙，維也納的《新自由報》用很長的篇幅談論了雷賽布的命運，其中的思考堪稱最卓越的心理學見識，因此我把它轉引如下：在費迪南·德·雷賽布受到指控後，人們無權再對哥倫布的可悲下場表示驚訝。如果雷賽布是個騙子，那麼一切高貴的幻想便都成了犯罪。古人會用榮耀的光環來紀念他，會讓他飲下奧林匹克的甘露，因為他改變了地球的面貌，完成了使萬物更加完美的任務。上訴法院的首席法官因為指控費迪南·德·雷賽布而成了不朽的人物，因為各民族總是需要一些人，他們不害怕把罪犯的帽子扣在一位老人頭上——他的一生為當代人增光——以此貶低自己的時代。在資產階級憎恨大膽創舉的地方，再也不要談論什麼不可動搖的正義的未來！民族需要勇士，他們充滿自信，克服了所有的障礙，不在乎個人的安危。天才不可能謹小慎微，一味謹小慎微，是絕對不可能擴大人類的活動範圍的。……費迪南·德·雷賽布知道凱旋的狂喜與挫折的創痛——蘇伊士和巴拿馬。在這一點上，這顆心對成功的道德進行了反叛。當雷賽布成功地貫通了兩個海洋時，國王和人民向他致敬；如今，當他敗在科迪雷拉斯的岩石面前時，他不過是個毫無教養的騙子。……從這種結局中我們看到了社會各階級之間的戰爭，看到了資產階級和僱主們的不滿，他們藉助於刑法，對那些在其同胞中出類拔萃的人施以報復，在面對人類天才高遠的理想時，現代立法者心裡充滿窘迫，而公眾對這些理想也不甚理解。一個大律師不難證明，斯坦利（比利時著名探險家）是個瘋子，德·雷賽布也是個騙子。」
我只是從哲學意義上說它野蠻。其實它創造出了一種全新的文明，使人類在一千五百年裡窺見到了大量迷人的夢境和希望，他們並不想知道得更多。［莫洛克神（moloch）為古代地中海東部地區崇拜的神靈，對他的祭拜有以兒童為犧牲的習俗。——譯註］
提比略（tiberius，西元前42—西元37），羅馬帝國的第二代皇帝。——譯註
從這個角度看，法國官方任命的歷史教授寫下的一些東西是非常令人不解的。它們也證明了在法國的大學教育制度中是多麼缺乏批判精神。我可以引用蘭先生《法國大革命》一書中的兩段話作為這方面的例證：「攻佔巴士底獄不但是法國曆史，也是整個歐洲歷史上一件登峰造極的事件，而且它也開創了世界史的一個新紀元！」關於羅伯斯庇爾，我們莫明其妙地讀到，「他的獨裁更多地是建立在輿論、說服力和道德威信上；這是一種掌握在高尚者手裡的教皇權位」。（「索邦」指巴黎大學，因其中最著名的學院為1257年神學家索邦所建的神學院。——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