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群體的意見和信念中的間接因素
提要：群體信念的準備性因素。1．種族。它的影響至關重要。／2．傳統。種族精神的綜合反映／傳統的社會意義／它在失去必要性後會成為有害因素／群體是傳統最堅定的維護者。3．時間。它建立信念，也毀滅信念／在時間的幫助下從無序走向有序。4．政治和社會制度。錯誤的認識／它們的影響力甚小／各民族不能選擇自己視為最好的制度／相同的制度名稱下掩蓋著最不相同的東西／理論上不好的制度，對某些民族卻是必要的。5．教育。關於教育影響群眾的錯誤觀點／統計學上的說明／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對道德的破壞作用／不同民族所提供的事例。
在研究了群體的精神結構之後，我們瞭解了它的感情、思維和推理方式，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它的意見和信念是如何形成的。
決定著這些意見和信念的因素分為兩類：間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間接因素是指這樣一些因素，它能夠使群體接受某些信念，並且使其再也難以接受別的信念。這些因素為以下情況的出現準備了基礎：突然會冒出來一些威力與結果都令人吃驚的新觀念，雖然它們的自發性不過是一種表象。某些觀念的爆發並被付諸行動，有時看起來顯得十分突然。然而這只是一種表面結果，在它背後肯定能夠找到一種延續良久的準備性力量。直接因素是這樣一些因素，隨著上述長期性準備工作的延續，它們能夠成為實際說服群體的資源，不過，若是沒有那種準備性工作，它們也不會發生作用。這就是說，它們是使觀念採取一定形式並且使它能夠產生一定結果的因素。集體突然開始加以貫徹的方案，就是由這種直接因素引起的。一次騷亂的爆發，或一個罷工決定，甚至民眾授予某人權力去推翻政府，都可歸因這種因素。
在所有重大歷史事件中，都可以找到這兩種因素相繼發生作用。這裡僅以一個最令人震驚的事件為例，法國大革命的間接因素包括哲學家的著作、貴族的苛捐雜稅以及科學思想的進步。有了這些準備，群眾的頭腦便很容易被演說家的演講以及朝廷用不疼不癢的改良進行的抵抗所激怒。
有些間接因素具有普遍性，可以看出，它們是群體一切信念和意見的基礎。這些因素就是種族、傳統、時代、各種典章制度和教育。
現在我們就來研究一下這些不同因素的影響。
1．種族
種族的因素必須被列在第一位，因為它本身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其他因素。我在前一本著作中曾對它有過充分的研究，故無須再作詳細的討論。在前一本著作中，我們說明了一個歷史上的種族有什麼特點，以及它一旦形成了自己的稟性，作為遺傳規律的結果，它便具有了這樣的力量，它的信仰、制度和藝術，總之，它文明中的一切成分，僅僅是它的氣質的外在表現。我們指出，種族的力量具有這樣的特點，沒有任何要素在從一個民族傳播給另一民族時，不會經歷深刻的變化。
環境和各種事件代表著一時的社會暗示性因素，它們可能有相當大的影響，但這種影響如果與種族的暗示因素對立，換言之，如果它與一個民族世代繼承下來的因素相反，它便只能是暫時的。
我們在本書下面的一些章節裡，還會不時談及種族的影響，我們會說明，這種影響是如此強大，它決定著群體氣質的特徵。這一事實造成的後果是，不同國家的群體表現出相當不同的信念和行為，受到影響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2．傳統
傳統代表著過去的觀念、慾望和感情。它們是種族綜合作用的產物，並且對我們發揮著巨大影響。
自從胚胎學證明了過去的時間對生物進化的巨大影響以後，生物科學便發生了變化；如果這種理論更加廣為人知，歷史科學想必也會出現類似的變化。然而目前它尚未得到足夠廣泛的普及，許多政客同上個世紀的學究們相比，仍然高明不了多少，他們相信社會能夠和自己的過去決裂，完全遵照理性之光所指引的唯一道路前進。
民族是在歷史中形成的一個有機體，因此就像其他有機體一樣，它只能通過緩慢的遺傳積累過程發生變化。
支配著人們的是傳統，當他們形成群體時，就更是如此。他們能夠輕易給傳統造成的變化，如我一再指出的那樣，僅僅是一些名稱和外在形式而已。
對這種狀況不必感到遺憾。脫離了傳統，不管民族氣質還是文明，都不可能存在。因此自有人類以來，他一直便有著兩大關切，一是建立某種傳統結構，二是當它有益的成果已變得破敗不堪時，努力摧毀這種傳統。沒有傳統，文明是不可能的；沒有對這些傳統的破壞，進步也是不可能的。困難——這是個極嚴重的困難——在於如何在穩定與求變之間取得平衡。如果一個民族使自己的習俗變得過於牢固，它便不會再發生變化，於是就像中國一樣，變得沒有改進能力。在這種情況下，暴力革命也沒多少用處，因為由此造成的結果，或者是打碎的鎖鏈被重新拼接在一起，讓整個過去原封不動地再現，或者是對被打碎的事物撒手不管，衰敗很快被無政府狀態所取代。
因此，對於一個民族來說，理想的狀態是保留過去的制度，只用不易察覺的方式一點一滴地改進它們。這個理想不易實現。使它變成現實的幾乎只有古羅馬人和近代英國人。
死抱著傳統觀念不放，極其頑固地反對變革傳統觀念的，正是群體。有地產的群體更是如此。我堅持認為群體具有保守主義精神，並且指出，最狂暴的反叛最終也只會造成一些嘴皮子上的變化。上個世紀末，教堂被毀，僧侶們或是被驅逐出國，或是殞命於斷頭臺，人們也許會想，舊日的宗教觀念已經威力盡失。但是沒過幾年，為了順應普遍的要求，遭禁的公開禮拜制度便又建立起來了。
被暫時消滅的舊傳統，又恢復了昔日的影響。
沒有任何事例能更好地反映傳統對群體心態的威力。最不受懷疑的偶像，並不住在廟堂之上，也不是宮廷裡那些最專制的暴君，轉瞬之間他們就可以被人打碎。支配著我們內心最深處的自我的，是那些看不見的主人，它可以安全地避開一切反叛，只能在數百年的時間裡被慢慢地磨損。
3．時間
時間對於社會問題就像對生物學問題一樣，是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它是唯一的真正創造者，也是唯一的偉大毀滅者。積土成山要靠時間，從地質時代模糊難辨的細胞到產生出高貴的人類，靠的也是時間。數百年的作用足以改變一切固有的現象。人們正確地認為，如果螞蟻有充足的時間，它也能把勃朗克山夷為平地。如果有人掌握了隨意改變時間的魔法，他便具有了信徒賦予上帝的權力。
不過，這裡我們只來討論時間對群體形成意見的影響。從這個角度看，它也有著巨大的作用。一些重大的要素，譬如種族，也取決於它，沒有它便無法形成。它引起一切信仰的誕生、成長和死亡。它們獲得力量靠的是時間，失去力量也是因為時間。
具體而言，群體的意見和信念是由時間裝備起來的，或者它至少為它們準備了生長的土壤。一些觀念可實現於一個時代，卻不能實現於另一個時代，原因就在這裡。是時間把各種信仰和思想的碎屑堆積成山，從而使某個時代能夠產生出它的觀念。這些觀念的出現並不是像擲骰子一樣全憑運氣，它們都深深植根於漫長的過去。當它們開花結果時，是時間為它們作好了準備。如想了解它們的起源，就必須回顧既往。它們既是歷史的兒女，又是未來的母親，然而也永遠是時間的奴隸。
因此，時間是我們最可靠的主人，為了看到一切事物有何變化，應當讓它自由發揮作用。今天，面對群眾可怕的願望以及它所預示的破壞和騷亂，我們深感不安。要想看到平衡的恢復，除了依靠時間，再無他法。拉維斯先生所言甚是：「沒有哪種統治形式可以一夜之間建立起來。政治和社會組織是需要數百年才能打造出來的產物。封建制度在建立起它的典章之前，經歷了數百年毫無秩序的混亂。絕對君權也是在存在了數百年後，才找到了統治的成規。這些等待的時期是極為動盪的。」
4．政治和社會制度
制度能夠改正社會的弊端，國家的進步是改進位制度與統治帶來的結果，社會變革可以用各種命令來實現——我認為這些想法仍然受到普遍的贊同。它們是法國大革命的起點，而且目前的各種社會學說也仍然以它為基礎。
最具連續性的經驗一直未能動搖這個重大的謬見。哲學家和史學家們枉費心機地想證明它的荒謬，不過他們卻可以毫不費力地證明，各種制度是觀念、感情和習俗的產物，而觀念、感情和習俗並不會隨著改寫法典而被一併改寫。一個民族並不能隨意選擇自己的制度，就像它不能隨意選擇自己頭髮和眼睛的顏色一樣。制度和政府都是種族的產物，它們並不是某個時代的創造者，而是由這個時代所創造。對各民族的統治，不是根據他們一時的奇思怪想，而是他們的性質決定了他們要被統治。一種政治制度的形成需要上百年的時間，改造它也同樣如此。各種制度並沒有固有的優點，就它們本身而言，它們無所謂好壞。在特定的時刻對一個民族有益的制度，對另一個民族也許極為有害。
進一步說，一個民族並沒有真正改變其各種制度的能力。毫無疑問，以暴力革命為代價，它可以改變其名稱，但是其本質依然如故。名稱不過是些無用的符號，歷史學家在深入到事物的深層時，很少需要留意它們。正是因為如此，英國這個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仍然生活在君主制的統治下，而經常表現得十分囂張的最具壓迫性的專制主義，卻是存在於那些原屬西班牙的美洲共和國，儘管它們都有共和制的憲法。決定著各民族命運的是它們的性格，而不是它們的政府。我曾在前一本書中，通過提出典型事例來證實這一觀點。
因此，把時間浪費在炮製各種煞有介事的憲法上，就像是小孩子的把戲，是無知的修辭學家毫無用處的勞動。必要性和時間承擔著完善憲政的責任，我們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讓這兩個因素髮揮作用。這就是盎格魯薩克遜人採用的辦法，正像他們偉大的史學家麥考利在一段文字中告訴我們的，拉丁民族各國的政客們，應當由衷地學習這種方法。他指出，法律所能取得的一切好處，從純粹理性的角度看，表現出一片荒謬與矛盾，他然後又對拉丁民族一擁而上發瘋般制定出來的憲法文本與英國的憲法進行了比較。他指出，後者總是一點一滴慢慢地發生變化，影響是來自必要性，而不是來自思辨式的推理：
從來不考慮是否嚴謹對稱，更多地是考慮它的方便實用；從來不單純以不一致為由去消除不一致；除非感到有所不滿，絕對不加以變革；除非能夠消除這種不滿，絕對不進行革新；除了針對具體情況必須提供的條款之外，絕對不制定任何範圍更大的條款——這些原則，從約翰國王的時代直到維多利亞女王的時代，一直支配著我們二百五十屆議會，使它變得從容不迫。
要想說明各民族的法律和各項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表達著每個種族的需要，因此沒有必要對其進行粗暴的變革，就要對它們逐一進行審查。例如，對集權制的優點和缺點，可以沉溺於哲學上的考究。但是，當我們看到，一個由不同種族構成的國民用了一千年時間來維護這種集權制；當我們看到，一場目的在於摧毀過去一切制度的大革命也不得不尊重這種集權制，甚至使它進一步強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該承認它是迫切需要的產物，承認它是這個民族的生存條件。對於那些奢談毀掉這種制度的政客，我們應當對他們可憐的智力水平報以憐憫。如果他們碰巧做成了這件事，他們的成功立刻會預示著一場殘酷的內戰，這又會立刻帶來一種比舊政權更具壓迫性的新的集權制度。
從以上所述得出的結論是，深刻影響群體稟性的手段，不能到制度中去尋找。我們看到，有些國家，譬如美國，在民主制度下取得了高度繁榮，而另一些國家，譬如那些西班牙人的美洲共和國，在極為相似的制度下，卻生活在可悲的混亂狀態中，這時我們就應當承認，這種制度與一個民族的偉大和另一個民族的衰敗都是不相干的。各民族是受著它們自己性格的支配，凡是與這種性格不和的模式，都不過是一件借來的外套，一種暫時的偽裝。毫無疑問，為強行建立某些制度而進行的血腥戰爭和暴力革命一直就在發生，而且還會繼續發生，人們就像對待聖人的遺骨一樣，賦予這些制度以創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因此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制度反作用於群體的頭腦，它們才引發了這些大動盪。然而，其實並不是制度以這種方式產生了反作用，因為我們知道，不管成功或失敗，它們本身並沒有以這種方式產生反作用，因為它們本身並不具有那樣的能力。影響群眾頭腦的是各種幻想和詞語，尤其是詞語，它們的強大一如它們的荒誕，下面我就簡單揭示一下它們令人吃驚的影響。
5．教育
在當前這個時代的主要觀念中，首當其衝的是這樣一種觀念，即認為教育能夠使人大大改變，它會萬無一失地改造他們，甚至能夠把他們變成平等的人。這種主張被不斷地重複，僅僅這個事實就足以讓它最終成為最牢固的民主信條。如今要想擊敗這種觀念，就像過去擊敗教會一樣困難。
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就像在許多其他問題上一樣，民主觀念與心理學和經驗的結論有著深刻的差異。包括赫伯特·斯賓塞在內的許多傑出哲學家，已經毫不費力地證明，教育既不會使人變得更道德，也不會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變他的本能，也不能改變他天生的熱情，而且有時——只要進行不良引導即可——害處遠大於好處。統計學家已經為這種觀點提供了佐證，他們告訴我們，犯罪隨著教育，至少是某種教育的普及而增加，社會的一些最壞的敵人，也是在學校獲獎者名單上有案可查的人。一位傑出的官員，阿道夫·吉約先生，在最近一本著作裡指出，目前受過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的比例是3000∶1000，在50年的時間裡，人口中的犯罪比例從每10萬居民227人上升到了552人，即增長了133%。他也像他的同事一樣注意到，年輕人犯罪增長得尤其多，而人盡皆知的是，法國為了他們，已經用免費義務制教育取代了交費制。
當然不能說，即使正確引導的教育，也不會造成十分有益的實際結果——誰也沒有堅持過這種主張。就算它不會提升道德水平，至少也會反映在專業技能的發展上。不幸的是，尤其在過去25年裡，拉丁民族把它們的教育制度建立在了十分錯誤的原則上，儘管有些最傑出的頭腦，如布呂爾、德·庫朗熱、泰納等許多人提出了意見，它們依然不思悔改。我本人在過去出版的一本書中指出，法國的教育制度把多數受過這種教育的人變成了社會的敵人，它讓無數學子加入了最惡劣的社會主義者的陣營。
這種制度——它可能很適合拉丁民族的稟性——的主要危險來自這樣一個事實，即它是以根本錯誤的心理學觀點為基礎，認為智力是通過一心學好教科書來提高的。由於採用了這種觀點，便儘可能強化許多手冊中的知識。從小學直到離開大學，一個年輕人只能死記硬背書本，他的判斷力和個人主動性從來派不上用場。受教育對於他來說就是背書和服從。
一位前公共教育部長朱勒·西蒙先生寫道：「學習課程，把一種語法或一篇綱要牢記在心，重複得好，模仿也出色——這實在是一種十分可笑的教育方式，它的每項工作都是一種信仰行為，即預設教師不可能犯錯誤。這種教育的唯一結果，就是貶低自我，讓我們變得無能。」
如果這種教育僅僅是無用，人們還可以對孩子們示以同情，他們雖然沒有在小學裡從事必要的學習，畢竟被教會了一些科勞泰爾後裔的族譜、紐斯特里亞和奧斯特拉西亞之間的衝突或動物分類之類的知識。但是這種制度的危險要比這嚴重得多，它使服從它的人強烈地厭惡自己的生活狀態，極想逃之夭夭。工人不想再做工人，農民不想再當農民，而大多數地位卑賤的中產階級，除了吃國家職員這碗飯以外，不想讓他們的兒子從事任何別的職業。法國的學校不是讓人為生活作好準備，而是隻打算讓他們從事政府的職業，在這個行當上取得成功，無需任何必要的自我定向，或表現出哪怕一點個人的主動性。這種制度在社會等級的最底層創造了一支無產階級大軍，他們對自己的命運忿忿不平，隨時都想起來造反。在最高層，它培養出一群輕浮的資產階級，他們既多疑又輕信，對國家抱著迷信般的信任，把它視同天道，卻又時時不忘對它表示敵意，總是把自己的過錯推給政府，離了當局的干涉，他們便一事無成。
國家用教科書製造出這麼多有文憑的人，然而它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於是只好讓另一些人無事可做。因此，它只能把飯碗只給先來的，剩下的便全都成了它的敵人。從社會金字塔的最高層到最低層，從最卑賤的小秘書到教授和警察局長，有大量吹噓文憑的人在圍攻各種職位，商人想找到一個代他處理殖民地生意的人難上加難，成千上萬的人卻在謀求最平庸的官差。只在塞納一地，就有兩萬名男女教師失業，他們全都蔑視農田或工場，只想從國家那兒討生計。被選中的人數是有限的，因此肯定有大量心懷不滿的人。他們隨時會參與任何革命，不管它的頭領是誰，也不管它有什麼目標。可以說，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場的知識，是讓人造反的不二法門。
顯然，迷途知返為時已晚。只有經驗這位人民最好的老師，最終會揭示出我們的錯誤。只有它能夠證明，必須廢除我們那些可惡的教科書和可悲的考試，代之以勤勞的教育，它能夠勸導我們的年輕人回到田野和工場，回到他們今天不惜任何代價逃避的殖民地事業。
如今，一切受教育的人所需要的專業教育，就是我們祖輩所理解的教育。在今天，憑自己意志的力量、開拓能力和創業精神統治世界的民族中，這種教育依然強盛。泰納先生這位偉大的思想家，在一系列著名篇章——下面我還會引用其中一些重要段落——中清楚說明了，我們過去的教育制度與今天英國和美國的制度大體相似。他在對拉丁民族和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制度進行不同尋常的比較時，明確指出了這兩種方式的後果。
也許人們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會認為，繼續接受我們古典教育中的全部弊端，儘管它只能培養出心懷不滿和不適應自己生活狀況的人，但是向人灌輸大量膚淺的知識，不出差錯地背誦大量教科書，畢竟能夠提高智力水平。但是它真能提高這種水平嗎？不可能！生活中取得成功的條件是判斷力，是經驗，是開拓精神和個性——這些素質都不是書本能夠帶來的。教科書和字典可以是有用的參考工具，但長久把它們放在腦子裡卻沒有任何用處。
如何能夠讓專業教育提高智力，使它達到大大高於古典教育的水平呢？泰納先生做過出色的說明。他說：
觀念只有在它們自然而正常的環境中才能形成。促進觀念的成長，需要年輕人每天從工場、礦山、法庭、書房、建築工地和醫院獲得大量的感官印象；他得親眼看到各種工具、材料和操作；他得與顧客、工作者和勞動者在一起，不管他們幹得是好是壞，也不管他們是賺是賠。採用這種方式，他們才能對那些從眼睛、耳朵、雙手甚至味覺中得到的各種細節，有些微不足道的理解。學習者是在不知不覺中獲得了這些細節，默默地推敲，在心中逐漸成形，並且或遲或早會產生出一些提示，讓他們著手新的組合、簡化、生意、改進或發明。而法國年輕人恰恰在最能出成果的年紀，被剝奪了所有這些寶貴的接觸、所有這些不可缺少的學習因素。因為有七八年的時間他一直被關在學校裡，切斷了一切親身體驗的機會，因此對於世間的人和事，對於控制這些人和事的各種辦法，不可能得到鮮明而準確的理解。
……十人之中，至少九個人在幾年裡把他們的時間和努力浪費掉了，而這是有效、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幾年。他們中間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是為了考試而活著——我這裡指的是那些被淘汰者。還有一半或三分之二成功地得到了某種學歷、證書或一紙文憑——我指的是那些超負荷工作的人。在規定的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對一張桌子，在連續兩小時的時間，又涉及一大堆學科，非要讓他們成為一切人類知識的活字典——這種要求是太過分了。在那一天的那兩個小時裡，他們也許正確或接近正確，但用不了一個月，他們便不再是這樣。他們不可能再通過考試。他們腦子裡那些過多的、過於沉重的所學不斷流失，且沒有新東西補充進去。他們的精神活力衰退了，他們繼續成長的能力涸竭了，一個得到充分發展的人出現了，然而他也是個筋疲力盡的人。他成家立業，落入生活的俗套，而只要落入這種俗套，他就會把自己封閉在狹隘的職業中，工作也許還算本分，但僅此而已。這就是平均收益，收入肯定不能抵消開支。而在1789年以前，法國就像英國或美國一樣，採用的卻是相反的辦法，由此得到的結果並無不同，甚至更好。
此後這位著名的歷史學家又向我們揭示了我們的制度與盎格魯-薩克遜人的差別。後者並沒有我們那樣多的專業學校。他們的教育並不是建立在啃書本上，而是建立在實物教學上。例如，他們的工程師並不是在學校，而是在車間裡訓練出來的。這種辦法表明，每個人都能達到他的智力允許他達到的水平。如果他沒有進一步發展的能力，他可以成為工人或領班，如果天資不俗，他便會成為工程師。與個人前程全取決他在19或20歲時一次幾小時考試的做法相比，這種辦法更民主，對社會也更有利。
在醫院、礦山和工廠，在建築師或律師的辦公室裡，十分年輕便開始學業的學生們，按部就班地經歷他們的學徒期，非常類似於辦公室裡的律師秘書或工作室裡的藝術家。在投入實際工作之前，他也有機會接受一些一般性教育過程，因此已經準備好了一個框架，可以把他們迅速觀察到的東西儲存進去，而且他能夠利用自己在空閒時間得到的各種各樣的技能，由此逐漸同他所獲得的日常經驗協調一致。在這種制度下，實踐能力得到了發展，並且與學生的才能相適應，發展方向也符合他未來的任務和特定工作的要求，這些工作就是他今後要從事的工作。因此在英國或美國，年輕人很快便處在能夠儘量發揮自己能力的位置上。在25歲時——如果不缺少各種材料和部件，時間還會提前——他不但成了一個有用的工作者，甚至具備自我創業的能力；他不只是機器上的一個零件，而且是個發動機。而在制度與此相反的法國，一代又一代人越來越向中國看齊——由此造成的人力浪費是巨大的。
關於我們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與實踐生活不斷擴大的差距，這位偉大的哲學家得出瞭如下結論：
在教育的三個階段，即兒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如果從考試、學歷、證書和文憑的角度看，坐在學校板凳上啃理論和教科書的時間是有點長得過頭了，而且負擔過重。即使僅從這個角度看，採用的辦法也糟糕透頂，它是一種違反自然的、與社會對立的制度。過多地延長實際的學徒期，我們的學校寄宿制度，人為的訓練和填鴨式教學，功課過重，不考慮以後的時代，不考慮成人的年齡和人們的職業，不考慮年輕人很快就要投身其中的現實世界，不考慮我們活動於其中、他必須加以適應或提前學會適應的社會，不考慮人類為保護自己而必須從事的鬥爭，不考慮為了站住腳跟他得提前得到裝備、武器和訓練並且意志堅強。這種不可缺少的裝備，這種最重要的學習，這種豐富的常識和意志力，我們的學校全都沒有教給法國的年輕人。它不但遠遠沒有讓他們獲得應付明確生存狀態的素質，反而破壞了他這種素質。因此從他走進這個世界，踏入他的活動領域之日起，他經常只會遇到一系列痛苦的挫折，由此給他造成的創痛久久不能痊癒，有時甚至失去生活能力。這種試驗既困難又危險。這個過程對精神和道德的均衡產生了不良影響，甚至有難以恢復之虞。十分突然而徹底的幻滅已經發生了。這種欺騙太嚴重了，失望太強烈了。
以上所言是否偏離了群體心理學的主題？我相信並非如此。如果我們想知道今天正在群眾中醞釀、明天就會出現的各種想法和信念，就必須對為其提供土壤的因素有所瞭解。教育能夠使一個國家的年輕人瞭解到這個國家會變成什麼樣子。為當前這代人提供的教育，有理由讓人灰心喪氣。可以把泰納的這些話與最近保羅·布林熱在其《海外》（outre‐mer）這本傑作中對美國教育的觀察作一比較。他也指出了我們的教育制度只會培養頭腦狹隘、缺乏開拓精神和意志力的資產階級或無政府主義者，他們「是兩種同樣有害的文明人，只會陷入無關痛癢的老生常談或肆無忌憚的破壞」，然後他對我們法國的學校（公立學校）這種製造退化的工廠和美國那種能讓人為生活作好出色準備的學校作了一番比較，我認為這個問題太值得反思了。真正的民主國家與嘴上自稱民主但思想糊塗的國家之間的巨大差別，通過這種比較而暴露無遺。［布林熱（paulbour‐get，1852—1935），法國文學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是保守派文人中的代表人物。——譯註］在改善或惡化群眾的頭腦方面，教育至少能發揮一部分作用。因而有必要說明，這種頭腦是如何由當前的制度培養出來的，冷漠而中立的群眾是如何變成了一支心懷不滿的大軍，隨時打算聽從一切烏托邦分子和能言善辯者的暗示。今天，能夠找到社會主義者的地方，正是教室，為拉丁民族走向衰敗鋪平道路的，也是教室。
第二章群體意見的直接因素
提要：1．形象、詞語和套話。詞語和套話的神奇力量／詞語的力量與它所喚起的形象有關，但獨立於它的真正含義／這些形象因時代和種族而各有不同／常用詞語含義多變的例項／給舊事物更換名稱的政治效用／種族差別造成的詞義變化／「民主」一詞在歐洲和美國的不同含義。2．幻覺。它的重要性／在所有文明的起源中都能發現幻覺／群體更喜歡幻覺而不是真理。3．經驗。只有經驗能夠使必要的真理在群眾心中生根／經驗只有不斷地重複才能生效／為說服群眾必須付出的經驗代價。4．理性。它對群體沒有任何作用／群體只受無意識感情的影響／邏輯在歷史中的作用／發生不可思議的事情的秘密。
我們剛才討論了賦予群體心理以特定屬性，使某些感情和觀念得以發展的間接性準備因素。現在我們還得研究一下能夠直接發揮作用的因素。在下面這一章裡我們會看到，要想讓這些因素充分發揮作用，應當如何運用它們。
我們在本書的第一部分研究過集體的感情、觀念和推理方式，根據這些知識，顯然可以從影響他們心理的方法中，歸納出一些一般性原理。我們已經知道，什麼事情會刺激群體的想象力，也瞭解了暗示、特別是那些以形象的方式表現出來的暗示的力量和傳染過程。然而，正像暗示可以有十分不同的來源一樣，能夠對群體心理產生影響的因素也相當不同，因此必須對它們分別給予研究。這種研究是有益的。群體就像古代神話中的斯芬克司，必須對它的心理學問題給出一個答案，不然我們就會被它毀掉。
1．形象、詞語和套話
我們在研究群體的想象力時已經看到，它特別易於被形象產生的印象所左右。這些形象不一定隨時都有，但是可以利用一些詞語或套話，巧妙地把它們啟用。經過藝術化處理之後，它們毫無疑問有著神奇的力量，能夠在群體心中掀起最可怕的風暴，反過來說，它們也能平息風暴。因為各種詞語和套話的力量而死去的人，只用他們的屍骨，就能建造一座比古老的齊奧普斯更高的金字塔。
詞語的威力與它們所喚醒的形象有關，同時又獨立於它們的真實含義。最不明確的詞語，有時反而影響最大。例如像民主、社會主義、平等、自由等等，它們的含義極為模糊，即使一大堆專著也不足以確定它們的所指。然而這區區幾個詞語的確有著神奇的威力，它們似乎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各種極不相同的潛意識中的抱負及其實現的希望，全被它們集於一身。
說理與論證戰勝不了一些詞語和套話。它們是和群體一起隆重上市的。只要一聽到它們，人人都會肅然起敬，俯首而立。許多人把它們當作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它們在人們心中喚起宏偉壯麗的幻象，也正是它們含糊不清，使它們有了神秘的力量。它們是藏在聖壇背後的神靈，信眾只能誠惶誠恐地來到它們面前。
詞語喚起的形象獨立於它們的含義。這些形象因時代而異，也因民族而異。不過套話並沒有改變，有些暫時的形象是和一定的詞語聯絡在一起的：詞語就像是用來喚醒它們的電鈴按鈕。
並非所有的詞語和套話都有喚起形象的力量，有些詞語在一段時間裡有這種力量，但在使用過程也會失去它，不會再讓頭腦產生任何反應。這時它們就變成了空話，其主要作用是讓使用者免去思考的義務。用我們年輕時學到少量套話和常識把自己武裝起來，我們便擁有了應付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再也不必對任何事情進行思考。
只要研究一下某種特定的語言，就會發現它所包含的詞語在時代變遷中變化得極慢，而這些詞語所喚起的形象，或人們賦予它們的含義，卻不停地發生著變化。因此我在另一本書中得出結論說，準確地翻譯一種語言，尤其那些死亡的語言，是絕對不可能的。當我們用一句法語來取代一句拉丁語、希臘語或《聖經》裡的句子時，或者當我們打算理解一本二三百年前用我們自己的語言寫成的書時，我們實際上是在做什麼呢？我們不過是在用現代生活賦予我們的一些形象和觀念代替了另一些不同的形象和觀念，它們是存在於古代一些種族的頭腦中的產物，這些人的生活狀況與我們沒有任何相似之處。當大革命時的人以為自己在模仿古希臘和古羅馬人時，他們除了把從來沒有存在過的含義賦予古代的詞語之外，還能做些什麼呢？
希臘人的制度與今天用同樣的詞語設計出來的制度有何相似之處？那時的共和國本質上是一種貴族統治的制度，是由一小撮團結一致的小暴君統治著一群絕對服從的奴隸構成的制度。這些建立在奴隸制上的集體貴族統治，沒了這種奴隸制一天也不能存在。
「自由」這個詞也是如此。在一個從未想過思想自由的可能性，討論城邦的諸神、法典和習俗就是最嚴重最不尋常的犯罪的地方，自由的含義與我們今天賦予它的含義有何相似之處？像「祖國」這樣的詞，對於雅典人或斯巴達人來說，除了指雅典或斯巴達的城邦崇拜之外，還能有別的含義嗎？它當然不可能指由彼此征伐不斷的敵對城邦組成的全希臘。在古代高盧，「祖國」這個詞又能有什麼含義？它是由相互敵視的部落和種族組成的，它們有著不同的語言和宗教，愷撒能夠輕易征服它們，正是因為他總是能夠從中找到自己的盟友。羅馬人締造了一個高盧人的國家，是因為他們使這個國家形成了政治和宗教上的統一。不必扯這麼遠，就拿二百年前的事來說吧，能夠認為今天法國各省對「祖國」一詞的理解，與大孔代——他和外國人結盟反對自己的君主——是一樣的嗎？然而詞還是那個詞。過去跑到外國去的法國保皇黨人，他們認為自己反對法國是在恪守氣節，他們認為法國已經變節，因為封建制度的法律是把諸侯同主子而不是土地聯絡在一起的，因此有君主在，才有祖國在；可見，祖國對於他們的意義，不是與現代人大不相同嗎？
意義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生深刻變化的詞語比比皆是。我們對它們的理解，只能達到過去經過了漫長的努力所能達到的水平。有人曾十分正確地說，即使想正確理解「國王」和「王室」這種稱呼對我們曾祖父一輩意味著什麼，也需要作大量的研究。更為複雜的概念會出現什麼情況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此可見，詞語只有變動不定的暫時含義，它隨著時代和民族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我們若想以它們為手段去影響群體，我們必須搞清楚某個時候群體賦予它們的含義，而不是它們過去具有的含義，或精神狀態有所不同的個人給予它們的含義。
因此，當群體因為政治動盪或信仰變化，對某些詞語喚起的形象深感厭惡時，假如事物因為與傳統結構緊密聯絡在一起而無法改變，那麼一個真正的政治家的當務之急，就是在不傷害事物本身的同時趕緊變換說法。聰明的托克維爾很久以前就說過，執政府和帝國的具體工作就是用新的名稱把大多數過去的制度重新包裝一遍，這就是說，用新名稱代替那些能夠讓群眾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稱，因為它們的新鮮能防止這種聯想。「地租」變成了「土地稅」，「鹽賦」變成了「鹽稅」，「徭役」變成了間接攤派，商號和行會的稅款變成了執照費，如此等等。
可見，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務之一，就是對流行用語，或至少對再沒有人感興趣，民眾已經不能容忍其舊名稱的事物保持警覺。名稱的威力如此強大，如果選擇得當，它足以使最可惡的事情改頭換面，變得能被民眾所接受。泰納正確地指出，雅各賓黨人正是利用了「自由」和「博愛」這種當時十分流行的說法，才能夠「建立起堪與達荷美媲美的暴政，建立起和宗教法庭相類的審判臺，幹出與古墨西哥人相差無幾的人類大屠殺這種成就」。統治者的藝術，就像律師的藝術一樣，首先在於駕馭辭藻的學問。這門藝術遇到的最大困難之一，就是在同一個社會，同一個詞對於不同的社會階層往往有不同的含義，表面上看他們用詞相同，其實他們說著不同的語言。
在以上事例中，時間是促成詞語含義發生變化的主要因素。如果我們再考慮到種族因素，我們就會看到，在同一個時期，在教養相同但種族不同的人中間，相同的詞也經常與極不相同的觀念相對應。不是見多識廣的人，不可能理解這些差別，因此我不會糾纏在這個問題上。我只想指出，正是群眾使用最多的那些詞，在不同的民族中有著最不相同的含義。例如今天使用如此頻繁的「民主」和「社會主義」，就屬於這種情況。
實際上，它們在拉丁民族和盎格魯-薩克遜民族中代表著十分對立的思想。在拉丁民族看來，「民主」更多地是指個人意志和自主權要服從於國家所代表的社會的意志和自主權。國家在日甚一日地支配著一切，集權、壟斷並製造一切。不管是激進派、社會主義者還是保皇派，一切黨派一概求助於國家。而在盎格魯-薩克遜地區，尤其是在美國，「民主」一詞卻是指個人意志的有力發展，國家要儘可能服從這一發展，除了政策、軍隊和外交關係外，它不能支配任何事情，甚至公共教育也不例外。由此可見，同一個詞，在一個民族是指個人意志和自主權的從屬性以及國家的優勢，而在另一個民族，卻是指個人意志的超常發展和國家的徹底服從。
2．幻覺
自從出現文明以來，群體便一直處在幻覺的影響之下。他們為製造幻覺的人建廟塑像，設立祭壇，超過了所有其他人。不管是過去的宗教幻覺還是現在的哲學和社會幻覺，這些牢不可破至高無上的力量，可以在我們這個星球上不斷發展的任何文明的靈魂中找到。古代巴比倫和埃及的神廟，中世紀的宗教建築，是為它們而建；一個世紀以前震撼全歐洲的一場大動盪，是為它們而發動；我們的所有政治、藝術和社會學說，全都難逃它們的強大影響。有時，人類以可怕的動亂為代價，能夠消除這些幻覺，然而他似乎註定還會讓它們死而復生。沒有它們，他不可能走出自己原始的野蠻狀態；沒有它們，他似乎很快就會重新回到這種野蠻狀態。毫無疑問，它們不過是些無用的幻影，但是這些我們夢想中的產物，卻使各民族創造出了輝煌壯麗值得誇耀的藝術或偉大文明。
在這個問題上，使群體形成意見的是由一些臨時胡亂拼湊起來的不同觀點，我在前面已經解釋過這種機制。當時法國的國民衛隊是由一些溫順的小店主組成的，他們的紀律極其渙散，根本不能拿他們當真。然而，冠以相似名稱的任何軍隊會使人產生同樣的聯想，因此也會被認為是無害的。當時，群眾的這種錯誤認識也為他們的領袖所持有，在涉及以偏概全的意見方面，這種情況時有發生。奧列弗先生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書中提到，一位經常追隨民意、絕不超前的政治家——這裡指梯也爾先生——在1867年12月31日的一次內閣講話中，就宣稱普魯士除了一支和法國相等的常備軍外，只擁有和法國相似的國民衛隊，因此對它不必重視。
如果有人毀掉那些博物館和圖書館，如果有人把教堂前石板路上那些在宗教鼓舞下建起的一切作品和藝術紀念物統統推倒，人類偉大的夢想還會留下些什麼呢？讓人們懷抱著那些希望和幻想吧，不然他們是活不下去的。這就是存在著諸神、英雄和詩人的原因。科學承擔起這一任務已有五十年的時間，但是在渴望理想的心靈裡，科學是有所欠缺的，因為它不敢做出過於慷慨的承諾，因為它不能撒謊。
上個世紀的哲學家熱情地投身於對宗教、政治和社會幻覺的破壞，我們的祖輩已在這種幻覺中生活了許多世紀。他們毀滅了這些幻覺，希望和順從的源泉也就隨之涸竭。幻想遭到扼殺之後，他們面對著盲目而無聲無息的自然力量，而它對軟弱和慈悲心腸一概無動於衷。
哲學不管取得了多大進步，它迄今仍沒有給群眾提供任何能夠讓他們著迷的理想。然而群眾無論付出多大的代價，他們必須擁有自己的幻想，於是他們便像趨光的昆蟲一樣，本能地轉向那些迎合他們需要的巧舌如簧者。推動各民族演化的主要因素，永遠不是真理，而是謬誤。如今社會主義為何如此強大，原因就在於它是仍然具有活力的最後的幻想。儘管存在著一切科學證據，它依然繼續發展。它的主要力量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即它的鼓吹者是那些非常無視現實，因而敢於向人類承諾幸福的人。如今，這種社會主義幻覺肆虐於過去大量的廢墟之上，未來是屬於它的。群眾從來就沒有渴望過真理，面對那些不合口味的證據，他們會拂袖而去，假如謬論對他們有誘惑力，他們更願意崇拜謬論，凡是能向他們供應幻覺的，也可以很容易地成為他們的主人，凡是讓他們幻滅的，都會成為他們的犧牲品。
3．經驗
經驗幾乎是唯一能夠讓真理在群眾心中牢固生根、讓過於危險的幻想歸於破滅的有效手段。但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經驗必須發生在非常大的範圍，而且得一再出現。通常，一代人的經驗對下一代人是沒有多少用處的。這就是一些被當作證據引用的歷史事實達不到目的的原因。它們唯一的作用就是證明了，一種廣泛的經驗即使僅僅想成功地動搖牢固地根植於群眾頭腦中的錯誤觀點，也需要一代又一代地反覆出現。
史學家毫無疑問會把19世紀以及再早一些的年代當作一個充斥著奇異經驗的時代，任何時代都沒有做過如此多的試驗。
最宏偉的試驗就是法國大革命。發現一個社會有待於遵照純粹理性的指導，從上到下翻新一遍，這必然會導致數百萬人死於非命，讓歐洲在20年裡陷入深刻的動盪。為了用經驗向我們證明，獨裁者會讓擁戴他們的民族損失慘重，需要在50年裡來上兩次破壞性試驗。但是，雖然試驗結果明確無誤，好像仍然不那麼令人信服。第一次試驗的代價是300萬人的性命和一次入侵，第二次試驗導致割讓領土並在事後表明了常備軍的必要性。此後幾乎還要來第三次試驗。恐怕不定哪天它肯定會發生。要想讓整個民族相信，龐大的德國軍隊並不像30年前普遍認為的那樣，只是一支無害的國民衛隊，就必須來上一次讓我們損失慘重的戰爭。讓人認識到貿易保護會毀掉實行這種制度的民族，至少需要20年的災難性試驗。這種例子顯然不勝列舉。
4．理性
在列舉能夠對群眾心理產生影響的因素時，根本就沒有必要提到理性，除非是為了指出它的影響的消極價值。
我們已經證明，群體是不受推理影響的，它們只能理解那些拼湊起來的觀念。因此，那些知道如何影響它們的演說家，總是藉助於它們的感情而不是它們的理性。邏輯定律對群體不起作用。讓群體相信什麼，首先得搞清楚讓它們興奮的感情，並且裝出自己也有這種感情的樣子，然後以藉助於初級的聯想方式，用一些非常著名的暗示性形象，去改變他們的看法，這樣才能夠——如果有必要的話——再回到最初提出的觀點上來，慢慢地探明引起某種說法的感情。這種根據講話的效果不斷改變措辭的必要性，使一切有效的演講完全不可能事先進行準備和研究。在這種事先準備好的演講中，演講者遵循的是自己的思路而不是聽眾的思路，僅這一個事實就會使他不可能產生任何影響。
講究邏輯的頭腦，慣於相信一系列大體嚴密的論證步驟，因此在向群眾講話時，難免會藉助於這種說服的方式，他們面對自己的論證不起作用，總是百思不得其解。有位邏輯學家寫道：「通常，建立在三段論上——即建立在一致性聯絡上——的數學結論是不可更改的……由於這種不可更改的性質，即使是無機物，如果它能夠遵循這種一致性聯絡的話，也會不得不表示同意。」這話說得當然不錯，然而群體並不比無機物更能遵守這種組合，它甚至沒有理解的能力。只要嘗試一下用推理來說服原始的頭腦——例如野蠻人或兒童的頭腦——即可知道這種論說方式是多麼不值錢。
如想看清楚同感情對抗的理性是多麼蒼白無力，甚至不必降低到這麼原始的水平。我們只要想一下，就在幾百年前，與最簡單的邏輯也不相符的宗教迷信是多麼頑強！在接近兩千年的時間裡，最清醒的天才也不得不在它們的規矩面前俯首稱臣。只是到了現代，它們的真實性才多少受到了一些挑戰。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代也有不少開明之士，但沒有一個人通過理性思考，認識到自己的迷信中十分幼稚的一面，或者對魔鬼的罪行或燒死巫師的必要性表示過絲毫的懷疑。
群體從來不受理性的指引，是否該對此表示遺憾？我們不必貿然稱是。毫無疑問，是幻覺引起的激情和愚頑，激勵著人類走上了文明之路，在這方面人類的理性沒有多大用處。作為支配著我們的無意識的力量的產物，這些幻覺無疑是必要的。每個種族的精神成分中都攜帶著它命運的定律，並且也許它由於一種難以抑制的衝動，只能服從這些定律，即使這種衝動顯然極不合理。有時，各民族好像被一些神秘的力量所左右，它們類似於那種使橡果長成橡樹或讓彗星在自己軌道上執行的力量。
我們若想對這些力量有一點認識，就必須研究一個民族的整個進化過程，而不是這一進化過程不時出現的一些孤立的事實。如果只考慮這些事實，歷史就會變得彷彿是一連串不可能的偶然性所造成的結果。一個加利利的木匠似乎不可能變成一個持續兩千年之久的全能的神，使最重要的文明以他為基礎形成；一小撮從沙漠裡冒出來的阿拉伯人，似乎不太可能征服希臘羅馬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並建立起比亞歷山大的領土更大的帝國；在歐洲已經十分發達、各地政權都已有了等級森嚴的制度的時代，區區一個炮兵中尉似乎也不太可能征服眾多民族及其國王。
因此，還是讓我們把理性留給哲人，不要過於強烈地堅持讓它插手對人的統治吧。一切文明的主要動力並不是理性，倒不如說，儘管存在著理性，文明的動力仍然是各種感情——譬如尊嚴、自我犧牲、宗教信仰、愛國主義以及對榮譽的愛。
第三章群體領袖及其說服的手法
提要：1．群體的領袖。一切群體動物有著服從頭領的本能需要／群體領袖的心理／只有他們能夠使群眾有所信仰並把他們組織起來／領袖的專制／領袖的分類／意志的作用。2．領袖的動員手段。這些手段的不同作用／相互傳染從社會下層向上層蔓延的過程／民眾的意見不久就會成普遍意見。3．名望。名望的定義和分類／先天的名望和個人名望／不同的例項／名望受到破壞的方式。
我們現在已經瞭解了群體的精神構成，我們也明白了能夠對他們的頭腦產生影響的力量。仍然有待研究的是，這些力量是如何發揮作用的，以及是什麼人把它們有效地轉變成了實踐的力量。
1．群體的領袖
只要有一些生物聚集在一起，不管是動物還是人，都會本能地讓自己處在一個頭領的統治之下。
就人類的群體而言，所謂的頭領，有時不過是個小頭目或煽風點火的人，但即使如此，他的作用也相當重要。他的意志是群體形成意見並取得一致的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組織的第一要素，他為他們組成派別鋪平了道路。一群人就像溫順的羊群，沒了頭羊就會不知所措。
領袖最初往往不過是被領導者中的一員。他本人也是被一些觀念所迷惑，然後才變成了它的使徒。他對這些觀念十分著迷，以至除此之外的一切事情都消失了。在他看來，一切相反的意見都是謬論或迷信。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是羅伯斯庇爾，他對盧梭的哲學觀念如醉如痴，在傳播它們時竟然採用了宗教法庭的手段。
我們所說的領袖，更有可能是個實幹家而非思想家。他們並沒有頭腦敏銳深謀遠慮的天賦，他們也不可能如此，因為這種品質一般會讓人猶疑不決。在那些神經有毛病的、好興奮的、半癲狂的即處在瘋子邊緣的人中間，尤其容易產生這種人物。不管他們堅持的觀念或追求的目標多麼荒誕，他們的信念是如此堅定，這使得任何理性思維對他們都不起作用。他們對別人的輕藐和保留態度無動於衷，或者這隻會讓他們更加興奮。他們犧牲自己的利益和家庭——犧牲自己的一切。自我保護的本能在他們身上消失得全無蹤跡，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孜孜以求的唯一回報就是以身殉職。他們強烈的信仰使他們的話具有極大的說服力。芸芸眾生總是願意聽從意志堅強的人，而他也知道如何迫使他們接受自己的看法。聚整合群的人會完全喪失自己的意志，本能地轉向一個具備他們所沒有的品質的人。
各民族從來就不缺領袖，然而，他們並非全都受著那種適合於使徒的強烈信念的激勵。這些領袖往往熟諳巧言令色之道，一味追求私利，用取悅於無恥的本能來說服眾人。他們利用這種方式可能產生極大的影響，然而這隻能奏效於一時。有著狂熱的信仰，能夠打動群眾靈魂的人，即隱士彼得、路德、薩伏那羅拉之流，以及法國大革命中的人物，他們是在自己先被一種信條搞得想入非非之後，才能夠讓別人也想入非非。這樣他們才能夠在自己信眾的靈魂裡喚起一股堅不可摧的力量，即所謂的信仰，它能讓一個人變得完全受自己的夢想奴役。
無論信仰是宗教的、政治的或社會的，也無論這信仰的物件是一本書、一個人或一種觀念，信仰的建立永遠取決於人群中偉大領袖的作用。正是在這一點上，他們有著非常巨大的影響力。在人類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中，信仰的力量最為驚人，福音書上說，它有移山填海的力量，一點也不假。使一個人具有信仰，就是讓他強大了十倍。重大的歷史事件一直是由一些藉藉無名的信徒造成的，他們除了自己贊成的信仰之外，幾乎什麼也不知道。傳遍全球的偉大宗教，或是從這個半球擴張到另一半球的帝國，它們之得以建立，靠的並不是學者或哲學家的幫助，更不是懷疑論者的幫助。
不過，對於以上提到的這些事情，我們所關注的是那些偉大的領袖人物，他們為數甚少，史學家很容易把他們一一清點出來。他們構成了一個連續體的頂峰，其上是些權勢顯赫的主子，下面則是一些出力的人，在煙霧繚繞的小酒館裡，他們不停地向自己同志的耳朵裡灌輸著隻言片語，慢慢地使其入迷。對於那些話的含義，他們自己也很少理解，但是根據他們的說法，只要將其付諸實行，一定會導致一切希望和夢想的實現。
在每個社會領域，從最高貴者到最低賤者，人只要一脫離孤獨狀態，立刻便處在某個領袖的影響之下。大多數人，尤其是群眾中的大多數人，除了自己的行業之外，對任何問題都沒有清楚而合理的想法。領袖的作用就是充當他們的引路人。不過，他也可以被定期出版物所取代，雖然往往效果不佳，它們製造有利於群眾領袖的輿論，向他們提供現成的套話，使他們不必再為說理操心。
群眾領袖握有非常專制的權威，這種專制性當然是他們得到服從的條件。人們經常注意到，他們的權威無須任何後盾，就能輕易使工人階級中最狂暴的人聽命於自己。他們規定工時和工資比例，他們發出罷工命令，何時開始何時結束，全憑他們一聲令下。
如今，由於政府甘心受人懷疑，使自己越來越沒有力量，因此這些領袖和鼓動家正日益傾向於僭取政府的位置。這些新主子的暴政帶來的結果是，群眾在服從他們時，要比服從政府溫順得多。如果因為某種變故，領袖從舞臺上消失，群眾就會回到當初群龍無首不堪一擊的狀態。在上次巴黎公共馬車僱員的罷工中，兩個指揮的領袖一被抓起來，就足以讓罷工立刻結束。在群體的靈魂中佔上風的，並不是對自由的要求，而是當奴才的慾望。他們是如此傾向於服從，因此不管誰自稱是他們的主子，他們都會本能地表示臣服。
這些首領和煽動家可以分成明顯不同的兩類。一類包括那些充滿活力，但只一時擁有堅強意志的人。和他們相比，另一類人更為罕見，他們的意志力更持久。前一種人一身蠻勇，在領導突然決定的暴動、帶領群眾冒死犯難、讓新兵一夜之間變成英雄這些事情中，他們特別派得上用場。第一帝國時代的內伊和繆拉就屬於這種人，在我們這個時代，加里波第也屬於這種人物，他雖一無所長，卻是個精力充沛的冒險家，他只帶領一小撮人，就能夠拿下古老的那不勒斯王國，儘管它受著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的保護。
不過，這類領袖的活力雖是一種應予考慮的力量，它卻不能持久，很難延續到使它發揮作用的興奮事件之後。當這些英雄回到日常生活中時，就像我剛才談到的情況一樣，他們往往暴露出最驚人的性格弱點。他們雖然能夠領導別人，卻好像不能在最簡單的環境下思考和支配自己的行為。他們是這樣一些領袖，在某些條件下，他們本人也受人領導並不斷地受到刺激，總是有某個人或觀念在指引著他們，有明確劃定的行動路線可供他們遵循，不然他們就不能發揮自己的作用。而另一類領袖，即那些能夠持續保持意志力的人，儘管不那麼光彩奪目，其影響力卻要大得多。在這類人中，可以找到各種宗教和偉業的真正奠基人，例如聖保羅、哥倫布和德·雷賽布皆是。他們或是聰明，或是頭腦狹隘，這都無關緊要——世界是屬於他們的。他們所具備的持久的意志力，是一種極為罕見、極為強大的品質，它足以征服一切。強大而持久的意志能夠成就什麼，並不總是能夠得到充分的評價。沒有任何事情能阻擋住它，無論自然、上帝還是人，都不能。
強大而持久的意志能夠造成什麼結果，德·雷賽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最近的例子。他是一個把世界分成東西兩半的人，他所成就的事業，過去三千年裡曾有最偉大的統治者徒勞地做過嘗試。他後來敗在一項類似的事業上，但那是因為他年事已高的緣故，包括意志在內的一切事情，都會在衰老面前屈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