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所有劇院拒絕過的《夏萊的姨媽》，最後因為一個股票商人出資才得見天日，它在法國演出了二百多場，在倫敦上演了一千多場。如果不作上面的解釋，即劇院經理不可能代替觀眾，便無法理解這些既有資格又十分小心地避免這類失誤的人，為何會判斷錯誤。我無法在此討論這個話題，不過，如果熟悉劇院生活的作家也是個細心的心理學家，這個問題倒是很值得他費些筆墨。

這裡我們又一次可以作出更廣泛的解釋。我們會說明種族因素的壓倒性影響。一部在某國掀起熱情的歌劇，在另一國卻未獲成功，或只取得了部分的或平常的成功，是因為它沒有產生能夠作用於另一些公眾的影響力。

我沒有必要再補充說，群體的誇張傾向只作用於感情，對智力不起任何作用。我已經表明，個人一旦成為群體的一員，他的智力立刻會大大下降。一位有學問的官員塔爾德先生，在研究群體犯罪時也證實了這一點。群體僅僅能夠把感情提升到極高和——或相反——極低的境界。

4．群體的偏執、專橫和保守

群體只知道簡單而極端的感情；提供給他們的各種意見、想法和信念，他們或者全盤接受，或者一概拒絕；將其視為絕對真理或絕對謬論。用暗示的辦法加以誘導而不是作出合理解釋的信念，歷來都是如此。與宗教信仰有關的偏執及其對人們的頭腦實行的專制統治，早就為大家所知。

對何為真理何為謬誤總是心存懷疑，另一方面，又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強大，群體便給自己的理想和偏執賦予了專橫的性質。個人可以接受矛盾，進行討論，群體是絕對不會這樣做的。在公眾集會上，演說者哪怕作出最輕微的反駁，立刻就會招來怒吼和粗野的叫罵。在一片噓聲和驅逐聲中，演說者很快就會敗下陣來。當然，假如現場缺少當權者的代表這種約束性因素，反駁者往往會被打死。

專橫和偏執是一切型別的群體的共性，但是其強度各有不同。在這個方面，支配著人們感情和思想的基本的種族觀念，會一再表現出來。尤其在拉丁民族的群體中，可以看到專橫和偏執能夠發展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事實上，這兩種態度在拉丁民族的群體中的發展，已經徹底破壞了盎格魯薩克遜人所具有的那種強烈的個人獨立感情。拉丁民族的群體只關心他們所屬宗派的集體獨立性，他們對獨立有獨特的見解，認為必須讓那些與他們意見相左的人立刻強烈反對自己的信念。在各拉丁民族中間，自宗教法庭時代以來，各個時期的雅各賓黨人，對自由從未能夠有另一種理解。

專橫和偏執是群體有著明確認識的感情，他們很容易產生這種感情，而且只要有人在他們中間煽動起這種情緒，他們隨時都會將其付諸實踐。群體對強權俯首帖耳，卻很少為仁慈心腸所動，他們認為那不過是軟弱可欺的另一種形式。他們的同情心從不聽命於作風溫和的主子，而是隻向嚴厲欺壓他們的暴君低頭。他們總是為這種人塑起最壯觀的雕像。不錯，他們喜歡踐踏被他們剝奪了權力的專制者，但那是因為在失勢之後他也變成了一介平民。他受到蔑視是因為他不再讓人害怕。群體喜歡的英雄，永遠像個愷撒。他的權杖吸引著他們，他的權力威懾著他們，他的利劍讓他們心懷敬畏。

群體隨時會反抗軟弱可欺者，對強權低聲下氣。如果強權時斷時續，而群體又總是被極端情緒所左右，它便會表現得反覆無常，時而無法無天，時而卑躬屈膝。

然而，如果以為群體中的革命本能處在主導地位，那就完全誤解了它們的心理。在這件事上使我們上當的，不過是它們的暴力傾向。它們的反叛和破壞行為的爆發總是十分短暫，群體強烈地受著無意識因素的支配，因此很容易屈從於世俗的等級制，難免會十分保守。對它們撒手不管，它們很快就會對混亂感到厭倦，本能地變成奴才。當波拿巴壓制了一切自由，讓每個人都對他的鐵腕有切膚之感時，向他發出歡呼的正是那些最桀驁不馴的雅各賓黨人。

如果不考慮群體深刻的保守本能，就難以理解歷史，尤其是民眾的革命。不錯，它們可能希望改朝換代，為了取得這種變革，它們有時甚至發動暴力革命，然而這些舊制度的本質仍然反映著種族對等級制的需要，因此它們不可能得不到種族的服從。群體的多變，只會影響到很表面的事情。其實它們就像原始人一樣，有著堅不可摧的保守本能。它們對一切傳統的迷戀與崇敬是絕對的；它們對一切有可能改變自身生活基本狀態的新事物，有著根深蒂固的無意識恐懼。在發明機器織機或出現蒸汽機和鐵路的時代，如果民主派掌握著他們今天擁有的權力，這些發明也不可能實現，或至少要付出革命和不斷殺戮的代價。對於文明的進步而言，值得慶幸的是，只是在偉大的科學發明和工業出現之後，群體才開始掌握了權力。

5．群體的道德

如果「道德」一詞指的是持久尊重一定的社會習俗，不斷抑制私心的衝動，那麼顯然可以說，由於群體太好衝動，太多變，因此它不可能是道德的。相反，如果我們把某些一時表現出來的品質，如捨己為人、自我犧牲、不計名利、獻身精神和對平等的渴望等，也算作「道德」的內容，則我們可以說，群體經常會表現出極高的道德。

研究過群體的少數心理學家，只著眼於他們的犯罪行為，在看到經常發生這種行為後，他們得出的結論是，群體的道德水平十分低劣。

這種情況當然經常存在。但為何是這樣？這不過是因為我們從原始時代繼承了野蠻和破壞性的本能，它蟄伏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孤立的個人在生活中滿足這種本能是很危險的，但是當他加入一個不負責任的群體時，因為很清楚不會受到懲罰，他便會徹底放縱這種本能。在生活中，我們不能向自己的同胞發洩這種破壞性本能，便把它發洩在動物身上。群體捕獵的熱情與兇殘，有著同樣的根源。群體慢慢殺死沒有反抗能力的犧牲者，表現出一種十分懦弱的殘忍。不過在哲學家看來，這種殘忍，與幾十個獵人聚整合群用獵犬追捕和殺死一隻不幸的鹿時表現出的殘忍，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群體可以殺人放火，無惡不作，但是也能表現出極崇高的獻身、犧牲和不計名利的舉動，即孤立的個人根本做不到的極崇高的行為。以名譽、光榮和愛國主義作為號召，最有可能影響到組成群體的個人，而且經常可以達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像十字軍遠征和1793年的志願者那種事例，歷史上比比皆是。只有集體能夠表現出偉大的不計名利和獻身的精神。群體為了自己只有一知半解的信仰、觀念和隻言片語，便英勇地面對死亡，這樣的事例何止千萬！不斷舉行示威的人群，更有可能是為了服從一道命令，而不是為了增加一點養家餬口的薪水。私人利益幾乎是孤立的個人唯一的行為動機，卻很少成為群體的強大動力。在群體的智力難以理解的多次戰爭中，支配著群體的肯定不是私人利益——在這種戰爭中，他們甘願自己被人屠殺，就像是被獵人施了催眠術的小鳥。

即使在一群罪大惡極的壞蛋中間，經常也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他們僅僅因為是群體中的一員，便會暫時表現出嚴格的道德紀律。泰納讓人們注意一個事實，九月慘案的罪犯把他們從犧牲者身上找到的錢包和鑽石放在會議桌上，本來他們是很容易把這些東西據為己有的。1848年革命期間，在佔領杜伊勒利宮時呼嘯而過的群眾，並沒有染指那些讓他們興奮不已的物品，而其中的任何一件都意味著多日的麵包。

群體對個人的這種道德淨化作用，肯定不是一種不變的常規，然而，它卻是一種經常可以看到的常態。甚至在不像我剛才說過的那樣嚴重的環境下，也可以看到這種情況。我前面說過，劇院裡的觀眾要求作品中的英雄有著誇張的美德，一般也可以看到，一次集會，即使其成員品質低劣，通常也會表現得一本正經。放蕩不羈的人、拉皮條的和粗人，在有些危險的場合或交談中，經常會一下子變得細聲細語，雖然與他們習慣了的談話相比，這種場合不會造成更多的傷害。

群體雖然經常放縱自己低劣的本能，他們也不時樹立起崇高道德行為的典範。如果不計名利、順從和絕對獻身於真正的或虛幻的理想，都可算作美德，那就可以說，群體經常具備這種美德，而且它所達到的水平，即使最聰明的哲學家也難以望其項背。他們當然是在無意識地實踐著這些美德，然而這無礙大局，我們不該對群體求全責備，說他們經常受無意識因素的左右，不善於動腦筋。在某些情況下，如果他們開動腦筋考慮起自己的眼前利益，我們這個星球上根本就不會成長出文明，人類也不會有自己的歷史了。

第三章群體的觀念、推理和想象力

提要：1﹒群體的觀念。基本觀念和次要觀念／相互矛盾的觀念為何能夠並存／高深的觀念必須經過改造才能被群眾所接受／觀念的社會影響與它是否包含真理無關。2﹒群體的推理能力。群體不受理性的影響／群體只有十分低下的推理能力／它所接受的觀念只有表面上的相似性或連續性。3﹒群體的想象力。群體有著強大的想象力／群體只會形象思維，這些形象之間沒有任何邏輯關係／群體易受神奇事物的感動，神奇事物是文明的真正支柱／民眾的想象力是政客的權力基礎／能夠以事實觸發群體想象力的方式。

1．群體的觀念

我們在前一本著作研究群體觀念對各國發展的影響時已經指出，每一種文明都是屈指可數的幾個基本觀念的產物，這些觀念很少受到革新。我們說明了這些觀念在群體心中是多麼根深蒂固，影響這一過程是多麼困難，以及這些觀念一旦得到落實所具有的力量。最後我們又說，歷史大動盪就是這些基本觀念的變化所引發的結果。

我們已經用大量篇幅討論過這個問題，因此我現在不想舊話重提。這裡我只想簡單談談群體能夠接受的觀念這一問題，以及他們領會這些觀念的方式。

這些觀念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那些因一時的環境影響來去匆匆的觀念，譬如那些只會讓個人或某種理論著迷的觀念。另一類是基本觀念，它們因為環境、遺傳規律和公眾意見而具有極大的穩定性。過去的宗教觀念，以及今天的社會主義和民主觀念，都屬於這類觀念。

如今，被我們的父輩視為人生支柱的那些偉大的基本觀念，正在搖搖欲墜。它們的穩定性已喪失殆盡，同時，建立於其上的制度也受到了嚴重的動搖。每天都在形成大量我剛才說過的那種過眼煙雲一般的觀念，但是看來它們很少具有生命力並能夠發揮持久的影響。

給群體提供的無論是什麼觀念，只有當它們具有絕對的、毫不妥協的和簡單明瞭的形式時，才能產生有效的影響。因此它們都會披上形象化的外衣，也只有以這種形式，它們才能為群眾所接受。在這些形象化的觀念之間，沒有任何邏輯上的相似性或連續性，它們可以相互取代，就像操作者從幻燈機中取出一張又一張疊在一起的幻燈片一樣。這解釋了為什麼能夠看到最矛盾的觀念在群體中同時流行。隨著時機不同，群體會處在它的理解力所及的不同觀念之一的影響之下，因此能夠幹出大相徑庭的事情。群體完全缺乏批判精神，因此也察覺不到這些矛盾。

這種現象並不是群體所特有的。許多孤立的個人，不只是野蠻人，而且在智力的某個方面接近於原始人的所有人，例如宗教信仰上的狂熱宗派，在他們身上都可以看到這種現象。我曾看到，在我們歐洲大學裡受過教育並拿到了文憑的有教養的印度人，就令人費解地表現出這種現象。一部分西方觀念被附著於他們一成不變的、基本的傳統觀念或社會觀念之上。根據不同的場合，這一套或那一套觀念就會表現出來，並伴之以相應的言談舉止，這會讓同一個人顯得極為矛盾。不過，這些矛盾與其說真正存在，不如說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因為只有世代相傳的觀念才能對孤立的個人產生足夠的影響，變成他的行為動機。只有當一個人因為不同種族的通婚而處在不同的傳統傾向中間時，他的行為才會真正不時表現得截然對立。這些現象雖然在心理學上十分重要，不過在這裡糾纏它們並無益處。我的意見是，要想充分理解它們，至少要花上十年時間周遊各地進行觀察。

觀念只有採取簡單明瞭的形式，才能被群體所接受，因此它必須經過一番徹底的改造，才能變得通俗易懂。當我們面對的是有些高深莫測的哲學或科學觀念時，我們尤其會看到，為了適應群體低劣的智力水平，對它們需要進行多麼深刻的改造。這些改造取決於群體或群體所屬的種族的性質，不過其一般趨勢都是觀念的低俗化和簡單化。這解釋了一個事實，即從社會的角度看，現實中很少存在觀念的等級制，也就是說，很少存在著有高下之分的觀念。一種觀念，不管它剛一齣現時多麼偉大或正確，它那些高深或偉大的成分，僅僅因為它進入了群體的智力範圍並對它們產生影響，便會被剝奪殆盡。

不過從社會的角度看，一種觀念的等級價值，它的固有價值，並不重要。必須考慮的是它所產生的效果。中世紀的基督教觀念，上個世紀的民主觀念，或今天的社會主義觀念，都算不上十分高明。從哲學的角度考慮，它們只能算是一些令人扼腕的錯誤，但是它們的威力卻十分強大，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裡，它們將是決定各國行動的最基本因素。

甚至當一種觀念經過了徹底的改造，使群體能夠接受時，它也只有在進入無意識領域，變成一種情感——這需要很長的時間——時才會產生影響，其中涉及的各種過程，我們將在下文予以討論。

切莫以為，一種觀念會僅僅因為它正確，便至少能在有教養者的頭腦中產生作用。只要看一下最確鑿的證據對大多數人的影響多麼微不足道，立刻就可以搞清楚這個事實。十分明顯的證據，也許會被有教養的人所接受，但是信徒很快就會被他的無意識的自我重新帶回他原來的觀點。人們將看到，過不了幾天他便會故態復萌，用同樣的語言重新提出他過去的證明。實際上，他仍處在以往觀念的影響之下，它們已經變成了一種情感；只有這種觀念影響著我們的言行舉止最隱秘的動機。群體中的情況也不會例外。

當觀念通過不同的方式，終於深入到群體的頭腦之中並且產生了一系列效果時，和它對抗是徒勞的。引發法國大革命的那些哲學觀念，花了將近一個世紀才深入群眾的心中。一旦它們變得根深蒂固，其不可抗拒的威力盡人皆知。整個民族為了社會平等、為了實現抽象的權利和理想主義自由而作的不懈追求，使所有的王室都搖搖欲墜，使西方世界陷入深刻的動盪之中。在20年的時間裡，各國都內訌不已，歐洲出現了甚至連成吉思汗或帖木兒看了也會心驚膽戰的大屠殺。世界還從未見過因為一種觀念的傳播而引起如此大規模的後果。

讓觀念在群眾的頭腦裡紮根需要很長時間，而根除它們所需要的時間也短不了多少。因此就觀念而言，群體總是落後於博學之士和哲學家好幾代人。今天所有的政客都十分清楚，我剛才提到的那些基本觀念中混雜著錯誤，然而由於這些觀念的影響力依然十分強大，他們也不得不根據自己已經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則進行統治。

2．群體的理性

不能絕對地說，群體沒有理性或不受理性的影響。

但是它所接受的論證，以及能夠對它產生影響的論證，從邏輯上屬於十分拙劣的一類，因此把它們稱為推理，只能算是一種比喻。

就像高階的推理一樣，群體低劣的推理能力也要藉助於觀念，不過，在群體所採用的各種觀念之間，只存在著表面的相似性或連續性。群體的推理方式類似於愛斯基摩人的方式，他們從經驗中得知，冰這種透明物質放在嘴裡可以融化，於是認為同樣屬於透明物質的玻璃，放在嘴裡也會融化；他們又像一些野蠻人，以為吃下驍勇敵手的心臟，便得到了他的膽量；或是像一些受僱主剝削的苦力，立刻便認為天下所有僱主都是剝削他們的人。

群體推理的特點，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攪在一起，並且立刻把具體的事物普遍化。知道如何操縱群體的人，給他們提供的也正是這種論證。它們是能夠影響群體的唯一論證。包含一系列環節的邏輯論證，對群體來說完全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不妨說，他們並不推理或只會錯誤地推理，也不受推理過程的影響。讀讀某些演說詞，其中的弱點經常讓人感到驚訝，但是它們對聽眾卻有巨大的影響。人們忘記了一點，它們並不是讓哲學家閱讀的，而是用來說服集體的。同群體有密切交往的演說家，能夠在群體中激發出對他們有誘惑力的形象。只要他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他便達到了自己的目的。20本滔滔不絕的長篇論證——它們總是認真思考的產物——還不如幾句能夠對它試圖說服的頭腦有號召力的話。

沒有必要進一步指出，群體沒有推理能力，因此它也無法表現出任何批判精神，也就是說，它不能辨別真偽或對任何事物形成正確的判斷。群體所接受的判斷，僅僅是強加給它們的判斷，而絕不是經過討論後得到採納的判斷。在這方面，也有無數的個人比群體水平高明不了多少。有些意見輕而易舉就得到了普遍贊同，更多的是因為大多數人感到，他們不可能根據自己的推理形成自己的獨特看法。

3．群體的想象力

正像缺乏推理能力的人一樣，群體形象化的想象力不但強大而活躍，並且非常敏感。一個人、一件事或一次事故在他們頭腦中喚起的形象，全都栩栩如生。從一定意義上說，群體就像個睡眠中的人，他的理性已被暫時懸置，因此他的頭腦中能產生出極鮮明的形象，但是隻要他能夠開始思考，這種形象也會迅速消失。既然群體沒有思考和推理能力，因此它們不認為世上還有做不到的事情。一般而言它們也會認為，最不可能的事情便是最驚人的事情。一個事件中不同尋常的、傳奇式的一面會給群體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原因便在於此。實際上，分析一下一種文明就會發現，使它得以存在的真正基礎，正是那些神奇的、傳奇般的內容。在歷史上，表相總是比真相起著更重要的作用，不現實的因素總是比現實的因素更重要。

只會形象思維的群體，也只能被形象所打動。只有形象能吸引或嚇住群體，成為它們的行為動機。

因此，最能活靈活現反映人物形象的戲劇表演，總是對群體有巨大的影響。在羅馬民眾的眼裡，麵包和宏大壯觀的表演構成了幸福的理想，他們再無所求。在此後的所有時代裡，這種理想很少改變。對各種群體的想象力起作用的莫過於戲劇表演。所有觀眾同時體驗著同樣的感情，這些感情沒有立刻變成行動，不過是因為最無意識的觀眾也不會認識不到，他不過是個幻覺的犧牲品，他的笑聲與淚水，都是為了那個想象出來的離奇故事。然而，有時因為形象的暗示而產生的感情卻十分強烈，因此就像暗示通常所起的作用一樣，它們傾向於變成行動。這類故事我們時有所聞：大眾劇場的經理僅僅因為上演了一齣讓人情緒低沉的戲，便不得不在扮演叛徒的演員離開劇院時為他提供保護，以免受到那些對叛徒的罪惡義憤填膺的觀眾的粗暴攻擊，儘管那罪行不過是想象的產物。我認為，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是群體心理狀態、尤其是對其施以影響的技巧之最顯著的表現。虛幻的因素對他們的影響幾乎像現實一樣大。他們有著對兩者不加區分的明顯傾向。

侵略者的權力和國家的威力，便是建立在群體的想象力上。在領導群體時，尤其要在這種想象力上狠下功夫。所有重大的歷史事件，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興起，宗教改革，法國大革命，以及我們這個時代社會主義的可怕入侵，都是因為對群體的想象力產生強烈影響所造成的直接或間接的後果。

此外，所有時代和所有國家的偉大政客，包括最專橫的暴君，也都把群眾的想象力視為他們權力的基礎，他們從來沒有設想過通過與它作對進行統治。拿破崙對國會說：「我通過改宗天主教，終止了旺代戰爭，通過變成個穆斯林教徒，在埃及站住了腳，通過成為一名信奉教皇至上的人，贏得了義大利神父的支援，如果我去統治一個猶太人的國家，我也會重修所羅門的神廟。」自從亞歷山大和愷撒以來，大概從來沒有一個偉大的人物更好地瞭解怎樣影響群眾的想象力。他始終全神貫注的事情，就是強烈地作用於這種想象力。在勝利時，在屠殺時，在演說時，在自己的所有行動中，他都把這一點牢記在心中。直到他躺在床上就要嚥氣時，依然對此念念不忘。

如何影響群眾的想象力呢？我們很快就會知道。這裡我們只需說明，要想掌握這種本領，萬萬不可求助於智力或推理，也就是說，絕對不可以採用論證的方式。安東尼讓民眾反對謀殺愷撒的人，採用的辦法並不是機智的說理，而是讓民眾意識到他的意志，是用手指著愷撒的屍體。

不管刺激群眾想象力的是什麼，採取的形式都是令人吃驚的鮮明形象，並且沒有任何多餘的解釋，或僅僅伴之以幾個不同尋常或神奇的事實。有關的事例是一場偉大的勝利，一種大奇蹟、大罪惡或大前景。事例必須擺在作為一個整體的群眾面前，其來源必須秘不示人。上千次小罪或小事件，絲毫也不會觸動群眾的想象力，而一個大罪或大事件卻會給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其後果造成的危害與100次小罪相比不知小多少。就是幾年前，流行性感冒僅在巴黎一地便造成了5000人的死亡，但是它對民眾的想象力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原因在於，這種真實的大規模死亡沒有以某個生動的形象表現出來，而是通過每週釋出的統計資訊知道的。相反，如果一次事件造成的死亡只有500人而不是5000人，但它是在一天之內發生於公眾面前，是一次極其引人矚目的事件，譬如說是因為埃菲爾鐵塔轟然倒塌，就會對群眾的想象力產生重大影響。人們因為得不到相關的訊息，以為一艘穿越大西洋的汽輪可能已在大洋中沉沒，此事對群眾想象力的影響整整持續了一週。但是官方的統計表明，僅僅1894年一年，就有850條船和203艘汽輪失事。以造成的生命和財產損失而論，它們比那次大西洋航線上的失事嚴重得多，而群眾在任何時候都沒有關心過這些接連不斷的失事。

影響民眾想象力的，並不是事實本身，而是它們發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如果讓我表明看法的話，我會說，必須對它們進行濃縮加工，它們才會形成一種令人瞠目結舌的驚人形象。掌握了影響群眾想象力的藝術，也就掌握了統治他們的藝術。

第四章群體信仰所採取的宗教形式

提要：宗教感情的意義／它不取決於對某個神的崇拜／它的特點／信念的強大是因為它採取了宗教的形式／不同的例子／民眾的上帝從未消失／宗教感情復活所採取的新形式／宗教形式的無神論／從歷史角度看這些現象的重要性／歷史上的大事件都是群體宗教感情而非孤立的個人意志的結果。

我們已經證明，群體並不進行推理，它對觀念或是全盤接受，或是完全拒絕；對它產生影響的暗示，會徹底征服它的理解力，並且使它傾向於立刻變成行動。我們還證明，對群體給予恰當的影響，它就會為自己所信奉的理想慷慨赴死。我們也看到，它只會產生狂暴而極端的情緒，同情心很快就會變成崇拜，而一旦心生厭惡，也幾乎立刻會變為仇恨。這些一般性解釋，已經為我們揭示了群體信念的性質。

在對這些信念作更為細緻的考察時，顯然還會發現，不論是在有著狂熱宗教信仰的時代，還是發生了政治大動盪的時代——例如上個世紀的狀況——它們總是採取一種特殊的形式，我除了把它稱為宗教感情之外，再沒有更好的稱呼。

這種感情有著十分簡單的特點，比如對想象中某個高高在上者的崇拜，對生命賴以存在的某種力量的畏懼，盲目服從它的命令，沒有能力對其信條展開討論，傳播這種信條的願望，傾向於把不接受它們的任何人視為仇敵。這種感情所涉及的不管是一個看不見的上帝、一具木頭或石頭偶像，還是某個英雄或政治觀念，只要它具有上述特點，它便總是有著宗教的本質。可以看到，它還會在同等程度上表現出超自然和神秘的因素。群體下意識地把某種神秘的力量等同於一時激起他們熱情的政治信條或獲勝的領袖。

一個人如果只崇拜某個神，他還算不上有虔誠的信仰，只有當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資源、一切自願的服從行為、發自肺腑的幻想熱情，全部奉獻給一項事業或一個人，將其作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動的目標與準繩時，才能夠說他是個虔誠的人。

偏執與妄想是宗教感情的必然伴侶。凡是自信掌握了現世或來世幸福秘密的人，難免都會有這樣的表現。當聚集在一起的人受到某種信念的激勵時，在他們中間也會發現這兩個特點。恐怖統治時代的雅各賓黨人，骨子裡就像宗教法庭時代的天主教徒一樣虔誠，他們殘暴的激情也有著同樣的來源。

群體的信念有著盲目服從、殘忍的偏執以及要求狂熱的宣傳等等這些宗教感情所固有的特點，因此可以說，他們的一切信念都具有宗教的形式。受到某個群體擁戴的英雄，在這個群體看來就是一個真正的神。拿破崙當了15年這樣的神，一個比任何神都更頻繁地受到崇拜、更輕鬆地把人置於死地的神。基督教的神和異教徒的神，對處在他們掌握中的頭腦，也從未實行過如此絕對的統治。

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條的創立者之所以能夠立住腳，皆因為他們成功地激起了群眾想入非非的感情，他們使群眾在崇拜和服從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隨時準備為自己的偶像赴湯蹈火。這在任何時代概無例外。德·庫朗熱在論述羅馬高盧人的傑作中正確地指出，維持著羅馬帝國的根本不是武力，而是它所激發出的一種虔誠的讚美之情。他正確地寫道：「一種在民眾中受到憎惡的統治形式，竟能維持了五個世紀之久，世界史上還不曾有過類似的現象……帝國的區區30個軍團，如何能讓1億人俯首帖耳，這真是不可思議。」他們服從的原因在於，皇帝是羅馬偉業的人格化象徵，他就像神一樣受到了全體人民的一致崇拜。在他的疆域之內，即使最小的城鎮也設有膜拜皇帝的祭壇。「當時，從帝國的一端到另一端，到處都可以看到一種新宗教的興起，它的神就是皇帝本人。在基督教以前的許多年裡，60座城市所代表的整個高盧地區，都建起了和里昂城附近的廟宇相似的紀念奧古斯都皇帝的神殿……其祭司由聯合在一起的高盧城市選出，他是當地的首要人物……把這一切歸因於畏懼和奴性是不可能的。整個民族不可能全是奴隸，尤其不可能是長達三個世紀的奴隸。崇拜君主的並不是那些廷臣，而是羅馬；不僅僅是羅馬，還有高盧地區、西班牙、希臘和亞洲。」

大多數支配著人們頭腦的大人物，如今已經不再設立聖壇，但是他們還有雕像，或者，他們的讚美者手裡有他們的畫像，以他們為物件的崇拜行為，和他們的前輩所得到的相比毫不遜色。只要深入探究一下群眾心理學的這個基本問題，即可破解歷史的奧妙。群眾不管需要別的什麼，他們首先需要一個上帝。

切莫認為，這些事情不過是過去時代的神話，早已被理性徹底清除。在同理性永恆的衝突中，失敗的從來就不是感情。群眾固然已經聽不到神或宗教這種詞，過去，正是以它們的名義，群眾長期受著奴役。但是在過去一百年裡，他們從未擁有過如此多的崇拜物件，古代的神也無緣擁有這樣多受到崇拜的塑像。近年研究過大眾運動的人知道，在布朗熱主義的旗號下，群眾的宗教本能是多麼容易復活。在任何一家鄉村小酒館裡，都不會找不到這位英雄的畫像。他被賦予匡扶正義剷除邪惡的全權，成千上萬的人會為他獻出生命。如果他的性格與他傳奇般的名望不相上下，他肯定能在歷史上佔據偉人的地位。

由此可見，斷言群眾需要宗教，實在是十分無用的老生常談，因為一切政治、神學或社會信條，要想在群眾中紮根，都必須採取宗教的形式——能夠把危險的討論排除在外的形式。即便有可能使群眾接受無神論，這種信念也會表現出宗教情感中所有的偏執狂，它很快就會表現為一種崇拜。實證主義者這個小宗派的演變，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不尋常的例證。同陀斯妥耶夫斯基這位深刻思想家的名字聯絡在一起的虛無主義者，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很快也會發生在實證主義身上。他在某一天受到理性之光的啟發，撕碎了小教堂祭壇上一切神仙和聖人的畫像，他吹滅蠟燭，立刻用無神論哲學家——如比希納和莫勒斯霍特——的著作代替了那些被破壞的物品，然後他又虔誠地點燃了蠟燭。他的宗教信仰的物件變了，然而真能說他的宗教感情也變了嗎？

我要再說一遍，除非我們研究群體信念長期採取的宗教形式，否則便不可能理解一些肯定十分重要的歷史事件。對某些社會現象的研究，更需要著眼於心理學的角度，而不是自然主義的角度。史學家泰納只從自然主義角度研究法國大革命，因此他往往看不到一些事件的起源。他對事實有充分的討論，然而從研究群體心理學的要求看，他並不總是能夠找出它們的起因。事件中血腥、混亂和殘忍的一面讓他感到驚恐，但是他從那部偉大戲劇的英雄身上，很少能夠看到還有一群癲狂的野蠻人恣意妄為，對自己的本能絲毫不加約束。這場革命的暴烈，它的肆意屠殺，它對宣傳的需要，它向一切事物發出的戰爭宣言，只有當認識到這場革命不過是一種新宗教信仰在群眾中的建立時，才會得到恰當的解釋。宗教改革、聖巴託洛繆的大屠殺、法國的宗教戰爭、宗教法庭、恐怖時期，都屬於同類現象，都是受宗教感情激勵的群眾所為，凡是懷有這種感情的人，必然會用火與劍去清除那些反對建立新信仰的人。宗教法庭的辦法，是一切有著真誠而不屈信念的人所採用的辦法。假如他們採用了別的辦法，他們的信念也就不該得到這樣的評語了。

像我剛才提到的這些大事件，只有在群眾的靈魂想讓它們發生時，它們才有可能發生。即使最絕對的專制者也無法造成這種事件。當史學家告訴我們聖巴託洛繆慘案是一個國王所為時，他們對群體心理表現得和君王們一樣無知。這種命令只能由群體的靈魂來貫徹。握有最絕對的權力的最專制的君主，充其量只能加快或延緩其顯靈的時間。聖巴託洛繆慘案或宗教戰爭，並不完全是國王們所為，就像恐怖統治不完全是羅伯斯庇爾、丹東或聖鞠斯特所為一樣。在這些事件的深處，總可以找到的絕不是統治者的權力，而是群體靈魂的運作。

指布朗熱將軍。——譯註

這裡指1870年的普法戰爭，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普魯士宰相俾斯麥公佈了一份挑戰性的「埃姆斯電報」。——譯註

經歷過巴黎遭受圍困的人，可以看到群體輕信的無數事例。頂樓上的一線燭光，立刻就會被人視為向圍攻者發出的訊號。但是隻要稍加思考就能知道，在數里之外是根本不可能看到燭光的。

《閃電報》，1895年4月21日。

就一場戰役而言，我們知道它是如何發生的嗎？對此我深表懷疑。我們知道誰是侵略者，誰是被侵略者，大概僅此而已。德哈考特先生關於他親眼目睹並參與過的索爾費裡諾戰役的一席話，可能也適用於一切戰役：將軍們（當然是在瞭解了數百位目擊者以後）提出他們的官方報告；勤務官對這些檔案進行修改，擬定出明確的敘述；參謀長提出反對意見並在新的基礎上完全重寫一遍。它被送到元帥那裡，他審閱後說：‘你們全搞錯了’，於是他又用一份新檔案取而代之。原來報告中的內容已經所剩無幾。德哈考特提到這個事實，是想證明，即使給人留下最深刻印象、觀察最充分的事件，也不可能確定它的真相。

赫拉克利特（heracleitus，約西元前540—約前480），古希臘哲學家，最早提出世界受「邏各斯」（意為「道」或「自然理性」）支配，其對立統一學說對後世影響甚巨。——譯註

聖德肋撒（sainttherese，1873—1897），法國著名的天主教修女，死於肺結核。她短暫的一生充滿內心矛盾，有書信體《靈魂經歷》傳世。——譯註

因此不難理解，一些被所有劇院經理拒之門外的作品，往往在偶然被搬上舞臺後，為何竟會大獲成功。人們都知道科佩［francoiscoppee（1842—1908），法國右翼作家，有劇本《過客》、詩集《卑微者》等。——譯註］的《為了榮譽》最近獲得了成功，但是儘管有作者的名望，這個劇本在過去十年裡一直被巴黎主要歌劇院的經理們拒之門外。

1792年9月，巴黎的群眾衝入監獄殺死大量囚禁的貴族和僧侶，史稱「九月慘案」。——譯註

勒龐這裡指他的《民族演化的心理規律》（loispsychologiquesdel’evolutiondespeuples）一書，出版於1894年。1898年英譯本出版，更名為《民族心理學》（thepsychologyofpeoples）。——譯註

安東尼（marcusantonius，約西元前82—前30），古羅馬著名政治家，愷撒的密友。——譯註

比希納（ludwigbuchner，1824—1899），19世紀德國無神論哲學家，因為在《力量與物質》（1855）一書把一切精神活動解釋成物理現象而名噪一時。莫勒斯霍特（jacobmoleschott，1822—1893），德國生理學家和哲學家，所著《生命迴圈》（1852）為19世紀最重要的唯物主義文獻之一。——譯註

1572年8月23日（「聖巴託洛繆日」）在巴黎發生的對胡格諾教派的大屠殺，起因於法王之母卡特琳與胡格諾派首領、海軍上將科利尼之間的糾紛。據史家估計，巴黎約有3000人在這一慘案中喪生。——譯註

丹東（georgesdanton，1759—1794），法國大革命的主要領袖人物之一，立場溫和。聖鞠斯特（louisdesaint‐just，1767—1794），法國大革命中極左派代表人物，因生性殘忍，殺人如麻，其名字幾乎成為恐怖統治的代名詞。——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