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墨頓（robertmerton）

在《社會心理學手冊》（handbookofsocialpsychology，ed﹒bygardnerlindzey，1954）這本權威著作中，美國的社會心理學大師奧爾波特（gordonw﹒allport）大膽地斷言，「在社會心理學這個領域已經寫出的著作當中，最有影響者，也許要算勒龐的《烏合之眾》了。」此書是否應當享有這麼突出的地位，當然可以提出異議，而且一直就存在著異議。不過有一點卻是沒有疑問的，即它確實對人們理解集體行為的作用以及社會心理學的思考發揮了巨大影響。此外，在「孤獨的人群」和「千人一面」已經成為美國民眾形容自己的處境和感受的恰當用語的時代，我們也無法懷疑此書的適時性。

勒龐這本小書持久的影響力，在我們看來有些令人費解。1895年它初次面世時，也許可以說不過是一本趕時髦的書，但是，一種時髦若是持續了大半個世紀之久，想必它一定有些獨到之處。我們如果再考慮它的性質，就會更加感到不解。它所包含的真理，也許沒有一條不曾被人說過，而且比勒龐在此書中的說明更令人信服，有些甚至出現在他寫此書之前，此後的論述更是不在話下。這本書在知識界卻繼續有著相當大的影響。更讓人費解的是，此書提出的一些觀點，如今已經被證明是有誤導作用或錯誤的，然而它仍然是所有我們這些群眾行為的研究者不可不讀的文獻。最後，書中還含有各種互不協調的意識形態，但是意識形態迥然不同的崇信意識形態的作家，卻都以十分嚴肅的態度對待它。也許，要想解開這團表面看來充滿矛盾的亂麻，我們最好還是考慮一下它對我們今天的意義。

《烏合之眾》的經歷和命運中的一個事實，有助於消除這種困惑。受到勒龐的觀點觸動的，不但有那些基本上全盤接受它們的人，如民粹派社會學家羅斯和心理學家麥克道格爾，甚至包括一些反對它們的人，如作為社會心理學家的弗洛伊德和社會學家帕克。反對者可以駁斥勒龐的言論，但是他們不能對它視而不見，至少，假如他們不想放棄對社會心理學問題的關心，他們就不能這樣做，因為那都是些基本的問題。

這正是勒龐此書的主要功績所在：它幾乎從頭到尾表現出一種對重要問題的敏感性。用大法官霍爾姆斯先生的話說，勒龐在這本書中表明，他具有「脊髓中的本能」，只有在極少數思想家中，才能看到這種不斷發現有研究價值的問題的本領。對於社會心理學家以及所有思考自己社會的人，勒龐的著作所關注的問題，幾乎無一例外，註定會成為十分重要的問題。這本書的標題有著使人受騙的侷限性，但是它談到了許多人們通常並不與「人群」聯絡在一起的現象。可以說，勒龐在此書的這裡或那裡，以十分簡約甚至時代錯置的方式，觸及到了一些今天人們所關心的問題，如社會服從和過度服從、趣味單一、群眾的反叛、大眾文化、受別人支配的自我、群眾運動、人的自我異化、官僚化過程、逃避自由投向領袖的懷抱，以及無意識在社會行為中的作用，等等。簡言之，他考察了一大堆現代人面臨的社會問題和觀念。我相信，正是這本小書所涉及的問題的多樣性，使它有著持久的意義。

因此，《烏合之眾》的當代意義，在於它發現問題的功能而非解決問題的功能。只要看一下此書對弗洛伊德的意義便可認識到，這兩種知識功能雖然互有關聯，還是有所區別的。弗洛伊德提供了一條主渠道，使勒龐的思想影響進入了當代人的頭腦。當弗洛伊德在20年代把注意力轉向「群眾心理學」（這是他的「massenpsychologie」一詞的習慣譯法），發表了這方面的第一本專著《群眾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時，他專闢一章討論勒龐這本書。他開篇便下了一個斷語：「勒龐的《群體心理學》（psychologiedesfoules，該書法文原版的書名。——譯註），一本當之無愧的名著」，最後又以類似的判斷作結：「他極為精彩地描述了集體心態」。夾在這兩個判斷之間的，是連篇累牘地引用《烏合之眾》中的段落，數量之多，與弗洛伊德簡短的評論加在一起，幾乎佔了全書的六分之一。

但是人們很快便發現，弗洛伊德對勒龐這本書並非持明確的贊成態度。在下面一章，他一開口便收回了前面對勒龐思想的讚揚，他說：「……我們現在必須補充一句，其實作者的所言沒有一點新東西。……此外，勒龐等人對群體心理的描述和評估，絕不是無可爭議的。」

這些否定性斷語看上去有些失禮，與弗洛伊德幾頁紙之前的說法也不十分吻合。不過，這種雙重否定也許是內心感受的真實流露，而非不禮貌的廢話。誇張法歷來就是一種簡單表明觀點的技巧。因此，假如我們從弗洛伊德的判斷中消除他表達這種判斷所採用的誇張語氣，只保留其實質，然後問一句：既然勒龐的話既無新意也不正確，為何又對它如此重視呢？弗洛伊德為何像許多嚴肅的評論家一樣，懷著在知識角度上看明顯的尊重來看待《烏合之眾》呢？他幹嘛要把此書作為自己論述社會心理學的起點？弗洛伊德以可敬的直率態度回答了我們的問題：「我們把勒龐的言論作為我們的引路人，因為它對無意識精神生活的強調，十分適合我們的心理學。」

弗洛伊德給自己重視勒龐的思想所作的簡單解釋，乍一看好像無可非議，然而並不全面。他解釋了自己為何從勒龐的著作中找到了優點，卻沒有解釋自己為何要貶低勒龐的思想既無新意也不正確。要想理解弗洛伊德這種自相矛盾的態度，還需要作進一步的說明。弗洛伊德對勒龐自相矛盾的態度是難以否認的。他在一頁紙上否定勒龐，又在下一頁紙上反過來說，勒龐「對群體心態作了出色的心理學說明」。

在弗洛伊德論述勒龐的一章中，可以找到對這種矛盾態度的思想——而不是心理學——解釋。在這裡，他幾乎是用一種貓捉耗子式的蘇格拉底對話的方式，為兩個角色寫出臺詞。這種矛盾態度的基礎歸結起來說就是：勒龐只是問題的發現者，而弗洛伊德可以成為問題的解決者，因為勒龐是否能夠既當前者也當後者，並不是件十分確定的事情。對於前一種能力，勒龐值得讚賞，弗洛伊德也十分大方。至於後一種能力，勒龐頂多只能說是毫無用處，甚至完全錯誤，而弗洛伊德則堅持認為，他既無用又錯誤。弗洛伊德把這兩種角色交替派給勒龐，於是他本人也在這種矛盾態度的兩極之間搖擺。最後，弗洛伊德為所有這些論述提供了一幅清楚的畫面（雖然是一幅形象需要大加修改的畫面）：勒龐播種，弗洛伊德澆水並培育其生長。

在弗洛伊德看來，勒龐作為問題的發現者，指出了群體生活重要的方面，但並沒有對它們作出解釋。

勒龐討論了「感情的強化」與「理智的欠缺」，因而點明瞭群體心理的「基本」事實。但是——弗洛伊德說——他並沒有看到群體成員之間建立感情聯絡的心理過程的原因。

作為問題的發現者，勒龐也看到了群體和有組織的團體中間「感情傳染」和易受暗示的巨大作用，但是——弗洛伊德認為——他沒有認識到，這是團體成員與領袖以及其他團體有著本能性關係的產物。

勒龐意識到，如果沒有任何聯絡，「只是一些人聚在一起，尚不足以形成團體」，但是他卻不理解這種聯絡是如何建立起來的。

勒龐特別指出了群體感情的易變、愛與恨的猶疑不定以及它的團結和仇視態度，但是他沒有看到群體的矛盾和理想化（這時被誇大了的受愛戴人物會變得不容批評）傾向的心理機制。

勒龐「生動描述了」群體缺乏感情約束以及它「沒有中庸與三思而後行的能力」，但是他不具備任何理論，使自己可以看出這是退化到某個早期階段的結果。（甚至弗洛伊德這樣的大人物有時也會走神。他說勒龐沒有明確的退化觀念，這當然不錯。但是勒龐一再把群體所特有的衝動、「無推理能力、缺乏判斷力以及誇大感情」比作「進化的低階形態——例如婦女、野蠻人和兒童——中的傾向」。因此他已預見到了弗洛伊德本人的錯誤，當他寫下退化到「不必奇怪可以在野蠻人或兒童身上看到的早期階段」時，婦女顯然被排除在了這個階段之外。）

弗洛伊德錯誤地、因此也是有失公正地說，勒龐沒有「估計到領袖在集體心理中的重要性」，而他能夠揭示領袖在集體行為心理過程中的作用。弗洛伊德沒有注意到，勒龐賦予了英雄神話以極大的重要性，這正像弗洛伊德在與奧托·蘭克討論之後認為英雄神話是個人把自己從不斷的集體統治中解放出來的手段一樣。

勒龐看到並強調了群體中的「扯平」趨勢，它要求在受壓制的平庸水平上的充分平等。但是據弗洛伊德的判斷，他沒有認識到這僅僅是一個潛在過程的外在的可見後果，在這一過程中，群體成員「通過對同一個目標有著相同的愛戴而互相認同」，所謂「目標」，是弗洛伊德的專業術語，在這裡指領袖。

勒龐用自己的語言，生動說明了作為群體和群體成員標誌的「服從的慾望」。但是他就此止步，沒有認識到這種情況的出現，是因為體現在領袖身上的集體理想取代了自我理想。

最後，弗洛伊德犯了個有益的錯誤，他認為，勒龐把自己的研究侷限在有烏合之眾特點的暫時性集體上，其實他是在無意中撞上了一個最有價值的研究題目，因為只有在這種暫時聚集的人群中，才能夠最清楚地看到個人對群體的要求百依百順，自願放棄自己獨立自主的精神。弗洛伊德這樣來定義勒龐的群體概念是錯誤的，只要讀讀下面的幾頁，就可明白這一點。不過，一流的頭腦即使犯下錯誤，也會有所收穫。弗洛伊德的錯誤是個聰明人的過失、因為不留神而產生真理的幸運過失。雖然弗洛伊德有此說法，認為勒龐的陳述「只涉及短命的集體」卻顯然是錯誤的。然而這個錯誤卻使得弗洛伊德讚揚勒龐選取了這些「喧鬧的、暫時的群體」進行研究，「它們只是集體中的一個型別，我們從中可以看到，正是那些被我們視為個人特性的因素，徹底——雖然是暫時的——消失了」。弗洛伊德以這些話具體說明了一個在科學研究中普遍適用、在社會科學中尤其需要強調的基本原則，因為很少有人認識到它。這就是可以稱之為搜尋「重大研究領域」的原則，即尋找這樣一些課題——這裡的具體課題就是暫時性的群體——它能夠使人去研究那些可以取得特殊優勢的科學問題。

勒龐部分地做了弗洛伊德以為他做過的事情，然而他是在不知不覺中這樣做的。他集中研究了暫時性的群體，但並沒有把自己侷限於此。根據他的用法，「群體」是個寬泛的概念，既指暫時聚集在一起的人，更是指一些持久存在的團體和社會階層，例如組成議會、宗派和階級的人。不過，勒龐在關注較有生命力的公眾，甚至更為持久的階級的同時，更為注意那些形成政治暴民的短命人群，因此他實際上抓住了一個研究集體行為的重要時機，即在可視性極佳的時刻對它們進行研究。有理由認為，弗洛伊德把勒龐顯然並不具備的方法論技巧歸在了他的名下。弗洛伊德得出這個對勒龐有利的評價，也不是因為他注意到了勒龐在這個具體研究中做了科學家都在從事的工作，即找到重大的研究素材，它們能夠揭示出比所研究的事例更為廣泛的變數之間的相互作用。

從弗洛伊德對待勒龐的矛盾態度中得出的結論是：勒龐對人群和集體行為的突出特徵有相當敏銳的把握能力，但是他並沒有對它們作出令人滿意的說明。根據這種評價，勒龐像是一條專門尋找塊菌的狗，他在社會心理學表層的某個位置上停留片刻，因為它下面有些別人沒有發現的重要的理論塊菌。弗洛伊德把自己的形象設計得與勒龐相反，他認為自己是個能夠透過表面看本質的人，他能夠找出社會心理學的塊菌，把它們烹製成一道美味的知識佳餚。這兩種形象對他們兩人以及他們的著作都不十分公正，然而也不能說一點也不公正。勒龐主要是個群體社會心理學問題的發現者，而弗洛伊德在某個階段是個很有想象力的問題發現者，有時也是這個領域的一個成功的問題解決者。通過評價弗洛伊德對待勒龐的矛盾態度，我們能夠看到一些可以被稱為重要的新思想（但是別人已經有所預見，因此並非不可缺少）和一些正確而有意義的思想（但並不十分深刻，因此只有提示的意義）的貢獻和侷限性。對勒龐這本《烏合之眾》的矛盾態度，就是一個十分恰當的例證。

弗洛伊德對這書的感受並不稀奇。這裡單單把它舉出來予以說明，並非因為任何時候提到像弗洛伊德這樣機智而富有創造性的頭腦的作品，都會讓我輩感到愉快，而是因為他對勒龐的理解，以及他的造成意外收穫的誤解，能夠幫助我們理解此書。如果弗洛伊德在提出自己有關人的社會行為的思想時，從中發現了大量有現實意義的因素，那麼在較小的範圍內我們也能夠做到這一點。他從該書中得出許多發現，雖然總起來說他沒有發現任何十分正確或全新的觀點，這對我們也有教益：勒龐的表述遠不是蓋棺之論，它只能算是一個為這個題目更為先進的觀點提供了重要指導的起點。

一組有現實意義的因素，賦予了弗洛伊德對此書的解讀以意義，同樣它也能為我們的解讀帶來意義。這需要我們從該書中發掘出比它的字面含義更多的東西。讀者不僅要注意勒龐多有論述的問題，還要注意他有時在無意之間表露的思想，這樣我們便可以感受到人的社會行為中自己過去沒有留心的某些方面。就像許多別的書一樣，讀者如果希望從中得出一些能夠得到的東西，讀出字裡行間的含義是很重要的。這也適用於我們中間那些組成了各類團體的人，尤其是那些叫嚷著自己不服從的人（其實他們受著嚴格的約束），如果他們想理解對我們每個人都會發生作用的服從傾向的話。

此書包含著豐富的現實意義，其中有不少隱藏在字裡行間，這不僅解釋了它經久不衰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也來自它的主要論點屬於一些複雜思想的一部分，它們大多數仍然與我們同在，即強調人的行為中反理性或非理性的特點。這是一幅世紀末的人類畫像，它把人類描繪成極易受到操縱、莫明其妙地情願受騙上當的人。不過這顯然是一幅未竟的肖像畫。因為如果有些人受到控制，必定還有一些人在控制。因此從根本上說，有些人是把別人當作達到個人目的的手段。另一個更深刻的假設是，人類有著自我欺騙的無限能力，他能夠頭頭是道地把罪惡說成美德，為了犯罪而否定美德。人類性格的這幅畫像還導致了一種社會哲學和社會學，認為人類特別易於在社會的引導下變得十分愚蠢，使他天生的才智或是因為追隨烏合之眾而變得平庸無奇，或是用途邪惡，作為那些不十分奏效的暴力和強制的幫兇，欺騙自己的同胞。

人既無理性又自私自利，易於衝動且反覆無常，或者是把理性用在傷天害理的事情上。他既是暴力和虔誠騙局的實施者，又是它的犧牲品——這樣一幅人類畫像，在勒龐寫此書時當然算不上什麼新見解。至少從《君主論》——這個標題顯然強調了控制者——的時代起，一直到《烏合之眾》——這個標題轉向了被控制者——的時代，每個世紀的馬基雅維利主義作家，就一直在不斷地設計出這樣的形象。不過同樣真實的是，它在上個世紀後半葉才變得十分醒目且一直延續至今，人類是一完美的理性動物這一形象，即使沒有被它消滅，也受到了它的破壞。

對於人類及其行為中這個令人憎惡的方面，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社會哲學家、政治理論學、政論記者以及有創造性的落魄小說家，都寫過大量的書和應時之作，勒龐的《烏合之眾》，不過是其中的一本而已。這本書出版的同一年，即1895年，布羅伊爾和弗洛伊德發表了他們的突破性力作《癔病的研究》，這是個可圈可點的巧合。它們的同時出現，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是出於偶然。因為只有在造成強調人類非理性的著作大量出現的相同社會條件下，這種思想相近的著作才完全有可能幾乎同時出現。

也許有人會否定這種說法，認為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麻煩，每個時代都會自以為面對著理性的黎明或非理性的開端。然而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它畢竟沒有說明這種時代的自我形象在19世紀下半葉的法國何以如此迅速地抓住了人心。回顧19世紀50年代，由龔古爾兄弟組成的那個兩人文學小組，他們從未滿足於小組內的意見一致，一起預言患了貧血症的歐洲文明將遭受野蠻人的攻擊，這不是指那些在歐洲已經找不到的野蠻人，而是那些——在他們看來——粗野的工人，他們說，這些人會把自己的這項任務稱為「社會革命」，當時法國的人道主義知識分子——泰納、聖伯夫、諷刺作家「加瓦爾尼」、勒南，以及龔古爾兄弟生活和工作於其中的那個圈子裡的其他人，全都對眼前的「道德衛生狀況」憂心忡忡，對未來的日子充滿疑慮。他們的預言在許多方面都和勒龐這本書的內容沒有多大區別。例如泰納就預言說，20世紀的人會表現得活力有餘而悟性不足。

關於群眾行將發生的統治，還有著比這些模糊的預兆更多的現象，它們足以說明，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勒龐的思想註定會出現，即使他本人從未存在過。在這一點上最好的證明是，在同一時間，另一位社會心理學家，義大利人西蓋勒，也提出了基本相同的思想，正如其中不少思想也由法國人塔爾德表述過一樣。大凡是兩三個人幾乎同時得出了相同的思想，經常會出現誰是思想先驅的爭執。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解釋了勒龐為什麼一再別有用心地重複他15年前就群體的「模仿」和「感情傳染」問題說過的話。他與西蓋勒不斷進行著或是公開——這是勒龐的典型風格——或是指桑罵槐的爭吵，後者在自己的《宗派心理學》中直率而憤怒地自稱先驅，並說勒龐的《烏合之眾》「大部分顯然都是在抄襲我的著作」；在《犯罪群體》的第二版中，他又一時興起，抱怨勒龐「在討論群體心理時利用了我的觀點，卻對我只字不提」，又說，「我一點也沒有正話反說的意思，我認為採用我的觀點卻不提我的名字，再沒有比這更高的讚揚了，對此我沒有絲毫的懷疑」。我們當然沒有興趣為這些一度頗為激昂的優先權宣告作出宣判，這種事後的判決，是那些有知識成就的重要法官，那些思想史專家的事情。在西蓋勒和勒龐以及——在較小的程度上——塔爾德之間的爭吵，對我們的意義僅僅在於，許多人同時有著基本相同的思想，並且至少部分地相互獨立存在，這證明了這些思想幾乎必然出現，因為文化遺產中已經為它積累起了知識前提，還因為受著社會引導的興趣，已經把思想家們的注意力轉向了能夠產生這些思想的問題。

有相當嚴格的證據，而不是道聽途說，可以使我們認為，勒龐的著作部分地反映著當時的文化氣氛。回憶一下17世紀格蘭維爾的氣象學比喻吧，在20世紀懷特海使它復活之前，它一直就默默無聞。形成一種輿論氣氛的思想，迎合了人們的趣味，這並非出於偶然。它們所以能夠得到普及，是因為深層社會結構出現的變化，是因為這個結構由於各種壓力和緊張關係已在咯咯作響，或是因為嚴重的震盪和變化使一些人們所接受的思想有了意義，或使一些與當前無關的思想變得不合時宜（它們還會頑強地表現自己，因為並不是文化中的一切都嚴格地受社會結構的決定，還因為同樣的結構壓力對該結構中地位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意義）。一般而言，思想的創造性以及這種思想的普及，需要同樣的社會條件。具體而言，我認為，使勒龐的言論和思想迅速得到普及的那些重大歷史事件，也就是對他提出那些思想起了很大作用的事件。同樣是這些事件，使勒龐和他的聽眾之間產生了共鳴。

只要稍微看一下勒龐度過其漫長一生的歷史背景，便可說明為什麼他對群體中的個人的描述對於他本人和他的讀者都深具意義，以及他為何根本沒有機會對這種描述作重大的修改。勒龐生於1841年。那個人們本來以為具有革命精神的國王，路易·菲利普，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保守派，從而又激起了改頭換面的激進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傳播。當勒龐還是個7歲大的孩子時，巴黎打起了街壘戰並導致國王迅速退位，在6月起義的慘烈巷戰後，路易·波拿巴親王取代國王，成了第二共和國的總統。當時他還無法理解路易·波拿巴如何巧妙地利用民眾，把總統職位變成了皇位，以拿破崙三世的稱號傲慢地統治著第二帝國。不過後來，到了19世紀60年代，勒龐顯然贊同這位皇帝安撫民心的十年統治——他是想避免民眾的反叛，只希望巴黎的老百姓在經歷了色當慘敗後能夠把歐洲忘掉。在1871年的公社期間，激進派以及共和派、普魯東派和布朗基派等一夥烏合之眾短暫地掌握了政權，勒龐對此深感憂慮。對於這次反叛，馬克思懷著自相矛盾的心情，既說它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又認為它是工人為自己的權利而舉行起義的預演，是他們最終獲得解放的序曲。作為一名成熟但並不總是十分敏銳的觀察家，勒龐目睹了1870年成立的第三共和國的審判、它那些走馬燈一般的政府更迭，以及它為了統治群眾而藉助於蠱惑人心的努力（有時也確實奏效了）。尤其重要的是，對不久之後便要動筆的著作十分有利，勒龐親眼目睹了那個優柔寡斷而又好戰的煽動家布朗熱將軍迅速取得潛在勢力的過程，他在1886年7月14日，就像那位「馬背上的人」一樣，騎著自己那匹名為「突尼西亞」的戰馬闖進了歷史。

勒龐在全書中只提到了布朗熱兩次，一次提到他的名字，另一次只是間接的暗示，英譯本的譯者因為拿不準讀者是否記得那段歷史，認為有必要加上一條指名道姓的註釋。後面這個暗示表明，作為一個即使說不上心驚膽顫也十分沮喪的保守派，勒龐本人對群體及其社會心理學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對發生在自己面前的事情的觀察上。勒龐這樣寫道：

群體很容易做出劊子手的行動，同樣也很容易慷慨赴義。（這種有關矛盾心理的論述令弗洛伊德感到親切。）正是群體，為每一種信仰的勝利而不惜血流成河。（然後勒龐又補充上了與我們的目的十分相符的話。）若想了解群體在這方面能幹出什麼事情，不必回顧英雄主義的時代。他們在起義中從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就在不久以前，一位突然名聲大噪的將軍，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上萬人，只要他一聲令下，他們就會為他的事業犧牲性命。（見本書第1卷第2章第1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