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未點名的將軍當然就是布朗熱。這段布朗熱插曲即使法國人還沒忘記，在美國人中間也早就被忘掉大半了，這就像那些可怕而短命的時期一樣，強有力的煽動家因為沒有最終把自己接手的政權合法化，通常都會被每個國家受到廣泛閱讀的史籍所遺忘。但是在19世紀80年代的後五年裡，布朗熱將軍和他那群政治烏合之眾的崛起，以及那場佔領法國政治舞臺的稱為布朗熱主義的運動，其規模就像約瑟夫·麥卡錫參議員和稱為麥卡錫主義的那場佔領了50年代前五年美國政治舞臺的運動一樣。（可笑的是，這兩件事居然連細節都十分相似，麥卡錫在政治上垮臺三年後落魄而死，布朗熱受到以叛國罪被審判的威脅，逃離了法國，三年後去世，死因顯然是自殺。）

如此倉促地談論這些人和運動，它們在時間上相隔幾代人，社會空間也相距遙遠，因此乍一看好像是些無聊的歷史類比。勒龐的《烏合之眾》畢竟不是在寫歷史，他藉助於歷史，是要努力找出群體性格和行為中一再出現的相似之處，它們只在細節上有所不同。雖然在勒龐的思想經歷中沒有證據表明，他首先提到布朗熱插曲是想用歸納法找出群體社會心理的發展脈絡，但是這段插曲的確引起了他的注意，在這一點上他和當時那些不加思索的法國人是不一樣的。

變成偶像的布朗熱這段短暫而不光彩的歷史，讀起來就像一部由勒龐創作的反映領袖和群眾關係的社會心理學劇本。但是，既然是事件發生於前，因此更為合理的假設是，勒龐對事件進行了總結，而不是布朗熱和他的追隨者預演了這部著作。作為勒龐關於群體行為的思想之根源和可能的依據，布朗熱主義也值得我們注意。

在經歷了穩步提升，成為法國軍隊中最年輕的將軍之後，布朗熱進入了作戰部，負責為當時的激進派領袖克萊孟梭制定那些秘密決策。他先是因為顯著改善了軍隊的生活條件而獲得廣泛的支援，現在的軍隊已不是習慣於艱苦條件的職業軍隊，而是以一些暫時變成軍人的普通文官為基礎。不久，他變成了一個因人而異的多面人物。第三共和國心懷不滿的大眾，認為他是能夠消除他們主要的不滿根源——政權——的領袖，布朗熱本人毫無政治信仰，因此他能夠而且也確實答應滿足許多政治派別相互對立的利益。他答應戴魯萊德的愛國者同盟，要揮舞起惡棍的大棒來貫徹他們的沙文主義主張，要把德國人趕回萊茵河以洗雪民族恥辱；對於波拿巴主義者，他許諾要恢復帝國，對於維持著他的花銷的保皇黨，他答應恢復君主制。五花八門的政治群體，社會主義者、機會主義者、溫和的共和派和持不同意見的激進派，他能變得讓每一派都把他認作「他們的人」。這些群體因為共同反對政權而鬆散地結合在一起，全都認為布朗熱就是他們事業的領袖，雖然他本人除了將軍的事業之外，實際上不支援任何事業。整個民族群體的各種矛盾，在領袖個人身上取得了統一。

政治事件一幕幕接踵而至：1886年巴士底獄紀念日，巴黎民眾在朗香高喊他們支援將軍，不要總統；在將軍競選獲勝後，巴黎的群眾不斷叫喊著要他向愛麗捨宮進軍；報紙對他表現得百依百順，先是羅什福爾的《不妥協者報》，後來是維伊奧的《宇宙報》，再後來，其他一些報紙眾口一詞，都變成了將軍及其運動的宣傳頁，在還沒有出來證實一下已經說過什麼之前，便盼望著聽聽「他們在街上正說些什麼」；獻給「我們勇敢的將軍布朗熱」、「啊！復仇將軍」和「希望將軍」的讚美詩迅速增加，這些歌既表達了群眾的感情，也控制了他們的感情；各種玩具、機械工具，甚至——竟然偶像化到這種地步——燒酒，都拿這位受愛戴的領袖的名字來命名，簡言之，這是布朗熱主義短暫而強烈的支配期，它幾乎就要以一次新的霧月18日而大獲全勝。對這些事情無需再作細節上的描述，它們不過是勒龐這本書中的一頁（當勒龐提到那個無名將軍「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上萬人，只要他一聲令下，他們就會為他的事業犧牲性命」時，字裡行間便隱藏著這些事件）。

布朗熱故事餘下的部分也包含在這本書裡，只是被偽裝成了一些概括性的語言。特別恰當的記錄是群體——尤其是巴黎，不過外省也一樣——愛恨無常所造成的迅速變化的左右搖擺：布朗熱今天還受到崇拜，明天便成了嫌犯。勒龐在布朗熱的迅速崛起中，也許找到了他用於全書的一條公理，即就名望的起源而論，取得成功就是最大的成功，正像他從布朗熱的突然垮臺中也看到另一條相關的公理一樣，雖然他沒有把它明說出來，這就是，就名望危險的衰落而言，失敗就是最大的失敗。當法國精明的政治家（主要是指老牌政客、法國內務部長孔斯坦，但並不限於他一人）不斷算計這位大眾英雄的諸多弱點時，他便很快失勢，一如他很快得勢一樣。布朗熱懾於叛國罪的審判，和他多年的可愛情婦瑪格麗特·德·邦曼逃離法國，他先去布魯塞爾，在很快被驅逐出境後，又去了倫敦，然後是澤西，最後又回到布魯塞爾。他在流放中依然抱著天真的樂觀主義，在布魯塞爾發表了一些沒人看的宣言，最後他終於認識到，法國各政治群體想必又落入了狡猾的政客手中，不再把他當作決定他們命運的人了。政治失敗的打擊，再加上1891年他的瑪格麗特因結核病去世，使布朗熱在兩個月裡哀痛不已，終於也讓自己躺進了安葬著她的伊克塞勒墓地。

勒龐和他的同代人一起看到了這一切，但是和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不同，他對自己的所見作了思考。在這出戲的中間，他看到巴黎輕浮的民眾迅速忘記了他們的馬背英雄，在布朗熱逃離法國不久後的1889年6月，萬國博覽會開幕，在眾多賞心悅目的事情中，埃菲爾鐵塔獨佔鰲頭，它那伸向天空300米的鋼鐵身軀，宣告了一個世紀的到來，在這個世紀裡，鋼鐵城市將取代石頭城市。在思考群眾的輕信和多變時，勒龐想必從他們對那個末路英雄的報復性攻擊中看到了證據，說明他們「為自己曾向一個已不復存在的權威低頭哈腰而進行報復」（見本書第2卷第3章第3節）。

勒龐留心地看著這一切，並以概括的方式把它們寫進了自己的《烏合之眾》一書。即使布朗熱插曲不能為他的社會心理學磨房提供足夠的穀物，當時的歷史也很容易供給他充足的原料。在布朗熱主義消失後不久，便上演了雷賽布——一個能移動山嶽、鑿穿地峽的人——戲劇的最後一幕。他在蘇伊士大獲成功很久以後，卻栽在因醜聞而引起的巴拿馬運河的失敗上。在年屆88歲時，他自豪地佩戴著榮譽軍團大十字勳章，卻發現自己被判了五年徒刑。對於這件事，勒龐難以做到怒不形於色，也無法保持學術上的超然品格。於是我們在此書的一些地方，看到他憤憤不平地分析了民眾如何攻擊這位「歷史上最了不起的英雄之一」。

這一系列事件的登峰造極之作，就是被充分理解其含義的法國人至今還稱為「大事件」的那件事，它也許加速了此書的寫作進度，對此我們並不清楚。就在勒龐寫這本書的同一年，出現了對德累福斯上尉的起訴，他迅速受到秘密審判並被定為叛國罪，然後剝奪軍銜，被判在魔島上終身服刑。他是第一個獲准進入總參謀部的猶太人，而且是個阿爾薩斯人。主要是受到驚恐萬狀搖搖欲墜、雖有政治頭腦卻又愚蠢透頂的總參謀部當局的挑動，另一方面也受著它的操縱，法國群眾的行為後來達到了頂點，並且造成了許多次要後果，其中之一便是給勒龐的書提供了新的依據。然而，1894年對這個非我族類的審判、定罪、撤職，足以把群眾不負責任的輕信態度傳遍全國，其嚴重程度即使最不關心政治的法國人（但願這不是個自相矛盾的稱呼）也不會不予注意，更不用說像勒龐這樣的觀察家了。

也許我們現在可以明白，為何說勒龐這本書是一部以閱讀法國大革命事件為基礎的群體行為的社會心理學著作，只是出於習慣，卻並不完全準確。這種流行的解釋只有部分的正確性。不錯，在勒龐用來闡明自己這個或那個觀點的50多個具體歷史事件中，大約有20個左右說的是法國大革命的歲月，還有幾個談到了拿破崙。不過剩下的事件仍佔一半左右，它們不但都發生在法國，而且都是勒龐親眼目睹的事件。進一步說，所以提到大革命，也是因為勒龐本人那個時代的事件起著一部分作用。就像其他許多法國人一樣，勒龐受著這場大革命的糾纏，但是在他的著作中還有無數個暗示表明，他對自己身邊的群體行為所作的觀察，提醒他去注意大革命中的一些相關事件。他對法國大革命的社會心理學研究，往往是因為他看到了19世紀法國的群體生活而對歷史的回顧。簡言之，他經常是在評價大革命時代群體行為的偽裝下，對第三共和國的群體行為進行分析。

如我們所知，在閱讀勒龐時，往往會覺得他本人經歷過法國大革命，他的希望不幸被第二帝國所出賣，又因第三共和國而徹底破滅。當然不是這樣。他只活了90歲，這本使他揚名四方的書問世於他55歲那年。但是他在自己那個時代對法國群體行為的觀察，已足以為他的社會心理學奠定基礎。勒龐一旦有了這樣的想法，也許他會對聖保羅大教堂唱詩班入口處那句紀念雷恩的銘文重新加以解釋，向他的同代人說：「諸位如果需要我這些想法的證明，看看你們周圍吧！」

事情就是這樣，過去時代的歷史事件，既不是勒龐的群體行為理論的唯一來源，也不是其主要的經驗證據。人們所以能夠得出這樣的看法，至少是因為他對於把歷史用於學術研究的目的，表現出一種十分矛盾的態度。這本書裡，他發現對於作為當時複雜事件和人類社會行為結果之真實記錄的史學，或更確切地說是歷史記載，他可以不予理會。在這一點上，雖然無據可查，但是按照他所宣佈的原則，他持的是「歷史全是一派胡言」的觀點，（據說）這句話後來由亨利·福特說出而廣為人知。如果福特確實說過這句妙語，他也只是簡單一提，而且是出於無知，而勒龐卻說得很多，並且不像是出於無知。懷著這樣的心情，勒龐相信「只能把史學著作當作純粹想象的產物。它們是對被歪曲了的事實所作的無根據的記述，並且混雜著一些對思考結果的解釋。寫這種書是徹頭徹尾的虛擲光陰。」（見第1卷第2章第2節）為了得出這種虛無主義的判斷，勒龐首先認為歷史記載難逃兩種噩運：第一，這是因為記錄歷史真相的證據並不存在或已散佚；第二，對碰巧可以利用的文獻進行有傾向性的選擇，他認為這是史學家不可避免的事情。

後來他又換了一種心情，這種心情顯然延續了很長時間，使他花費精力寫了好幾本所謂歷史著作。他發現，不嚴重地依賴歷史，根本無法談論群體行為（或人類任何其他型別的行為）。1912年，當勒龐發表《法國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學》（larévolutionfrancaiseetlapsychologiedesrévolution）一書時，他只是改變了自己的做法，卻沒有改變看法，即寫出真實的歷史是一種荒謬的要求。

就像同矛盾心理作鬥爭的大多數人一樣，勒龐也提出了一種妥協的理論。這使他既可以和歷史生活在一起，又能夠否認與它同居的事實。這個合理化的理論迷人而簡單：不錯，「關於那些在人類歷史上發揮過重大作用的偉大人物的生平，如赫拉克利特、釋迦牟尼或穆哈默德，我們擁有一句真實的記錄嗎？」但是勒龐又說，這些人的「真實生平對我們無關緊要。我們想要知道的，是我們的偉人在大眾神話中呈現出什麼形象。打動群體心靈的是神話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時的真實英雄」。（見第1卷第2章第2節）

對於這種好像在真正的歷史與作為有效神話的歷史之間取得妥協的做法，我們可以提出質疑，但是，對於勒龐在這種看待歷史的矛盾心情中搖擺於兩種對立傾向之間的困境，我們卻必須給予同情。他觸及到了一個後來得到更嚴格更令人信服的闡述的觀點：在決定人們的歷史地位上起著更大作用的，不是他們的「真實」面目，而是後人對他們的認識和感受。在這兩者之間，在真實性（在創作者本人看來也許完美無缺）與表相之間，不必完全吻合，雖然有時能夠吻合。在同自己這種對待歷史的複雜感情的搏鬥中，勒龐使自己接近於一個可以稱為托馬斯定理（這個名稱來自20世紀美國社會學過去的大師托馬斯）的觀點：「假如人們把條件定義為真，則根據其結果它們即為真」。他接近於得出一個後來人們才知道的見解，即人的「公開形象」以及該形象在影響接受它的「群體」方面所起的作用。勒龐對自己對待歷史的矛盾態度極力要想出一個究竟，這使他幾乎——雖然少稍火候——得出一種正確的見解：作為神話的歷史在形成後來作為社會現實的歷史上發揮的作用。

勒龐雖然展現出他的全部智力（這一點不容忽視），比較而言他還是沒能取得對那些學者的勝利，他們以人盡皆知的含糊其辭的最終分析為據，否認歷史為發現人類社會生活中的一致性因素提供了基本材料。勒龐像他的許多同代人一樣，可悲的是，也像他的許多後來者一樣，認為歷史是一種表象，而歷史文獻所記錄的是一些獨一無二的事件。如果嚴格地說就是如此，如果歷史材料不能用一種讓人覺得似是而非的很不明確的語言，為探尋人類行為發展及其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發展中的相同因素提供充分的基礎，那麼勒龐確實是在浪費他本人和我們的時間。對於這種粗糙的錯誤觀點，也只有那些享受著不勞而獲的先人遺產的人才能瞧不起它：這不過是事後的聰明。［就在《烏合之眾》出版6年後，傑出的德國哲學家李凱爾特和文德爾班仍在解釋為何歷史只能得出特殊的描述，它們不同於能夠在物理學和生物學中發現的相同因素。只是到了後來，才有人否認在研究普遍規律的（或概括性的）學科與研究獨特（或稱單獨的）現象的學科之間所作的錯誤劃分，例如，柏拉圖的觀點：「‘歷史絕不會重複’與相應的歷史在某些方面——我們可以稱之為主要的方面——‘總是重複’，是同樣正確的。」］

幸運的是，勒龐在實踐中繼續否認他從原則上給予肯定的觀點。他利用歷史，通過從無疑具有獨特性的具體歷史事件中，抽象出某些在一定程度上重複出現的方面，以此找出人類行為中假定的相同因素。不過在指出這一點時，我們切不可對勒龐有失公正，把他實際上沒有表現出來的先見之明歸在他的名下。讀一下此書便可知道，勒龐顯然並不具備方法論的頭腦。他的著作從來不為系統蒐集證據所累，以便使自己的思想能夠經受住公正的（即沒有偏見的）檢驗。他所採用的方法，是社會哲學家、社會心理學家和社會觀察家的方法，不但他那個時代十分流行，我們這個時代也遠沒有消失：把歷史上的奇聞異事用作思想資源，誤以為這種資源多少能夠證明由此得出的解釋的真實性的方法。他的方法固然有缺陷，但是正如我們所見，他的某些觀點卻是正確的。它仍然有些粗糙，有待後來的社會科學家再付出大量平凡無奇的艱苦工作，他們不想從一個觀念高峰跳向另一個觀念高峰，他們在認為自己已準備好攀登之前，先要長途跋涉於方法論研究的峽谷之中。

思想的傳播，如果作者沒有提供一個良好的基礎，使人可以對正確成分和胡言亂言進行鑑別，便很易於變成勒龐的思想。區分錯誤思想和創造性思想的標準，在社會思想的領域和其他領域一樣，當然就是看那些能夠站住腳的、大體（但不肯定）正確的思想佔了多大比例。就此而言勒龐似乎取得了相當高的打擊率，這也可以解釋此書為何有持久的影響。有時，正像弗洛伊德所暗示的那樣，他的打擊不著邊際，而他卻自以為贏了比賽。不過在社會哲學家的競賽中，他的確不時得分，並能在關鍵時刻來上一個全壘打。

把勒龐同時說成是一項知識競技中的英雄和一位社會學先知，也許會鑄成新的錯誤：混亂的形象化比喻和迷戀時代錯置的行為（棒球畢竟不是勒龐那個世界的一部分）。不過這個混亂的形象是可以捍衛的。勒龐接觸到一系列棘手的問題，對於其中的每個問題他都想一試身手，最後他作出了一系列社會學斷言，使他的後繼者能夠在這些難題上做得比勒龐本人更好。此外，在勒龐的後繼者中間，一些研究人類群體行為的人，也曾獨立採用過這個有關體育和科學的不雅的比喻。社會學家拉扎斯菲爾德和社會哲學家奧爾特加加塞特都曾分別這樣做過，對於對手類似的犯規表現，他們都是完全無辜的。拉扎斯菲爾德在《社會研究的語言》（languageofsocialresearch）一書中認為，奧林匹克運動上競賽紀錄的不斷提高，其原因並不是人類競技能力發生了達爾文主義或拉馬克主義意義上的進化，而是因為對這種能力的訓練在過去不斷地有所改進。因此，每一代人都可以看到一些人的表現有了改進，但他們的能力並不比自己的前輩更好。在《群眾的反叛》（therevoltofmasses）——一本通過學習勒龐而改進了勒龐的書——中，奧爾特加對體育紀錄的不斷提高提出了同樣的看法，並且指出科學中也有類似的情況發生。在人類文化的所有領域，大概除了藝術和道德之外，現實很符合這種一度過時的「進步」觀，按其嚴格的定義，它是指不斷積累的知識以及有益的思想與行為能力的提高。因此可以說，勒龐《烏合之眾》中的觀點，一直被另一些頭腦所改進，他們的能力未必高於勒龐，有時甚至還不如他，而是得益於後來者的地位。

在有些讀者看來，勒龐的思想頗有先見之明。當他如先知般寫道「我們就要進入的時代，千真萬確將是一個群體的時代」時，他所謂群眾進入了歷史，是指他們過去幾乎不起任何作用的意見已開始發揮作用，後來一些意識形態來源各不相同的作家，如科拉蒂尼、奧爾特加加塞特、紐曼、弗洛姆和阿倫特，都曾對這一觀點作出更深入的闡述。

勒龐另一項頗有道理的預見是，他把群眾人描述為日益被大眾文化所湮沒，這種文化把平庸低俗當作最有價值的東西。在他的筆下，與過去的社會相比，（勒龐認為）群眾人更易於接受自己周圍的人的判斷和愛好，他這一觀點不可能不讓人想到今天人們對所謂當代人失去自我判斷能力的關切。

社會學家帕克和伯吉斯承認，勒龐預見到了我們這個群眾運動的時代，並且描述了這些運動的若干特點，其方法已被這方面的社會學研究所繼承並作了重要的發展。

勒龐有先見之明的最後一個例子是，他認識到群體的日益重要性，這是一群缺乏組織的人，他們關注著同樣的社會熱點，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與同處一地、有組織的群體一樣的心理行為。勒龐當然不能預見到廣播電視這類影響巨大的新大眾媒體（他畢竟不是真正的先知）。不過他確實注意到了編報紙的人對群眾意見的影響，他們先是迎合群眾的感情，然後把這些感情引入特定的行為渠道。

用恰當的行話說，所有這些「見識」都表明，一種觀點，如果它指出了人類社會行為中一再出現的某些方面，那麼即使它十分粗糙，也能夠把握未來事件的某些方面。這並非因為像一些人認為的那樣，勒龐是個先知。先知是指那些自稱能夠預測具體事件的人，即使做不到萬無一失，也能預見到許多細節。如果他是個出色的先知，他能夠說這些事件會在何時何地發生。他能夠對其細節做準確的描述。相反，研究社會、分析其執行要素的人，社會學的研究者，不適合承擔這項艱鉅的任務。他不是先知，雖然他經常被人錯誤地當做先知，或讓人得出一種判斷，以為他本人自稱先知。他的任務僅僅是——這已相當困難——儘自己的最大努力找出某些條件，在這些條件下，我們可以合理地期待會出現某些社會行為和社會變化。當他遇到身邊的一個具體問題時，他只會謹慎地偶爾預測一下未來事件中有限的某些特定方面。社會科學家只偶爾作出預測，不僅是因為他比社會先知更沒有把握（後者的一大優勢是，他有著接觸未來歷史的私人渠道，這種知識很少有人具備，或根本就沒有人具備）。不但已成為常規的謹慎態度和不確定性，使社會科學家只偶爾作出預測，例如關於人口大量增加所造成的後果的預測，而且因為，當他有時打算說明在特定條件下可以合理地期待發生什麼時，他往往並不能說明這些預測性結果不可缺少的條件會在什麼時候出現或能否出現。

社會科學家所作的預測，同與他貌合神離的先知相比，在另一個方面也有所不同。他希望從自己的失敗中學習。假如社會科學家有理由認為應當發生的預期後果沒有出現，如果研究表明，假定的條件事實上已經出現但沒有發生預期的結果，他會坐下來重新評價自己的證據，徹底反省自己的思想，就像有人對他發出指示一樣。先知對自己落空的預言會更加關愛，他不會丟棄這種預言，也不會重新整理自己關於事物如何發展的認識。相反，他習慣於輕描淡寫地對待預測的結果與實際結果的不一致，使預言避開對立的證據，得以原封不動地繼續存在下去。成功的先知能夠很有效地做到這一點，正如古人所言，他用嫻熟的辯解「保住面子」，使他的信徒從看來已經落空的每一次預言中，往往只能很快看到自己的先知更為深刻的力量。

對社會先知和社會科學家的這些簡單比較，並不像看上去那樣離題。我的意思是，當今天重讀勒龐的《烏合之眾》時，我們中間的一些人會禁不住把他在1895年所說的話視為對後來發生的事情的預言。這不僅僅是個錯誤，而且顯然也對勒龐有害。這等於派給了勒龐一個先知的角色，一個他偶爾有所向往，但因為不適合自己而放棄了的角色。根據他的表現，也根據上個世紀末的流行時尚，他是想成為一名社會科學家。當然，與較年輕的法國同代人——例如迪爾凱姆，他開啟了社會學思想和社會研究的新紀元——不同，勒龐從來沒有學會如何按部就班地收集和分析社會學資料，以及用資料來否定自己的觀點——如果它們是錯誤的話——真實性的方法。社會學研究這個階段的到來仍然有待時日（當然，即使現在也只是處在初級階段）。勒龐有社會學家的目標，但他並沒有學會知識苦行僧一樣的工作方式，而這是使他的研究在方法與推理上都具有說服力所必需的。他有社會學家的意圖，卻只有政論家的成果。但是，由於他對社會學有著脊髓中的本能，因此如我們所知，他說了許多很值得一說的話。

勒龐也說了不少不值得一說的話。我們看到，這本書內容並不平衡，觀察的質量不平衡，根據觀察作出的推論也不平衡。它充斥著各種觀點，有些正確而富有成果，有些正確但並未結出果實，還有一些肯定不正確，但是有助於啟發正確的觀點，不幸的是，也有一些既不正確也無成果。我們只能說，勒龐與我們中間的大多數人一樣，沒有能力對他所提出的各種觀點的價值作出區分。它們全是他的頭腦的產物，因此他顯然對它們一概厚愛有加。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能結出果實的還是寸草不生的，所有這些觀點都受到了其長輩同樣的呵護。實際上，他的行為給我們的感覺，就像寓言中那個樂善好施的兒子。不管他喜歡哪個知識兒孫，他都會把他帶到這本書裡來。他喜歡一些極有害的觀點，我們如今已經知道它們根本上錯誤的，而且根據勒龐本人的價值觀，也是很危險的。（我們很快就會看到這方面的一個例子。）不過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的良好感覺最終還是佔了上風。

也許因為勒龐寫的是一本有關群眾的社會心理學著作，而不是他們的一部編年史，因此他的書裡包含著許多與我們這個時代格格不入的內容。

勒龐把各種意識形態形象和信念稀奇古怪地攪和在一起，這方面的證據在這本小書裡隨處可見。他是個憂心忡忡的保守派，對有社會主義傾向的無產階級的不斷壯大深感憂慮。但是，一再出現的政治保守主義跡象、對社會主義每個方面的一貫敵視、一種獨特的種族主義幻覺，以及把婦女描述成軟弱而沉默、不善推理也不可理喻的人，她們好衝動，因此極不穩定，反覆無常，缺乏道德，和男人相比完全等而下之，但這不一定是件壞事——所有這些觀點只是該書的外表，即使把這些意識形態垃圾全都清除掉，對勒龐有關群眾行為的基本認識也不會造成任何傷害，儘管它們尚不完善。

我們只來考慮一個這樣的意識形態觀點，勒龐和當時的許多人都持有這種觀點，即他所說的「基本的種族觀念」是「決定著我們命運的神秘主因」（見第3卷第4章）。但是，這種觀點如其所示，不過是上世紀中葉戈賓諾所創立的那種種族主義，它是經久不衰的種族中心主義的基礎，為剝奪「劣等種族」提供了理由。在勒龐看來，「種族」是個不易理解的概念，它大體上相當於「民族性格的構成」。例如，當勒龐提到「西班牙種族的遺傳本能」時，或當他偶爾談到所有地方的群體都有「女人氣」，但他發現「拉丁民族女人氣最重」時，我們便可以理解這一點。「種族」是個定義不嚴格的標籤，可以把它貼在各國人民和民族身上，它反映著勒龐對人類學的無知，並不說明他有種族中心主義的壞心腸。

一本廣為流行的書；對勒龐的時代和我們的時代一再表現出實際意義；絕對談不上完全創新，嚴格地說也不正確；與作者的任何求知行為相比，表現最佳時也只能算較好，最差時也不算很糟；字裡行間與字面上有著同樣多的意義；眼光時而偏於一隅時而放眼全球；既有預見又觀念落後；在實踐中有效地利用著歷史，又從原則上否認它的真實性和有效性；從當時表現出人類行為共同特點的重要的事件中概括出了一些這樣的特點；還有一些並不影響其本質的烏七八糟的意識形態怪論——這就是勒龐的《烏合之眾》，一本仍然值得一讀的書。

1960年1月於哥倫比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