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有數百號人，來自不同國家的男男女女，有巴基斯坦人、伊拉克人、法國人、沙烏地阿拉伯人……站著的神情倉皇，坐在地上的雙手掩面。這些人嚇傻了，對救援人員遞過來的水也幾乎毫無反應。滿地都是垃圾碎屑：擠扁的瓶子、扯碎的布片，還有他們前一夜在阿拉法特山朝聖路上撿的小石子。

這到底是怎麼了？有些人隱約回憶起來，他們正在去往「撒旦石柱」的路上，那是穆斯林前往沙烏地阿拉伯西部的麥加朝聖的重要一環。當時，通往這處聖地的加馬拉橋上人山人海。朝聖者們前胸抵著後背，被擠得東倒西歪，恐懼感一陣陣襲來，他們開始呼吸困難。他們被困在人流的旋渦中不能自主行動，直到失去意識，最終在一堆垃圾中間醒轉過來。

回過神來，他們才意識到自己置身於怎樣的一個災難現場。在他們身邊，幾百具屍體被白布蓋著，擱在亮橘色的擔架上。警笛長鳴，救護車一趟一趟地忙著把屍體送去太平間。警用直升機在空中盤旋，周圍更有幾千名戎裝軍人將此地封鎖。而在警戒線外，成千上萬的朝聖者們繼續前行著。他們不能停下來，否則會形成危險的堵塞，令情況惡化。

第二天，這一事件成了全世界報紙的頭條新聞。2006年1月13日的《紐約時報》刊登了題為「麥加朝聖途中踩踏事件造成345人死亡」的頭條文章。稍晚時候，死亡數字升至362人。儘管當時沙烏地阿拉伯政府已經在朝聖地點部署了6萬安保人員以阻止這類慘劇一再發生，但這遠遠不夠。

這場慘劇被幾十米高空中的一隻監控攝像頭「冷眼」記錄了下來。在沙烏地阿拉伯政府的配合下，這份錄影幾天之後就飛往了慕尼黑，抵達了德克·赫爾賓的實驗室。對這些畫面的分析成了大眾研究領域邁出的重要一步。

撒旦之橋

大眾研究學者們花了相當長的時間才認識到歷史悠久的麥加朝聖在科學研究上的特殊意義。伊斯蘭曆的每年最後一個月，近300萬穆斯林匯聚於此，在5天的時間裡踏遍這座聖城的各處聖地。連線聖地的道路上終日湧動著巨大的人流，踩踏事件高發。規模空前的人潮在幾分鐘內足以令數百甚至上千的人喪命，絕不可輕視它。因此麥加也成了大眾行為研究學者必到的「聖地」，這與考古學家不能不去吉賽金字塔，鳥類學家不能錯過亞馬孫雨林是一個道理。

我剛開始讀博士的時候，在那群物理學家中遇到了一個挺可愛的瑞典研究者安德斯，他那時候正處於論文的收尾階段。他就在麥加和我們的實驗室之間定期往返，以便在當地安裝他設計的自動化監控裝置。他的裝置只憑借簡單的影片影像，就能即時預估事故風險。分析2006年踩踏事件錄影的重任自然也落到了他頭上。

畫面令人震恐。不計其數的朝聖者在一條大路上前進，他們捱得緊緊實實，密密匝匝，以至於「個人」的概念都失去了意義。人群構成了一個整體，組成這個整體的每一個人卻無從辨識。這就像我們觀看一條滾滾奔湧的河流時辨別不出單個的水分子一樣。

影片拍攝點是加馬拉橋頭，這座橋位於麥加往東5公里，是朝聖者的必經之地。人們從這裡走向「撒旦石柱」，去那兒參加朝聖第三日的一個盛大儀式：信徒要往三根有象徵意義的柱子上扔石子。從組織角度來看，這個儀式堪稱噩夢：加馬拉橋一日之內將有幾百萬人通過，密度指標高到爆炸。

密度是研究人群特徵最重要的指標。我們用總人數除以人群所佔空間的面積，得到平均每平方米麵積上的人數，並用「人/平方米」的單位來標記。比如巴黎的居住密度是0.02人/平方米。這數字表面看起來不大，不過別忘了，現實中一個地區內的人不是平均分佈的，總是有些區域擠，有些區域空。像火車站廣場這樣的公共場所，隨隨便便就能達到1人/平方米。至於地鐵車廂裡，密度往往高達3人/平方米。如果是在日本地鐵，這個數字還得翻一番。與每日高峰時段的東京公交系統比起來，沙丁魚罐頭內部都堪稱海闊天空任我行。東京地鐵裡的人是被「推手」（oshiya）們一個貼一個地塞進車廂裡的。這些「推手」戴著白手套、大簷帽，穿著制服，是地鐵公司專門僱來往車廂裡「塞」人的。地鐵關門的關鍵時刻，他們常常幾個人疊在一起壓上去，把所有體重突然壓向門口乘客，直到車門關上為止。到下一站，門一開，門口的人就像壓緊的彈簧被突然鬆開一樣彈出車外。

從錄影上看，人群擁向加馬拉橋頭的時刻，那裡的密度創下了紀錄。起初大約是2人/平方米，這是人們能夠承受的合理密度，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時會遇到。這時的人流還像河床中平靜的溪流，順暢前進。片刻之後，越來越多的人集中於此，情況開始變得不妙。

密度到了3人/平方米時，人流忽然變得不暢。大隊伍輪流經歷停滯期和移動期，這種「手風琴效應」，或者叫「走走停停」（stop-and-go），你或許在堵車時有所體會。每過一分鐘，朝聖的人群就變得更密集。密度到了5人/平方米的時候，誰也休想往前挪一步了。人群停了下來，就像大風暴來臨之前那片刻出奇的寧靜。

緊接著，地動山搖。整座人山、整片人海前晃後倒，左傾右搖，人們彷彿站在一塊不穩的平臺上，止不住地亂晃。潺潺流淌的小溪已然變作激怒的大海。我驚愕地看著密度指標一路飆升到9人/平方米！

如果你看到這個資料時還能坐得住，那隻能說明資料還不夠直觀。這麼說吧，這就相當於一個標準浴缸裡同時站著14個人，或者一張乒乓球桌上站了38個人，或者60平方米的房子裡擠著540個人。而這樣驚人的聚集從加馬拉橋頭一直延伸到幾十米以外。

發現這種人群震盪現象的物理學家將它類比為液體的湧動，將其命名為「人群湍流」。在這種不穩定狀態下，人的身體相互之間形成強大推力，一個人最輕微的動作也能誘發一股衝擊力，通過人們的身體擴散。這樣的人浪如果撞在一面堅硬牆壁上，接觸這面牆壁的人將立刻承受極大的壓力，甚至可能被壓碎骨頭。如果幾股衝擊力交匯，處於交匯中心的人失去平衡，就會引發多米諾骨牌式的崩塌和踩踏。在加馬拉橋上的這一天，許多喪生於人群湍流中的朝聖者是被活活悶死的。

十幾年以來，此橋一直是一臺貨真價實的殺人機器，不斷引發奪命連環案。1994年，270人魂斷於此；1998年，又有118人喪命；2001年死了35人；2003年又死了14人；2004年，251人由此踏上黃泉路；到了2006年，喪生者多達362人。這座橋設計的可通行人流量原為每分鐘3000人次，不可謂窄小，卻遠遠不夠。當地政府在2006年悲劇的震懾下行動了起來。原橋迅速被炸燬，取而代之的是一座鋼筋水泥的巨無霸。它第一眼看上去不像橋，更像一座大樓。它長1000米，寬80米，共分4層，造價100萬歐元，設計通行容量為每分鐘8000人次。換句話說，如果全體法國人都到橋上走一遭，也只需要5天多一點的時間。

這項大工程之後，聖地難得平靜了一段時間，此後8年無事故發生。政府解決了這個難題嗎？很遺憾，事情並沒有結束。2015年9月24日，又一次人群湍流發生了。死亡人數之眾，耗費了幾個月的清點時間。這次有2431人死亡，再創歷史新高。而這次破天荒的慘劇恰好就發生在……加馬拉橋的橋頭。

致命的愛

幾年後，安德斯告別了我們的實驗室，當上了企業家。他的初創公司crowdvision向世界各大機場提供他在博士期間研發的一款人群管理系統，可用於最佳化機場客流。他的生意規模日漸增長，產品銷往世界各地，可謂發展無憂。

他離開的時候，我正進入論文的最後階段。在這個階段，我得把關於論文主題的所有已知內容在幾百頁紙上闡明，所有博士生都怕這個。這個總結階段往往持續好幾個月，博士生一邊把正在做的實驗收尾，一邊又要動筆寫論文初稿，還不能忽略下一步的打算，為自己找一個博士畢業後的工作。與此同時，還得應付導師的各種要求，比如導師心血來潮：「我有一個新研究計劃！應該馬上著手。」

為安然度過這可怕的最後6個月，經過精密部署，我建了一張「無壓力工作日程表」。規劃細緻到每一天的活動內容。3個月過去了，進度全面滯後，我不得不調整日程，每晚加班三四個小時。在截稿日前的幾個星期，我的「無壓力工作日程表」應該改叫「極限壓力生存計劃」了。不僅一夜最多睡5個小時，而且週末完全奉獻給工作。到最後幾天，吃飯、睡覺、洗澡等等浪費時間的事情，都被我從優先事項裡剔除了。

論文終於打出來了，然而壓力並未隨之完結。首先，論文要通過六七個業內學者的評審，如果評價是正面的，接下來才是博士論文答辯。而這就算博士生的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時刻了。

從心理學上講，論文答辯的前一夜是不可能睡好覺的。答辯通常在大學的一間階梯教室裡。評委們先聽年輕的博士生花45分鐘時間介紹自己的研究過程與成果，接著便在整整4個小時裡用一連串問題圍攻這位研究者。

這還不夠，按照傳統，博士生要邀請他的家人、朋友來參與他的答辯。親友團成員個個笑容滿面，打扮得好像去參加婚禮，他們還以為自己是去一場慶典給未來的博士捧場喝彩。結果他們卻擠在階梯教室窄小侷促的摺疊椅上，手擱的小桌板上刻滿了歷屆大學生的各種反體制詛咒。他們在這樣的環境中目瞪口呆地見證了一場惡戰：可憐的答辯者在評委的槍林彈雨中拼命招架，試圖全身而退。我的老母親在我答辯時就急得差點衝上講臺，拿她的手提包掄評委幾下。「不許你們這麼為難我兒子！快給他博士學位！」

問完全部問題，評委還要單獨商議評審結果。在這個緊張的懸念時刻，大家紛紛跑來安慰答辯者：「不用擔心，你回答得夠棒的！」他們這麼說著，聲音卻沒底氣。終於，評委宣佈答辯通過！大家熱烈鼓掌，接著就要下館子，開香檳。在慶功宴上，「前」導師還在喋喋不休他那「應該馬上著手」的新研究計劃……直到這一切都結束了，年輕的博士才能卸下盔甲，筋疲力盡地癱倒在床。

我的這場答辯發生於2010年6月18日，隨後發生了一場震驚大眾研究學界的事件。

7月24日，一起非比尋常的騷動驚動了我的同事們。這是一起人群踩踏致死事件。其實，這類事件在世界各個角落時有發生，幾個月之前印度的一場宗教慶典中剛上演人群踩踏事件，60餘人因此喪生。可為什麼只有這一次，我的同事全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