賓夕法尼亞州的斯沃斯莫爾學院（swarthmorecollege）的一間狹小等候室裡，8名學生沉默而坐。他們皮鞋鋥亮，頭髮梳成偏分，有些人還打著領帶，一副20世紀50年代年輕人的標準造型。
這些為了參加科學實驗而來的年輕學生眼下還互不相識。一陣短暫的等待之後，一個44歲男人手拿菸斗走進了房間。「第26組，」他看著手中的筆記本說，「我是所羅門·阿希（solomonasch）教授，請跟我來。」
學生們被領進隔壁的房間，圍著一張桌子坐下。所羅門·阿希，社會心理學界的領軍人物，向他們解釋操作規程。這是一次視覺判斷力檢測。在他們面前有一塊黑板，上面畫著三條不同長度的線：一條短的，一條長的，一條中等的。黑板旁邊還有另外一條線，其長度與黑板上三條中的一條相等。實驗參與者只需要簡單地判定黑板外的那條線到底與黑板上的哪一條長度相同。阿希教授還囑咐，參與者必須一個接一個輪流高聲說出各自的判斷。
第一塊黑板出現。在幾秒鐘的觀察後，參與者逐一說道：
「短的那條。」
「短的。」
「短的。」
8個人的判斷都一樣。實驗如此繼續，對每塊新出現的黑板上的線條，實驗參與者的意見總是完全統一的。
8個人中的第7個，我們暫且叫他「託尼」吧，每次都是聽完前面6個人的答案後才說話的。「這實驗也太簡單了，」他琢磨道，「這些線條之間至少差著5釐米呢，如果不是個大近視，怎麼可能看錯？」然而實驗繼續了十幾分鍾之後，又一塊黑板出現了，情況此時變得有點可疑。託尼一看就知道，它和短的那條一樣長，可是他前面的人都說：
「長的。」
「長的。」
「長的。」
「長的。」
託尼被搞糊塗了，定睛重新看那塊黑板。難道是他自己的眼睛花了？可這條線明明跟短的那條差不多呀！該他說話了，他猶豫了幾秒，然後有點尷尬地吐出：「長的。」然而他後面的那個人，沒跟著他說出一樣的答案。
更讓他吃驚的是，下一輪又是同樣的情況。前面幾位都說和短的一樣，可在託尼看來，那條線明明跟中等的一樣長。這種怪事如此持續，一直到實驗的最後。而我們的託尼始終隨大溜，人云亦云，沒說出眼睛告訴他的事實。
這個實驗後來成為心理學史上的經典案例之一。我在飛往下一個實驗室的飛機上從《給傻瓜的心理學》一書中讀到了這個實驗。畢竟，我得儘快熟悉這門新學科……
其實，這個實驗裡有人搞鬼。8個被試中有7個是實驗室安排的人，他們暗中得到指令，從第6塊黑板出現開始，就給出一致但錯誤的回答。每組只有一個人不知內情，就是被我稱為「託尼」的第7個人。所羅門·阿希教授唯一感興趣的就是他的回答。個體會不會為了迎合多數人的聲音而放棄自己的見解？這是心理學家關心的問題。實驗的結果表明，確實如此。
這個實驗的歷史背景也許會幫助我們理解阿希教授的初衷。1907年，阿希出生於華沙的一個猶太人家庭，為躲避納粹，他在少年時代移民美國。二戰結束以後，阿希開始關注烏合之眾的盲從和規訓。他的學生斯坦利·米爾格倫（stanleymilgram）繼承了他的衣缽，後來於1961年組織了另一著名的大型心理學實驗，證明在權威的高壓下，個體能夠對陌生人施加足以致命的電擊。
實驗過後，阿希教授繼續追蹤上當的被試，研究其心理。他們中有些人開始懷疑自己的視覺，另一些則以為自己理解錯了實驗指令。「如果大家的感覺都一致，那肯定是對的吧。」有一個人這麼說。這不由讓人想起喬治·奧威爾的《1984》，這部預言式小說的出版時間只比實驗早了兩年。小說裡的大洋國公民在社會和政治的雙重高壓下，硬是讓自己相信二加二等於五。
與心理學的初次接觸讓我意識到，也許大眾研究的物件不只是大街上走著的人們。是否需要研究他們的思想呢？也許我該在大眾心理學方面下點功夫？不過這些都是幾年以後的事了。當下，本人直面的挑戰是再次適應新的學科框架。
柏林，沒有返程票的旅行
我即將在柏林的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下屬的一個心理學實驗室開始我的博士後生涯。在上班的路上，我玩了一個小遊戲，測試德國行人的避讓習慣。我故意往左讓，看他們怎麼反應，這真是典型的職業病啊。
我對心理學同事們的第一印象很不錯。首先，他們穿著打扮講究，穿著花呢外套和條絨褲，頭髮上抹了髮膠，大多數人還留著鬍子。而且心理學家留的鬍子可與物理學家的不同：物理學家有鬍子，好像只是因為科研忙而不願浪費時間刮；心理學家的鬍子呢，修得整整齊齊，一看就是精心打理的。其次，這樣完美的外表下是優雅的談吐。他們詞彙豐富，修辭多樣，就算只是聊聊復活節怎麼過的，也聊得精彩絕倫。這樣的語言功力當然也展現在他們的發表物中。比起物理學或者生物學的科研論文，心理學的普遍要長得多，語言也考究得多。由此我明確感到，自己在從硬科學向更偏文科的人文科學靠近。但請不要誤會，這些心理學家不是些只會玩弄辭藻、說漂亮話的人，他們的資料統計能力也是一流的。
我的新實驗室相當大。我花了好幾個星期的時間逐個拜訪新同事的辦公室以瞭解他們的研究，這又一次給了我不少衝擊。比如說，一位同事招募被試玩一個賭運氣的遊戲：「我們讓被試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偷擲一個六面的骰子，然後告訴我們他扔到了幾。我們按點數付錢，點數越高，報酬越高。」「他們不會撒謊嗎？」我聽了這實驗方法，有點驚疑。「那是肯定的呀。而且他們一個個撒謊撒得可歡了……」事實上，被試們逐個走進辦公室，要麼說自己擲出了五點，要麼就是六點，沒有一個人擲到一點或者二點。我的同事眉頭都不皺一下，就按他們說的把錢付了。
這個簡單的小實驗是為了研究人們作弊的原因。我的同事不斷變換測試題或者改變付酬條件，記錄每一次作弊者的比例。那麼他有沒有嘗試保證被試型別的多樣性呢？「我連修女都找來做過實驗。」結果讓人吃驚。修女也撒謊！只不過她們總是假裝擲到了一點或者兩點，就算事實上是五點或者六點。她們故意說少是因為擔心別人懷疑她們作弊。
這項實驗裡有一個因素引起了我特別的興趣：作弊也會傳染。在阿希教授的實驗裡，被試聽別人說了什麼就跟著說什麼，而在這個實驗裡，人們看見別人作弊得了好處，自己也不免作弊。
我繼續參觀實驗室，發現一位同事正在地下室辦家庭晚宴。每天晚上，她的一個被試家庭，包括父母和孩子，會在實驗室的鏡頭下美餐一頓。桌上有面包、乳酪、各色滷肉、水果和蔬菜，經典的德式晚餐上該有的都有。「我研究的是肥胖與人的飲食習慣的關係，」我的女同事告訴我，「而這個實驗是為了測試用餐時間對結果的影響。」她給我看了幾段錄影：一個小男孩在狼吞虎嚥地吃下一板又一板的巧克力，任憑他媽媽在一旁怎麼吼也不聽。「我們通過實驗發現，晚餐時間越長的家庭，吃得反而越少。事實上，在一頓吃得從容的晚餐上，被試還沒來得及吃完所有食物，就已經產生飽腹感。另外，社交影響在這樣的場合也扮演著重要角色。人們傾向於模仿他們親近的人的飲食習慣，正是這一心理機制使肥胖成為一種流行病，在整個世界日益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