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觀察同事們正在進行的工作，我意識到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與我以往見識過的研究機構截然不同。在風格質樸的科研世界裡，它像一個金色的泡泡。在踏進實驗室內部放辦公用品的那間辦公室時，我簡直像個孩子鑽進了糖果店。眼前那些五顏六色的圓珠筆看得我心花怒放，不管是想要訂書機還是小格子筆記本，全都隨便拿！
你可能無法想象，一個人居然可以為辦公用品著迷。好吧，你要知道，在我以前待過的那些實驗室，要想領點辦公文具，所經歷的行政程式就好比小矮子高盧人阿斯特里克斯在古羅馬的官僚地獄裡迷路，還需要完成12件奇功！您買了個1.5歐元的筆記本想報銷？可以。不過您得先證明在別的商店買不到更便宜的筆記本。下一次請注意，先在我們自己了不起的落灰的商品目錄裡選購您需要的文具。最後，一般報銷週期不算長，只要等4個星期而已。
另一個強烈反差就是我的個人生活作息變了，被各種社交填滿：實驗室院子裡舉行的乒乓球友誼賽，研究所內部每月的開幕酒會，春季果園採摘活動……有一天，一位女士敲開我的門：「您好，我是職業病醫生，您需要諮詢問診嗎？」我並沒有覺得自己不舒服，不過非要細究的話，可能有點背痛。於是女醫生堅持幫助我矯正在電腦前的坐姿。接著是一位穿白色亞麻衣服的男士：「您好，需要按摩嗎？」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可真是把職工寵上天了！
不過，小心不要從雲端摔下來！在這個美麗的金色泡泡之外，我的同事們無一不在為研究經費而奮戰。而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就像一個在富人區長大的孩子，完全忽略了現實的這一面。比如我曾以為，要想招個博士生幫忙幹活，只要好言相求就行。
在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風險是當你要離開這個舒適小窩的時候卻沒有做好準備。那麼為什麼不一直待在這兒？這就是舒適生活殘酷的另一面：此處不留人。一個科研人員最多可以在此舒服地待上12年，此後合同自動終止，必須走人。所有的科研人員中，只有正副兩位院長有終身合同。換句話說，這個研究所專為所長而建，他一退休，研究所就得解體。你不必夢想自己當所長，因為自薦無門。下一任所長是從前任退休當年最優秀的研究員中選拔出來的，沒有人敢拒絕這個任命。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運作模式，就是這麼特別。
聰明的模仿者
我始終不大喜歡在研究所的食堂吃飯。原因是我既看不大懂選單，又對當地名菜所知甚少。服務員常常報出一大串菜名：「今天我們有käsespätzle（芝士蛋面）、schweinebratenknödel（烤豬肉丸子）、nürnbergerrostbratwürstchen（紐倫堡香腸），還有könisbergerklopse（哥尼斯堡土豆丸子），您來點什麼？」我難免有點抑鬱。
就在我飛快地想在谷歌圖片上找出每個菜看看的同時，只聽我的同事們悠然報出：「我要一份schnitzel（炸肉排）。」
「給我也來schnitzel吧。」
「schnitzel。」
「我也一樣。」
schnitzel是什麼？我對此一無所知。不過輪到我時，我也隨大溜說道：「來份schnitzel。」阿希教授的著名實驗在我身上重演。因此有時候我盤子裡盛著一堆酸菜燉大肉腸，搞得我整個下午工作的時候都好像胃裡灌了鉛。不過總的來說，大夥兒吃啥我吃啥，這個選擇並不差。
這件事讓我意識到，模仿乃是人類行為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儘管人們習慣性地對抄襲或者其他模仿行為嗤之以鼻，但心理學的專家卻教給我，在不確定因素較多的情況下，模仿他人可能是你能做的最明智的行為。買什麼車，讀什麼書，換哪款手機……在這些事情上，我們哪一次不是或多或少地隨大溜，或者至少先看看身邊的人選什麼？我們總不能每一次都自己從頭徹底調查研究一番。在這方面，群居型昆蟲堪稱我們最好的老師。
細想起來，蟻群不就是一個以模仿為第一原則的社會組織嗎？1989年，布魯塞爾大學的一個生物學研究團隊破解了蟻群在大自然中具有超凡辨識方向能力的秘密。科研人員將食物源與一個阿根廷蟻（linepithemahumile）巢用一長一短兩座橋分別連線起來，片刻之後，他們驚訝地發現，所有的螞蟻都找準了近路趕去午餐。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這些小蟲子是怎麼確定最短路徑的呢？它們既沒有計算過步數，也不會計算時間。第二輪，科學家們把通向食物的橋增加到四條，整個蟻群又一次迅速找到最短的那條。科學家們後來索性在食物和蟻巢之間設下一座迷宮，在數千條可能通往食物源的路線中，蟻群又一次集體找到了最高效線路。這些不起眼的小東西的大腦中只有不到10萬個神經元（而我們人類可有上千億個），但它們為了迅速得到一點食物，就將棘手的最佳化問題瞬間解決，它們是怎麼做到的呢？
這一認知過程恰恰源於模仿。螞蟻們出門覓食時，原本是各自出發並隨意地選擇道路的。一旦有一隻找到吃的，它就會在回巢的路上留下自己的資訊素（pheromone），就像民間故事裡的「小拇指」撒下白石子兒那樣。別的螞蟻憑同類發出的這條資訊明白了前方有吃的，會立即上路。這條路上每多經過一隻螞蟻，資訊素就疊加一層，「訊號」因此越來越強烈，直到任何一隻螞蟻都不可能錯過。這就是為什麼你有時候會在自家的廚房裡發現一隊螞蟻首尾相連地筆直行軍，它們其實走在一條看不見、摸不著的化學公路上。
如果同時有幾條路通往同一個食物源，蟻群又是怎樣找到最近的那一條的呢？事實上，它們甚至不需要為這個問題發愁。資訊素是種會持續蒸發的揮發性成分，路程越長，揮發後剩下的資訊素越稀薄，相反，越短的路上留存的化學資訊也必然越密集。只需要片刻工夫，那些相對較長的路上的資訊素就揮發殆盡，讓所有螞蟻都能選擇最短、最有效率的路線。
這一機制激發了無數科研人員的靈感，造出了各式各樣的仿生學產品。在圖盧茲，我的搭檔西蒙就用它做過一款迷你機器人，一隊兩歐元硬幣大小的可移動小機器人，靠這個機制在迷宮中找到了兩點間的最短路徑。對於探索陌生環境而言，還有比這更值得期待的方法嗎？正是應用了這種方法，你的郵箱今天早上才能收到郵件。在網際網路上，資料必須在不同的站點間不斷流通。怎麼找到兩臺電腦之間的最短路徑以傳輸資料？目前網際網路依靠的就是一套模擬螞蟻行為模式的路由協議。科研人員也要向昆蟲取經！
這些和我的人群研究有什麼關係？行人也會一個尾隨另一個嗎？不管怎麼說，至少他們沒在所過之處拋灑資訊素，頂多在身後留下一串腳印而已。可這串腳印恰恰就構成了一種驚人的集體行為。
冬季的某一天，德國首都的街道上積著雪。我去吃午飯，路上需要繞過一個樹木森森的大公園。突然，我的目光被地面上的腳印吸引了。一串腳印穿過樹林，似乎通往食堂的方向。有人認識近道？這天寒地凍的，我可不想在外面待太久。於是我循著這位神秘「前人」的足跡去試試運氣。我穿過公園，靴子將積雪踩實，令身後的小徑更加清晰可辨。接著我看到另一個路人遠遠地跟了上來。也許他正是被我的腳印吸引來的？走了一陣，我發現食堂真的出現在面前，這果然是一條近路。接下去幾天，這條雪中小路迅速變成大家常走的道路。這沒什麼奇怪的，跟著腳印而來的人越多，路就變得越清晰。反過來，路越明顯，走的人就越多。這就是滾雪球效應！
一條林中捷徑裡隱藏的模仿機制，跟把螞蟻引向你的果醬麵包的機制一模一樣。人的目的地是食堂，就好比螞蟻的食物源。某位行人在路上留下了痕跡，儘管它不是資訊素而是腳印。接著，我就像受到同伴氣味吸引的螞蟻一樣踏上同一條小路，進而使這條路徑對我的後來者更加清晰。幾天之後，這條林間小徑就變成一條几十個人每天往返於辦公室和食堂的大路了。
這一現象被發現於2001年。發現者又是德克·赫爾賓。他的研究主要針對公園草坪和大學校園裡的捷徑。他注意到，在這些可塑性強的地表之上，行人重複不斷的踩踏會形成土路，而土路越明顯，走的人就越多，反過來又使這條路變得更明顯。這樣的模仿行為，最終在環境中形成長久穩定的軌跡。
事實上，這樣的小徑遠不止一條。假如你站得夠高，就會發現一整套的軌跡網路，將人們最常去的那些地方用最短路徑連線起來，猶如定製地圖，完美適應人們的需求。不只如此，正如螞蟻資訊素的揮發導致少用的或過長的路徑自然消失一樣，公園裡的草也會重新長出來。這讓路徑網路能夠靈活變通。如果一個飯館關門了，通向它的小路也會逐漸消失。如果新出現一個吸引人群的地點，自然又會開出一條新路。無須勞煩建築師，無須任何外部干預，人群自己就能解決。也許明天，城市規劃師們再也不用繪製縱橫交錯的規劃圖了，他們只需要種下一片完好的草地，坐等行人用腳走出最合適他們自己的路。
順著這個思路，我得出了以下結論：在某些條件下，行人依靠互相模仿的機制，能夠實現有利於整個群體的共同行動。不過每次我跟朋友或同事談論這個話題，都會立刻被他們一本正經地反駁。「烏合之眾最聰明？你別逗了！怎麼解釋那些為了看一場球賽就互相踩踏的人，那些莫名陷入恐慌的人，還有在聖誕大促中你推我搡的人？」面對這一切，我還大言不慚地談什麼智慧？
是的，在很多情況下，烏合之眾確實鼠目寸光。不過，是什麼令他們喪失理智的呢？
米爾格倫實驗又稱「權力服從研究」（obediencetoauthoritystudy），參與者被告知這是一項關於「體罰對學習行為影響」的實驗，他們將在其中扮演「老師」的角色，教導隔壁房間由實驗人員假扮的「學生」。「老師」被給予使用電擊控制器懲罰學生的權力，電擊的伏特數會隨著學生的錯誤累積而提升。事實上實驗中並沒有電擊發生，但部分參與者在「學生」的痛苦增加到一定程度後質疑實驗目的，要求停止實驗。這時，實驗人員不做任何解釋，用權威的口氣要求繼續實驗。第一次實驗中，65%的參與者接受了命令，繼續「電擊」學生直到最大的450伏特。這個複雜的實驗引起了長期的爭議和指責，但它揭示的人類心理引起了科學界與大眾的震動。這個實驗也因此成為心理學史上的經典案例。
這指的是《高盧英雄傳》，又譯《阿斯特里克斯歷險記》，是法國家喻戶曉的經典漫畫。它講述了一個高盧村莊抵抗古羅馬人侵略的故事。主人公阿斯特里克斯屢建神功，無數次將高盧人從古羅馬大軍的圍困中解救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