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比科學要現實得多，因為它是由個人忽然發現自己被淹沒——無論出於自願與否——的特殊情況所構成。因此作為一項測試，它能幫助我們更好地區分出哪些是清醒的頭腦，而哪些只是墨守成規之所在。

愷撒是據我們所知具有從令人恐懼的混亂時代中洞悉現實之根源這一能力的最高典範，那是人類曾經歷過的最含混不清的時期。而命運彷彿還要讓這個典範的程度更上一層樓似的，又在愷撒身旁安插了一顆了不起的「智慧」頭腦，也就是西塞羅，一個畢生致力於讓事情本質變得更加混沌的人。

命運過分的「垂青」讓羅馬的政治機器出了故障。這座臺伯河畔的城市，這座稱霸義大利、西班牙、北非，以及古典和希臘時代的東方的城市，如今正瀕臨崩潰。其政治體系以市政自治為特徵，因此與城市密不可分，就像樹神必須依附著他們監護的樹木，否則就會陷入離散的痛苦旋渦。

無論哪種型別和範疇的民主，其健全與否都取決於一個簡單的技術細節——選舉程式，其他所有都是次要的。如果選舉制度是成功的，如果它與現實情況相一致，那麼一切都會進展順利；但若非如此，即使其他種種發展勢頭良好，也一定會出問題。西元前1世紀的羅馬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和財富，擴張之路所向披靡。然而由於堅持採用一套愚蠢的選舉制度，最終走向了滅亡。錯誤的選舉系統意味著僵死和愚蠢。因為選舉必須在城市中進行，鄉村的居民因此失去了投票權，更不用說那些分散在整個羅馬世界各處的人了。由於想要實現真正的選舉是不可能的，因此有必要把一切偽造得像是真的，於是候選人們拉幫結夥，找來退伍的老兵或者馬戲團演員之類的亡命之徒，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只有一個：威嚇選民。

沒有真正選舉制度的支援，所謂民主體系不過是空中樓閣。言語都是空話，而「共和政體除了空話以外什麼都不是」——愷撒如是說。沒有任何地方行政長官仍握有權威；左派和右派的將軍們——馬呂斯和蘇拉——不斷在早已被架空的專政中互相攻擊，結果卻一無所獲。

愷撒從沒有闡述過自己的政策，但他卻始終忙著實施這些政策。所以說，愷撒本身就是自己的政策，而非後來出現的君主政治教條。如果我們想要對此有所瞭解，那麼沒有其他的辦法，我們必須採取與愷撒同樣的行動，並賦予其愷撒之名。君主政治的奧秘正隱藏在愷撒主要的功勳背後：征服高盧人。為了承擔這一功業，他不得不公然反叛業已存在的立法權。為什麼？因為立法權掌握在共和派手中；也就是說，掌握在忠誠於城邦政體的保守派手裡。他們的政策可以總結為兩項：

第一，羅馬公共生活中的騷亂是過度擴張所引起的。一座城市統治不了那麼多的民族。每一次新的征服都是對共和國犯下的罪行。第二，為了防止國家體制的瓦解，需要一名國家元首。

我們所謂的「君主」一詞與羅馬人所說的「國家元首」有著幾乎完全相反的含義。從公民的意義上來講，元首與其他人無異，但為了管理共和體制的執行，他將擁有更高的權力。在西塞羅的《論共和國》（derepublica）一書以及撒路斯提烏斯對愷撒的回憶中，都通過找尋元首、公共事務總裁以及仲裁人，對政治家的思想進行了總結。

愷撒的解決方案與保守派們截然相反。他認為，想要補救以往羅馬因掠奪造成的後果，唯一的辦法就是繼續掠奪下去，將嚴峻的命運全盤接受下來。其中最重要的，是首先要征服西方的新興民族，因為在不遠的將來他們會比衰落的東方民族更加危險。愷撒全力支援將所有西方的野蠻民族徹底羅馬化。

斯賓格勒曾經說過，古希臘—羅馬人無法理解時間的概念，不能將自己的存在延伸到時間之外，他們只為當下時刻而存在。我傾向於認為他的論斷是不準確的，或者說至少讓兩件事變得容易混淆。古希臘—羅馬人確實對未來相當無知，他們看不到未來，就像色盲患者辨認不出紅色。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講，他們的生活根植於過去。一旦準備在當下做些什麼，他們會先向後退一步，就像準備鬥牛前的拉加蒂約一樣。他們在過去尋找適合眼下情況的樣板，並且以此為裝備投身於現實的浪潮之中，由過去這套潛水服提供保護和偽裝。因此可以說，他的全部生活就是一場對過去的重複。用古代的模具澆鑄出來的人都是這樣，他們始終是古人的模樣。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對時間是麻木不仁的，而只能說他們的時間觀不夠健全：對未來的感受萎縮不足，以及對過去的感知過分肥大。我們歐洲人總是受到未來的吸引，認為那也是絕大多數物質的時間維度，並習慣以「今後」而非「以前」作為開始。因此，當我們看到古希臘—羅馬人的生活時，很自然會覺得那是存在於「時間之外的」（achronic）。

這股一定要用過去模板之鉗掌控當下一切的狂熱，已經從古人傳遞給了現代的「考據學家」。後者同樣對未來相當盲目，同樣執迷於看向過去，狂熱地為每一種現實尋找著先例，並將其粉飾為「沿波討源」。我之所以會說到這些，是因為即使是那些早期為愷撒寫傳記的作家，也基於認為愷撒試圖模仿亞歷山大大帝的預設而沒有真正理解這一偉大人物。對他們而言，做出這樣的假定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亞歷山大大帝因為想到米太亞德的榮譽而夜不能寐的話，那麼愷撒一定會因為亞歷山大大帝的成就而飽受失眠困擾。後繼者延續了同樣的推理思路。人類的腳步總是向後倒退，今日的步伐踩著昨日的足跡。當代考據學家只是傳統傳記作家的迴響而已。

人們想象愷撒熱望著以亞歷山大大帝的方式去完成事業——幾乎每個歷史學家都相信如此——而完全放棄了去真正地理解愷撒。實際上，愷撒與亞歷山大大帝是幾乎相反的兩種型別，只有建立一個世界性帝國的想法能夠將他們聯絡到一起。但這個想法並非亞歷山大大帝想出來的，而是來自於波斯人。亞歷山大大帝的形象以及其充滿聲望的過去勢必會將愷撒向東方推進，但愷撒對西方堅定的偏愛卻揭示出他與馬其頓人相異的決心。除此之外，愷撒的目標絕不僅僅是一個世界性的王國。他的目標更為深刻：他想要一個不是靠著羅馬本身，而是靠著其外周省份而存在的羅馬帝國，這也就意味著城邦模式的徹底廢棄，在一個國家裡，多元化的民族之間通力合作，團結起來為國家盡忠。不存在某個令各外部地區必須臣服的、發號施令的中心，而是一個巨大的社會主體，身處其中的每一元素都同時是國家主動的和被動的國民。這就是現代國家的前身，也是愷撒未來主義天賦創造出的驚人設想。

不過這一設想包蘊了一種超羅馬的、反貴族的力量，遠遠超過共和制寡頭政治的範圍，它凌駕於國家元首之上，使其淪為一隻小小的領頭羊。代表普遍民主的行政權力只可能是君主政體，其所在地位於羅馬之外。

共和制！君主制！歷史上這兩個詞不斷地變換著真實含義，因此，為了明確它們的實質，此時此刻我們需要對其含義加以分解。

愷撒信任的追隨者們以及他最忠誠的戰友，全都並非具有古老城邦思想的遺老遺少，他們是新興的人類，是精力充沛並且高效的外來個體。他最信任的臣子是大西洋人科爾內留斯·巴爾布斯，一位來自加地斯的商人。

但是，這幅關於一個新國家的藍圖過於超前，拉丁人遲鈍的思想顯然跟不上如此大幅度的跨度。城邦的幻影及其具體的唯物主義，令羅馬人無法「預見」政體的全新組織形式。國家怎麼可能由不生活於城邦之中的人構成呢？哪一種新型的聯合體能夠如此微妙、神秘呢？

因此我再次重複：被我們稱為國家的實體並非是在血緣紐帶的聯結下自發形成的。國家的形成開始於自然分隔的人們意識到他們不得不生活在一起。不過這種服從並非迫於殘酷獸性的力量，而是出自強有力的目標以及擺在分散人群面前的共同任務。更重要的是，國家是一項行動的計劃以及合作的程式。人們被號召到了一起，以便可以共同實現些什麼。國家既不是血緣關係，也不是語言學或領土意義上的集合體，更不是住所上的臨近。國家的本質並非物質的、惰性的、固有的以及有限的。它是一種純粹的活力——想要一起完成某項事業的願望，並且國家的概念因此而不受任何物理限制的束縛。

薩韋德拉·法哈多設計的著名政治徽章有著極大的獨創性：一個箭頭，下面寫著一行字：「不升亦不降」。這就是國家。不是某個靜止的物體，而是一種運動。國家每時每刻都在迎來送往。就像每一種運動一樣，國家也有自己的終點和起點。在任何時候將一個國家的生活真正地剖開，都會發現在其中存在著一條共同生活的紐帶，有些似乎是建立在物質屬性的基礎之上，比如血緣、語言或者「自然邊界」。一種靜態的解釋會讓我們相信：那就是國家。但是我們很快就會注意到，該人類群體正在做著一些共同的事情——戰勝其他民族、開拓殖民地、與其他國家結成聯盟；也就是說，幾乎每一時刻它都在超越著構成其統一體的物質法則。這就是國家的起點和終點，其聯合的締結恰恰是對任何已有的聯合體的取而代之。當這種朝著更長遠發展的動力出現障礙的時候，國家自然就會垮掉，而此前存在著的，並且一度被視為國家的物質基礎之紐帶的種族、語言、自然邊界等，變得毫無意義。國家徹底土崩瓦解了。

只有存在於每一時刻的兩面性——已經存在的聯合以及正在結成的聯合——才能使我們真正理解國家的本質。我們知道，至今對國家還沒有一個成功的定義能讓它適合於現代人的接受範疇。城邦是一個非常清晰的概念，直觀可見。但是在德國人和高盧人中興起的新型公共聯合體，亦即西方的政治靈感，是一個非常模糊且轉瞬即逝的東西。考據學家，也就是如今的歷史學家，在這一棘手的事實面前，幾乎感到與當年愷撒和塔西佗試圖用羅馬術語闡述那些原始國家——包括阿爾卑斯山以北、萊茵河以外或者西班牙——的性質時一樣困惑。他們將其稱之為公民共同體、部落、民族等，但也意識到這些名稱均不適合。那不是公民共同體，最簡單的原因就是它們都不是城市。他們甚至無法用這個詞語去語意模糊地指代有限的領土，因為新生的民族總在無時無刻地更換著土地，或者至少可以說他們是在不斷地擴張或縮小自己所佔據的地盤。他們中也無一是種族上的集合體——即氏族、民族。無論我們把範圍向過去延伸到多久以前，構成已經出現的新興國家的種群之間均找不出什麼血緣關係，他們都是不同血統的組合。如果國家既不是血統的共同體，也不依附於領土，並且和任何此類因素都沒有關係，那麼，國家到底是什麼呢？

就像常見的那樣，對這個問題，簡單地接受現實能帶來解決的關鍵。但我們學習任何諸如法國、西班牙、德國之類「現代國家」的演化時，問題已經顯而易見，那就是：在某一時期國家的組成要素將在此後的年代裡被一一否定。起初，國家就像是一個部落，而它旁邊的部落仍非國家；此後，國家由這兩個部落組成，逐漸發展成一片區域，此後就是一個州、一個公國乃至一個王國之類的規模。一開始萊昂是國家，但卡斯提爾就不是；隨後，萊昂和卡斯蒂利亞都成了國家，但阿拉貢不是。從而，兩項原則的存在變得顯而易見：首先是多變且不斷的迭代——部落、區域、公國、王國，同時它們的語言和方言也在隨之變化；其次是永久性，國家可以自由地跨越所有的邊界，並主張與第一項的完全對立面達成一致狀態。

考據學家們——這是我給如今自稱為「歷史學家」之人起的名字——往往不假思索地從我們轉瞬即逝的時代算起，也就是從此前的兩到三個世紀裡西方國家們的狀況開始，設想韋辛格托里克斯如何建立起一個從聖馬洛到斯特拉斯堡的法國，或者熙德聯盟如何爭取到從菲尼斯特雷到直布羅陀的西班牙。這些考據學家——就像天真的劇作家一樣——幾乎總是將他們的考據物件想象成參加過三十年戰爭的英雄。為了向我們解釋法國和西班牙是如何形成的，他們設想在法國和西班牙誕生之前，其國民的靈魂深處就已經存在一個聯合的前體；就好像在法國和西班牙誕生之前就已經出現了法國人和西班牙人似的！換句話說，法國人和西班牙人不需要經過兩千多年的捶打就能憑空降臨！

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現代國家僅僅是可變原則的當前表現，註定需要不斷迭代。當前這一國家原則並非基於血統或者語言，因為在法國或者西班牙，血統或語言的一致性是國家形成的結果而非原因；這條原則當下的基礎就是「自然邊界」。

對於一名老練的外交官而言，利用自然邊界這一概念作為其論證的利器是非常好的選擇。但是歷史學家卻不能將其作為避難所躲藏起來，彷彿它能充當永久的壁壘。實際上，它非但不可能永久，甚至連設定都不足夠明確。

嚴格地說，我們不要忘了問題究竟是什麼。我們正試圖找到我們如今稱之為國家的民族國家與其他形式的國家——比如城市國家，又或者如奧古斯都建立的帝國那樣的另一種極端形式——之間的區別是什麼。如果我們想把問題闡述得更清晰簡潔一點，那麼可以試試換種說法：在我們已知的國家中，比如法國、英國、西班牙、義大利或者德國等，究竟是什麼力量令數百萬人民在一種公共權威的統治下共同生活？鑑於每一個聯合體中都充滿著各種異質性的血脈，顯然它們不同於此前靠血緣聯結的群落；但它們同樣也不是語言學上的集合體，因為如今生活在同一國家的不同民族曾經說著，或者說仍舊在說著各自不同的語言。他們如今享有的種族以及語言上的同質性——如果能算得上是一種享有的話——正是從前政治聯合體的結果。因此，非但血緣和語言沒有導致民族國家的誕生，反倒是民族國家令血緣和語言上的差異程度有所降低。在不同國家中出現的情況大抵都是如此。國家剛好與過去血緣和語言的聯合體相一致的情況極其罕見——如果真的曾經存在過的話。這樣看來的話，西班牙作為一個民族國家，並不是因為舉國上下都講西班牙語，同樣的，阿拉貢和加泰羅尼亞也不是因為在某一時期他們的主權領土界限恰好與阿拉貢語和加泰羅尼亞語的分佈相吻合，才被稱之為民族國家的。如果我們能調整自己遵循每一項現實都為我們判斷是非留出餘地的這種準則的話，我們應該能更傾向於接受如下推測，從而更接近事實：每一個語言學基礎上的結合體，無論擁有著何種程度的領地，幾乎都是過去政治統一形成的沉澱物。國家始終是位了不起的語言翻譯。

這一點其實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已經顯示得很清楚了，因此才令視血緣和語言為國家建立之基礎的固執己見顯得更為奇怪。

對於這樣一種觀念，我認為忘恩負義和前後矛盾的成分幾乎一樣多。因為法國人將其真正的法國以及西班牙人將其真正的西班牙都歸功於原則x，而正是在這個原則x的驅動下，原來基於血緣和語言建立起來的狹隘社會才得以被取代。由此看來，如今構成法國和西班牙的要素與過去令兩國成立的元素已經截然不同。當人們意識到血緣和語言都不足以作為支撐統一體的原則後，便出現了另外一種類似的錯誤觀點，即認為國家的理念產生自領土的形態以及「自然邊界」的地理學神秘主義。但「自然邊界」的概念同樣是我們正面對著的一種幻影。對實際情況的大膽猜測表明，我們所謂的國家，是通過對大陸廣袤的土地或者臨近的島嶼進行分割而建立起來的，並由此推斷其具有某種永久性和精神性的實際邊界。就像我們被告知的那樣，它們都是自然邊界，而正因為其具有的「自然屬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神秘的陸地形式決定論。但是當我們轉而考慮到已經論證了國家並非起源於血緣和語言結盟的社群時，同樣的論證過程也會令上述神秘性失去效力。

再一次地，假如我們回首幾個世紀之前，就會發現法國和西班牙由於得天獨厚的「自然邊界」而分裂成諸多較小的國家。庇里牛斯山或阿爾卑斯山也許比其他任何構成邊界的山脈都更宏偉，萊茵河、英吉利海峽或者直布羅陀海峽也比其他所有造成隔離的水體更為可觀，但它們卻只能證明邊界的「自然屬性」之相對性，一切仍主要取決於某一時期的經濟以及戰備資源狀況。

關於著名的「自然邊界」說，唯一的歷史真實性僅在於其構成了民族a向民族b擴張的障礙。對於民族a而言自然邊界是障礙——或對共同生活或對軍事行動構成障礙，所以站在民族b的角度，它就可以作為抵擋a的防禦工事。這麼看來，「自然邊界」的想法成立的前提是一種比邊界更為自然的東西，即民族擴張以及民族之間無限融合的可能性，而自然邊界不過是終止這一可能性的物質障礙。所以過去或者更遠古時代的邊界，在如今的我們看來非但不能構成法國或者西班牙建國的基礎，相反，它們是國家在統一的過程中所面臨的極大障礙。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有必要試圖明確如今邊界的基本性質，哪怕運輸手段以及戰爭領域的新方法已經將它們過去作為障礙的有效性湮滅了。

既然邊界並沒有發揮積極的基礎作用，那麼它們在國家的形成中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呢？答案顯而易見，並且在將民族國家與城市國家進行比較時，對於我們理解民族國家思想的真實含義至關重要。在任何一個階段，邊界的功能都是幫助鞏固當時已經締結的政治統一。因此，它們並不是國家形成的起點，恰恰相反，在形成的起點處它們毫無疑問是作為障礙存在的，但在此後國家一旦成立，它們又轉而成為了加強團結的物質手段。

確實是這樣的，種族以及語言也在其中扮演著同樣的角色。與其說是這種自然的群集構成了國家，倒不如說是國家本身在其朝著統一的努力過程中受到眾多種族和語言的反對，被它們構成的障礙所阻撓。當所有這些都被積極地克服之後，當終於實現了種族和語言的相對統一後，國家便繼而得到了以上二者的鞏固和支援。

其實上述說來也沒什麼特別的，不過就是打消了我們將三種因素與國家成立聯絡在一起的錯誤的傳統觀念，接受一個新的事實：我們原本以為的組成要素，實際上恰恰是國家在成立初期遇到的根本障礙。（當然了，在打消錯誤觀念的過程中，現在看來我倒成了犧牲品。）

我們必須令思想專注於民族國家概念最獨特的靈感、為其獨有的政策，從中探尋其奧秘，而非倚仗那些無甚關聯的原則，比如生物學或者地理學的特性。

既然如此，那麼人們為什麼還會在試圖理解現代國家的實質這一重大問題時去求助於種族、語言或者領土呢？純粹因為於其中我們發現了在個體與公共權力之間根深蒂固的親密與團結，而古代國家對此卻是缺乏感知的。在希臘和羅馬，國家只包含少數個體：其餘的人——包括奴隸、同盟者、鄉下人和殖民地居民等——僅僅都是臣民。但是在英國、法國、西班牙，卻沒有任何人僅僅被視作國家的臣子，他們從始至終都享受著國家的參與者、合夥人的身份。

不同時期在國家中以及國家間的聯盟所採取的形式差異極大，尤其是司法形式。儘管在社會等級和個人地位上存在很大的區分，一些階級相對享有特權，而另一些則沒有；但如果我們試著去解讀每一時期政治生活的真實情況並體驗其精神的話，就會發現每個人都感到自己是國家積極的臣民、參與者以及合作者。

無論採取怎樣的形式，國家從來都是——遠古、古代、中世紀、現代——由一小群人向其他人類群體發出邀請，以共同完成某項事業。

所謂事業，很可能存在著種種中間階段，但從長遠來看卻包含在了某種共同生活的組織中。國家和共同生活的計劃、人類活動或行為的規劃，都是不可分割的術語。國家在促使群體結成聯盟的不同方式下建立起各自的型別。從這個角度來看，古代的國家從來沒能成功實現彼此間的融合。羅馬統治著義大利人以及鄉下居民，對他們進行教育，但是卻沒能讓他們與自己團結起來。即使在城市中，也沒能實現市民在政治上的融合。更不要忘了在共和政體下的羅馬從嚴格意義上來講，其實是兩個羅馬：元老院和平民。國家的統一併沒有超越在不同群體之間建立簡單的聯結，因而彼此之間依舊隔閡而陌生。也正因如此，當帝國面對威脅時就無從倚仗不同群體的愛國主義精神，並且不得不通過管理和戰爭的官僚措施進行聊勝於無的防禦。

每一個希臘以及羅馬群體之所以沒能與其他群體實現融合都有著深厚的淵源，對此本書並不便展開敘述，但可以用一句話簡單概括：古代世界的人們以一種簡單的、基本的方式去理解國家不可避免的統一，即統治與被統治的二元性。也就是說，羅馬理所當然要去統治而不是服從；其他人則自然而然應該服從而非統治。如此一來，國家在圍牆之內，在由城牆所限制的城市之內被物質化了。

但是，新興民族以一種相對不那麼物理性的方式來解讀國家。鑑於國家是關於共同事業的計劃，它的現實就理應是純粹動態的，總有某些事情需要去做，整個群體都處在行動狀態中。從這個觀點來看，每個人都構成了國家的一部分，都是一個為該事業貢獻力量的政治主體；民族、血統、地理位置、社會階級等種種因素都退居二線。已經不再是過去那種傳統的、古老的群體——換句話說就是命中註定的、不可變更的群體——使政治夥伴關係得以命名，而是有著明確行動計劃的未來群體。不再是過去的狀態，而是要創造的未來，將我們與國家緊緊聯絡到一起。因此，西方政治統一體輕鬆地逾越了幽禁過去國家的種種限制。與古人類相反，歐洲人表現出面向未來之人的面貌，清醒地活在未來之中，並從未來的角度決定當下所採取的行動。

這樣的政治傾向無疑會促進國家朝著更豐裕的統一體發展，原則上來講，沒有什麼能夠阻擋這一程式。融合的能力是無限的——並非僅限於個人民族之間的融合，還包括更具民族國家意味的融合：在同一政體下所有社會階級的融合。與國家在領土以及人種方面的擴張相應地，內在的融合也變得越發密切。民族國家的本質是民主的，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來講，要比其他不同的政府形式間的差異更具決定性。

當以傳統的社群為基礎來定義國家的時候，就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人們總是會將法國哲學家勒南的準則作為最佳接受下來，僅僅因為其中除血統、語言與共同傳統等屬性之外，新增了被稱之為「日常平民表決」的新元素。但是，該名詞的含義真的被理解清楚了嗎？我們現在能否賦予它一個與勒南所提出的全然不同，但更貼近其本源的含義呢？

8

「在過去享有共同的榮譽，對未來抱有共同的期待：一起完成了不起的事業，一起孕育更大的夢想，這就是構成民族的最基本條件……從過去，繼承一筆榮譽與悔恨的遺產；在未來，承擔並實現同一張藍圖……國家的存在就是一場日常公民表決。」這就是勒南關於國家做出的著名定義。

我們該如何去解釋它超乎尋常的成功之處？毫無疑問，要歸功於最後一個分句中優雅的轉折。國家基於「日常公民表決」的設想具有令我們感到自由的效果。血統、語言以及共有的歷史都是一種靜態的原則，僵化並且惰性，缺陷足以致命；它們彷彿就是牢籠。

如果國家除此之外一無所有的話，那我們就應該將其拋之於腦後，不再為此費心。倘若國家成為了一種既定存在，而不再關乎人類的創造與活動，那麼當其遭到進攻的時候，人類甚至都沒有必要再予以捍衛。

無論我們願意承認與否，人類生活始終都被未來所佔有。

在任一確定的當下時刻，我們都心繫隨之而至的下一刻。因此，活著總是一連串馬不停蹄、連綿不斷的活動。為什麼沒人意識到，所有的活動都是在試圖令屬於未來的事物得以實現呢？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了我們對待回憶的態度。我們在當下時分勾起某段回憶，是為了對接踵而至的下一刻構成影響，而這甚至就是重溫過去的唯一快樂之處。前一時刻羞怯隱秘地呈現給我們的快樂以令人期待的未來的形式照進現實，因此我們「對往日種種展開的回憶」實際上正是親手創造出來的。

讓我們說得更清楚一點，過去對人沒有任何意義，除非它能夠指向未來。

如果國家僅僅包含過去和現在，那麼也就不會有人在其遭遇攻擊之際站出來抵抗。對此持相反觀點的人不是偽君子就是神經病。真正的現實是，國家對未來的吸引力正是由過去折射出來的——無論是現實的還是想象中的未來。而在那個未來，我們國家的存續似乎變得更令人稱心如意。這才是動員我們採取抵抗措施的根本原因，而非出於血統、語言或是共同的過去。在捍衛國家的過程中，我們同時捍衛了自己的未來，而非我們的過去。

以上才是我們應該從勒南的定義中得到的迴響：國家是一幅華美的藍圖，其未來由公民投票決定。在這種情況下，未來存在於過去的延續之中這一事實絲毫沒有改變問題的本質；它僅僅暗示出勒南的定義實際上也是有所欠缺的。

所以，民族國家代表著的原則，相對於由血統所限定的古老城邦或者阿拉伯式的「部落」而言更接近於純粹國家的概念。實際上，民族國家觀點保留了許多對於歷史、土壤以及種族的眷戀；但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觀察到以一個誘人的生存計劃為基礎實現人類團結的精神原則如何總能在國家中佔據重要地位，是一件非常令人驚訝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想說在西方的靈魂中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沒有完全自發地產生出諸如「過去的壓艙物」「物質原則的相對限制」等概念；倒不如說它們生髮自浪漫主義者對於國家概念做出的博學解讀。

如果19世紀的國家概念出現在中世紀，那麼英國、法國、西班牙和德國可能永遠也不會誕生了。這種說法會構成一定的混亂，令人混淆什麼是一個國家成立的動因以及構成元素，而什麼只是為了鞏固和延續其存在的要素。讓我們一勞永逸地把它解決掉吧——國家並非誕生自愛國主義精神。與此相反的觀點在我看來即可算得天真幼稚，而勒南在他著名的定義中卻承認了相反的觀點。

如果說為了一個國家的成立，必須要求某一群體的人有能夠回顧的共同過去，那麼我就要問自己了，我們要如何去定義同一群人如今正生活在一起的實際狀態呢？這個當下的時代很快也會變成過去。很顯然，為了讓他們說出「我們是一個國家」的宣言，這種共同的生活就必須消亡。我們不難看出來，所有考據學家、文獻研究者群體的職業眼光都存在某種缺陷，使得他們無從認識除了過去以外的現實。為了成就考據學家的身份，首先必須有過去的存在，但國家卻不是這樣的。截然相反，在擁有一個共同的歷史之前，國家首先需要建立出一種共同的生活；而在建立出來之前，又必須先要有關於它的夢想、願望和計劃。對於一個國家的誕生而言，擁有未來的預期已經足夠，哪怕這個預期實現不了，甚至就像在歷史上反覆出現過的那樣以破產告終也無妨。在此，我們可以舉勃艮第的例子來講講建國如何因不識時務而被迫中止。

西班牙與生活在美洲中部和南部的各民族有著一段共同的歷史，存在著共同的語言和種族，但是卻沒能與這些民族形成一個國家，為什麼會這樣？據我們所知，是因為其中缺少了一個元素，一個非常關鍵的要素：共同的未來。對於那些生物學上存在聯絡的群體，西班牙還不知道如何通過創造出一個關於未來的集體主義規劃來對他們造成足夠的吸引力。通過投票表決來決定西班牙的未來是行不通的，因此檔案、記憶、祖先、「祖國」等對他們而言全部無濟於事。這些先前的存在僅僅提供著鞏固性的力量，但除此之外再無他用。

不過我已經看到，民族國家的歷史結構在本質上具有公民投票表決的特質。所有表現出來似乎與此相背離的一切，都是稍縱即逝、不斷變換中的，它們僅代表著公民投票所要求的形式。勒南創造了這個充滿魔力的詞彙，為它接通電源，令它像一束陰極射線般幫助我們直接洞穿一個國家最深層次的脈絡，發現那由以下兩部分元素構成：首先，以一項共同的事業為基礎對共同生活做出的計劃；其次，那項有吸引力的事業給人們之間帶來的粘著力。普遍的粘著力會引發內在的團結，使得民族國家與古代國家區分開來，此時聯盟的產生以及維持並非來自於敵對族群施加於國家之上的外部壓力，而在於國家自「國民」內部自發形成的深層凝聚力。事實上，國民此時就是國家本身，他們不再認為國家與自己沒有任何關聯——這正是國家不可思議的新特徵。

然而勒南險些毀了其定義所取得的成功，因為他視公民投票為一個回顧性的元素，認為一個已經成立的國家之存續正依賴於選舉之上。我更傾向於改變這一定義的使用方向，令其在國家的萌芽階段便具有正當性。這將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點改動，因為事實上民族國家永遠不可能真正徹底形成，這一特徵恰恰構成了它與其他型別國家之間的差異。國家不是正在建設中，就是處於行將毀滅的程式裡。永遠不可能出現第三種狀態。國家要麼贏得了擁護者，要麼就在失去民心，而究竟是哪一種則取決於在某一特定時期裡，國家是否代表了一項充滿生機的事業。

因此，此刻最有啟發性的就是去回顧一系列曾成功地贏得了西方人熱情的統一大業。從中我們能夠看到，無論是公共生活中，還是最私人的關注領域裡，歐洲人鬥志的激發都依賴於此。是否可以預見一項重大事業決定了他們是處於時刻準備著的狀態，還是陷入徹底的鬆弛之中。

這樣的研究還清楚地展示出了另外一種觀點。古人的國家事業並不意味著在其發起群體之間存在著緊密的粘著力，正因如此，所謂的國家總是受到致命的限制——由部落或城市構成的限制，但這項事業就其本身實踐而言卻幾乎是無限的。任何一個民族——無論是波斯、馬其頓還是羅馬——都有可能成為囊括這顆星球上任何部分的一個主權統一體。但這樣的統一體本身並不是一個內在的、最終的存在，因為它只是服務於軍隊和統治者的管理效率的產物。在西方國家的統一程式中，必然要經歷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階段。在歐洲從未有過任何帝國在疆域上達到足以與波斯人、亞歷山大大帝和奧古斯都大帝所打造之帝國相媲美的程度，對此我們應該感到更為困惑才對。

歐洲民族國家的創造過程總體遵循著以下節奏：

第一步——西方特有的直覺使得人們感覺到國家是不同民族在政治和道德生活的統一中實現的融合，最初起始於在地理、種族以及語言上最接近的群體中間。並不是說種種相似性構成了國家的基礎，而是因為相鄰群體之間的多樣性最容易被克服。

第二步——此為必經的一段鞏固時期，在此期間新國家之外的民族統統被視為異端，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敵對勢力。人們在國家形成的過程中採取了排他性的態度，將自己閉鎖在國家之內；換句話說，就是他們表現出瞭如今所說的國家主義。但事實上，儘管他者在政治上被視為陌生人和敵手，但彼此之間在經濟、文化以及道德方面卻依然建立起聯絡。民族戰爭有助於平衡技術和心理層面上的差異，傳統上的敵人逐漸在歷史的演進過程中變成了同類，敵對民族和自己的國家同樣屬於人類集合的意識開始浮現出來。但儘管如此，他們仍然是置於己方對立面的外方和敵方。

第三步——國家開始享受充分統一帶來的成就。於是，新的事業誕生了：團結那些昔日被視為敵人的民族。人們越來越相信，敵對民族在道德以及利益上與自己相似，具備形成一個國家性群體的可能性，從而共同對抗其他那些更疏遠、更陌生的群體。至此，嶄新的國家觀念已經日臻完滿。

舉個例子讓我的論述更容易理解一些。人們習慣於斷言早在熙德時期，西班牙就已經具有國家意義。為了讓這一理論更有分量，還有人補充說早在幾個世紀以前，聖伊西多爾就已經提到了「西班牙，我的母親」的概念。在我看來，這是在歷史觀點上犯下的非常幼稚的錯誤。在熙德時期，萊昂—卡斯蒂利亞國家正處在形成過程中，兩者之間的融合才是那個時代的國家觀點，是當時具有政治有效性的觀點。而另一方面，「西班牙」是當時主要為博學者所使用的概念，是羅馬帝國在西方傳播的諸多富有成果的概念之一。作為帝國後期的一個教區，「西班牙人」已經習慣於以行政統一的方式與羅馬建立起聯絡。但是，這種地理—行政上的概念只是一種對外部事物的接受，而非來自於內部的靈感，更無論如何都談不上對未來有什麼渴望。

無論11世紀的人們多麼希望這一想法成為現實，我們都要認識到它甚至達不到希臘人在4世紀時所持觀念的那種活力與精確性，儘管希臘從來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概念。或許更恰當的歷史比喻應該是：希臘國家觀之於4世紀時的希臘人、西班牙國家觀之於11世紀乃至14世紀的「西班牙人」，就像歐洲觀之於19世紀的「歐洲人」。

從中我們得以看到，實現國家統一的努力是怎樣如同一段旋律般朝著它們的目標一路奏響。哪怕僅是昨日的趨勢也必須等到明天，才能得以在國家靈感的最終流露中變得具體化。但從另外的角度來講，我們幾乎可以肯定這樣的時代終將到來。

對如今的歐洲人而言，歐洲能夠轉化為國家觀點的時代已經到來。而和11世紀關於西班牙統一的預言相比起來，對此持有信念並不顯得過於空想主義。西方民族國家對於其真正的靈感越忠誠，就越有可能最終自我成就為一個幅員遼闊的超級歐陸國家。

9

當西方國家開始建立的時候，歐洲幾乎就在其內部和周圍充當一種背景性的實際存在。這是自文藝復興開始以來歐洲所呈現出的統一局面，歐洲的這一背景是由各個國家本身組成的。雖然各個國家對此一無所知，但已經逐漸從好戰的大多數中撤離出來。法國、英國、西班牙、義大利、德國之間雖然鬥爭不斷，形成各種對立的聯盟後又持續不斷地再打破再更新。但所有這一切，無論戰爭也好、和平也罷，都代表了一種互相之間平等共存的態度，是羅馬人無論在和平時期還是戰爭年代都沒能與伊比利亞人、高盧人、不列顛人或者日耳曼人之間所達成的關係。歷史已經將衝突——亦即一般意義上的政治——凸顯到了時代的前景之中，那很難成為統一的種子得以萌發的土壤；不過，當戰場上正激烈交戰的同時，還有一眾其他領域裡正與敵人展開著貿易往來，交換著思想觀點、藝術形式以及宗教信仰。有人也許會說，鬥爭衝突只是一塊帷幕，大幕後面和平正緊鑼密鼓地準備登臺，將敵對國家中的生命交織在一起。新生的每一代都開始擁有越發相似的靈魂。為了論述得更為準確和嚴謹，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認為：法國人、英國人和西班牙人的靈魂此刻以及未來都將存在各種人們所能想到的差異，但是卻擁有共同的心理結構；其中最重要的，是它們在社會事業的各項內容上也在不斷趨同。宗教、科學、法律、藝術、社會以及情感價值取向都開始趨於相似，而正是這些構成了人們賴以生存的精神必需品。因此，同質性達到了空前高度，甚至超越了用同一個模子澆鑄出所有靈魂的程度。

如果對我們如今的精神儲備——包括觀念、標準、願景、設想等——列一個詳細目錄的話，就會發現其中不是法國人的精神儲備得自法國、西班牙人的精神儲備得自西班牙，而是很大一部分都來自歐洲的共同遺產。事實上，如今我們受到的影響更多來自於歐洲，而不僅僅侷限於法國、西班牙或者某一國家對我們各自造成的影響。如果我們在想象中做一個將自己的生活限制於「國家」之中的實驗，將所行、所思和所感中一切來自於歐洲大陸其他國家影響的地方統統剝離的話，結果就會令人感到異常恐懼。我們發現僅靠自己根本無法存活下去；我們精神財富中近五分之四都繼承自整個歐洲的共同遺產。

對於當下我們這些歐洲人最緊要的使命，就是去履行在過去四個世紀裡「歐洲」一詞所蘊含的希望和價值。任何對此的反對態度都是基於舊「民族國家」觀念的偏見，也就是以過去為基礎的國家觀念。我們很快就能做出判斷，歐洲人在創造歷史的過程中是否身為堅持扭臉朝向過去的羅得之妻的後裔。我們上文中對羅馬以及一般意義上的古代世界之人的討論為我們敲響了警鐘；對於某一特定型別的人而言，想要讓他們摒棄一度佔據其頭腦的國家觀點是極為困難的挑戰。不過值得慶幸的是，無論有意與否，民族國家的觀點是歐洲人自己創造出來的，並非得自考據學家對他們進行的迂腐說教。

至此，我也就可以總結本書的論點了。當前的世界正遭受著嚴重的道德頹廢，在種種跡象之中，尤其以大眾的反叛最具代表性。大眾的反叛之根源恰恰在於歐洲的衰落，對此，形成的原因多種多樣。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在於，過去我們的大陸對世界上其他部分以及對其自身掌握的權力被動搖了，歐洲難以確定自己是否依舊擁有統治權，又或者是否已經被世界的其他部分所統治。歷史的主權發現自己正處於分崩離析的狀態之中。

已經不會再有「極大豐富的時代」了，因為這暗示著一個清晰的、預設好的、明確的未來，就像19世紀假想過的那樣。基於這種假象，人們認為自己對於明天將要發生什麼瞭如指掌。但是再一次地，因為不知道世界將由誰來統治，以及權威將如何被組建，地平線向著嶄新的未知方向鋪展開來。不知道將由誰——或者說由哪個民族或者民族群體來統治這個世界；進而意味著不確定是哪一種族、意識形態，以及偏好、標準和生機盎然的運動體系來指引未來世界。

沒有人知道答案，沒有人知道人類的核心事物在不遠的未來將受到何種牽引，於是地球上的生命呈現出過分轉瞬即逝的特性。如今人們所做的每件事，無論是在公共還是私人領域——在他們的內在意識——中完成，都顯得極為促狹，唯一的例外大概只有某些學科中的特定領域了。對於當前人們公告、支援、嘗試和讚美的每一件事情持懷疑態度者，才是真正充滿智慧之人。因為所有一切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種種事物，從對體育運動的狂熱（指的是狂熱，而非運動本身）到政治上的暴力；從「新藝術」到在風格愚蠢的礦泉療養地進行日光浴，無一倖免。沒有哪件新鮮事物是帶有根基的；都是憑空發明出來的產物，用不好聽的話來講就是幾乎等同於心血來潮的胡思亂想。它們並不是有著堅實生活基礎的創造，自然也就不能代表真正的衝動或者需求。也就是說，從生活的角度來看，它們統統都是虛假的。我們當下過著一種自相矛盾的生活，一方面培養了真誠，但同時卻實踐著欺詐。只有當我們感到生活具有不可改變的必要性時，真理才會存在。然而，如今卻沒有哪些政客感到自己的政策具有必然性與必要性，他們的態度越是極端，他們的行為便越是輕率，也就越發不會為命運所鼓舞。唯一紮根於土地之上的生活，唯一原地生髮的本真生活，必然是由不可阻擋之行動構成的。其他所有的一切，那些我們可以選取、背離或者拿去交換其他事物的東西，都僅僅是一種對真實生活的偽造。

今天的生活是過渡時期結出的果實，誕生於過去和未來兩種歷史規則之間形成的真空地帶——那是它過去的模樣，那也將是它在未來的樣子。由此可見，當下的生活從本質上來講是暫時性的，使得男人們不知道什麼樣的社會制度真正值得去效力；女人們也不清楚究竟哪種型別的男人真正值得交付真心。

除非開啟一番偉大的統一事業，否則歐洲人感到簡直活不下去。當事業缺席的時候，他們就會感到自己在退化，變得懈怠，靈魂也逐漸開始麻痺。在我們今天親眼目睹之前，一切便早已有了發端。直到今天終於以國家的身份為人所知的群體，在一個世紀之前就已經達到了擴張的巔峰。歐洲人已經無法可想，除非領導著他們向更高層次演化。當下的歐洲人不過是在大陸各處聚集，令歐洲飽受其累，舉步維艱。儘管與以往相比，我們擁有了更多元氣滿滿的自由，然而卻感到在自己的國家內簡直無法呼吸，因為到處都是凝滯的空氣。一個曾向八面來風張開懷抱的國家如今卻淪為一個促狹、封閉的所在。

每個人都已經看出需要一種新的生活秩序。但就像通常在類似的危機中會發生的那樣，有些飢不擇食之人用以拯救當下局面的原則，最終因其早已過時而導致衰敗的加劇。這就是近些年來爆發的「民族主義浪潮」的全部含義。另外，我還要再次強調，這是事情發展的必然走向。最後出現的光芒，才是最持久的；最後發出的一聲嘆息，才是最深重的。直到在行將消失的前夕，邊界線——無論在軍事還是經濟方面——才會不斷加強和凸顯出來。

但這些民族主義都是一條條盡頭堵死的小徑，如果我們希望有哪條能延伸到遠方，讓我們看看未來到底是什麼光景，就會因它們都是沒有出口的而無比失望。民族主義向來與國家建立的方向方針背道而馳。從趨勢上來看，民族主義是排外的，而國家原則卻兼收幷蓄。雖然在國家的鞏固時期，民族主義具有一定積極的價值，並且可視為一種高階的標準。但是在當前的歐洲，發生的一切早已不再是為了鞏固那麼簡單，因此民族主義除了造成一陣狂熱，構成從嶄新創造和偉大事業的必然性中逃離出來的藉口外再無他用。民族主義原初的行動方法以及所激發的人物型別，充分暴露出其正是創造歷史之反義詞的本質。

只有想將歐洲大陸不同民族聯合成一個偉大國家的決心才能激發歐洲新生的脈動。唯有如此，她才能重拾對自己的信心，自發地去對自己提出要求，訓誡自我。

不過，實際情況要比通常意識到的更加困難。現在的狀態已經持續了好幾年，有相當可能歐洲已經習慣於當下低標準的生存狀態，既無法再去統治別人，對管理自己也無能為力。在這種情況下，歐洲人所有的美德以及高素質都將煙消雲散。

就像在形成國家的過程中經常出現的那樣，保守派對於歐洲的聯合持反對態度。但他們的負隅反抗很可能意味著毀滅，因為歐洲正無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而在歐洲明顯變得消沉、失去其歷史力量的危機之上，又新添了另一重更具體、更迫在眉睫的情況。

當共產主義在俄國取得勝利後，便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整個西方國家都應該匯入這片紅流之中。我並不贊成這種觀點；相反，在當時我曾專門撰文指出俄國模式其本質並不適合歐洲，那是一種在歷史上將努力與精力全部投入到個人主義規模中的體制。隨著時間的不斷流逝，那些曾經充滿恐懼的人們漸漸恢復了平靜。他們恰恰是在最有理由驚慌失措的時候重新找回了平靜。因為如今剛好是志得意滿、高唱凱歌的俄國模式可能席捲整個歐洲的時代。

在我看來情況就是如此。現在，就像不久之前，俄國人的信條並沒有吸引或者引起歐洲人的興趣。真正的原因在於沒能讓他們從中看到誘人的未來，而不是因為俄國模式的倡導者——頑固且對事實不予理會的陌生人——習慣於發表宣言等瑣碎理由。西方資產階級很清楚地意識到，即使沒有共產主義，人們僅僅只靠收入生存，再將其傳給子孫後代的生活已經時日無多。但並不是因此歐洲人才得以對俄國人的教條免疫，也不是出於恐懼。二十年前法國社會學家索列爾建立在專制上的暴力策略如今在我們看來十足愚蠢。不同於索列爾所想，資產階級並不是懦夫，到了緊要關頭他們甚至比工人階級更傾向於使用暴力。每個人都很清楚，布林什維克主義之所以能在俄國取得勝利，那是因為俄國沒有強大的資產階級力量。作為規模較小的資產階級運動，法西斯主義顯示出的暴力程度遠勝過所有工人運動的總和。而上述所有還都不是阻止歐洲人將自己擲入俄國浪潮的原因，實際上更簡單的原因在於，歐洲人並沒有在俄國人的組織中看到人類幸福指數的提高。

不過我還是要強調，歐洲似乎很有可能在未來幾年裡對俄國人的模式爆發出強烈的熱情。倒並非由於模式本身，甚至連它到底是什麼都無所謂。

想象一下吧，蘇維埃政府花大力氣展開的「五年計劃」不僅滿足了各界期望，還讓俄國的經濟狀況在得到修復之餘有了更顯著的發展。無論蘇維埃主義的內容究竟是什麼，它都代表了人類一項巨大的事業。在這項事業中，每個人都懷有堅定的改革理想，並且在此番信念的灌輸下，過著遵守紀律的緊張生活。如果向來對人類熱情置之不理的自然力量沒有挫敗他們的嘗試，而是給了他們自由發揮的餘地，那麼強有力的事業將會以其迷人的特性點亮整片歐洲大陸，彷彿嶄新而絢爛的星群。同時，如果歐洲繼續堅持近些年來無所作為的庸常生活的話，它的肌肉就會因為缺乏訓練而變得鬆弛，而如果沒有對新生活的計劃，又怎麼能抵擋得住如此令人驚駭的紅色事業浸潤式的衝擊呢？

以為在聽到關於新行動的召喚後會無動於衷實在是對歐洲人的誤解，尤其是當他們缺乏一個可以作為抗衡的事業標準的時候。為了賜予其生命以意義，他們很有可能吞下所有對俄國模式的反對，雖然感到自己並非為蘇維埃的信仰本質而傾心，但是卻被它所呈現出的行動熱情所感染。

在我看來，唯一能與「五年計劃」的勝利相抗衡的事業，就是整個歐洲形成一個巨大的民族國家。政治經濟學專家向我們聲稱，俄國人的經濟計劃幾乎不可能取得勝利。但是如果反對者將一切希望都寄託在對手遇到的物質困難上的話，那麼這實在羞恥莫名。俄國人的失敗也就相當於當代人實際生產中的普遍挫敗。

俄國人的主義是一種過渡的道德法典，但除此之外也就什麼都不是了。難道它看上去比斯拉夫人的法則——一種全新的歐洲法典、一種直指嶄新生活規劃的靈感——更有價值、更富有成效嗎？

有趣的是，在加泰羅尼亞出現了一種對立傾向的合作：歐洲的民族主義和巴塞羅那的城市化。在巴塞羅那，人們仍延續著早期地中海人的作風。我在其他地方也曾講到過，我們的東海岸生存著遠古人類遺留在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後裔。

法制上的同質性並不必然意味著中央集權。

眾所周知，奧古斯都的帝國完全不同於他的養父愷撒所熱望建立的型別。奧古斯都採取的是龐培的路線，而後者正是愷撒的仇敵。到目前為止，關於這一主題最好的作品是e．邁耶的《愷撒君主制與龐培公國》（themonarchyofcaesarandtheprincipateofpompey，1918）。不過縱使它已經是最好的，但對我而言仍存在種種不足之處，這倒也不足為奇，因為如今具有淵博學養的歷史學家已經無跡可尋。邁耶的書闡述了與莫姆森剛好相反的觀點，後者也是位相當了不起的歷史學家。雖然邁耶稱莫姆森筆下的愷撒過於理想化，被塑造成了一個超級英雄形象的說法自有其合理之處，但我相信莫姆森比邁耶更深刻地看到了愷撒的本質。這沒什麼可奇怪的，因為對於莫姆森而言，除了身為了不起的「考據學家」之外，他身上還有很重的未來主義色彩。一個人洞悉過去與展望未來的能力大致上是成正比的。

即使實際上所有的西班牙人都說西班牙語、英國人都說英語、德國人都說德語，情況也同樣如此。

這一點已經由乍一看似乎處於相反立場的事實所證明：所有的帝國居民都被授以公民權利。該事實證明，這恰恰是伴隨著公民權利中政治地位這一特徵的喪失，逐漸變成一種負擔並完全服務於國家，或僅作為民法中一個有名無實的條目後，統治者所做出的讓步。在一個將奴隸制當成原則予以接受的國家裡，還有什麼值得期待的呢？或者換句話說，奴隸制對於我們的「國家」不過是一個遺留的事實。

從這個角度來看，人類有一套不可避免的未來主義體制；也就是說，人類從根本上來講是生存於未來，併為未來而生的。儘管如此，當我們將古代歐洲人與現代歐洲人進行對比時，還是認為前者將大門對未來緊鎖，而後者則持更開放的態度。因此，兩者在態度上呈現出顯而易見的矛盾，但當我們意識到人類是一種具有兩重性的動物時，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一方面，他就是他的真實自我；另一方面，他又是他所有想法的總和，這些想法與其真實自我之間存在或多或少的一致性。很顯然，我們的想法、偏好、願望等都不能宣告我們的真實自我無效，但是卻會令其複雜化，並且還會對其加以更改。古代人和現代人都在關心著各自的未來，但古代人將未來訴諸過去的政體，而現代人卻為未來以及新鮮事物保留了更高的自由度。這其中的對立性並非存在於意義層面上，而是對於偏好而言，也就讓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將現代人視為未來主義者，而古代人則遵從「擬古主義」（archaiser）。頗具啟示性的事實是，直到歐洲人開始將其時代稱之為「現代時期」，他們才真正覺醒，並對自己的存在有所掌控。就像眾所周知的那樣，「現代」意味著嶄新的事物，從而也就否定了過去的慣例。從14世紀末起，人們就已經將關注的重點放在了現代化上，尤其是那些最能敏銳地捕捉到時代動態的問題。舉個例子來說，「現代虔信派」（devotiomoderna）作為「神秘主義神學」（mysticaltheology）的先行者就是這樣。

從年代順序來看，國家原則是出現在18世紀的浪漫主義最初的徵兆。

我們如今正準備像在實驗室裡一樣，協助完成一項重大且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實驗專案：我們將要觀察英國是否能夠通過其帝國的不同部分提供一個誘人的生存計劃，成功地維持共同生活中的主權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