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重複過不止一次，歐洲文明自發引起了大眾的反叛。從一方面來看，這一事實呈現出了其最有力的一面，就像我們已經注意到的：大眾的反叛和我們的時代里人們生活水平的驚人提升，本質上講是一回事。但是，同一現象的反面卻是可怕的，恰恰是人性極端的道德頹廢。對此，讓我們現在換一個新的角度加以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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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歷史時期的本質或特徵可能是其內部變化的結果，比如人類及其精神共同構成的變化；也可能是由外部變化決定的，因此也就比較流於形式、比較呆板。在外部變化的情況中，最重要的、幾乎無可置疑的就是權力的迭代。但這同時也伴隨著精神層面的變化。
結果就是，當我們帶著一種試圖去理解的視角開始審視某一時代的時候，首先應該提出的問題就是：此時此刻，是誰在統治著世界？很有可能在某個時候，人類還分散在不同的群體中，彼此之間沒有任何聯絡，他們形成的是一個內部互相獨立的世界。比如在米太亞德時期，米太亞德人對於遙遠東方世界的存在一無所知。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針對每一個群體分別審視「誰統治著這個世界？」的問題。
但是從16世紀以來，人類開始步入一場聲勢浩大的統一程式，在我們的時代中，這個程式達到了它的最大極限。如今，已經沒有哪一部分人類離群而居，不再有人是一座孤島。這樣統一之後的結果就是，從那時起若談到誰在統治著世界，那麼實際上就是在說誰正對整個世界施加著權威性影響的問題，就像在過去的三個世紀裡，由歐洲人所構成的同類群體所扮演的角色。歐洲就是統治者，並且在其統一的指揮下，世界以一種統一的方式存在著，或者至少可以說世界擁有逐漸統一中的存在方式。
這種生活方式普遍存在於摩登時代，而所謂「摩登時代」是一個毫無色彩、缺乏意義的概念，隱藏在其背後的事實即歐洲霸權的新紀元。
對於所謂「統治」，我們這裡所指的不是運用物質力量或自然的脅迫。我們要做的是避免那些愚蠢的觀點，尤其是要避免更粗劣和更淺薄的那些。這種被稱為「統治」的、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穩定正常的關係，其關鍵並不在於武力；正相反，所謂一個人或者一群人執掌了指揮權，指的是他們手中握有被視為「權力」的社會工具或機器。對於此類情況，乍一看上去似乎是在說武力是指揮權的基礎，但進一步的觀察將會揭示出它們才是證明我們論點的最佳範例。
拿破崙率領侵略性的軍隊進攻西班牙，並將他的入侵維持了一段時間，但恰當地講，他從來沒有真正統治過西班牙，哪怕僅僅一天的統治也沒有實現。縱然他擁有武力也無濟於事，又或者造成這一結果的恰恰是因為擁有武力。一段侵略過程和對一個國家的統治狀態，是需要區分清楚的兩個不同的概念。統治是對權威的合理使用，並且通常以公共輿論作為基礎，無論是在今天還是一千年之前，也無論是在英國人還是布希曼人之間，都是如此。在這個地球上，還從來沒有哪個人的統治在本質上不是以公共輿論為基礎的。
基本可以認為，公共輿論的主權是律師丹東於1789年提出來的，又或者是18世紀時托馬斯·阿奎那的成果。雖然公共主權的發現可能是在這裡或者那裡，在此一時或者彼一時，但是公共輿論作為基礎力量催生了對人類社會加以統治的現象這一事實，卻幾乎與人類歷史一樣古老而悠久。
在牛頓物理學中，重力是產生運動的根本動力。而公共輿論之於政治歷史，就相當於物理學中重力的普適定律，如果沒有它，科學的歷史將無從談起。因此，英國哲學家休謨敏銳地洞察到，歷史的主題在於展示公共輿論的主權實際上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中無處不在，而不是表述一種烏托邦式的幻想。即使是想要通過僱傭兵的武力掌控統治權的獨裁者，也要取決於士兵們以及當地其他居民對此持有的看法。
事情的真相是，根本不存在僅靠僱傭兵就能保證的統治。法國政治家塔列朗曾經對拿破崙說：「陛下，你可以用刺刀做任何事，除了身居高位。」統治並非劫掠權力的姿態，而是安靜地對其加以運用。簡單來說，統治就是在王位上、在顯貴席位上、在首席位置上或者主教的座位上安坐下來。與情節劇中的淺薄想法正好相反，統治與其說是一門鎮壓的手藝，不如說是一個關於如何堅實坐穩的問題。總而言之，國家實際上是一種輿論的狀態，是一個各種輿論達到平衡的姿態。
但在有些時候，公共輿論是不存在的。社會被劃分為各種不和諧的團體，彼此之間的輿論力量相互較勁，根本沒有統治力量形成的餘地。並且就像「自然厭惡真空」一樣，由公共輿論的缺席而留下的空白地帶會被野蠻的力量所填滿，而最嚴重的是，後者確實將自己視為前者的替代。
如此一來必然導致的結果就是，如果我們想要像歷史中的重力原則那樣表述公共輿論的法則的話，就必須將其缺席的情況考慮進來，於是我們得出了一個公式，一個廣為人知的、莊嚴的、直截了當的普遍公式：倘若反對公共輿論，統治便無從談起。
這使我們意識到，統治即意味著某種意見的主宰，進而也就代表了某種精神的主宰；當所有一切都已說盡和做到之後，統治無非就是一種精神權力。歷史事實已經對此做出了精確的證明。所有原始的統治都帶有某種「神聖的」性質，因為它的基礎即為宗教，而宗教又是精神、思想和觀點等最初誕生的形式；也就是說，它是非物質的以及超越物理的。在中世紀，同樣的現象大範圍重現。
在歐洲形成的第一個「國家」或者說公共權威就是教會，它在「精神權力」方面具有特殊而定義明確的特性。通過教會，政治權力也開始意識到，自己的起源亦是一種精神性的權威、一種特定觀點的普遍流行，並以此為基礎建立起羅馬帝國。也正因如此，才引發了教會和國家兩種力量間的競爭，不過兩者在實質上並不存在差異（因為它們都是精神力量）。最終，國家和教會達成了各自限制於特定時間範疇的一致意見，即分別關於今生和來世。世俗的和宗教的力量具有同樣的精神性，只不過前者指的是時代的精神、公共輿論的精神，是世俗的並且起伏不定的；而後者則代表著永恆的精神、上帝的意旨，以及上帝對人類及其命運的看法。因此，兩者反映的是同樣的道理：在某一特定時期，由某個人、某個種族，或者某種由各個種族所構成的同質性群體掌握著統治權，也就是說，在該時期，是某種觀念系統——想法、偏好、願望和目標等——主宰著世界。
該如何理解這樣的統治權呢？大多數人是沒有自己的觀點的，需要從外界將一切灌輸到他們的腦袋裡，就像給機器部件加潤滑油一樣。因此，權威極有必要由某種精神力量所掌握並施行，以便沒有想法的人——亦即人群中的大多數——能夠開始擁有觀點。如果不是這樣，那麼人類世界的日常生活將會亂作一團，甚至陷入一派歷史的虛空之中，有機的組織結構全面缺失。因此，如果沒有精神力量，缺乏掌權之人，並且按照這個缺少的比例來看，混亂將會統治整個人類。而與此相似的，任何權力的取代、權威的改變，都意味著觀點的變化，因而無疑都會帶來歷史重心的移位。
讓我們重新回到研究開始的地方。在長達幾個世紀的時間裡，歐洲都統治著世界，人們因相似的精神而聚集在一起。直到中世紀，在世俗的事物上都不存在公共輿論的統治。這種缺失發生在中世紀的整個歷史程式中，這也是為什麼中世紀的種種會呈現出相對的混亂、相對的野蠻主義，並且在公共輿論上出現赤字的原因。中世紀就是人們可以肆意愛、恨、希冀、憎惡的年代，所有一切都不受限制；但在另一方面，它又飽受缺乏公共輿論之苦。這樣的新紀元並非沒有其自身的魅力，但是在更好的時代裡，人們賴以發展壯大的是觀點，也就是說，受秩序的統治。
倘若我們深入中世紀，同樣能夠找到一個時期就像現代一樣，有人在掌握著指揮權，雖然只對世界上相當有限的部分生效：羅馬，就是當時偉大的領導。正是它給地中海建立起秩序，並劃出邊界。
在戰後時期，人們開始傳言說歐洲不再統治世界。這一診斷的全部意義是否都實現了？它斷定了一種權力的轉移。但會向什麼方向進行？誰將取代歐洲繼續統治世界？不過，真的有人能取代它嗎？如果沒有的話，那麼將會發生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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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了，在這個世界上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著無窮多的事情。因此，任何試圖斷言當今世界上正發生著什麼的嘗試，都必然只會使得我們認識到自己的可笑之處。我們不能直接地完全瞭解現實，但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我們只能專斷地構建一個現實，假設事情是以某種方式發生的。這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大綱，一種概念或者概念的框架。由此，彷彿通過一種「視界」，我們開始看向真正的現實，也唯有由此我們能夠得到一個近似的印象。科學的方法正蘊含於其中，不僅如此，甚至可以說這其中蘊含著對所有智慧的運用。當我們看到朋友從花園小徑上走來時，我們會說：「這是彼得。」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們在一番深思熟慮之餘還是犯了一個錯誤。因為彼得之於我們，代表著一系列行為方式的複合體，無論是物理方面還是道德層面，也就是我們稱之為「性格」的東西。但一個再簡單不過的事實是，有些時候，我們的朋友彼得本人和概念上的「我們的朋友彼得」之間沒有半點兒相似之處。
每一個概念，無論是最簡單的還是最具技術含量的，都在其自身的諷刺框架內，就像幾何切割的鑽石被鑲嵌在黃金底座上。概念極為嚴肅地告訴我們：「這件事是a，那件事是b。」但這裡的嚴肅性是那種拿你開了個玩笑後硬裝出來的嚴肅性，是那種強嚥下笑意後不穩定的嚴肅性，如果不小心地緊閉雙唇，隨時有可能爆發出笑聲來。我們都很清楚，事情並非這個是a、那個是b那麼簡單，概念真正蘊含的與其表面告訴我們的之間存在著微小的差異，而諷刺正出現於其中。它真正想要表達的是：我很清楚，從嚴格意義上來講這個並不是a，那個也並非b；但是通過將它們說成是a和b，我可以從實用角度出發對這兩件事有所理解，並採取一種具有實踐性的態度。
這種理性知識的理論會惹惱希臘人。因為希臘人相信，正是他們發現了理性、概念和現實本身。而我們卻與之恰好相反，相信概念就像人類日常用慣的工具，我們需要概念並對其加以使用，藉此闡明自己在無限且問題重重的現實世界中所處的位置。生活就是一場為維持自身而與世上紛雜事物展開的鬥爭，概念則是我們在面對攻擊時制定的戰略計劃。因此，一旦我們洞察到概念的本質，就會發現它並不會告訴我們關於事物本身的資訊，而只是總結出它能夠被用來做些什麼，或者它能做些什麼。根據這種觀點，概念的內容總是非常關鍵，它具有兩種可能性：積極主動，或者消極被動。雖然據我所知，到目前為止這一觀點還沒有被任何人闡述過，但在我看來，它是操用康德的哲學方法所必然得出的結果。
因此，如果憑藉這一結果的光亮對康德時代以來的全部哲學進行檢驗的話，我們或許就會意識到，幾乎所有的哲學家都說過類似的話。那麼若真是這樣的話，哲學發現無非就是重新揭露的過程，將深埋的東西重新挖掘出來。
不過，這對於我將要說的內容似乎有過度說明之嫌，我所要談論的東西對於哲學問題而言相距甚遠。實際上我想說的只是在世界的歷史上，實際發生著的無非只是如下情況：在長達三個世紀的時間裡歐洲都是世界的統治者，而現在歐洲不再確定自己是否依然處於統治地位，以及是否仍將繼續作為統治者。為了將問題縮減成這樣一個簡單的公式，對當前時代的歷史事實毫無疑問要進行一番誇大，因此無論讀者是否願意，我們都要記住：思想就是誇大。如果你傾向於不去誇大，那麼你必須保持沉默；又或者，你必須消解掉你的智慧，想方設法讓自己變成白痴。
我相信，這就是我們這個世界當下正在發生著的情況，而其他的一切不過都只是其結果、條件、徵兆，或者先導事件而已。我從沒說過歐洲已經喪失了統治權，但是在這些時代裡，歐洲對於自己是否保持著統治，以及未來是否仍將居於統治地位嚴重起疑。與此相應地，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也出現了一種相關的精神狀態，即懷疑自己此刻是否仍為任何人所統治，並且他們對此同樣難以定奪。
近幾年來，有很多關於歐洲衰落的討論。我希望人們不要頭腦簡單地一提到歐洲或者西方的衰落，就想到斯賓格勒。實際上，在他的書問世之前，每個人就已經開始討論西方沒落的問題，而眾所周知的是，他的書之所以取得成功，就在於此番懷疑已經深深紮根於人們的頭腦之中，儘管是以最混雜的方式並出於最多樣化的原因。
由於存在太多關於歐洲衰落的討論，因此不少人已經將其視為確鑿的事實。他們並非真的相信情況已經得到證實並且非常嚴重，但他們深信自己是正確的，儘管並不能誠實地回憶起具體是在哪一時間點開始對此觀點產生了信念。沃爾多·弗蘭克最近出版的新書《重新發現美國》完全建立在歐洲已經危在旦夕的假設之上。但是，對這一構成其理論之基礎的重要事實，弗蘭克既沒有分析，也未作討論，並且對該事實沒有提出任何質疑。在絲毫沒做進一步調查的前提下，他就直接從該論斷出發，彷彿那就是無可爭議的事實。正是這種輕率的態度讓我相信，於弗蘭克本人而言，並不真的確信歐洲的衰落；遠遠沒有，他從沒給自己找這個麻煩，他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和去搭乘電車沒什麼區別，而陳詞濫調就是智力交通的電車軌道。
不僅他如此，其他很多人也都同樣這般行事。最終，社會、所有的國家也都開始這麼做。當前世界的行為方式帶有非常典型的幼稚色彩。在學校裡，當有人說老師已經離開了的時候，一群年輕人就徹底解放了，他們開始放飛自我，變得狂野起來。他們每個人都享受到了那種從老師的存在所帶來的壓力下掙脫出來、徹底擺脫束縛、感到自己主宰了命運的快樂。但是，一旦指導著他們的日常行為及任務的計劃終止了，這群年輕的烏合之眾本身並沒有什麼正式的日常活動和有意義的目標，一切都變得缺少連續性和目的性，因此他們接下來唯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倒立。
如今由各個小國呈現出的無聊場景簡直糟糕透頂。因為傳說歐洲已經衰落，並且讓出了自己的統治權，生瓜蛋子般的一眾新興小國便開始歡呼雀躍、擺姿態、拿倒立，或者大搖大擺地表現出一副大人物的架勢，彰顯自己作為命運之主人的身份，「民族主義」的浪潮幾乎隨處可見。
在前面的幾章裡，我試圖在分類中加入一種如今在世界上佔主導地位的新型人類，我稱他們為大眾人，並且發現他們的特點正在於感覺到自己的「平庸」，進而要求享有平庸的權利，並且拒絕接受任何優越於自己的權威。如果這種心態在每個人心中都佔據支配地位的話，那麼當我們把國家視為一個整體的時候，同樣的心態很自然地也會從國家層面上顯現出來。於是，便出現了所謂的大眾民族，他們決心反抗卓有創造力的民族，而那正是構成了歷史的少數派。看著這個或者其他弱小的共和體，在它們那偏僻的角落裡踮著腳尖開始責難歐洲，聲稱歐洲在世界歷史上已經喪失了自己的地位，實在是非常滑稽可笑。
那麼結果會怎樣呢？歐洲創造了一個標準的系統，其功效以及成就已經為幾個世紀的時間所驗證。那些標準並不是最好的，遠遠不是。但毋庸置疑，只要還沒有其他標準存在或成形，它們就足以作為唯一明確的標準。在將它們徹底排擠掉之前，首先要制定出新的標準。現在，大眾民族已經認定歐洲文明所包蘊的標準系統徹底破產了，但由於他們並不具備制定新標準的能力，於是便開始變得不知所措，只能以放飛自我和拿倒立來消磨時間。
這就是當世界不再有人統治後，會出現的第一個後果；而這些開始反叛的大眾民族，並沒有一個確定可執行的任務，也缺乏任何生活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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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故事是這樣講的：一個吉普賽人進行了懺悔，但是謹慎的神甫問他是否瞭解上帝律法的誡命。對此，吉普賽人回答說：「是的，神父。我本來是要學的，但我聽說他們要將其廢除掉。」
這和當前世界的情形是不是如出一轍？有傳言說，歐洲律法的誡命已經不再有效，鑑於此，人們趁此機會過上了不受限制的生活。因為歐洲律法是當前存在的唯一律法，所以這並不像過去發生過的那樣，是新的標準發展起來取代了舊有標準的問題，也不是一種新的狂熱以其年輕活力不斷吸收持續降溫的老舊熱情。那實際上是自然更迭的標準程式。更進一步說，老舊的之所以被判定為過時，並不是因為它已經老態龍鍾，而是它正面對著一個新的規則，而後者正由於其嶄新，便足以讓舊的成為古董文物。同理，如果我們沒有孩子，我們就不會感到自己垂垂老矣，又或者衰老的程式會大大減緩。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機器。一輛十年前生產的汽車似乎比二十年前的火車頭更像古董，只不過因為一代代發動機的生產有著更快的更新速度。這種伴隨著新生代崛起而生的衰落，是一種健康的象徵。
但是，如今發生在歐洲的情況卻是不健康並且不正常的。雖然並沒有新戒律誕生的跡象，但歐洲原有的戒律卻已經失去其效力。我們被告知，歐洲已經不再處於統治地位了，然而卻沒人看到有誰將取代她的位置。
對於歐洲，我們首先所指的是法國、英國和德國的三位一體。正是在全球被它們所佔據的勢力範圍內，人類的生存模式已經成熟，世界才以此為依據被相應組織起來。如果真的像如今宣佈的那樣，三者已經處於衰落之中，它們的生活規劃早已失去了有效性的話，那麼世界正處於崩解邊緣也就不足為奇了。
事實就是如此這般簡單。整個世界——包括國家和個人——都在分崩離析。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這種趨勢都令人們感到相當愉悅，甚至一度引起了一種模糊的幻覺，令下等階層認為他們終於卸下了肩頭的重擔。摩西的十誡從它們被鑿刻在石頭或青銅上起，就保留著其沉重的品質。「統治」（command）一詞的詞源傳達著將重量放置到某人手中的概念。統治者不可避免會令人厭煩，而整個世界的下等階層又已經厭倦了被指揮和命令，於是便趁機擺脫戒律的繁重任務，在如假期般的氛圍中充分享受閒暇帶來的快樂。但是，這樣的假日時光並不會持續太久。沒有了戒律迫使我們必須按照某種方式而活，我們的存在就會仿如「失業」一般隨意。這是一種非常糟糕的精神狀態，就連當前世界上最優秀的年輕人也會飽受其苦。
伴隨著自由和不再受到任何限制束縛的感受而生的，是一種內在的空虛感。「失業」的生存狀態對生命而言，是一種比死亡本身更為嚴厲的否定。因為活著就意味著有明確的事情要做，有需要達成的目標，而在某種程度上，當我們對生命置於其中的某種任務採取逃避態度的時候，我們就已經令生命淪於虛空。不久之後，整個世界都將聽到一陣可怕的哭喊聲，就像無數只狗向著星辰狂吠那般升騰而起，要求著某些人或者某些事能掌握指揮權，將職業與責任強加到他們的肩頭。
發出哭嚎聲的，正是那些帶著孩子般的無知、聲稱歐洲已經失去統治權的人。行使統治權，也就意味著給人民一些能做的事情，指引他們融入自己的命運，防止他們將生命耗盡在一種空虛荒涼、漫無目的的狀態中。
如果有人能夠取代歐洲的位置，那麼即使歐洲失去了指揮權也沒什麼關係。但是，新文明卻連最微弱的跡象都沒有出現。紐約和莫斯科相對於歐洲而言，根本算不上什麼新鮮事物的代表。他們不過是歐洲秩序的兩個截面罷了，倘若與其他部分隔離開來，也就失去了其本身的意義。最清楚不過的事實就是，人們不敢去談論紐約和莫斯科，因為不知道它們究竟是什麼樣子；人們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對它們中的任何一個都還沒有定論。
但即使對它們究竟是什麼缺乏足夠的認識，人們還是能充分理解兩者之間的共性。實際上，它們極其完美地符合了我經常說到的「歷史的偽裝現象」。究其本質而言，所謂偽裝現象就是事實並非看上去那般的現象。它的外表，非但不是為揭示其實質，反而隱藏了它絕實。因此，人群中的大多數都上當受騙了。一般而言，當受騙的唯一辦法就是預先知曉存在偽裝這回事。海市蜃樓的出現同這偽裝是同樣的道理。對於這一現象的瞭解能夠幫助我們戳破視覺上的幻象。
在每一個關於歷史的偽裝背後，我們都能找到兩種互無重疊的事實：一種是真實的、本質的、深層的，而另一種則是淺表的、偶然的、流於表面的。就像我曾在其他場合下觀察到的那樣，一個經常被遺忘的事實就是民族的演化存在著兩種主要的方式：有些民族誕生於一派沒有任何文明的「混沌」之中，比如埃及人。在這樣的民族中，一切都是土生土長的，他們的行動對他們的思想有著直接的指向。但另外還有一些民族，在他們誕生並發展的環境中，已經盤踞著某種具有悠久歷史的文明，比如成長於地中海世界的羅馬，那裡的海水已經為希臘—東方的文明所浸潤。因此，羅馬人所表現出的「姿態」中有近一半並非源於他們自身。而那些他們習得、接受的「姿態」往往具有兩重性，其真正的含義是模糊而不夠直接的。當一個人在實踐某件學習到的行為時，其舉止之下往往隱藏著自己真正的動機，比如在說某些外語詞彙的時候，人們首先要將其翻譯成自己的語言。因此，為了洞穿偽裝，婉轉回環的方式很有必要，比如觀察一下人們是如何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憑藉一本詞典對所看到的文本進行翻譯的。我期待著能看到這樣一本書，書中將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翻譯成了俄國曆史。因為只有俄國人所擁有的力量才是俄國的力量，而不是共產主義的力量。上帝知道那會是怎麼樣的！我們唯一所能斷言的，就是俄國還要花上數個世紀的積澱才有望掌權。這樣說是因為她仍缺乏戒律，所以不得不假裝遵循馬克思的歐洲原則。不過鑑於她還足夠年輕，所以這樣的偽飾也足以為她所用。年輕人並不需要生存的理由，只要有藉口可供使用就足夠了。
在紐約也上演著相似的情況。在那裡，人們同樣地將其實際的力量歸功於所遵從的戒律。這是不對的，因為歸根結底，這些戒律都可以被簡化為一種技術主義。多麼奇怪啊！技術主義是歐洲的又一項發明，由歐洲在18世紀到19世紀之間創造出來，而並不屬於美國。同樣非常奇怪的是，美國正是在這兩個世紀之交醞釀著國家的誕生。我們被嚴肅地告知，美國的本質就是其生活中的實用主義和技術主義，而不是像所有其他殖民地一樣，美國是那些古老民族的又一輪迴，尤其是歐洲的古老民族。出於與俄國的情況相異的原因，美國也提供了一個我們稱之為「新興民族」的特殊歷史現實的典例。「新興民族」通常僅僅被視為一個片語，但實際上，它和人類中有「年輕人」一樣，都表述了明確的事實：美國的強大正因為它年輕，並使自己適合服務於現代技術主義統治的位置上，而如果當今世界的規則是佛教的，那麼它同樣可能為佛教服務。不過雖然如此行事，但畢竟美國才剛剛開啟自己的歷史，如今的種種嘗試、糾紛、爭端等，不過都只是起步階段。美國還缺少很多東西，其中有些就與技術主義以及實用主義相矛盾。
美國比俄國更年輕。雖然擔心有誇大的嫌疑，但我總反覆強調，隱藏在美國最新的發明創造背後的，是偽裝起來的野蠻人。如今，沃爾多·弗蘭克在他的那本《重新發現美國》裡公開做出了同樣的論斷。美國人還沒開始遭罪，因此認為他們具有掌權的資質不過是一種錯覺。
任何不忍直視這一悲觀論斷的人——即人們將不受控制，世界歷史將因此重新墮入一片嘈雜，人類不得不重新回到開始的地方——都會嚴肅地自問：歐洲果真如人們所說的那樣正在衰落嗎？她真的會放棄統治權選擇退位嗎？也許這種表面的衰落實為一場有益的危機，反而促使歐洲成為真正的歐洲？如果有一天歐洲的國家形成一個共和國，如果歐洲的多樣性被統一的集合體所取代，那麼這些國家如今明顯的衰落是否就只是一種先驗的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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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個社會中，指揮與服從的執行都是決定性的。只要在由誰指揮以及要誰服從方面存在疑問，那麼其他方面註定會是不完美且低效的。即使是人類的良知，除非極特殊的例外，也會被擾亂和歪曲。除非人是一種孤獨的動物，只在極偶然的情況下才會與他人建立起聯絡，否則就沒可能從這種統治權的迭代和危機中不受困擾地、完好無損地擺脫出來。但由於人在最本質層面上的社會屬性，人格將會因種種變化而改變，而這從嚴格意義上來講，往往是集體影響的直接後果。因此，如果將個人從集體中分離出來單獨分析，那麼即使在沒有更多資料的情況下，也依舊有望推測出在指揮與服從的關係方面，其所屬的國家是如何形成國民道德意識的。
如果將普通西班牙人的個性提交到這項測試中，結果應該是有趣甚至有用的。但是，執行起來的過程一定會非常令人不快，並且結果雖然有用，卻也會令人失望，因此我避免這樣去做。不過，這倒也揭示出個人道德淪喪和墮落之深廣程度，而它之所以出現在我們國家的普通人身上，則是由於幾個世紀以來西班牙都是一個在指揮和服從問題上持有錯誤認識的國家。所謂墮落無非指的就是將混亂無序作為一種常規且持續的狀態予以接納，或者說哪怕明知這種狀態並非正確，卻依然接受下來。
由於其本質中不健康和反常的東西不可能被轉化為健康的常態，因此人們決定調整自己以適應實際上是錯誤的事情，令自己成為罪惡或者無規則本身的一部分。箇中機制和流行的諺語中暗示的內涵頗為相似：「一個謊言會接連引發一百個謊言。」每一個國家都曾經歷過這樣一個時期，即不具備資格的人想方設法去行使統治權，但在一種強烈直覺的驅動下，人們凝聚全部的力量粉碎了這種想要掌權的不正當欲求。他們駁斥了出現的不正規行為，並且因此而重整作為一個民族計程車氣。
但是西班牙人所做的卻與此截然相反：非但沒有抵抗那種他們在內在意識裡持否定態度的權威，還試圖扭曲自己的其餘部分，使之與那些初始時便不具真實性的事物保持一致。只要這種趨勢在我們的國家繼續存在下去，那麼對我們這一種族的人們抱以任何希望都只是徒勞。任何一個國家和權威的本質帶有欺詐性的社會，對想要在歷史上佔有一席之地這種艱鉅的任務，都不可能有充足的精力。
因此，以下事實也就不足為奇了：對於由誰來統治這個世界的問題，產生的任何一絲微弱的懷疑或者任何一點單純的猶豫，都足以在每個人身上引起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道德淪喪的發端。
人類的生命，究其本質而言，必須要投注於某些事物之中，比如或低微或榮耀的事業，或者可能重如泰山也可能輕如鴻毛的命運。我們正面臨著一種情況，雖然陌生但勢不可擋，涉及到了我們每個人的存在。一方面，活著是每個人都要做自己的事或為自己做事；而另一方面，如果個人的生命是僅僅與個人有關的生命，不能由個人自己掌控而有所追求，那將會是脫節的、缺少張力的、只有「外在形態」的生命。近些年來，我們不斷目睹不計其數的人將生命迷失在其自己的迷宮裡，因為無所事事而遊蕩徘徊。一切指揮、一切命令都被叫停。這種情境乍看上去相當完美，因為每個人都獲得了足夠的自由按照意願行事，去關照自己。其他民族也都同樣如此。歐洲已經減輕了對世界的施壓，但得到的結果卻與預期中完全相反。迴歸自我之後，每種生命都流於空虛，苦於無事可做。然而又必須有些什麼來填補虛空，於是他們為自己發明了種種享樂，將生命錯誤地投注於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活動當中。今天是一回事，明天又是另一回事，哪怕兩者完全對立也在所不惜。
在發現自己孑然一身後，生命就徹底迷失了。純粹的利己主義是一個迷宮，這並不難理解。真正的生活是被指引著去實現些什麼，去朝著具體的目標努力。這個目標不是個人的動機，也不是個人的生命本身，而是個人將生命付諸其中並最終從中解脫出來、實現超越的東西。如果一個人只是任性地決定獨自埋首於自己的一方天地，那麼他就會停滯不前，困守原地，繞著同一個原點不斷打轉。這就像一座迷宮，像一條不會指引我們抵達任何地方的死路，它的自我本就已經迷失，內在的所有一切不過都是不停地打轉。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人就日趨將自我封閉起來，沒有給自己或他人留下任何計劃。因此，當前的一切不過是十年前的歷史重演罷了。
權力的執行不會是徒勞無功，它將一份壓力施加於他人。但是，並不僅限於此。如果只是這樣的話，那將與純粹的暴力無異。我們必須記住發號施令具有雙重效果：手握統治權的人一方面在指揮人，另一方面在指揮人們完成任務。而從長遠角度來看，人們所被授命去完成的事情，正構成了他們自身事業以及歷史命運的一部分。因此，沒有任何帝國不是生命規劃的結果；更確切地說，它們都是帝國生命的規劃。席勒寫下的詩句所言甚是：「當國王著手建設，馬車伕們就有事可做。」
因此，那些認為偉大民族的活動與偉大個人的活動出自同樣動機的想法是不宜採納的，那只是利己主義的靈感。想要成為純粹的利己主義者並沒有想象中那麼簡單，並且這樣的人也從來沒見成功過。偉大民族以及偉大個人的利己主義，都帶有不可動搖的堅定性，因為它們將自己的生命傾注於某項重大事業之中。當我們開始著手做事，將自己投入到某個目標的實現之中時，便不可能奢望照顧到每一位路人——即使他們從我們身旁經過，讓我們擁有展示利他主義的機會。令旅行者們在西班牙最高興的事情，就是當他們詢問某條街道或者某個廣場怎麼走時，被詢問者總會停下腳步，慷慨地將自己的時間獻給陌生人，親自帶其前往目的地。我並不否認，在這種寶貴的西班牙式性格之中根植著慷慨大方的基本元素，並且我很高興外國人能從這個角度去看待指路的行為。但是每當聽到或者讀到類似報道的時候，我總抑制不住地冒出深深的懷疑：「在我的同胞們遇到問路者前，他們自己真的有要去的地方嗎？」在很多情況下，西班牙人看起來似乎根本無處可去，沒有任何目標或者使命，他們只不過是想跑出去看看有沒有以其他人的生命稍作填補的可能性。據我所知，有相當多這樣的例子，我們的國人經常跑到街上去偶遇陌生人，以期能同路一程。
除了那些由於年輕還處於「史前期」的例外，迄今為止歐洲對統治世界所持有的懷疑態度已經足以使歐洲之外的其他國家氣勢低落，這已經足夠嚴重了。但更為嚴重的是，一個決定命運的關鍵性時刻接踵而至，因為事態已經發展到了連歐洲人自己都士氣低落的程度。我不會因為我是歐洲人就對此避而不談。我也不會說：「如果歐洲人不再繼續掌握統治權，我就會對整個世界失去興趣」之類的話。如果確實有其他的國家能夠取代歐洲在掌權以及引領世界方面的位置，那麼歐洲失去統治權根本不會對我構成困擾，我甚至對此都不會過問。但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如果會使得歐洲人的所有美德和品質都消失不見的話，那麼我寧願這個世界無人統治。
好吧，這就是整個世界不可避免將要面對的情況。如果歐洲人逐漸習慣於不再統治，那麼只消一代半左右的時間就足以使得舊大陸連同整個世界變得道德怠惰、智力貧瘠，出現大範圍的野蠻化。只有統治帶來的期望，以及其中所蘊含的克己復禮的紀律能夠令歐洲人的思想保持張力。由權威意識創造的滋養氛圍是科學、藝術、技術賴以生存的基礎。如果根基出現匱乏，那麼歐洲人必將逐漸墮落。他們的心靈將失去那種深深紮根的信仰，正是這種信仰驅使著他們精力充沛、勇敢、堅忍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捕捉偉大的新想法。歐洲人將不可避免地淪為平庸之輩。無力付出充滿創造性的、精深的努力，勢必將不斷落後於往日，囿於傳統和習俗層面。歐洲人會墮落成一種普通的、庸常的、空虛的生物，就像衰落中的以及整個拜占庭時代的希臘人。
充滿創造力的生命意味著精神絕對健康的政體，具有高度的組織性，並且需要受到持續的激勵，令人們的尊嚴意識時刻保持活躍。充滿創造力的生命也是精力充沛的生命，而這隻有在以下兩種情況之一成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或者作為統治者，或者降生於一個由某人統治的世界，認可其行使統治權的全部權力。總而言之一句話，要麼去統治，要麼就服從。所謂服從，我指的並非一味屈從——這根本就是退化——而恰恰相反，是要尊重統治者，並接受他的領導、團結在他的周圍，充滿熱情地緊緊追隨他的旗幟。
5
現在我們最好回到這篇文章開始時提出的觀點上來，即這些年來已經被大肆討論過的奇怪現象：歐洲的衰落。有一個非常令人驚訝的細節，衰落最先並不是由局外人看出來的，促成這一發現的恰是歐洲人自身。當舊大陸之外的人尚未想到這一點時，德國、英國、法國的一些人在腦海中就已經出現了暗示性的猜想：「我們已經開始衰退了嗎？」他們的想法得到了很好的宣傳，如今幾乎人人都在討論歐洲的衰退，就好像那是無可爭議的事實。
不過，只要召喚做出如此公告的人，質詢他的判斷有什麼確鑿的、準確的資料作為理論依據時，就會發現他彷彿遭遇了沉船事故之人，只能擺出一副含混的姿態，為抓住些什麼而肆意揮動著手臂。實際上，他沒有任何理論依據。當他們嘗試去定義歐洲的衰落時，腦海中唯一浮現出來的並非具體細節，而是複雜的經濟問題，那也是如今每個歐洲國家都為之大傷腦筋的。但倘若我們對這些困難的本質有所洞悉的話，就會發現無一嚴重到對創造財富的力量構成影響的程度，況且，舊大陸也已經成功度過了更為深重的危機。
或許，問題的本質只是德國人或者英國人感到自己再不能創造出比以往更多、更好的東西了？沒這回事。非常重要的是，我們仔細研究了在經濟領域內德國人或者歐洲人真實精神狀態的成因。我們奇怪地發現，他們當下實實在在的沮喪狀態並非源自對自己失去能力的感受，而是恰好相反，他們感到自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但同時，他們遇到了一些致命的障礙，正是這些障礙使得他們無以將更強大的力量付諸實現。德國、英國、法國實際的經濟界限，正是它們每個國家的政治界限。因此，真正的困難便找到了其根源所在：並非表現出來的這樣或那樣的具體經濟問題，而是在於公共生活的形式完全不足以匹配經濟能力發展的規模。
在我看來，這種萎縮、無能的感覺，無疑嚴重抑制了歐洲在這一時期的活力，而其根源正在於歐洲的巨大潛力與其必須於其中展開行動的政治組織形式之間的不均衡。解決重大需求問題的衝動和以往一樣緊迫，但卻為如今歐洲已經分裂為一些相對較小的國家之牢籠所束縛。消極沮喪的情緒構成了整片大陸的精神負擔，就像有著寬闊翼展的鳥類，每每準備振翅高飛之際就會撞在籠子的欄杆上。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所有其他領域中，不過箇中影響要素與經濟領域有所不同。以知識分子的生活為例。如今生活在德國、英國或者法國的每個知識分子都在國家的界限中感到備受束縛；覺得他們的祖國完全就是個牢籠。有位德國教授如今意識到，他在其直接受眾群體的驅使下去寫作的那一類作品簡直就是徹頭徹尾的荒謬，他無比懷念早先法國作家或者英國散文家所擁有的自由。反之亦然，如今巴黎文學界人士也開始意識到咬文嚼字的文學語言傳統、形式主義傳統正走向沒落，他們傾向於在保持一些傳統的優秀品質的同時，借鑑德國教授具備的優點來不斷加強自身。
在內部政治領域也可以看到同樣的事情正在發生。對於幾乎所有了不起的民族如今竟都遭逢低潮這一政治生活中的奇怪現象，我們至今還沒看到有什麼敏銳的分析出現。我們被告知，民主政體已經失去聲望。但正是對這一點有必要做出進一步解釋，因為喪失聲望本身就是非常令人費解的。詆譭議會制的言論無處不在，但是人們並沒有在任何國家看到對其加以替換的嘗試，即使是在空想家們的誇誇其談中也沒有出現更理想、更好的形式。那麼，這種聲譽的喪失也就不具備多大的真實性了。問題並非出在歐洲拿來充當公共生活工具的制度上，而在於人們想利用其達到何種目的。歐洲目前還缺乏足以滿足個人生活之勃勃生機的能力。
此處我們面臨著一種幻覺，對其予以糾正對所有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要聆聽每時每刻冒出來的蠢話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以議會為例，對於議會執行的傳統方法存在著一整套看似正當合理的反對意見，但如果逐一落實對它們的分析的話，那麼就會發現似乎沒有任何一個能夠證明議會應該被廢止這一結論的正當性，恰恰相反，它們不過直接而明確地指出議會需要改革。
現在，人們所能做出的最好建議就是制度需要改革，因為話語中指出了制度的不可或缺，並且具有創造新生的能力。如今的汽車，正是誕生於1910年以來的所有反對聲音之中。不過，議會之所以會陷入粗俗議論而不受尊重的地步，並非由於上述整套反對意見而起。比如說，當有人告訴我們議會是沒有效力的時候，我們自然會發問：「為什麼會變得無效？」畢竟效應是一種手段在被用以實現某種結果時所發揮的作用。而在這種情況下，議會的最終效應就應該體現在每個國家公共問題的解決。因此，我們要求聲稱議會已經失去效力的人至少提出能夠真正解決公共問題的方案。如果尚沒有國家清楚如今必須要做些什麼——哪怕僅僅是在理論層面上的設想，那麼指責議會制度的低效就是毫無意義的。
我們最好重新提醒一下自己，在歷史上還沒有任何一種制度創造出了比19世紀議會制下更強大、更高效的國家。很顯然，忘記如此毋庸置疑的事實意味著徹頭徹尾的愚蠢。因此，我們不能將承認改革立法結構使其變得更加有效的可能性以及緊迫性，與將其論斷為徹底無用混為一談。
議會威望的喪失與它們聲名狼藉的缺陷毫無關係，即議會被作為一種政治的手段。問題來自於其他方面的原由，那就是歐洲人並不知道該如何發揮議會的作用，同時又對公共生活的傳統目標失去了敬畏。也就是說，歐洲人對自己感到受限並被囚禁於其中的國家不再抱以任何幻想。如果對議會威望的喪失這一已經討論頗多的話題再仔細地多做一點分析的話，就會發現無論是在英國、德國還是法國，公民都不再對祖國懷有敬意。對體系中具體細節的改變並無甚用處，因為不敬遠非種種細節所導致，而是因為國家本身已經變成了一種微不足道的存在物。
歐洲人當前在經濟、政治、精神等方面均受到了來自國家的限制，因此第一次感到他們的那些計劃——換句話說，那些可能性——與他們身處其中的集合體規模之間完全不相稱，進而意識到，無論身為英國人、德國人或者法國人，其實都與鄉下人無異。他們已經注意到，與以往相比自己變得「匱乏」，因為曾經的英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各自相信自己就是整個宇宙。在我看來，這就是如今折磨著歐洲人的衰落感的真正來源。因此，衰落真正的根源是純粹精神性的，但同時也充滿矛盾，因為衰落的預感恰恰來自於他們的能力得到了提升，卻發現自己為舊組織所限制的事實。身處舊組織中的他們，找不到任自己一展身手的空間。
為了讓我的話更有理有據，讓我們舉一些具體的例項，比如以製造汽車為例。儘管汽車是純粹的歐洲發明，但如今北美的產品明顯品質更優。由此得到的結論就是：歐洲的汽車工業正在衰退。但實際上，歐洲的汽車製造者們很清楚，美國產品的優越性並不在於大洋另一端的人們具有什麼特別的技術優勢，而僅僅因為美國人擁有面向一億兩千萬消費者的、不受限制的市場。想象一下當歐洲工廠面對一個涵蓋了所有歐洲國家以及其殖民地和保護領地的市場時，如果說為五億乃至六億人設計的汽車會比福特更好更便宜，恐怕沒有人會對此提出質疑吧？確定無疑的是，美國在汽車工業方面最獨到的優勢是市場規模及同質性帶來的結果，而非其原因。工業的「合理性」是其市場規模的自發結果。
因此，歐洲的真實處境將會是這樣的：燦爛悠久的歷史將會使之步入各方面均有所提升的新階段；但與此同時，從過去沿襲下來的體系則在塌縮，成為擴張的障礙。歐洲是以各個小國的形式建立起來的，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民族國家的意識和情感是其最顯著的特徵。然而如今，她卻發現不得不去超越自己。這應該是未來幾年之內將會上演的大戲之梗概。歐洲能否擺脫過去殘餘的限制，還是永遠淪為其囚徒？在歷史上同樣的事情已經發生過一次，當時一種偉大的文明因為無法採納取代該國傳統國家觀念的新觀念而終結。
6
我曾經在其他地方講述過希臘—羅馬世界的苦難和滅亡，我的讀者們可以參考其中的內容以獲得更具體的細節。不過眼下我們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
希臘人和拉丁人甫一在歷史中登場，就居住在城市和城邦中，和蜂巢中群集的蜜蜂如出一轍。這是一個簡單的事實，起源卻非常複雜，我們必須不加遲疑地以此為出發點，就像動物學家總是從掘土蜂活得像個獨居的流浪者，而黃金蜜蜂卻擁塞於蜂巢中這一確定無疑、幾乎無需多做解釋的事實開始一樣。出土文物和考古學研究讓我們瞭解到早在雅典和羅馬建成之前，那片土地為何人所擁有。不過具體如何從純粹農耕式的、沒有任何特徵可言的史前階段，過渡到城市的崛起，彷彿在兩個半島的土壤中結出了新型的果實，仍然是謎一般難解。我們甚至不清楚在史前人類和將偉大創新——建立起公共廣場，並圍繞其建立起城市，使它們遠離田野——引入人類文明的新興群體之間的種族淵源。因為事實上，對城市和城邦最準確的定義與給大炮下的滑稽定義無異。你找一根管子，用鋼鐵緊緊包繞在外周，那就成了你的大炮。所以，城市或者城邦的開端，就是一片空曠的空地，即所謂廣場、集市，而其他所有一切不過都是為了加強該空間、限制其範圍所採取的手段。城邦最初並非宜居場所的集合，而是供市民進行集會的場所，是為了實現公共職能而專門設定的一片區域。
與小村舍或者住宅區不同，城市並非為了遮風擋雨和繁衍後代的目的而建造——那些都是出於私人化、家庭化的考慮，而是為了討論公共事務。請注意，城市意味著一種新型空間的誕生，比愛因斯坦發現的空間還要新奇。直到城市出現之前，都只有曠野這一種空間，而其中所有一切成果都涉及到人類的生存。生存於大地之上的人類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植物，他們的存在，他們所感受到、想到、期望著的一切都保留了植物生存狀態中那種昏昏沉沉的滯重特質。從這個角度來看，亞洲以及非洲的偉大文明，都不過是植物的無限擬人化。但是，希臘—羅馬人卻決定將自己從土地上、從「自然界」中、從地球—植物的宇宙中連根拔起。這怎麼可能呢？人們如何將自己從田野中撤回呢？
鑑於地球本就是一片巨大的、無垠的田野，人類將要去向何方？非常簡單，人類可以通過築牆的方式在這片田野中劃分出一塊，從而在無定形且無限的空間中建立起一種封閉的、有限的存在。於是，便有了公共廣場的誕生。它不同於房屋，不是從上方關閉的一個「小天地」，也不像田野中出現的洞穴，它的存在是對田野純粹且徹底的否定。
因為有了環繞著的圍牆，廣場雖作為田野的一部分，卻將其後背朝向了其他部分，樹立起將它們排除在外的敵對姿態。這一從無限中脫離出來的、較小的、反抗的空間，忠實於自我的領域，那是一片自成一派的最新型空間，存在於其中的人類將自己從動植物群落的狀態中分離出來，把它們統統拋於九霄雲外，創造出一個完全由人類構成的封閉空間，一個文明的空間。因此，偉大的公民、城邦精神的典範蘇格拉底說道：「田野中的樹木與我何相關，我只與城市中的人民有關係。」對此，印度人、波斯人、東亞人或者埃及人又能有幾分理解呢？
直到亞歷山大大帝和愷撒時代，希臘和羅馬都在各自的歷史上包含著此兩類空間之間的不斷鬥爭：在理性的城市和自然的國土之間，在立法者和農夫之間，以及在法律和鄉野之間。
不要認為這種關於城市起源的說法只是我個人的虛構，或者僅僅是種象徵性的事實。出於莫名的固執，希臘—拉丁的居民們在其記憶的最深處保留著對synoikismos最基本層面的回憶。不必費心去琢磨該詞彙文本之外的潛在含義，簡單地直譯理解就足夠了。synoikismos指的是群居的決心，因此是一個從嚴格意義上來講具有雙重含義的名詞，既指物理層面上的集合，同時也是法律層面上的結合。就像植被在鄉村散佈各處一樣，居民也在城鎮大量聚集起來。城市就是一座超級豪宅，取代了底層人民的住所或巢穴，是比家庭住宅更高階、更抽象之存在的創造產物。它並非由男人和女人構成，而是由居民組成的理想國。城市的誕生標記了一個新的次元，人類無法再還原回最初與動物共存的狀態，而過去僅僅生而為人者將要開始發揮他們旺盛的精力。正是以這樣的方式，城市進一步開始了向國家的演化。
按照上述方式，整個地中海沿岸開始表現出自發向國家形式發展的傾向。通過各種不同方式，非洲北部（「迦太基」＝城市）也或多或少地複製了同樣的軌跡。直到19世紀，義大利才擺脫城邦制，而我們的東海岸之所以很容易就分裂成了各自為政的州郡，同樣也是這種由來已久的靈感之餘味。
由於城邦在容量上的貧乏，使我們得以清楚地看到國家原則的本質。一方面，「國家」一詞意味著歷史的力量已經達到了平衡、穩固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象徵著歷史運動的對立面：國家實際上是一種穩定的、組成性的、靜止的生命形式。但是，這種固定、絕對、不變的形式，和所有的平衡狀態一樣，都廢止了產生和支撐國家的必要推動力。總而言之，它令我們忘記了國家的構成恰恰是過去運動的結果，忘記了為其形成所需付出的所有鬥爭和努力。國家的成型過程先於已經形成的國家，這就是國家運動的規律。
由此我想指出的是，國家並不像人們以為的那樣是一種業已成型的社會形式，一份天賜的禮物，而是需要由人們親手來建設的。不同於部落、宗族或者其他以血緣關係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社會，國家的形成不能僅憑自然的作用而沒有人類的通力合作。恰恰相反的是，只有當人們試圖從他們憑藉血緣就成為其中一員的自然社會中脫離出來的時候，國家才真正開始形成。並且當我們說到血緣關係的時候，實際上也可以同樣意指其他各種自然規律，比如從語言的層面上來看，國家的構成就是不同種族和方言的混合。它是超越所有自然社會後的產物，是一種跨文化、多語言的產物。
因此，城市起源於不同民族的集聚。在異質性的生物學基礎上建立起法律體系抽象且同質性的結構。當然了，這種司法的一致性並非敦促國家創造性運動的原動力。那種原動力比單純法制更為本質，是一項重要民生事業的規劃，要遠遠超過那些憑藉血緣聯絡起來的小團體可能擁有的計劃。在每一個國家的起源過程裡，我們都能看到或者想象出這樣一個了不起的「團體發起人」的形象。
如果我們研究一下稍早於國家誕生之前的歷史情況，總能發現以下發展脈絡：存在著各種不同的小團體，每一團體的社會結構都精心設計得足以保證其自給自足。每一種社會形式都只為其各自「內部」的共同存在而服務。這也就意味著在過去，他們實際上都孤立地存在著，除了偶爾需要與鄰居稍作接觸外，全憑自己並且全為自己而活。但是，相對於這種實實在在的隔離狀態，之後又已經形成了一種「外部」的共同生活，尤其是在經濟領域。每一群體中的個體生活都不再侷限於自己的小圈子裡，他生活中的一部分與其他群體中的個體之間開始建立起商業或者智力上的聯絡。於是，在「內部」與「外部」這兩種共同生活之間出現了不平衡。已經確立的社會形態，包括法律、習俗、宗教信仰等，都支援內部的存在，但卻令外部這個更新穎、更豐裕的存在變得困難重重。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原則實際上就成了為消滅內部存在而發起的運動，它以一種足以承載外部新生活的社會形式作為替代。將以上所說的應用到歐洲當下的實際情況裡，就會發現抽象的表述變得具體而生動起來。
除非某種特定人群的思想能夠徹底摒棄共同生活的傳統結構，並且創想出一種從前並不存在的新形式，否則就不可能有名為國家的創造物。因此我們說國家的誕生是一種真正的創造，其出現完全是偉大想象力的傑作。想象力是人類獨有的解放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一個民族正是倚仗著其想象力才得以發展成國家。因此，對於所有民族而言，在其演化成為國家的進展方向上都存在一個限度，恰恰就是大自然為想象力所設定的限度。
希臘人和羅馬人能夠想象出以城市的形式戰勝鄉村的分散性，但他們卻止步在了城牆之下。曾有人試圖將希臘—羅馬的思想向前發展一步，將其從城牆之內解放出去，結果卻徒勞無功。以布魯特斯為代表的羅馬人想象力的侷限性，導致了對愷撒的刺殺，而後者正代表著古代最偉大的想象力。對於我們今天的歐洲人而言，回憶這段歷史極為重要，因為我們的時代也已經走到了同樣的歷史關頭。
7
在古代世界裡，清醒的頭腦——真正算得上清醒的頭腦——可能並不超過兩個：塞米斯托克利斯和愷撒，兩位頭腦清醒的政治家。當然了，肯定另有不少人也對事物產生過清醒的認識，包括哲學家、數學家以及博物學家等。但是，他們的清醒是一種科學秩序上的清醒，也就是說，是關於抽象事物的。無論是科學得出的結論，還是科學的本質，都是抽象的，而抽象的事物本身就都是清清楚楚的。因此，科學家的清醒與其說是在於其頭腦，倒不如說是得益於所涉及的問題本身之清晰。
真正令人困惑的、錯綜複雜的，是具體的、鮮活的現實，它們始終是獨特的存在。能夠從中導航一條清晰的路線，可以從每一個關鍵情景所呈現的混亂中感知到潛藏著的運動架構的人，才算得上擁有清醒的頭腦，換句話說，他們才是在生活中沒有迷失自我的人。仔細觀察一下你身邊那些人吧，你會發現他們在生命中迷茫地徘徊，就像身處美夢或者夢魘交錯間隙的夢遊者一樣，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沒有半點懷疑。你能聽到他們用準確的術語談論自己以及周圍的情況，看起來似乎對發生的種種持有自己的觀點。但是，一旦開始分析這些觀點你就會發現，它們幾乎無法以任何形式反應所指的現實，倘若再分析得更深入一點的話，你還會看到其中沒有半點兒根據現實對其加以調整的嘗試。相反地，個人試圖通過這些觀念切斷對現實、對自己生活的看法。生命對他們而言，從開始便迷失在了一片混亂之中。每個人對此都心存懷疑，但是他們害怕直面可怖的現實，並掩耳盜鈴地試圖以每件事都清楚明白的幻想作為幕簾對其加以遮蔽。他們並不擔心自己的「觀點」不真實，他們將其用作戰壕抵禦自身的存在，用作稻草人嚇退真正的現實。
擁有清醒頭腦的人會令自己擺脫虛幻觀點的麻痺，並直面生命的真實，他們意識到每件事中存在的問題，並感到自己迷失於其中。生活的真相正在於此——或者說生活就是感到自己的迷失，因此，他們對現實的接受便已經是找回自己的開始，並且是一個腳踏實地的開始。就像遭逢海難時那樣，人會本能地四下尋找可攀附的東西，因為事關性命的拯救，那悲情、決絕的目光中卻也透出十足的真誠，並且將使他將秩序帶到生命的一片混亂之中。遭遇海難者的想法，才是唯一真實的想法。其他所有不過都是巧言令色、故作姿態，全是胡鬧罷了。並未感到自己迷失之人，實際上已經無可挽回地永久迷失了；也就是說，他從來沒有找到過自己，也從來沒有與自己的真實對視過。
這在每一種秩序下都是適用的，即使科學也同樣如此——雖然科學究其本質而言是一種對生命的逃避。（大多數的科學人都是出於害怕面對生活而投身於科研的。他們並沒有清醒的頭腦；因此一旦面對任何具體的情況，他們都只能表現出聲名狼藉的無能。）在問題面前我們能從多大程度上感受到自己的迷失，看出它充滿問題的本質，並意識到我們不可能從現有的觀念、習慣、箴言或單純話語中尋得支援，決定了我們的科學觀點價值幾何。發現全新的科學事實之人，必須首先將此前他曾學到的東西徹底粉碎，並且在抵達新的真理之所在時，手上沾滿了屠殺無數陳詞濫調後的鮮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