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公共事務秩序良好的環境中，大眾都不該作為獨立行動的部分，安守本分才是他們的使命。

他們誕生到世界上，正是為了被指導、被影響、被代表以及被組織的，甚至也是為了不再成為大眾——或者至少他們自己渴望如此。但這一切都不是靠其自身就可以完成的，他們需要將生命託付給由優秀的少數精英所構成的更高權威。對於究竟優秀的精英為何許人也的問題可以隨意地展開討論，但無論他們的身份是什麼，如果沒有他們的話，人類就會難以保持其本質。儘管歐洲曾經花了一個世紀的時間，將頭埋在翅膀之下，以一種鴕鳥的姿態試圖逃避現實，但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因為我們正在處理的觀點，並非基於頻率和可能性是高還是低的事實基礎之上，而是基於一條「社會物理」定律，並且比牛頓物理學定律更加不可撼動。有一天，當真正的哲學再次在歐洲造成影響的時候——那是唯一能夠拯救歐洲的方式——在那一天她將再次意識到，無論人類願意與否，都註定被自己的天性迫使著去尋找一些更高階的權威。

因為大眾在要求著自己的行動權，之後又發展成為一種對自身命運的反叛，而這正是當下正在進行中的運動，所以我稱之為大眾的反叛。畢竟，能夠從實質上真正被稱為反叛的，必然包括對自身命運的抗拒以及對自我的反叛。大天使路西法的反叛，不因為他想奮力成為上帝——那並不是他的命運，還是想要成為最低等的天使——同樣也不是他的命運——而有所不同。（如果路西法是個俄國人，比如說托爾斯泰，那麼他很有可能會更傾向於採用後一種反叛形式，對上帝的反叛程度絲毫不亞於另一種更著名的選擇。）

當大眾獨自採取行動的時候，他們只會選擇自己的方式——濫用私刑，因為除此之外也不知道還有什麼其他可選。私刑來自美國並非全然出於偶然，畢竟在某種程度上，美國是大眾的天堂。而在大眾取得了勝利的當下，暴力佔據上風並順勢成為一種理由、一種信條的事實也就不怎麼令人驚訝了。我早就注意到，暴力具有足夠的優勢演化為一種正常狀態。如今，它已經得到了充分的發展，並且這是一個好跡象，因為它意味著勢必將要開始自發進行的衰落。

暴力就是這一時代的巧言令色，胸無點墨的雄辯者將其據為己有。當一種人類存在的現實完成其歷史程式後，宛如遭遇海難且不幸殞命的遇難者，海浪將它衝捲到修辭學的岸頭，在那裡，屍體得以長時間儲存。修辭學是人類現實的墓地，或至少是過去的一個居所。現實本身因其名稱而得以存留，雖然只剩下一個單詞，但畢竟有這麼一個詞彙儲存著它的部分魔力。

雖然暴力作為一種憤世嫉俗的既定規則，其聲望可能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但我們仍將在它的統治之下生活，即使它會改換為另外一種形式。

此處我指的是如今正威脅著歐洲文明的最嚴重的危險。和其他所有正威脅著文明的危險一樣，它產生自文明本身。不僅如此，暴力還構成了一項其自身的榮耀，即我們如今所知的國家。我們正面對著在上一章中討論過的科學悖論：科學原則的多產帶來了難以置信的發展，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將專業化強加於其上，而專業化正醞釀著扼殺科學的風險。

此番困境也同樣適用於國家，回想一下在18世紀末的所有歐洲國家是什麼樣子就清楚了。早期資本主義及其工業組織採取新的理性化技術取得了首次勝利，帶來了社會發展的開始。一個新的社會階級由此誕生，比之前存在的一切階級人數更眾、力量更強，即資產階級。精明的資產階級擁有一樣足以超越一切的利器：天賦——實幹的天賦。

他們知道應該如何組織和訓練，知道該如何去賦予其努力以一致性和連續性。身處其中宛如海上沉浮，「國家號」開啟了它冒險的旅途。國家之船的暗喻是由資產階級重新創造的，因為他們感到自己廣闊無垠、無所不能，甚至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就像我們所說的，船隻本身的承載量微不足道：船上都沒有什麼水手、官僚或者財富需要操心。它是由一個與資產階級完全不同的階級在中世紀建造起來的，也就是由貴族們建造的，那是一個因其勇氣、領導天賦以及責任感而令人欽佩的階級。如果沒有他們，如今的歐洲國家根本不可能存在。但是與心靈的美德相比，貴族們始終缺少頭腦上的優勢。他們智力有限、多愁善感、為人處世跟著感覺走——總而言之，就是非常「不理性」。因此，他們沒能發展出任何技術，畢竟那是件極需理性之事。他們也沒有發明出火藥，因而缺乏創造新武器的能力，使得從東方或者其他什麼地方搞到火藥的資產階級趁虛而入，取得了戰鬥的勝利。而貴族中的戰士們和所謂的紳士們，愚蠢地以鋼鐵武裝自己，但那樣只會令他們在戰鬥中笨拙地寸步難移。他們也沒有想到，戰爭永恆勝利的秘密不在於禦敵的方法，而在於進攻的手段，這一奧秘被拿破崙重新發現。

由於國家是一個關於公共秩序和管理的技術性問題，舊制度在18世紀末伴隨著國運衰微而走到盡頭，因大面積的社會反抗而全方位地飽受煎熬。這一時期國家權力與社會權力之間嚴重失衡，使得與查理曼時期的情況相比，18世紀的國家似乎衰落了。加洛林王朝統治下的國家顯然遠不及路易十六掌權的國家強盛，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講，當時的社會環境卻也是完全疲軟的。在社會力量和公共權力的力量之間巨大的失衡為革命提供了土壤，爆發了直到1848年才結束的法國大革命。

但是，資產階級通過革命掌握了公共權力，並將自身不可否認的品質應用於國家，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裡，便以創造出一個強大國家的方式為革命畫上了休止符。自1848年以來，也就是自第二代資產階級政府以來，在歐洲便再沒出現過真正意義上的革命。不僅因為確實也找不到革命的動機，同時也有缺乏革命手段的緣故。公共權力被推到了社會權力的高度。永別了，革命！如今在歐洲唯一存在的只有革命的對立物：政變。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任何看似革命的嘗試，不過都是披著偽裝的政變。

在我們的時代，國家就像一臺以超凡的方式執行著的強大機器；由於手段的數量和精確度而擁有驚人的效率。當它在社會中搭建起來後，只要輕輕撳下按鈕就能啟動巨大的槓桿開始工作，在社會框架結構內的任意部分施展其壓倒性的力量。

當代國家是文明最顯而易見，也最具聲勢的產物。而如果對大眾人於國家一事上所採取的態度稍加註意的話，就會發現一種出乎意料的情況：大眾人仰慕、欽佩國家，瞭解它就在那裡保護著自己的安全；但是他們卻絲毫沒有意識到，國家同樣是一件由特定人群發明創造出來的人工產物，需要由人類的美德與基本品質去支撐維持。所有美德與品質在過去的人類身上都能找到，如今卻全部消失殆盡。更嚴重的是，大眾人將國家視為一種無名的力量，因而相應的，他們感覺自己也同樣無名，由此便產生了國家正是他們自己的私有財產的信念。想象一下在一個國家的公共生活中，當一些困難、衝突或者麻煩浮現出來的時候，大眾人總是傾向於要求國家立即進行干涉，依託其巨大且毋庸置疑的資源提供即刻的解決方案。

這正是當下對文明最為嚴重的威脅：國家對所有自發的社會力量橫加干涉，也就是說，抹殺了歷史的自發性。從長遠來看，正是這種自發性支撐著、滋養著，並且推進著人類的命運。當大眾遭受厄運或者僅僅感到某種強烈的慾望時，那種可以恆久而穩定地得到一切的可能性便構成了極大的誘惑：不必付出任何努力、掙扎，也不用去懷疑、冒險，僅僅撳下按鈕啟動一臺強大的機器即可。大眾自言自語著「朕即國家」（l'etat,c'estmoi），而這從根本上就是個錯誤。只有以僅僅因為兩個男人都不叫約翰就可以認定他們是同一個人這種邏輯方式來判斷，國家才等同於大眾。當代國家和大眾之間唯一的巧合之處就在於兩者的無名性。但是，大眾人卻發自心底相信自己就是國家，他們會越發傾向於以任何藉口發動國家機器，用以粉碎潛藏在下面試圖進行干擾的富於創造性的少數派，無論是從哪一方面產生的干擾——政治、觀念、工業，等等。

這種趨勢的結果將是非常致命的。自發的社會行為將會一而再地被國家干預所粉碎；再沒有新的種子可以生根發芽。社會將不得不為國家而存在，個人則必須為政府機器而存活。而且由於國家畢竟是一臺機器，其存在和維護必須依賴於周遭給予必要的支援，因此國家在將社會的精華吸取殆盡之後，必將僅遺留下一具毫無血色的骸骨。伴隨機器的生鏽停擺而降臨的死亡，要比生命有機體的死亡更加陰森可怕。

這同樣也是古老文明的悲慘命運。毋庸置疑，尤利烏斯·愷撒建立的羅馬帝國是一臺令人欽佩的機器，僅作為一個組織來看的話，與過去由顯貴家族締造的共和國相比具有無與倫比的優越性。但同樣驚人的巧合是，就在其即將實現最充分的發展前夕，社會體制的衰敗如期而至。

那還是在安東尼的時代（西元2世紀），國家就以其反自然活力的霸權壓制住了社會。社會開始被奴役，如果不為國家造福就無法生存下去。整個國家都變為了官僚化的，結果怎麼樣呢？官僚化的生活引起了社會全方位的衰敗，財富銳減，出生率不斷下滑。因此，國家為了滿足自身的需要，在人類生活的官僚化上施加了更大的壓力。緊隨這種官僚化而至的就是社會的軍事化，整個國家最迫切的需求就是軍事裝備和屬於自己的軍隊。鑑於國家的首要職責是安全感的製造者（這種安全感，如果讀者還有印象的話，是大眾人與生俱來的），因此，軍隊是履行職責的首要條件。來自非洲的塞維魯皇帝試圖使世界軍事化。但那全都是徒勞！不幸的事件越來越多，女人們一天天喪失生育能力，最後就連士兵也開始缺乏。當塞維魯皇帝的時代過去之後，軍隊不得不開始從國外進行招募。

這不正是國家至上充滿矛盾和悲劇性的發展過程照進了現實嗎？人們為了更好的社會生活而創造了國家，隨後國家佔據了更高的位置，令社會不得不從屬於它。歸根結底，國家是由那些構成社會的人所組成的。但是很快，這些人便不足以支援國家，令它不得不招募外援：最初是達爾馬提亞人，隨後是德國人。這些外來者掌控了國家，使得社會的其餘部分和從前的大眾如今都被迫為其所奴役——他們淪為了與自己毫無共同之處的外來者的奴隸。這就是國家干涉將會導致的結果：人民被轉化為燃料，用以供養國家這臺機器。骨架將包繞於其上的皮肉啃食殆盡，腳手架成為了房屋的所有者和承租人。

當他的話成為現實之後，再聽到墨索里尼作為一個驚人的新發現在義大利宣佈的話時就會感到相當震驚：「一切以國家為重；國家之外沒有任何存在；沒有什麼能反對國家。」僅僅這句話就足以坐實法西斯主義實際上就是一場典型的大眾運動。墨索里尼發現一個極好的國家已經建立起來，但並不是由他所建立，而恰恰是他要與之交戰的那些觀點和力量——自由民主——的成果。他所做的僅僅是對自由民主的粗暴使用，而現在即使沒有對他的工作進行細緻的檢驗，結果也是毋庸置疑的，即至今所取得的一切都無法與那些在政治和管理上施行自由主義的國家相比。如果他曾取得過任何成功，那也都如此微小、如此不可見、如此缺乏實質，以至於很難彌補使他得以充分利用國家這臺機器的異常能量的積累。

國家至上主義是暴力和直接行動被作為標準豎立起來後採取的更高階形式。藉助國家這一手段，藉助這臺無名機器，大眾開始為他們自己行動起來。擺在歐洲國家面前的，是國內生活的巨大困難：法律、經濟以及社會秩序等，都面臨極其艱鉅的考驗。我們是否能感覺到，在大眾的統治下，國家將竭力粉碎一切個人和團體的獨立性，而這無疑將摧毀我們未來的希望？

過去三十年裡最引人警覺的現象之一可以作為其中機制的具體例證：所有國家的警力都在急劇擴增。毋庸置疑，人口的增長必然伴隨對警力需求的擴大，但無論我們對此的習慣程度有多高，這一可怕的悖論都不應該逸出我們的腦際：在一個人口眾多的現代城市中，為了能夠平安地走動，自如地做事，必須要有足夠的警力對周遭環境進行管理。但「法律與秩序」派人士相信，為維護秩序而產生的「公共權威力量」總是能夠滿足於維護人民所希望的秩序，這無疑是愚蠢的。因為無可避免地，他們最終會自己定義並決定維護何種秩序，並且，那些秩序理所當然地都將最符合他們的利益。

也許我們可以從對這件事的分析向外發散思維，觀察一下不同型別的社會對公共需求的不同反應。大約在19世紀初期，新興工業開始創造出一類新人——產業工人，他們比傳統型別更具有犯罪傾向，因此法國開始加速部署大量警力。到了1810年的英格蘭，出於同樣的原因出現了犯罪率的上升，於是英國人驚覺自己缺少足夠的警察。當時掌權的是保守主義，而他們對此會做些什麼呢？他們會組織起足夠的警力嗎？完全沒有，他們沒采取任何相關的行動。他們寧可選擇忍受犯罪，盡其所能地去忍受。「人們滿足於對混亂視而不見，他們將忍受混亂視為不得不為自由付出的代價。」「在巴黎，」英國史學家約翰·威廉·沃德寫道，「他們擁有值得稱道的警力，但卻為這一優勢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我更傾向於看到，每隔三到四年，就有半打左右的人在拉特克利夫路慘遭割喉，也不願被迫接受家庭搜查、監視手段以及所有的陰謀。」此處，關於國家我們看到了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英國人相信對國家權力應該有所限制。

對於以哲學進行統治，倒不必像柏拉圖最初希望的那樣一定要由哲學家來做統治者，也不是像柏拉圖後來更為謹慎的願景所提出的，要求統治者成為哲學家。從嚴格意義上來講，這兩種意願都是難以實現的。以哲學來統治，本身便足以保證其存在，也就是說，足以令哲學家成為哲學家。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哲學家可以勝任任何角色——政客、教師、文人、科學家等，唯獨不包括哲學家。

一切都要歸功於德國曆史學家蘭克描繪的這幅歷史鉅變的簡單畫卷，通過它，我們看到貴族們至高無上的地位被資產階級的優勢所取代。不過當然了，這一富含象徵意味的幾何輪廓需要不少填充物才能完全立體真實。火藥源自於古代，給管子裡填充火藥來自於倫巴第某個人的創造。不過直到投擲炮彈出現以前，它的殺傷力都相當有限。「貴族」使用槍支的程度很低，因為那對他們而言過於昂貴了。只有有著更好的經濟組織結構的資產階級部隊，才負擔得起武器的大規模使用。毫無疑問，以中世紀的勃艮第部隊為代表的貴族們，完敗給了由瑞士人所構成的資產階級新型軍隊。他們所不敵的並非專業化，因為後者的根本力量在於新式的訓練方法和全新的理性化戰術。

堅持並澄清歐洲君主專制與衰微的國運毫無衝突是非常有必要的。對此要如何解釋呢？如果國家是強大的，那麼為何專制的君主沒有令其本身變得更加強大呢？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已經說過的貴族血統的能力不足——在技術上、管理上，以及官僚政治上的缺乏能力。但這還不是全部。除此之外，還存在專制國家及其貴族們普遍不願以社會為代價來換取財富擴張的問題。與普遍信念相悖，專制國家在本能上比我們這些民主政治的國家對社會更加尊重，民主政治的國家無疑更具有智慧，但卻缺少了歷史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