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論點是，19世紀的文明自然造就了大眾人。在得出一般結論之前，我們最好再對特定情況下大眾人產生的機制進行一番分析。唯有如此，通過具體的形式，才能令該論點擁有足夠的說服力。

我已經說過，19世紀的文明可以概括為兩大維度：自由民主和技術主義。讓我們暫且只考慮後者。現代技術主義誕生於資本主義和實驗科學的結合，但並不是所有的技術主義都是科學的。在舊石器時代製造石斧的過程本身缺乏科學意味，但卻成為一種技術；中國人達到了很高的技術水平，但卻對物理學的存在從未萌生過任何想法。只有現代歐洲發展出來的技術是以科學為基礎的，並由此衍生出其獨特的性質以及無限發展的潛能。所有其他的技術——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希臘、羅馬以及東方人的技術，雖然都曾達到過一個難以超越的高度，但是當同樣的頂點再難以企及的時候，他們便無可避免地開始表現出可悲的倒退。

不可思議的西方技術令歐洲人口的迅猛擴增成為可能。回想一下這篇文章的出發點，正如我所說，它蘊含了對當下所有的考慮，即從西元6世紀到19世紀，歐洲人口從未超過1.8億；而從19世紀初到1914年，卻飆升至4.6億。這一人口飛躍在我們的歷史上可謂前所未有。毋庸置疑，正是結合了自由民主的技術主義在數量層面上催生了大眾人。但是這篇文章也在試圖證明，它同樣要為大眾人在質量層面上的存在負責，也就是說為大眾人這一術語所具有的貶損意味負責。

就像我已經指出的那樣，大眾並不能被狹隘地理解為工人；它並非指的某一具體的社會階層，而是如今在所有社會階層都能覓得蹤影的一大類人：他們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代表，掌握了主要的、統治的力量。我們現在就要為此找出足夠充分的證據。

如今掌控著社會權力的是什麼人？將其自身的意識形態強加於這一時代的又是什麼人？毫無疑問，是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的範圍內，又是哪一群體被視為更優越的、我們這一時代的貴族？毋庸置疑，是技術人員：工程師、醫生、金融家、教師等。而在所有的技術人員中，又是哪一類能最好、最純粹地代表他們自身？再一次的毋庸置疑，是科學家。如果現在有外星人出於評估的目的想要造訪歐洲，詢問哪一類人最適合作為評估物件，那麼歐洲人為了有利於評估結果，一定會推薦科學家。如此一來，外星人自然不再去詢訪其他個體，而是會去專門探究作為一般型別的「科學人」，並將其視為歐洲人性的至高點。

已經證實，如今的科學人正是大眾人的原型。大眾人的產生並非出於偶然，也不是通過某一特定科學人的個人失敗，而是源於科學本身，即我們文明的根基，正是它令人們自動地轉化成大眾人，變成了野蠻人、現代的原始人。這個事實已經講得很透徹了，它一而再地證明著自己；但只有在以這篇文章的有機構成作為背景進行定位後，它才顯示出完整的意義和明顯的嚴肅性。

實驗科學誕生於16世紀末期（伽利略），在17世紀結束時正式建立（牛頓），並且在18世紀中期開始發展起來。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同於其初始狀態，因為在過程中受到了不同條件的限制。因此，作為實驗科學的集合，物理學的建立為統一化做出了必要的努力，這也正是牛頓和其同時期的科學家們所展開的工作。但是，物理學的發展同時也提出了一項在性質上與統一化完全對立的任務：為了實現發展，科學必須專業化——並非指科學本身，而是指科學人的專業化。科學就其本質而言並不能專業化，否則的話，它也就不再具有真實性了。如果從數學、邏輯學以及哲學中分離出來，那麼從整體角度上來講，實驗科學也將不復存在。但是科學工作的的確確必須要求專業化。

總結物理學和生物學的歷史，揭示科學在研究工作中越來越專業化的過程，可能會非常有趣，並且比乍一看上去更具實用性。我們將會看到，研究者是如何一代代地逐漸被限制到了一個狹小的腦力勞動領域。不過，這並不是歷史要揭示出的最重要觀點，事情的相反方面或許才算得真正的關鍵：每一代的科學家是如何在不得不縮減工作範疇的過程中，逐漸喪失掉與其他科學分支的接觸，而對宇宙的完整解釋才是唯一配得上科學、文化以及歐洲文明等頭銜的。

專業化出現的確切時期，是自文明人被冠以「博聞強識」的名頭那一刻起。19世紀正是在過著「百科全書式」生活之人的領導下開始其歷史程式的，雖然那時他們的工作已經帶有些許專業化的意味。在接下來的一代人中，平衡被徹底顛覆了，專業化在科學家個人中開始了對整體文化程式的驅逐。到了1890年，第三代知識分子開始掌權歐洲的時候，我們遇到了一種在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科學家型別：除了成為具有判斷力之人所需要知曉一切之外，他只懂得一種科學，而即使在這僅有的一種之中，他也只對自己作為研究員活躍於其中的小小角落有所認知。對於自己耕作的這塊狹小領域之外的世界，他一無所知，他甚至將這種無知作為美德拿去宣揚，並且給對知識的整體框架表現出的好奇心貼上了「淺薄涉獵」的標籤。

事實上，雖然僅僅侷限於目之所及的有限領域，但他確實成功地發現了新事實，並在幾乎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推動了科學的進步，豐富了人類思想的百科全書。這種情況怎麼可能發生？此類事物又將何以為繼？對此，堅持這一齣人意表但又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非常必要的：實驗科學之所以能取得長足進展，在極大程度上取決於那些資質極其平庸，甚至處於平庸水平之下的人們所完成的工作。也就是說，作為我們當代文明的根基與標誌的現代科學，為資質平庸的人提供了立足之地，並讓他們於其中取得工作上的成就。其原因即在於所謂的機械化，可以說，機械化同時構成了它所主導和代表的科學與文明的最大優勢和最嚴重危險。在物理學和生物學領域，有相當一部分工作需要機械化的重複勞動，任何人，或者說幾乎任何人都可以完成。出於不計其數的研究目的，科學可能需要被劃分成更小的單元，每一單元都只專注於自己的領域即可，而對整體的其他部分不必加以考慮。這種方法的穩定性和精確性令暫時卻非常實際的知識脫節成為可能。以這種方式完成工作與操用機器做工無異，甚至無需對所進行之操作的意義和基礎有嚴謹的認識，便可以獲得更豐碩的成果。科學家中的大多數就是靠著這種工作方式幫助科學實現了普遍的進步，但他們自己卻封閉在實驗室狹小的牢籠裡，就像蜂巢中的蜜蜂或旋轉式烤肉叉上的輪子。

於是，以上種種創造出了一類無比奇怪的人。作為發現了自然界中新鮮事物的研究員，他們必然擁有一種對力量感和自信心的體驗，從而帶著一種相當確信的理所當然之感，將自己視為一個「無所不知的人」。然而事實上，正是他們所具有的一部分東西，再加上許多他們所缺乏，而為別人所有的其他部分，才構成了真正的知識。這就是這些專家們的真實內在，他們已經在本世紀的最初幾年裡達到了一個極度誇張的狂妄階段。這種專家對自己所佔據的宇宙小角落「知道」得非常透徹；而對其他部分，他們的無知又幾乎令人髮指。

對於這種我嘗試著從相對立的兩方面去定義的新人類，此處有一個非常恰當的例子。我曾說過大眾人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鮮產物，而上述專家正可以作為該類群中極為典型的具體範例，讓我們由此對這種新鮮人類的本性擁有清楚的認識。在過去，人群可以大致分為有學識的和無知的兩類，人們都可以根據其文化程度被劃分到這一群或者那一類。但是，我們的專家卻無法歸類到任何一種的目錄之下：他們不屬於有學識的，因為除了所專攻的那一塊之外，基本上可以說對一切一無所知；但也不能就此判定他們是無知的，因為他們是所謂的「科學家」，並且對他們在宇宙中擁有的那狹小一片「知曉」得非常透徹。我們或許只能將這類人稱為「有知識的無知者」，這是種非常嚴肅的情況，因為這意味著他們在某些領域實屬無知之人，但其行為又不遵從無知者的方式，而是表現出在其專門領域中頗有建樹的姿態。

事實上，這就是專家們的行為方式：無論在政治、藝術、社會慣例還是其他科學領域，他們都會採取原始人、無知者的態度；他們志得意滿地自行其是，姿態裡充滿自負之情，並且拒絕承認專家會處於那種狀態之中——這正是悖論之所在。通過對他們的專門訓練，文明令他們在其所有限制之內故步自封，同時還對此感到極為滿足；但是這種掌控和價值帶來的內在感受又驅使他們想要逾越自己的領域掌管一切。這種情況導致的最終結果就是，即使已經在專業化層面上體現出與大眾人截然不同的、資格上的極致，但是在幾乎所有其他的生活範圍內，他們都表現得與不具資質的大眾人別無二致。

這可不僅僅是危言聳聽的斷言。任何人如果留心觀察，都能在如今的政治、藝術、宗教以及社會和生活中的普遍問題上，看出如今「科學人」從想法、判斷、行動中透露出來的愚蠢，當然了，緊跟科學人腳步的還有醫生、工程師、金融家、教師等。我已經將其作為大眾人的特點反覆提出來的那種狀態——「拒絕從諫如流」、拒絕向更高明的權威屈服——被這些尤其有資質的人演繹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他們象徵著，在相當程度上也構成了大眾的實際統治者，而他們的野蠻主義正是當下歐洲人腐壞墮落的最直接誘因。更重要的是，他們提供了最清楚、最驚人的例證，說明上個世紀的文明是如何拋棄自己的機制，引起了這場原始主義和野蠻主義的復興。

這種失衡的專業化在當下所引發的最直接後果，就是與以往相比——比如與1750年相比，我們擁有了越來越多的「科學家」，但「文化人」卻更少了。最糟糕的就是，在這種科學的「旋轉烤肉叉」的勞作下，甚至連科學本身的真正進步都難以保證。科學需要對其自身的發展不時做出必要調整，有時甚至需要一種勞動力的重構，就像我已經說過的，這一要求勢必會導致朝著統一化的努力，於是情況會變得越來越困難，因為其中涉及到無比廣袤的知識世界。

牛頓在不懂太多哲學的情況下就可以建立起他的物理學系統，但是愛因斯坦在實現其敏銳的體系之前，需要先以康德和馬赫的哲學武裝自己：康德和馬赫僅僅是無數對愛因斯坦造成重要影響的哲學和心理學思想的代表而已，這些思想帶給了愛因斯坦精神上的自由，為他開闢了一條實現創新的道路。但是，愛因斯坦並不能令人就此滿足，物理學正經歷著歷史上最為嚴重的危機，並且只能為比最初的百科全書派更為系統的新型別所拯救。

因此，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專業化雖為實驗科學的發展創造了可能，但它正逐漸接近一個再也無力繼續發展的極限，除非有新的一代人能夠以一種更有力的方式提供動力。

但是，如果專家們無視其所耕作的科學領域的內在哲學，那麼他們肯定會更徹底地無視科學發展所要求的歷史條件，也就是說：如何組織社會以及人類的核心，使得研究者能夠得以存續。近幾年來，科研職位數量顯著下降，對此我相信任何一個對什麼是文明有清楚認識的人都會意識到，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徵兆，而這種意識在我們當下文明的制高點——典型的「科學家」身上是普遍缺乏的。那些有識之士們還相信文明自然存在的想法，顯然無異於認為文明與地殼和原始森林的存在方式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