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這種拒不合作的方式，我們所能擁有的只是意志上的消極自由。我們完全可以抗拒自己的真實命運，但卻只會因此而淪為命運深處的階下囚。

由於我並不認識每一位讀者，因此我無法清楚地向我的讀者們揭示他們的個人命運；但是，可能還是有一部分可以預示和闡釋清楚的共通之處，那就是在他們的命運中存在著與其他人完全一樣的切面。

例如，如今每個歐洲人都知道，包括其自身在內的所有人都一定是自由主義者，他對此的信念比他所表達的所有「思想」和「觀點」都更強有力。此處，對於他所指的自由主義究竟是此種還是彼類，我們就不做具體探究了。

我真正要說的是，即使當下歐洲最反動的人，在其意識的最深處也很清楚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歐洲以自由主義之名所做出的努力，都是不可避免也無法改變的，那就是如今的西方人命中註定的樣子——無論情願與否。

即使已經被最充分、最不可辯駁的證據所證實，在試圖實現政治自由絕對規則的所有形式中，都存在著謊言和死亡，這種命令被刻在歐洲的命運之上，而最後的證據表明，在上個世紀，政治自由在實質上是正確的，這一最終的證據仍然有效。和法西斯主義者一樣，最後的證據也同樣適用於俄國人，無論他們採取何種態度來證明自己不同於法西斯主義者。所有人都「知道」，針對自由主義運動提出的所有批評都自有其公正之處，但自由主義仍具有其無可爭辯的真理性，那不是理論、科學、理智層面上的真理，而是一種完全不同且更具決定性的真理，也就是所謂的命運的真理。

理論上的真理不僅真假可辯，並且它們全部的意義和力量就在於爭辯之中，它們自辯論中誕生。只有被人討論，理論上的真理才具有生命，並且它們的生命力只為這些討論所維繫。但是命運的真理——從一個人不得不成為什麼或不得不拒絕成為什麼的關鍵角度來看——是不可被討論的，它不是被接受，就是被拒絕。

如果我們接受命運，那我們就是真實的；如果拒絕，則是對自我的否定和歪曲。命運並不存在於我們感覺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之中，只有我們意識到必須去做那些並不想做的事情時，命運才呈現出其清晰的輪廓。

好吧，實際上「妄自尊大之人」的特徵就是「知道」某些事情是不可能的，但儘管如此，出於種種原因，他們還是在行為以及言辭上假裝相信著相反的情況。法西斯主義者之所以會站在反對自由政治的立場上，恰恰是因為他們知道長遠看來自由政治是不會失敗的，那是歐洲生活中實質的、無從避免的組成部分，並且一旦出現嚴重的危急時刻，當真正需要它存在的時候，它必將捲土重來。因為維持大眾人形象的補藥是虛偽，是「玩鬧」，所以他們的一切行動都缺乏必然性，都彷彿紈絝子弟的嬉笑打鬧。無論在生活中的哪一個領域，他們匆忙採取的那種悲劇性的、決定性的最終態度都只是表象而已。人們之所以會排演悲劇，正是因為他們並不相信劇中的悲劇情節會成為現實，但實際上，悲劇正著實在文明世界的舞臺中央上演！

無論一個人讓我們接受的是什麼，只要那是一個人的真實自我，都將是一件好事。如果有人堅持守住二加二等於五的信仰，並且完全沒有判斷他精神失常的理由，那麼我們可能會很確定實際上連他自己也不相信，無論他以多大的聲音宣佈出來，哪怕甚至願意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

目前，一場妄想的颶風正在歐洲各地以不同形式肆虐，幾乎所有已經採取過的立場都是錯誤的。對此做出的唯一努力不過是為了逃避我們的真實命運，讓我們對眼前的證據視而不見，對其深切的呼喚充耳不聞，從而免於直面那些不得不面對之事。我們採取了一種滑稽的生活方式，並且生活越是滑稽，我們所佩戴的面具就越是充滿悲劇色彩。這種滑稽存在於任何生活缺少必然性根基的地方，此根基所供給的是一個穩固的立場。大眾人不會立足於其命運穩固而堅實的基礎之上，他們更偏愛懸浮於空氣中的虛幻存在。因此，從未有過任何時期的歐洲人像如今的我們這般，只擁有失去實質、毫無根基的生活——從自己的命運中脫離出去，漂浮於最輕薄的生命之流。這便是一個任生命「隨波逐流」、由事物「自生自滅」的新紀元。幾乎沒有人能抵擋住從藝術、思想、政治或者社會慣例中騰空而起的那股超級旋風。結果就是，花言巧語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發展壯大。超現實主義者認為，倘若他們在其他人尚還描述「茉莉、天鵝和動物」的時候開始動筆書寫，便足以顛覆整個文學史。但是，他們實際上所做的只是揭露出隱匿於茅廁之中的另一種花言巧語罷了。

儘管還是有其自身的特點，但是當下的情況已經清楚地顯示出，它與過去諸多時代的相似性。因此，當犬儒主義者誕生的時候——約西元前3世紀，那時的地中海文明已經徹底失去重返巔峰狀態的希望。第歐根尼穿著他沾滿汙泥的涼鞋踏過阿里斯提波的地毯，犬儒學派在每個角落、在各個階層生根發芽，他們除了破壞時代的文明之外便無所事事。他們沒有創造，他們沒有生產，他們的角色不過就是破壞——又或者說試圖搞破壞，因為畢竟他們未能達到目的。犬儒主義者作為一種文明的寄生蟲，正是靠著否認文明而生存，但同時他們又非常確信，文明絕對不會出錯。如果在一群野蠻人中，每個人都自然而然並且相當認真地執行著犬儒主義者滑稽地賦予他的角色時，一切將會變成什麼樣子？如果法西斯主義者不再誹謗自由，或者超現實主義者不再褻瀆藝術的話，那他們又都能算什麼呢？

誕生在這樣一個組織得過於完好的世界裡，這種人不可能有其他的作為，因為他們僅僅能察覺到這個世界的好處，而對危險毫無概念。環境已經將他們寵壞了，因為那環境是「文明」，也就是說，是一個殷實的家族，而家中的子孫感到沒有什麼能攔得住他耍小性子，也沒有什麼能迫使他聆聽外界那些比他卓越之人的忠告，更沒有什麼能強迫他面對自己無可改變的命運。

資源的提高乃至豐盛，都不能與過盛相混淆。19世紀，隨著生活設施的增加，造成了我已經在上文指出的生命數量以及生活質量的驚人上升。但是一旦涉及到普通人的能力時，這個文明世界便顯露出其過於豐富、過於奢侈以及盈餘過盛的一面來。舉個簡單的例子：進步帶來的安全感（即日益提高的生活便利）令普通人士氣低落，但同時也讓他們充滿了信心，雖然那是錯誤的、惡毒的、不斷萎縮的信心。

在這一點以及其他方面，英國貴族似乎成為了我們所談問題中的例外。但即使著實令人欽佩，只要我們描畫出英格蘭歷史的略圖，也能驗證該例外是否仍符合我們上述的規律。與通常說到的情況正好相反，英國的貴族是整個歐洲最不「過盛」的，相比之下所處的危險也更為深重持久。但正由於總是生存於危險之中——也就是說一直處於不斷應對險境的狀態，他們才成功地為自己贏得了尊重。一個被人們所遺忘的基本事實是，直到18世紀，英格蘭都是西歐最貧窮的國家。正是這一事實拯救了他們的貴族。由於沒有經歷資源的極大豐盛，他們不得不很早便進入了商業化和工業化時代——在當時的歐洲大陸上，商業和工業往往為人所不齒——也就是說，英國的貴族很快便決定開啟一種具有創造性特質的經濟生活，不再僅僅依賴於其享有的特權。

家庭之於社會，放到規模更大的層面上來講，就相當於一個國家面對各國的聯盟。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關於「妄自尊大」最明顯也最具破壞性的體現，就是一些國家在各國的聯盟中也毫不動搖「為所欲為」的決心。對此，用他們大言不慚的話語來講就是「民族主義」。我厭惡一切向國際主義錯誤的妥協，但另一方面，又對最不發達國家表現出的這種自負感到非常荒謬。

自瀆、墮落，不過是那些拒絕承擔應有責任之人唯一可選的生活方式。這就是他們的真實存在，並未消亡，而是變成了一個可指責的影子，一個總是讓他們感到此刻的活法比應有的生活更加低劣的幻影。低劣的人群在他們自己製造的死局中奄奄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