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一直環繞著我們，但它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獨立系統。在大自然的叢林裡，我們可以活得像無法無天的野蠻人。同樣地，如果不存在受到來自其他文明族群威脅的風險，我們完全可以永遠這樣野蠻地過下去。從原則上來講，讓人們永遠野蠻下去是完全有可能的。德國曆史學家布萊西格將這類人稱為「永恆的日出處之人」，因為他們停滯在了一個靜止的、凍結的黎明時分，時間將永遠不會流向正午。
不過，這是隻能發生在自然中的情況，對於我們的文明世界而言，它不可能出現。文明並非「恰如其分地就在那裡」，它從來不是自生自滅的。文明是人造的產物並且需要藝術家或工匠給予不斷的支援。如果你想享受文明帶來的好處，卻不準備去關心文明的維持，那麼只能說你在試圖掩耳盜鈴。一瞬間你便會意識到，自己被文明遺棄了。僅僅須臾之間，當你再環顧四周時就會發現，所有一切都隨風消逝了。原始叢林以其最自然的狀態呈現在你面前，彷彿遮擋住純粹自然的帷幕被拉起來了。叢林總是原始的，又或者反過來亦是如此，一切原始之地都只不過是片片荒蕪叢林。
任何時期的浪漫主義都充斥著暴力侵害場景，比如原始的類人生物襲擊白人婦女，不僅如此，浪漫主義還描繪出勒達和天鵝、帕西芬和公牛、安提俄珀和山羊等故事。概括地說，我們從這些畫面中發現了一種更為微妙粗俗的景象——在一片廢墟之中，文明的、幾何形的基石被淹沒在野生植被的覆蓋下。當你們可愛的浪漫主義者看到一幢建築物時，他的眼睛首先檢索到的就是在其簷口和屋頂上的黃色小野花。從長遠的角度來看，這幅畫面正意味著一切終將塵歸塵土歸土，叢林灌木將從各處重新湧現出來。嘲笑浪漫主義者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他們自有其正確的地方。在那幅不合情理的天真畫面背後，始終存在著巨大的問題：文明和支撐於其背後的自然之間的關係，亦即理性和宇宙之間的關係。不過，我要保留在另外場合觸及這個問題的權利，倘若時機恰到好處，也許我會親自體驗一把浪漫主義者的滋味呢。
不過此時此刻，我要加入到一項對立的任務中，那就是關於阻止叢林大肆入侵的問題。當下，令「優秀的歐洲人」焦頭爛額的棘手問題，與在澳洲大陸已經引起重大關切的情況極為類似：如何阻止仙人掌到處蔓延，以免人類最終被它們驅逐到海洋之中？四十年代的某個時候，一個地中海移民出於對家鄉風景的思念——或許是西西里島的馬拉加？——將一小罐可憐的小仙人掌一同帶往澳大利亞。如今，澳大利亞的財政預算被其與仙人掌之間的戰爭負擔所拖累，該物種入侵了這片大陸，並仍在以每年一平方公里的速度侵吞著土地。
大眾人相信，他們所誕生於其中並充分享受著的文明就像大自然一樣，是自發的、天然生成的，而根據這一事實來看，他們已經淪為了一種野蠻人。對他們而言，文明就是一片森林。這一點我在此前也已經講過，現在有必要再進行更細緻的說明。
這個文明的世界——亦即需要我們努力維持的世界——所倚仗的基礎規律，對於當今的普通人而言已經不存在了。他們對基本文化價值觀毫無興趣，既不承認它們與自身息息相關，也不準備服務於它們。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此刻我只想強調其中的一點。
伴隨著發展的腳步，文明中複雜和困難的部分所佔比重越來越高。而如今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更是其中最為錯綜複雜的。但是，在思想上能夠與這些問題的複雜程度相匹配的人卻變得越來越少。對此，戰後時期為我們提供了驚人的例證。歐洲的重建——就像我們正在看到的——是一件從整體來講過於繁複的事情，以至於普通的歐洲人在這方面表現出資質上的難以企及和力所不逮。倒並不是說他們缺乏問題的解決方案，真正缺乏的是頭腦。又或者說，儘管非常少，卻還是有那麼一些可勝任的頭腦，但中歐的普通大眾卻不願意將這樣的頭腦置於他們自己的肩膀上。
如果補救的措施遲遲沒有出現，那麼在問題的雜蕪繁複指數和可以對它們進行研究的頭腦個數之間的失衡就會進一步加劇，進而構成我們文明最基本的悲劇。因為這一發展規則的多產性以及確定性，文明的造物在質量以及敏銳度上都有所提升，以至於超越了普通人的承受能力。我不認為這在過去曾經發生過，因為以往所有的文明都葬送於其發展規則的缺乏，而歐洲則正準備屈服於相反的原因。在希臘和羅馬出現的並不是人類的失敗，而是規則的不逮。羅馬帝國因技術的缺乏而最終消亡。當它達到一個較高的人口水平後，龐大的社群不得不面對一些只有技術才能提供解決方案的切實的物質問題，這個古老的世界便開始了退化、衰落和腐朽的程式。
但如今的情況則不然，人類才是失敗之根源，因為他們已經無法跟上自己文明的發展腳步。每當聽到稍有見識之人談論起關於當下的最基本問題時，總會令人感到非常痛心，他們的舉動就像粗野的農人試圖用其厚實、笨拙的手指捻起桌上的一根繡花針。以政治和社會問題為例，它們仍在由粗笨的思想工具所處理，而那些工具只在此前的兩百年裡處理過複雜程度要弱上兩百倍不止的問題。
先進的文明和艱鉅的問題究其本質而言是一回事。因此，文明發展得越好，其所面臨的危險就越大。生活在逐漸變好，但同時顯而易見的是，它也在變得愈加複雜。當然了，隨著問題複雜程度的逐漸上升，解決問題的手段也在日臻完美。但是，每一代人都必須精通這些完善過的手段。具體說來，在它們之中有一種手段與文明的進步最為息息相關，即其背後有大量的傳統和經驗作為依託，簡而言之就是：歷史。對於已經發展至相當程度的文明而言，歷史知識是其存續的最首要依存。倒不是說歷史能為生活條件的嶄新方面提供積極的解決方案，畢竟生活總是不同於過去的，而在於它能防止我們犯下和其他時代相同的幼稚錯誤。但是如果除了只是垂垂老去，因為飽嘗人世滄桑而開始意識到生活的艱難之外，再無他法保有關於過去的記憶，更不用說從以往的經驗中有所收益的話，那麼一切就都只是空談。以上，就是我對於歐洲當下處境的最基本觀念。
如今，即使最有「文化知識」的人也同樣令人難以置信地表現出對歷史的無知。我堅持認為當下歐洲的領導人所具有的歷史知識，要遠遠少於他們18世紀的同事，甚至可能與17世紀之人都不具可比性。正是手握統治權的少數精英掌握的歷史知識——廣義上的統治——賦予19世紀驚人的發展以可能性。
他們在18世紀制定出的一系列政策，恰恰是為了避免過去政治上所犯的錯誤。他們在反覆思索這些錯誤的基礎上構思提出新政，並且在實質上將人類的整個經驗範疇納入其中。但是，19世紀卻已經開始喪失「歷史文化」，雖然在整整一百年的時間裡，專家們已經令歷史作為一門科學取得了驚人的進展。如今仍為我們所揹負的種種難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這種對歷史的疏忽態度所釀成的錯誤。在19世紀下半葉，趨向於野蠻主義的衰退便開始出現——雖然一時還躲藏於人們的視野之外，也就是說，朝著那些沒有過去，或者已經將過去遺忘殆盡的人類原始狀態衰退。
因此，布林什維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這兩種在歐洲以及其邊界進行中的政治「新」嘗試，實際上都可以視為本質退化的兩個典型例證。實事求是來講，如果逐一單獨分析的話，在這些學說中積極的內容理所當然都是含有部分真理的，不過，在浩瀚宇宙中又有什麼是不帶有半點兒真理成分的呢？而且同樣不可忽略的，是其內容在涉及理性因素時所採用的反歷史的、犯了時代錯誤的方式。和大眾人典型的行動一樣，它們同樣由那些平庸之輩所領導，那些人缺乏對歷史的記憶，更不具備「歷史的良心」。他們從一開始就表現得彷彿自己正是過去的一部分，就好像雖然活在當下，但實際上卻是屬於過去那個時代中的群體。
這並不是信仰或者不信仰布林什維克主義的問題，我不是在談論它的教義。真正令人難以置信的是，1917年的他們竟然真的發動了一場和以往所有形式如出一轍的革命，並且在這場革命中，早先的缺點和錯誤沒有得到哪怕最低程度的糾正。因此，在俄國發生的一切絲毫不具有任何歷史意義，甚至從嚴格意義上來講，絕非人類生命的新開端。恰恰相反，它僅僅是對永恆革命的一種單調重複，於革命史中絕對司空見慣。在某種程度上，誕生於人類實踐之中的關於革命的種種說法裡，還沒有哪些在應用於這一情況時未得到令人痛苦的證實：「革命吞噬掉其自己的子孫後代」「革命伊始的中立政黨往往會發展成極端主義者，隨後又很快開始以某些形式復位迴歸到最初的狀態」，等等。這些鄭重其事的老生常談中，也許還可以再增添一些雖不廣為人知，但可能性極高的真相，其中就應該包括如下所述的這條：一場革命不會歷時超過十五年，剛好與一代人繁盛的時間相符合。
任何一個立志創造一個新社會或政治現實的人，必須首先關注於此，從而確保所有歷史經驗中的老生常談都將因他所帶來的新局面而失效。從我的立場來講，我可以為這些政治家保留「天才之人」的頭銜，可一旦他們開始行動起來，在我們的大學裡那些研究歷史的教授們基本上就要抓狂了，因為他們將看到學科中所有的「規則」都會被那些人的行動所打斷，支離破碎並最終化為烏有。
通過將適於布林什維克主義的跡象更改掉，我們或許能做出關於法西斯主義的類似宣告。兩種實驗均沒有「達到我們時代的高度」，它們並不代表整個過去的縮短，而只是為了改善過去的必經階段。和實際之間的搏鬥並非一場肉搏，未來需通過將其吞沒而取得勝利。如果遺漏掉什麼在外面，那就滿盤皆輸。
無論布林什維克主義還是法西斯主義都是虛妄幻想中的黎明；它們無法帶來真正嶄新一天的開始，只不過是一些陳舊的日子在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它們仍只是原始主義的。如此行動最終會陷入一種愚蠢的狀態，與過去的某些或其他部分開始一場肉搏戰，而不是試圖將其消化吸收。因此也就毫無疑問，19世紀的自由主義必然會被超越，但這正是任何諸如法西斯主義之類自稱反對自由主義的運動所無法做到的。因為正是反自由主義者和非自由主義者構成了自由主義之前的人類。倘若自由主義最終戰勝了它的對立面，那麼除非它們一再重複自己的勝利，否則沒有任何事情——無論自由主義還是反自由主義——有足夠的力量終止歐洲的毀滅。這是一份無可撼動的生命年表。其中，自由主義繼反自由主義或其他類似主義之後出現，因而也就更為關鍵，就像相比於長矛，槍顯然是更厲害的武器一樣。
乍看上去，「反對一切」的態度似乎是在「一切」之後出現的，因為它表示出對此做出的反應，必須以預先的存在為前提。但是這種反對所代表的創新意識最終褪色為空洞的消極情緒，殘存的唯一肯定意味就是「古老」。如果用積極的語言對這種態度進行翻譯的話，那麼當一個人宣稱自己是「反彼得主義者」時，他無非是在宣告自己是一個彼得完全不存在的世界的支援者。但在彼得誕生之前，世界本就是那副彼得完全不存在的樣子。這些反彼得主義者們，並未將自己置於彼得之後，反而令自己先於其而存在。他們倒轉整部電影至過去的情境，但彼得的再現最終仍會是一種必然。根據傳說記載，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了孔子的反對者身上。從自然層面上來講，孔子應該誕生於其父之後，但實際上，當他誕生時已經八十歲了，而他的父親卻只有三十歲！每一個反對的聲音都僅僅是一聲空洞的「不」。
如果只要完整地說出一聲「不」，我們就能將過去徹底翻篇的話，那麼這一切都將非常美好。但是，過去自有其作為亡魂的本質。如果一定要指出來的話，那麼就是它將無可避免地重返人間。因此，唯一能夠將其擺脫的方式，就是徹底接受它的存在，關於過去表現出認真對待的姿態，而不是單純躲避。總而言之，就是既要活在「屬於我們時代的高度」，又要對歷史的情況保持絕對強烈的意識。
過去自有其道理，有其自身出現和存在的原因。如果箇中原因沒有得到承認，它就會捲土重來。同樣的道理，自由主義亦有其理由，並且需要每一代人都認可。但是理由並不是全部，其中並不構成理由的部分必須予以剔除。歐洲需要儲存最起碼的自由主義，這是想要超越自由主義的必要條件。
在此處提及布林什維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只是間接的，所考慮的也僅是它們作為時代錯誤的一面。在我的認識裡，它們的這一面與當下顯然正洋洋得意著的勝利者密不可分。因為，如今正是大眾人在享受著勝利，也就只有那些他們所構思出來的、滿足他們的原始風格的設計，能夠享有明確的勝利。但是除此之外，現在我並不打算再討論此或彼的真實本質，同時我也不奢望能解決在革命和演化之間永恆的兩難局面。這篇文章膽敢提出的終極申明，就是無論革命或者演化，都應該是歷史性的。
在這篇文章中，我所探討的主題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因為唯有如此它才能呼吸到比政治及其紛爭更為豐裕的空氣。保守派和激進派都人數不少，他們之間的區別——在每一時期都非常膚淺——至少不能阻止他們最終成為同一種人，即反叛的大眾人。
除非將歐洲的命運交付到真正的「現代人」手裡，那些能感受到全部歷史正在他們心底悸動、能認識到當下生活的水平面，以及對一切陳舊的、原始的態度深惡痛絕的現代人手裡，否則，歐洲將沒有任何希望。我們需要完整的歷史，不是為了回到過去，而是為了找出能夠從中逃離的可能性。
此處我們已經得以瞥見一個很快就不得不涉及的問題，即存在於在給定時期內的科學狀態和其文化狀態之間的差異。
一代人在歷史舞臺上大概存續三十年左右時間，但是他們的活動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並且表現為兩種形式：在大概前一半時間裡，新一代的人宣傳他們的觀點、偏好以及品位，很快掌握權威並在後一半的程式中處於統治地位。但是，在他們的廕庇下被教育起來的一代人已經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偏好以及品位，並開始普遍擴散開來。如果處於統治地位的前一代人是極端主義者，進而擁有激進的觀點、偏好和品位的話，那麼新一代就會成長為反極端主義者和反激進主義者，也就是說，在精神上大體是復原主義的。當然了，不能將復原主義理解為單純地重返老路，那是復原主義從來不曾實現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