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必要強調的一點是，我們在此聚焦的是對一種情境的分析，即當前的實際情況，其本質具有模稜兩可的特性。因此在本章的最開始我便要指出的是，當下這個時代的全部特點，尤其是大眾的反叛的特點，都是一體兩面的。二者中的每一種都不僅承認，並且也需要對其做出雙重的解讀，無論是有利面，還是不利的另一面。而這種兩重性並不取決於我們的思想，而是根植於現實本身：當前的形勢並非從某個角度看就是好的，而換個角度則可能顯出對我們不利的一面，興旺或衰落的潛在可能性本就如雙生般包含在現實之中。

我們沒必要讓這篇文章揹負上純粹歷史哲學的厚重感，但顯而易見，它得以寫就的基礎正是我個人哲學信念的根基。我並不相信絕對的歷史決定論。相反，我相信所有生活，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歷史生活，都是由單獨的瞬間所構成，其中每個瞬間對於上一刻而言都是相對不確定的。因此，現實表現得猶猶豫豫，左右為難地步履不停，並且在面對各種可能性時，對於是否決定其中的一種或另外一種猶豫不決。正是這種形而上學的猶豫態度，賦予了每個生命以振動共鳴的明顯特徵。

實際上，大眾的反叛很可能是向某種全新的、史無前例的人性組織形式的過渡，但也有可能成為人類命運中的巨大災難。試圖否認進步是毫無道理的，但有必要糾正認為此番進步安全無虞的觀點。更符合事實真相的看法應該是承認若不受「內卷」和退化的威脅，也就沒有所謂的進步和演化。一切在歷史上皆有可能，成功而無限的發展總和週期性的衰退存在著平行的對應關係。至於生活，無論是個人的還是集體的，無論是普通人的還是歷史性的，作為宇宙中的實體存在，其本質無疑都是危險和冒險的集合體。因此，用嚴謹的詞彙來概括生活的話，那就是戲劇性。

這種普遍真理需要在「危急瞬間」——例如當下——表現出更大的力量。因此，在大眾的領導下誕生的新組織中所表現出來的、那些被我們歸類於「直接行動」的新行為，可能也都預告著未來的完美。很顯然，每一種古老的文明都會為其磨損的組織所拖拽，生出的老繭也僅僅是有毒的渣滓，毫無疑問將構成生活的障礙。死氣沉沉的制度、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和必要性的繁複的解決方案、缺乏實質性內容的標準等，所有這些曾一度構成文明和「間接行動」的成分，都需要經過一段極度狂熱的簡單化過程。浪漫主義時期的大禮帽和長大衣，遭到了如今便裝和襯衫的肆意反擊。在這裡，簡單化意味著健康以及更好的品位，因此也就代表了完美的解決方案，就像通常採用更小的手段卻能獲取更多一樣。浪漫愛情之樹的枝杈也亟待修剪，以便擺脫攀附於其上的那些扭捏作態的木蘭花、那些肆虐著遮天蔽日的蔓生植物，以及它們扭曲、盤旋的分支。

一般意義上的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迫切需要重新迴歸到現實，腳踏實地，而歐洲人如果沒有經過脫光偽飾的衣服，深入思索其純粹的本質，重返真實自我的蛻變，便難以像樂觀主義所期待的那樣翻著筋斗實現轉化飛躍。如果想要擁有一個更有價值的未來，必須如此這般將道路障礙清除，即堅持將偽飾徹底剝光的原則，保有對成為真實自我的熱忱，這亦指引著我對關於過去的一切均主張完全的思想自由。通過未來，我們得到了關於過去應持以何種態度的指示。

但很有必要強調的一點是，要避免19世紀的領導者們犯下的巨大錯誤：他們對自己的責任缺乏認識，以至於沒有保持警覺並時刻留心觀察；他們在事件的發展程式中漫不經心地順坡而下，在精神上對危險——即使最愉快的時刻也不曾鬆懈的危險——的範疇變得麻木，而這恰恰意味著難以履行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如今倡導一種程度可稱之為誇張的責任感已經變得極有必要，以便激勵那些對此有所感知的人，並且似乎極其迫切地需要去強調當今時代之顯而易見的危險症狀。

毋庸置疑，在對我們的公共生活進行衡量的過程中，如果不從其現在的狀況入手權衡，而是按照它們預兆並允諾未來會變成的樣子去考慮，那麼不利的方面要遠遠壓過有利的一面。

如今在生活中所體驗到的一切物質可能性的提高，當面對關於歐洲命運正在浮現的可怕問題時，其背後都潛伏著破滅的風險。對此，我已經清楚地表述過：社會的方向已經被一群根本對文明的規則漠然視之的人所掌控。他們對規則的無視並不單純針對這種或那種文明，而是對如今我們所能評斷型別的所有一切文明的無視。當然了，他們還是對麻醉劑、汽車，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東西興趣盎然的。不過，這一事實只不過是在進一步證實他們從本質上對文明的漠視，因為他們所感興趣的只是文明的產物，他們對此表現出的熱情只會更進一步加劇他們對使其得以誕生的規則之漠然態度。對此，提出如下事實就已經足夠了：自從自然科學誕生後——也就是說，從文藝復興開始——人們對科學的熱情就在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高漲。更具體地說，就是將自己投入到純粹科學研究中的人口比例在逐代增長。首次出現的衰落——我重申一下，是相對的衰落——是在當下二十歲到三十歲之間的一代，想要將學生們吸引到搞純粹科學研究的實驗室變得越發困難起來。與此同時，工業化卻已經達到了其發展的巔峰階段，人們普遍對運用通過科學創造出的儀器和機械錶現出持續上漲的欲求。如果我們不嫌囉嗦的話，還可以列舉出同樣出現這種不協調的各個領域：政治、藝術、道德、宗教，以及每一天的生命活動。

如此矛盾的情況對於我們而言有什麼意義呢？這篇文章就是在嘗試著為這個問題準備好答案。所謂意義就是如今位於統治地位的人屬於一種野蠻的型別，是一群在文明世界中崛起的野蠻人。世界是文明的，但它的居民卻不是：他們看不到所處世界的文明，但是他們卻在享受文明的成果，彷彿那是渾然天成的。新新人類想要汽車，享受風馳電掣的快感，卻以為那是伊甸之樹上自發生成的果實。在他們的靈魂深處，對文明之中包含的幾乎不可思議的人工特徵一無所知，並且完全不會將熱情延伸到令一切成為可能的原則上。在前面的論述中，我通過援引拉特瑙的言論指出我們正在目睹一場「野蠻人的垂直入侵」時，看起來也許只不過是（也通常是）一種「言論」而已。但現在再回頭重新審視就會發現，我的表述中蘊含著的可能是真相或是一個錯誤，但無論怎樣都是簡單「言論」的反義詞，是將所有複雜的分析總結起來的正式定義。實際上，大眾人就是一群原始人，扇動著翅膀登上歷史悠久的文明舞臺。

如今，技術知識的驚人進展引發了持續不斷的討論，但即使在最精闢的討論中，我也沒看到對科技的未來出現了什麼足夠激動人心的認識。斯賓格勒本人確實敏感而深刻——雖然容易受制於狂躁——但在我看來，他對此也表現得有點過於樂觀了。因為他相信，在經過「文化」的時代後，一定能夠成功抵達「文明」的時代，而他對文明的理解更多都停留在技術效能的層面上。斯賓格勒關於「文明」以及歷史的觀點，本質上與本文的基本觀點相差甚遠，即使是出於修正的目的，想要對他的結論進行評價也具有相當難度。所以，只得通過巨大的跳躍並省略掉其中具體的細節，才能把兩種觀點統一起來，粗略指出其中的差異。

斯賓格勒相信，哪怕對文明所依託的種種規則失去了興趣，「技術」依然能夠繼續生存下去；而我卻無法說服自己相信任何類似這樣的觀點。技術和科學是同質的，當科學不再對其自身感興趣的時候，它也就喪失其存在了；而除非人類持續對文明的普遍規則保持熱情，否則這種興趣很快也將無從談起。如果這份熱情開始降溫——就像已經開始出現的那樣——那麼技術只能出於啟動它的文明動力之慣性而苟延殘喘有限的時間。我們在生活中會產生技術上的需要，卻不以此為生。它們不是生命的原因，而只是在非必要，也沒什麼根基的活動中產生的一種有用的、實際的沉澱。

更進一步說，對技術實際成就產生的興趣毫無意義，甚至對所得成就的發展及其存續時間所產生的興趣也價值寥寥。將技術視為「現代文化」的特徵性標誌是沒有任何問題的，這裡所謂的現代文化中便包含了能保證物質極大豐富的科學。因此，當描述孕育自19世紀的生活的最新面貌時，我只看到了兩點：自由民主和技術主義。不過，我要再次強調，當我們說到技術主義時，以下重要事實竟被忽視著實令我驚訝不已，即技術主義生命力的核心在於純粹的科學，其存續的必要條件與純粹科學的活動發展緊密地交織在一起。有沒有人曾經想過，在人類的靈魂中有哪些部分必須保持活力，以便讓「科學人」繼續存在於現實的真理中？難道真的有人相信只要有錢就有科學嗎？這種讓無數人鬆了一口氣的觀點，不過為原始主義復甦提供了進一步證明。

想象一下，這就像存在著無數本質上完全不相干的原料，人類把它們聚斂到一起，搖勻，製成一杯物理化學的雞尾酒！哪怕對這一主題進行最敷衍的檢驗，顯而易見的事實也會立即躍然浮現：在整個時間和空間維度上，物理學和化學只在一個由倫敦、柏林、維也納和巴黎構成的閉合小四邊形中充分建立起來，並且還只限於19世紀。這已經足以說明實驗科學可能是歷史最難能可貴的產物。先知、神父、武士以及牧羊人，在各個地方、任何時期都有相當之眾，但具有實驗精神之人群的誕生，則顯然需要伴隨一種比獨角獸的誕生更為超凡的環境。面對這一赤裸裸又清晰冷靜的事實，我們需要對科學靈感那極度不穩定的、時刻蒸騰翻湧著的特性進行一番深省。有些稱得上無憂無慮的人們相信，即使科學行將在歐洲消失，它依然會在北美重獲新生！

如果能對這一問題進行徹底的探討，尤其是從細節處分析對實驗科學以及由此產生的技術成就極其關鍵的歷史預設，將有重大的意義。但不要對大眾抱有希望，即使觀點能夠被闡述清楚，大眾也無法理解。大眾的注意力並沒有給論證留下餘地，他們知識的唯一來源只可能是自己切身的體驗。

有一項觀察結果令我無法在如此長篇大論的實際效果上自欺欺人，因為基於理性之上的事實必然是精細微妙的。在當前的實際情況下，是否它也並不全然荒謬呢？畢竟如若沒有其他人的宣講，普通人對科學以及生物學相關的科學不會自發地生出強烈的熱情。因此，只需要考慮一下真正的情況如何即可。雖然很明顯其他所有文化成分——政治、藝術、社會準則以及道德本身等——都疑慮重重，但仍然有一個方面以最不容置疑和最合適的方式凸顯出其不可思議的效率，令大眾對此印象深刻：那就是經驗主義科學。每一天它都會創造出新的發明供大眾使用；每一天它都會發明出新型麻醉劑或疫苗令大眾從中受益。人們都很清楚，如果科學靈感沒有枯竭，如果實驗室的數量擴增到現在的三倍或者十倍，那麼必然會出現財富、舒適度、健康狀況以及繁榮程度的幾何倍數增長。是否還能想象出比這更強大、更有說服力的宣傳來支援這一重要原則呢？既然如此，為什麼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大眾為了賦予科學更大的價值而自願承受金錢或精力的犧牲呢？實際情況簡直離題萬里，戰後時期的科學人已經淪落成一種新型的社會賤民。需要注意的是，我指的是物理學家、化學家和生物學家，並不包括哲學家。哲學不需要來自大眾的任何保護、注意和同情，它仍保持著自己無為而治的特質，從而使得自己免於向大眾阿諛逢迎的命運。哲學對自己從本質上便是存疑的這一點存在清醒的認識，並快樂地接受了自己如空中飛鳥般自由的命運，沒有要求任何人對其予以重視，也無需毛遂自薦或為自己進行辯護。如果它最終真的成就了某人的優勢，那一定也只是從人類簡單的同情心中得到了樂趣；但是它從不以為他人謀利而存在，亦不對此抱以任何希冀與期待。如果從一開始就對自己的存在持懷疑態度，僅僅生活在與自己鬥爭的尺度上，否認並剝奪自身的生命，又怎麼要求別人的嚴肅對待呢？因此，讓我們先把哲學的問題放一邊吧，那是另一種規則下的冒險。不過，實驗科學確實需要大眾人的合作，就像大眾人對它的需要那樣，一旦缺失便將陷入分裂的痛苦：倘若在一個沒有物理學和化學的星球上，如我們今天這般眾多的生命是無法存續的。

還有什麼樣的理論依據能比人們開著汽車風馳電掣地來來去去、注射阿托品後奇蹟般地痛苦盡消等事實更強有力地給科學以支援？相比科學給予大眾的穩定而又明顯的福利，大眾對科學所表現出的興趣是多麼的不成比例。如今已經不能再用幻影般的希望來自欺欺人了，對於做出這番表現之人，唯一能夠確定的就是他們身上純粹的野蠻主義。尤其是，就像我們很快將要看到的，這種對科學的輕忽態度竟然在技術員群體中——包括醫生、工程師等——同樣俯拾皆是。他們習慣性的職業態度，他們操用專業技能的精神狀態，與那些滿足於駕駛自己的汽車或購買阿司匹林的人如出一轍，卻對科學以及文明的未來，缺少最低限度的關心在意。

或許有些人會因為正在浮現的野蠻主義的種種其他跡象而感到不安，因為這些跡象具有積極的性質，是行動而非輕忽的產物，因而能夠引起更多的注意，更加真切直觀。但對於我而言，大眾從科學中獲取的利益以及其反饋的感恩之心——倒不如說是無動於衷更貼切——之間的不平衡，才是更為令人恐懼的。我只需提及中非的黑人同樣駕駛汽車、使用阿司匹林，就可以成功地將這種認識上的匱乏解釋清楚。因此，按照我的假設來講，將要持統治權的歐洲人相對於他所誕生於此的複雜文明，必然是從天窗空降於舞臺上的原始人、野蠻人，是「垂直的入侵者」。

有必要指出的是，幾乎不會有人對此表述持嚴肅態度，即使最用心的人也只會將其理解為一種隱喻，無論它的含義已經多麼明顯。只有個別讀者足夠坦率，承認自己並非全然知曉生命的奧秘，或至少並不瞭解到底什麼是生活，也只有他們才有可能被這些說法最基本的意義說服，判斷其對錯，最終成為準確理解之人。在其他人中，將會出現最情感充沛的一致同意局面，在他們之間存在的唯一區別就是：嚴肅地講，有些人相信生命就是靈魂的存在過程，而另外一些人則認為生命意味著一連串的化學反應。如果讀者如此全然封閉地去理解我的整條思考路線，那麼相比較而言，我的觀點並沒有多少改進。我認為，生活最根本的意義並非存在於生物學意義上，而是伴隨著傳記學的意義而誕生。在人類的生命傳記中，任何一種生物學分支無非只是其中的一個篇章，而在生物學家的生活傳記中，也只佔他所完成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其他所有內容都是抽象、虛幻以及神話罷了。

不過，這種對過去的自由態度，並非指的是暴躁失控的叛亂，恰恰相反，它是每一個「批判時期」都存在的明確義務。如果我為遭到大眾粗暴進攻的19世紀自由主義進行辯護，也並不意味著我就放棄了對於自由主義發表意見的思想自由。反之，在本文中以其最壞面貌出現的原始主義在某種程度上仍是每一偉大歷史進步的必要條件。

因此在我看來，以「技術主義」為北美下定義說明不了任何問題。困擾歐洲人思想最深的事情之一，就是關於北美做出的種種幼稚判斷，即使最有文化的人群也不例外。這是一種特殊情況，反映出在當下問題的複雜度和當代思想的容量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平衡，我稍後會做進一步說明。

在此並沒有論及更本質的問題。甚至就連大多數的研究者自身，對他們的科學正在經受著的沉重而又危險的本質性危機也沒有產生絲毫懷疑。

參見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

事實上，其中的殘暴比我說的還要嚴重百倍，此前我已經指出過，所有關鍵的規則，包括政治、法律、藝術、道德以及宗教信仰，都在經歷一場危機，並且在短暫時間內即可宣告破產。唯獨科學躲過了破產，更確切地說是科學仍在每天以驚人的利息完成支付，遠遠超過其所承諾的。沒有任何解釋餘地的，以相信大眾被其他文化熱情分散了注意力而原諒他們對科學的忽視是完全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