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可以基本認定，發生的一切貌似矛盾重重，但實際上又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當世界以及生活對普通人完全敞開後，人們的靈魂卻閉鎖於自我之中。因此，我認為，正是以這種普通靈魂的閉塞為基礎形成了大眾的反叛，而反過來，大眾的反叛又成為了擺在當下人性面前的最大問題。

我很清楚，我的很多讀者並不贊同我的觀點。這非常正常，並且反而進一步證實了我的結論。因為，雖然可能最終證明了我是錯誤的，但是仍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很多持反對意見的讀者甚至都沒有花上五分鐘的時間去思考這個複雜的問題，所以他們又怎麼可能像我這樣看待問題呢？雖然我相信哪怕他們之前並沒有經過真正的思考形成自己的觀點，也仍有權對此發表意見，但這卻進一步證明了他們顯然屬於那一類荒謬的人群，即我所稱的「反叛的大眾」。他們已經將我所說的靈魂之門緊緊鎖上，密不透風地緊閉上了，我們由此看到的是心智層面上典型的冥頑不靈。該個體發現自己已經擁有了一系列的想法，於是他決定滿足於已有的，並藉此自視為達到了精神上的完滿。由於他們感到在自我之外已經無所缺憾，便確定無疑地在其精神儲備中安頓下來，這就是自我閉塞的機制。

大眾視自己為完美的所在，而精英人士倘若持有相同的觀點則需要相當程度的自負。但即使這樣，精英人士自視完美的感受與其本身也並非一體，它不是天然質樸的，而是生髮自他者的自負，甚至對他們來說，那感受本身就是虛妄的、幻想的、疑竇叢生的。因此，自負的精英對他人有著強烈的需要，他需要從他者身上獲得支援，以確信其關於自己的觀點。因此，即使被病態的環境所包繞，即使被虛榮心矇蔽雙眼，所謂「體面」的精英也依然不會感覺自己真的實現了圓滿和完整。而與之相對可謂根深蒂固的，是我們時代的普通人，或者說是新時期的亞當們，他們卻從來不會對自身的豐盛產生懷疑。和亞當一樣，他們的自信心是伊甸園式的。他們靈魂中固有的冥頑構成了巨大的障礙，使其無以獲得發覺自身之不足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他們不會將自己與他者進行對比。拿自己與他人做對比就意味著至少一刻的脫離自我，在那一時刻裡將自己的存在轉移到周圍。但是，此番遷移能力著實為普通的靈魂所稀缺，畢竟那是一種終極形式的運動。

於是，我們發現自己也面臨著同樣的差異，存在於愚鈍者與聰明人之間的永恆差異。後者總是能在自己險些淪為愚蠢之輩前及時懸崖勒馬，他們耗費了極大的精力去避免近在咫尺的愚鈍，而他們的智慧正紮根於為此所付出的抗爭之中。而另一方面，冥頑之人卻對自己毫不起疑，他們相信自己是所有人類中最為精明的，因此他們帶著令人羨慕的心安理得安住於自身的冥頑之中。就像無法將某些昆蟲從它們的巢穴孔口捕獲一樣，我們也無法於其冥頑之中將這些人解救出來，讓他們從當下盲目的處境中脫離片刻，將自己遲鈍的視野與那些更敏銳的視覺進行比較。冥頑者之冥頑在於其對生活全然缺乏深思熟慮的能力。這也是為何阿納托爾·法朗士會認為，冥頑者比無賴更無法無天，因為畢竟後者耍無賴還會時有停歇，而冥頑者卻從來不會擺脫愚蠢。

我們談論的並不是一個大眾就是笨蛋的問題。恰恰相反，他們今天變得更聰明了，比以往任何時代的同伴都有更強的理解能力。但是，這種能力對他們而言卻派不上任何用場，實際上，對擁有能力的隱約感受反而令他們更深地將自己閉鎖，嚴重妨礙了他們對能力的切實運用。他們一勞永逸地將所有碰巧堆積在其腦海中的各種老生常談、偏見、假想或空話接受下來，並靠著一股只能用天真來解釋的餘勇，試圖將其強行推廣至各處。這正是本文第一章中所概述的我們這一時代的特徵：它並不是平庸之人深信自身的無限卓越、否認其平庸本質，而在於他們非但不否認平庸，還到處宣揚並強制推行平庸的權利，或者說將平庸本身視為一種權利。

由平庸的心智統領當下的公共生活，或許是現今處境中最為新奇的部分，迥異於一切過去的情況。至少在迄今為止的歐洲歷史上，庸常之輩從沒相信自己對事物能夠形成「思想」。他們擁有信仰、傳統、經驗、箴言以及心智習慣，但是卻從來不曾想象對那些諸如政治或文學之類的事物是什麼或應該是什麼持有理論觀點。對於政客們計劃或推行的規則，他們或給予或保留自己的支援，但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的，他們的行動都僅限於作為對他人之創造的一種呼應和迴響。他們從沒有想過去反對政治家的「思想」，更不用說以自己所持有的看法為基準去對政客們的「思想」進行評判。在公眾生活的其他方面，諸如藝術等領域，情況也大致如此。他們天生對自身的侷限性有所意識，明白自己並不具備建立理論的資質，這種認識有效地防止了他們僭越。在這種意識下所產生的重要結果，就是庸常之人從不試圖——哪怕稍稍動念也沒有——為公共活動進行決策，那對於他們而言是過於理論性的。然而與之相反的是，如今的普通人對宇宙中發生的或即將發生的一切事物，都持以最精確的「思想」。從而，他們失去了傾聽的功能。如果在其自身範疇內已經具備了所需的一切，那麼還有什麼去聆聽的必要？如今已經失去了任何去聽的理由，取而代之的是去判斷、去發出宣告以及去做出決策。毫無疑問，在從不曾干預過的公共生活中，如今他們正既盲且聾地強制推行著自己的「觀點」。

但是，這難道不是一種發展嗎？大眾具有了自己的「思想」難道不是一種巨大進步的跡象嗎？也就是說，這不正意味著他們受到了教化嗎？絕非如此。他們的思想並非真正的思想，更不是有文化的象徵。思想意味著檢驗真理，對真理步步緊逼。想要擁有思想的人，首先要做足心理準備，接受真理以及由其強加而來的遊戲規則。當拒絕接受更高權威的規約以及一系列可以訴諸的標準時，談論思想觀點毫無意義，而這些標準，正是文明寄託於其中的原則。我並不在乎它們以何種形式存在，但我敢肯定的是，如果沒有我們同時代的人引以為據的標準，那麼文化便無從談起；如果沒有訴諸裁判的法律法規，便不可能有文化的存在；如果沒有對爭端中可供參考的最終智識立場的接受，也就沒有所謂的文化。沒有任何一種文化，經濟關係能不受限於保護相關各方利益的調節原則；在所有文化中，審美爭辯無一不認識到品評藝術作品的重要性。

如果以上種種全部欠缺，那麼就不可能有文化存在；從最嚴格的意義上來概括，這就是野蠻。讓我們不要再自欺欺人，在大眾反叛的程式中，野蠻正是逐漸開始籠罩歐洲的真相。曾經去往野蠻國度的旅人一定清楚，在那些大陸上，沒有可以訴諸裁決的統治規則可言。確切地說，那裡都沒有所謂野蠻人的標準。所謂野蠻，就是可以訴諸裁決的標準的缺席。

標準精確度的高低，可以作為衡量不同文明程度的量度。如果缺乏一定的精確性，那麼這些標準便都只是大致上的模糊存在；而如果有很高的精確性，它們就會細緻地滲透到一切活動的執行中。

任何人只要稍加觀察都能發現，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一些「奇怪的事情」開始出現在歐洲。為了給出具體的事實來說明何謂「奇怪的事情」，我將以某些政治運動為例，比如工團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不能僅僅因為它們是新生事物，就將其視之為奇怪異類。歐洲人天生熱衷於新奇事物，以至於創造出了就我們所知範圍內最為動盪不安的歷史階段。在這種新情境下，這些新鮮事物的奇異元素並不在於其本身性質的新奇，而在於它們所採取的特殊形式。隨著工團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者的誕生，歐洲第一次出現了不想給出理由，也不在乎自己是否正確，只顯示出強加個人觀念之決心的一類人。這才是事情的新鮮之處：權利不再講究是否合情合理，即出現了「非理性的理性」。我從中看出了大眾嶄新的心智狀態中最明顯的表現，他們決定在缺乏能力的前提下掌管整個社會。

在他們的政治領導中，嶄新心智狀態的結構以最原始，也最令人信服的方式被揭示出來；但是其中的關鍵，仍在於我們已經提到過的精神上的冥頑不靈。

普通人發現自己的腦子裡充滿了各種「思想」，但是他們缺乏理論思維的能力。他們甚至對令思想得以存續的最稀薄的大氣環境都一無所知。他們希望能有自己的觀點，但是卻不肯接受形成任意觀念所必需的條件與前提。因此，實際上他們的觀點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種表達的慾望，類似於音樂上的小調。

擁有個人觀點，意味著相信自己具備擁有其的條件，也就意味著承認觀點的形成存在著理性條件，承認這是一個可理解的真理世界。擁有思想、形成觀點，也就意味著將自己訴諸於某種權威，接受其制定的法典和決定，並進而承認交流的最高形式是對話，在對話中討論並檢驗我們觀點的依據。可一旦如果接受了這樣的討論，大眾人就會感到自己迷失了，因而對接受自己之外更高權威的義務持有本能的拒絕態度。因此，歐洲的「新生事物」就是「與對話無關」，對一切形式的交流滿懷厭惡，因為其中都暗示著對客觀標準——從社交到議會，以及科學——的接納。這就意味著對建立在文化基礎之上的、受制於標準的公共生活的完全背離，從而回到封閉主義的大眾生活狀態。為了徑直達到將願望強加於社會生活的目的，一切規範的過程都被抑制住了。就像我們之前已經看到的，靈魂上的封閉迫使大眾對整個公共生活橫加干涉，並且不可避免地導致其干涉行為只有唯一的方式：直接行動。

當對我們這個時代的起源進行追溯時，我們將會觀察到，最先奏響其特殊旋律之音符的群體，是20世紀法國的工團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正是他們創造出「直接行動」的方法併為其命名。人類總是會求助於暴力；有時候這種求助只不過是犯罪，這並非我們的興趣所在。但是在另外一些時候，暴力則成為了人們傾盡全力保護擁有的——或自認為擁有的司法權利無果後，所能訴諸的最後手段。可能人類天性的暴力傾向是非常令人遺憾的事實，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同時也意味著對理性和公正的最大貢獻。因為被激怒的理性正是讓人陷入暴怒的原因，實際上，暴力才是理性的終極。習慣上對這一表述持有的諷刺態度其實相當愚蠢，因為它恰恰清楚地指出了從前對力量的服從正是理性的方法。文明歸根結底不過是為了提高達到理性終極的閾值。如今，我們正以驚人的清晰度看清這一事實，因為「直接行動」存在於對秩序的顛覆中，並宣告暴力即終極的理性，或者嚴格意義上講是唯一的理性。它作為一項標準，提出了廢除其他一切標準的要求，壓制住我們的目的與其執行之間的一切中介過程，可謂是野蠻主義的自由大憲章。

回望過去很容易發現，在任何一個時代，只要大眾參與到公共生活中來，無論出於這樣還是那樣的目的，採取的都是「直接行動」的方式，這便是當時大眾的行為方式。而這篇論文的觀點正被當下顯而易見的事實所證明，即當大眾在公共生活中壓倒性的干預從偶然的、罕有的活動發展成為一種正當性行為時，「直接行動」便成為了公認的方法。

我們全部的公共生活都處於這種政體之下，對「間接」權威的呼籲統統遭到了抑制。在社會關係中，「良好舉止」不再具有影響；文學淪為「直接行動」施行凌辱的一種手段；同時，對兩性關係的規約也不斷降低了。

節制、標準、禮貌、婉轉、公平以及理性！這些都是為了什麼被髮明出來！為什麼要創造出這些微妙複雜的玩意兒？它們可以共同總結為一個詞：文明，而通過這一詞彙的詞根，也就是公民，其真正根源得以揭示：正是以文明作為方法，人們嘗試著令城市、社群以及公共生活變成可能。因此，如果我們仔細探究剛剛列舉出來的種種文明要素，我們也許能找到它們之間共同的基礎。實際上，種種要素於本質上都存在一個前提，即假定每個人都能考慮到他人，關心他人。文明的首要前提，就是共同生活的願望。一個人對他人有多視而不見，決定了他的不開化及野蠻的程度。野蠻實際上就是一種分裂的傾向。相應地，每一段野蠻時期中人類都分散而居，都形成了相互隔離的小群體，並且彼此間抱以敵對態度。

最能代表將共同生活作為最崇高事業的政治形式就是自由民主政體。它將為他人著想的決心發揮到了極致，並且是「間接行動」的典型。自由主義是一種關於政治權利的原則，根據這一原則，公共權力盡管擁有無上力量，卻仍需自我限制，即使以其自身為代價，也要儘量在其所統治的國家裡，為那些思考與感受均不同於強者——也就是與所謂的大多數不同——之人留出足夠的空間。如今看來，自由主義稱得上是至高形式的慷慨；這是大多數讓步給少數人群的權利，因此也是這個星球上曾迴響過的最高尚的聲音。它宣告著人們與敵對勢力共存的決心，更重要的是，哪怕所謂的敵人比自己更加弱小。人類竟能發展出如此高尚的態度簡直不可思議，它太自相矛盾、太微妙、太複雜，同時也太過於違揹人類天性，因而也就不必驚訝於也是同一群人迅速生出想要將其擺脫的急切。那是一種過於困難而複雜的規則，以至於根本無法在地球的土壤中堅實地生根發芽。

將我們的存在與敵人共享！讓反對勢力來共同統治！這種形式的溫柔不是顯得有點兒不可理喻嗎？沒有比已經鮮有國家存在反對派的事實更能清楚地說明當下時代的特徵了。基本上在各個國家裡，都是同質的大眾群體在逐漸壓制公共權威，戰勝並碾碎任何敵對組織。當人們看到大眾那緊湊、群集的外觀時，又有誰會不相信他們呢？他們並不願意和異己者分享生活，大眾對自己以外的任何存在懷以絕對的憎惡。

我經常自問下面這個問題。毫無疑問，對很多人而言，生活中最大的折磨就是與其愚蠢的鄰居接觸，甚至發生衝突。那麼，為什麼從來都沒有人——在我看來是這樣的——試圖論述這一主題，或寫一篇關於愚笨者的論文呢？

這種情況是無法避免的，每一種觀點的表達都意味著一種理論化。

如果參與到我們的討論之中的某些人不考慮調整自己以適應真理，如果他並沒有親自去發現真理的意願，那麼在心智上他便與野蠻人無異。實際上，無論他的發言、演說還是寫作，所處的都是大眾的立場。

西班牙人知識文化的貧乏，並不在於知識儲備少，而在於調整自己以適應由說話或寫作之人呈現出來的真理時，習慣性地缺少謹慎與警醒。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判斷的正確與否——真理並不在我們所及的範圍之內——而是由於謹慎和警醒的缺乏，從而一併缺少做出正確判斷的基本條件。我們就像成功拒斥了摩尼教徒的鄉村牧師，在站定立場前甚至都不曾試圖去理解他們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