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掌握著政治以及非政治領域公共生活統治權的大眾究竟是什麼樣子？他們為什麼會那樣？換句話說，他們是如何產生的？

對於以上兩個問題，最好放在一起回答，因為它們各自提供著互相說明的線索。如今試圖領導歐洲的大眾與那些曾引領過19世紀的人截然不同，但他們卻都孕育並誕生於19世紀。1820年、1850年以及1880年間任何敏銳的頭腦都能通過一系列先驗的推理，洞悉我們當下歷史形勢的嚴重性。實際上，如今所發生的一切，沒有什麼是一百年前所未能預測到的。

「大眾正在崛起！」黑格爾以一種預示著未來災變的方式說道。

孔德則發表宣言表示：「由於缺乏任何嶄新的精神性影響，我們的時代作為一個革命性的時代，將會造成巨大的災難。」

「我看到虛無主義正如潮水般猛漲。」尼采站在恩加丁的一塊峭壁上尖聲叫道。

認為歷史無法被預言顯然是錯誤的，它已經無數次為人們所預言。如果未來連被預測的機會都不予存在的話，那麼其趨勢無論是滿足於當下還是回到過去都無法被理解。所謂歷史學家不過是先知的另一種說法，全部的歷史哲學基本可以作此總括性定義。的確，對未來的預測只可能是大體結構上的，但我們對於當下以及過去所有的理解也都不過如此。相應地，如果你想對自己所處的時代有良好的觀察，那麼也最好站到一定距離之外。多遠的距離算是足夠呢？答案非常簡單：只要遠到你看不見克婁巴特拉的鼻子就可以了。對於那些自19世紀以來持續被創造出來、生活在前所未有之大豐盛中的大眾人而言，生命究竟是什麼樣的呢？首先，物質材料的獲得簡直易如反掌，從來沒有哪個普通人在解決其經濟困難時得到過比這更多的便利。與此同時，儘管產業工人面臨著財富驟降的問題，生活於他們變得艱難起來，但資產階級卻看到自己的獲利前景在日漸擴大。每一天，他們的生活水平都會增添一項新的奢侈；每一天，他們都會發現自己的地位變得越發安穩，相對其他階層的意志變得更加獨立。種種天賦在過去均被視為恩寵與運氣，因此人們對於命運懷有深深的敬畏，而如今卻逐漸變成了一種權利，人們非但不再心懷感恩，反而對此生出執念。從20世紀開始，工人也同樣開始擴張並鞏固他們的生活。雖然如此，但他們仍需努力掙扎著抵達嚮往的終點。他們不可能像資產階級那樣，等著國家或社會為他們服務，那畢美是一種組織上的奇蹟。

因此，在經濟條件的便利性和安全性之餘，還需要物質生活條件的到位：舒適性以及公共秩序。生命號列車執行在平順無阻的軌道上，而且無需為任何暴力事件或危險破壞的可能性而憂心忡忡。這樣一個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環境，勢必會向存續於其中的靈魂深處逐漸滲透一種生活觀點，用如我們這般古老國家中詼諧又極具穿透力的語言來表述就是：「卡斯蒂利亞王國廣闊無垠。」也就是說，在所有基本的和決定性的方面，生活將自己在新人類面前假裝成了免除一切限制條件的模樣。當我們意識到如此自由的存在對於生活在過去的普通人而言完全無法想象的時候，對該現實及其重要性的認識便立即直觀深刻起來。正相反的是，生活對於過去的普通人而言僅意味著來自命運的繁重，無論是經濟還是物質層面上。從出生開始，生活的同義詞便是各種障礙的堆積，他們不得不去承受，除了對此漸漸麻木，除了令自己安住於僅有的狹小空間外沒有任何其他的解決辦法。

不過，當我們的討論從物質延伸至文明和道德領域的時候，處境的對比就變得更為明顯。自19世紀後半葉以來，普通人便發現在自己面前不再樹立有任何社會壁壘。也就是說，在公共生活領域裡，他們意識到自己從出生以來就不會為任何障礙或限制所約束。沒有任何事物能夠禁錮他們的生命。正所謂「卡斯蒂利亞王國廣闊無垠」。再沒有什麼「身份」和「社會地位」的劃分，沒有什麼公民的特權，普通人統統認識到他們已經在法律面前實現了人人平等。

在歷史的程式中，人類從未被安置在能與上述提及的條件有一星半點關聯之處的關鍵環境之中。因此，實際上我們所面對的，正是人類命運裡一次最為激進的革新，而究其根本，它自19世紀起便開始醞釀。一個嶄新的階段鋪展在人類的未來，其嶄新性同時體現在物質以及社會兩方面。有三項重要原則保證了新世界成立的可能性：自由民主、科學實驗以及工業技術。後兩者或許可以總結為一個詞：技術主義。三項原則中，沒有哪個是19世紀的創造產物；它們全都自此前的兩個世紀發展而來。19世紀的榮光並不在於發現了它們，而在於將其普及，對此無人會持反對態度。但是，僅從抽象概念上對此有所認識還遠遠不夠，真正重要的是看到緊隨其後不可避免的後果。

19世紀的本質是革命的。對此透過重重迷霧中的場景是意識不到的，那些都只是偶發事件，而實際上，普通人——即所謂的社會大眾——已經被放置到了與過去置身其中的環境截然相反的條件下，他們的社會生活已經被徹底顛倒了。革命並不是建立在過去存在的規則基礎上的發展，而是要建立起一個與傳統相對立的新秩序。因此，從他們對社會生活的影響角度來看，我們將這些作為19世紀之產物的大眾視為與其他所有時代的人類相隔離的新物種，可謂毫無誇大之意。當然了，18世紀的人肯定不同於17世紀，而相應地，後者也自然不同於其16世紀的同伴。但是，他們之間相互關聯，存在一定的相似性，甚至在與當前的新人類相比之下，他們究其本質也是具有一致性的。對於其他任何時代的「普通」人而言，「生活」大體上來講還是與限制、義務和依賴密不可分的；概括說來，我們可以稱之為壓迫——如果你不反對的話。壓迫的意義不僅限於司法以及社會意識層面，也存在於自然意義的層面上。在過去長達一百年的時間裡，自然意義上的壓迫從未缺席，直至科學技術——物理學和行政學——開始幾乎毫無限制地擴張到應用領域。在過去，即使對富人或是強者而言，這個世界也是一個充滿了貧窮、困難以及危險的地方。

從新新人類出生以來，環繞著他們的世界就從不曾迫使他們以任何形式去做自我限制，也並未對他行使反對的否決權；恰好相反的是，這個世界還在不斷刺激著他們的慾望，而眾所周知的是，人的慾望從本質上來講可謂無窮無盡。因此，現在可以得出結論了——這也是最重要的部分，那就是19世紀以及20世紀早期的世界，不僅在彰顯著其已經坐擁的完善和圓滿，同時還在進一步向那些生活於其中的人們做出激進的保證：明天將會更加富有、豐裕、完美，就好像它享有著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的發展力量一般。儘管如今已經有了一些跡象表明在這一堅定的信念中出現了小小的缺口，但並沒有多少人懷疑汽車將在未來五年之內變得更為舒適和便宜。他們對此深信不疑的態度，簡直堪比對明天早上太陽會照常升起的信念。這個比喻是非常恰當的。因為實際上，當人們發現自己正身處於一個無論技術還是社交方面都如此卓越的世界時，很容易相信所有一切都是自然生成的，他們從沒想過那些具有極高天賦之人為此展開的個人奮鬥，而當前世界的誕生正是以此為先決條件的。同樣地，他們也並不情願承認，所有的設施如今依然需要此番難得的人類美德予以支撐，其中哪怕出現一丁點兒微小的差池，便會造成大廈將傾的嚴重後果。

由此，讓我們在對當今大眾所作的心理學分析量表中記錄如下兩個基本特點：一是生命願望和由此連帶的人格不受控制地膨脹，二是對使其生活的安逸享樂成為可能的付出之徹底的忘恩負義。將以上兩個特點結合在一起，便勾勒出被寵壞的孩子那眾所周知的心理狀態。事實上，如果將這種心理狀態作為一幅「映象」，通過它去審視當今大眾的靈魂，可以說是相當恰如其分。作為一個豐富且慷慨——無論是在理想還是實踐上均慷慨非常——的古老傳統的繼承人，新一代的平民已經被身處其中的世界給寵壞了。所謂溺愛就是對他們的種種任性均不予限制，讓他們產生了無論做什麼事情都會得到許可、不必承擔任何責任義務的印象。在這種政體下成長起來的孩子們不曾體會過任何對自身的限制。由於一切外部限制、一切與其他事物之間的碰撞都被移除了，他們竟逐漸真的開始相信自己是唯一的存在，並且習慣於凡事不為他者著想，尤其不會想到還能有人較自己更為優秀卓越。若想令他們對其他存在的優越性有所感知，則需要由一個更強大的存在將此觀念逐漸滲透進去，迫使他們放棄一些慾望，並對自己加以約束。唯有如此他們才能有所收斂，從中學到以下基本原則：「我在此處一無所長，這是供給比我更有力量的他者登場的舞臺。很顯然，在這個世界上存在著兩種人：我，和比我更優秀的人。」在過去的時代裡，平庸之人反覆被世界灌輸以這種關於其自身的基本智慧，因為那是一個以粗暴的方式組織而成的世界，大災大難發生頻繁，其中沒有什麼是確定的、豐富的以及穩定的。與之構成鮮明對比的，是新生的大眾發現自己正面臨充滿了無限可能性的前途，而更重要的是，他們非常確信每件事情都唾手可得，完全不同於過去的時代那樣要付出艱苦努力，這就好像我們看到太陽高懸於天際，卻並不曾真的需要我們親自傾盡全力將其扛在肩上。沒有人曾為呼吸到的空氣而對他人充滿感激，因為沒有人專門為其創造空氣；空氣「本來就在那裡」，用我們的話來說就是屬於「自然而然」的事物，並且完全不會被耗竭。於是，大眾就這樣被寵壞了，徹徹底底地缺乏智慧，無知到竟會相信無論物質財富還是社會組織都與隨他們處置的空氣一樣，擁有同樣的起源方式。因為畢竟二者同空氣般從未枯竭過，完美得彷彿大自然的造物。

因此，我的論點就是：19世紀賦予了現存秩序以組織上的完美，令大眾從中空前獲益，以至於將其視為一種自然系統，而非人為組織的結果。這也就使我們得以解釋並定義由大眾揭示出來的精神狀況之荒謬性：他們只考慮到自己的福祉，但同時又對所享之福緣何而來一無所知。就像他們不可能看到的那樣，文明帶來的好處、發明創造促成的奇蹟只能由遠見卓識和巨大的努力所維持，在他們看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只負責蠻橫地提出種種要求即可，就好像一切都是他們的天賦權利。在面對食物短缺造成的困擾時，他們唯一能夠想到的解決辦法就是砸掉麵包店。

這或許可以在一個更大也更復雜的尺度上作為一種公眾行為的標誌，彰顯出今天的大眾對支撐著他們的文明所秉持的態度。

在過去，無論一個人多麼富有，都少不了要有同伴，並且由於所處的整個世界都是貧窮的，因此他的財富所能帶來的便利和購買的商品都非常有限。相比之下如今普通人的生活就變得容易多了，即使與其他時代最富權勢的人比起來，在方便和安全方面也顯然更勝一籌。如果整個世界都變得更加富庶，能夠提供寬闊的道路、鐵路、電訊、酒店、個人安全以及阿司匹林的話，那麼就算一個人不比他人擁有更多的財富，又有什麼關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