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的寫作目的，即在於嘗試對我們的時代、我們的真實存在狀態進行診斷。我們在前一部分所做出的種種論證概括來說就是：我們的生命作為一種可能性的綜合體幾乎是無窮無盡、生機勃發的，比歷史上任何已知時期都更優越。但由於實際上它的範圍實在太過宏大，因此也就大大逾越了世代相傳下來的各種渠道、原則、標準以及理想。生命前所未有地蓬勃，勢必也就招致空前的質疑。過去再不可能指引任何方向。我們必須自己去把握時代的命運。

但是我們現在必須結束診斷。生命，首先對我們而言意味著可能性，因此出於同樣的原因，我們需要從這些可能性中做出選擇，確定自己將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我們的環境——亦即所有的可能性——由生命給予並強加於我們的生活，進而構成了我們所謂的世界。生命不能自主選擇世界，它發現自己起源於一個業已決定好並且無以更改的世界，即當下的世界。我們的世界正是構成命運的一部分。不過，註定的命運卻並不是一種機械裝置般的存在。我們並非像從槍管中發射出來的子彈般被投入到存在當中，彈道已經預先明確地設定好了。當我們來到這個世界——通常就是眼前的這個世界，這個物質存在的世界，被投入其中的命運與此剛好相反。非但沒有一條確定的軌跡被強加於我們頭上，而且還同時出現了很多選項，令我們不得不從中做出選擇。這真可謂奇蹟般的生命前提！活著，也就意味著我們不得不被迫行使我們命中註定的自由，去決定在這個世界上我們究竟想要活成什麼樣子。生命的決策活動，哪怕短短一刻也不能停歇。即使在我們絕望地想要破罐破摔，準備聽憑命運擺佈的時候，其實也是做出了不再做選擇的決定。

因此，所謂生命的「環境決定論」是十足的謬誤。真實的情況恰好相反，環境才是進退兩難的困境，隨著每一次我們不得不做出的決定而不斷被重塑。實際上，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我們的性格。

上述論證對集體生活同樣適用。在集體生活中，首先也存在著一種可能性的視域，繼而也就會同樣面臨對集體存在的有效形式做出明確選擇和決定的問題。這一決定從根本上源自於社會的特質，或者換一種說法就是源自於統治者的型別。在我們的時代，統治者的角色由大眾扮演，於是起決定作用的就是大眾。並不能將此簡單等同於民主政治或者普選時期出現的情況。在普選時代，大眾並沒有決定權，他們的作用無非是去支援某一或另一少數派所做出的決定。正是少數派提出了他們的「規劃」（programmes）——這可真是一個絕好的字眼。而這種規劃的實質，就是集體生活的真正規劃。在此過程中，大眾只是受邀前來接受一個業已做出的決定。

如今，發生著的事情與此截然不同。如果我們觀察一下大眾的勝利已基本成為定局的國家——包括那些地中海國家——的公共生活，我們就會很驚訝地發現在政治上他們的生活正日復一日地重複著。這種現象可以說是不同尋常的奇怪。公共權威正掌握在大眾代表的手中，他們具有足夠強大的力量將一切反對派消滅殆盡。他們佔有權力的那副不容置疑的姿態，歷史上恐怕再難找到同樣強權的政府。然而儘管如此，公共權威——大眾的政府——的存在卻仍僅為餬口，無法給未來提供一個明確的解決方案，更無以作為任何可想而知的發展和演化的開端。簡而言之，它的存在無關於任何至關重要的規劃或計劃。它不知道下一步將到哪裡落腳，因為嚴格意義上講，在它面前甚至都沒有一條確鑿的道路或軌跡。當這樣一個公共權威試圖為其自身合理性加以辯護的時候，未來對它而言沒有任何參考價值。事實恰恰相反，它將自己閉鎖於當下，真誠無比地宣稱：「我們是環境促成的一屆非同尋常的政府。」因此，它的活力只限於在時間裡規避困難，卻從未嘗試過將它們克服；它絞盡腦汁想著怎麼從中逃脫，無論通過什麼途徑，哪怕以在未來積累更大的困難為代價也在所不惜。這種由大眾來執行的公眾權力雖無所不包，卻又轉瞬即逝。大眾正是這樣的一類人，生活中缺少目標，僅僅在隨波逐流。這也就意味著，縱使他們的可能性以及權力是巨大的，卻終究毫無建樹。可我們時代的決定權，偏偏就掌握在他們的手中。所以，接下來我們應該對大眾人的性格展開分析。

讓我們回想一下這篇論文最開始時提出的問題：令現階段的歷史人滿為患的大眾群體究竟從何而來？於是，此番分析的關鍵性便突顯出來。

若干年前，著名經濟學家維爾納·桑巴特著重強調過一個非常簡單的事實，如此淺顯，以至於我都驚訝於它竟沒出現在任何一個對當下問題進行深思的頭腦裡。這一簡單的事實已經足以澄清我們對於當今歐洲的觀感，又或者說，即使尚不足夠，也已經將我們推上了啟蒙開悟的道路。所謂的事實就是：歐洲歷史從6世紀開始直至1800年，在長達12個世紀的歷史程式中，整個歐洲的總人口數量從沒達到過1.8億之眾。而如今，僅從1800年到1914年這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歐洲的人口就從1.8億暴增到4.6億！兩組資料之間的強烈對比毫無疑義地證明了過去的這個世紀是多麼高產。通過三代人的努力，竟誕生了如此巨大的大眾群體，就像一股奔流席捲過歷史的洪水，並最終將所到之處淹沒。我要再次重申，這個事實已經足以使我們意識到大眾的勝利，以及這一勝利向我們彰顯或宣佈了什麼。此外，這也應該是對我此前已經提到過的歷史水平面的上升所能做出的最有力的證明。

但與此同時，該事實也向我們證實，當我們注意到諸如美國等新崛起的國家中人口的增長時，表現出欽佩之情是多麼的不符合常理。我們驚訝於他們人口的增長，為他們能夠在一個世紀之內便達到一億人口而驚訝不已，然而真正驚人的實際上應該是歐洲的擁擠和多產。因而在此處，我們便有了另外一個理由去校正所謂歐洲正在美國化的說法。甚至連那些看起來尤其美國化的特徵——比如人口的飛速增長——也毫不例外是緣起於歐洲的。歐洲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人口增長速度遠超美國，甚至美國國家本身的成立都是以歐洲人口的溢位作為基礎的。

不過，即使維爾納·桑巴特指出的這一事實如此確鑿，卻依舊沒有像它應有的那樣廣為人知，畢竟歐洲人口驚人增長的困擾情況已經流傳甚廣，對其予以過分強調也著實意義寥寥。在被引用的資料中，真正使我感興趣的反而不是單純的人口增長問題，而是在與過去的資料進行對比之下，令人目瞪口呆的增長率。這才是當下對於我們而言真正具有重要意義的關鍵所在。驚人的增長速率意味著前仆後繼的人們正在被加速投向歷史的舞臺，而想要以傳統文化滿足他們則具有相當難度。

事實上，當下歐洲的普通人與上個世紀相比，擁有更健康、更強勁的體魄，但是頭腦卻也更單調。因此時不常地，他們便會使人產生一種原始人忽然被拔高到一個古老文明的程度之上的印象。而學校，作為上個世紀一大重要的驕傲之源，已經不可能有比教會大眾使用現代生活的種種技術更多的職能了，它們根本無力再對大眾加以教育。大眾足以應對更為緊張的生活方式，卻對自己肩負的重大歷史責任視若無睹；他們囫圇吞棗地接受著現代技術手段的驕傲與力量，卻不曾試圖領會其中的科學精神。因此，新的一代人在精神價值上毫無建樹，他們已經準備好接管整個世界，在他們看來，世界彷彿沒有任何過往腳步的印記、不存在任何傳統，並且宛若天堂一般。

到了上個世紀，榮耀與責任已經徹底向奔騰於歷史水平面上，且無處不在的大眾群體屈服。而若要公平地評價上個世紀，這個事實無疑為我們提供了最佳視角。那時必定存在一些非凡的、無可比擬的事情，因此在它的風土中才能孕育出如此豐碩的人類果實。如果一個時代從沒有意識到這個了不起的事實並且試圖對此加以領會，那麼對任何曾經啟發過其他時代的規則所表現出的傾向性都是既輕浮又荒謬的。整個歷史呈現出的面貌彷彿一間巨大的實驗室，而其中進行的全部實驗都是為了得出一個最適宜培植「人類」的公共生活規則。當排除了所有可能的解釋之後，我們發現自己正與以下事實面對面，即通過將人類的種子播撒於兩種規則——自由民主和技術知識——的土壤，歐洲的人口在短短一個世紀裡數量翻了三倍。

如此壓倒性的事實迫使我們——除非我們偏偏對理論依據視而不見——去得出以下結論：首先，建立在技術知識之上的自由民主是公共生活方式迄今為止已知的最高階形式；其次，這種形式可能並不是所能想到的最好的，但是如果我們能想出更優越的，那麼其中也一定包含了以上兩種原則的本質；第三點則是，任何試圖回到19世紀之前的存在形式的嘗試都實屬自殺性行為。

一旦我們對事實本身提出的要求有了清晰明確的認識，就勢必會對19世紀的種種揭竿而起。如果說有什麼是確定無疑的，那麼就是19世紀雖然確實存在著一些無與倫比且不可比擬的東西，但同時也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問題，並承受著制度上的缺陷。當它成就了一個新的人類社會階層——即反叛的大眾人——的時候，便已經將自己賴以生存的原則置於迫在眉睫的險境之中。如果這種反叛的大眾人持續充當歐洲的主人，那麼不出三十年便足以將我們的大陸重新送回原始時代。立法機構以及工業技術隨即灰飛煙滅，和手藝技術中的奧秘通常更容易失傳如出一轍。生命維度從整體上將會變得狹小。當下可能性的豐盛將會演變成實踐性的缺乏、令人遺憾的虛弱無力，以及真正的衰落。由此可見，大眾的反叛正是拉特瑙所謂的「野蠻人的垂直入侵」。因此，對大眾人進行充分徹底的瞭解，去考察他們最大的善與最大的惡的全部可能性就具有了相當強的重要性。

儘管如此，我們仍將會看到如何從過去有所得，即使不是積極的啟發，也有可能是某些負面的建議。過去不會告訴我們應該去做些什麼，但卻會指示我們哪些應當避免。

赫爾曼·外爾是現代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也是愛因斯坦的朋友和研究工作的繼承者。他習慣在談話中指出，如果那十或十二個擁有特殊才能的人突然間死去，那麼幾乎可以肯定，當代物理學的成就將會永遠葬送在人類身上。為了使腦力器官適應並接受富有抽象複雜性的物理理論，人類需要經過幾個世紀的準備，任何事件都有可能摧毀人類這種驚人的可能性，而那本可能正是未來技術革命發展的重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