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響起的時候，坦白說我第一個念頭是，這次又是什麼？

和人自殺以後，我煩惱著要採訪哪裡才好。「桶川女大學生命案」已經進入司法程式了。拘留所裡的人、記者俱樂部高牆另一頭的人，都不在我能夠觸及的範圍。

對我來說，案子並不是這樣就結束了。我接到的棒子，其中一根違揹我意願地被奪走了，但另一根卻在我手中愈來愈沉重。這根一個人已經快握不住的棒子，或許再過一陣子，就要從我的手中滑落了，然而一旦落下，就再也無人理會了吧。我日漸抑鬱。

那就是沉默到底的埼玉縣警。

實際上，這不是我應付得來的題材。我不知道要針對哪裡，如何下手才好。除非有什麼重大狀況，否則調查機制無法深入警方內部；即使如此，我還是期待記者俱樂部裡能有人發難。儘管零零星星有人做出掩護射擊，卻只有時間不斷流逝，無法形成大火燎原的情勢。只憑一本週刊雜誌，再怎麼樣還是有限。棒子就快從我的手中落下了。

就在這時，我接到了一通電話。

接起來一聽，對方自稱apf通訊社的山路徹。他說朝日電視臺「獨家內幕」（thescoop）節目的主播鳥越俊太郎想要聯絡我，表示想要在節目中探討上尾署的問題。真是求之不得。鳥越先生原本是週刊雜誌的總編，算起來是我現在這份工作的大前輩。

幾天後，我一接到鳥越先生的聯絡，便立刻衝到朝日電視臺附近的飯店與他見面。關於這個議題，反倒是我想要拜託他製作節目。詢問之後，我才知道鳥越先生也是讀到《focus》第三期告發上尾署的報道後，深受觸動的人之一。

「我也待過雜誌界，看到報道，就能分辨內容是不是事實。我被勾起興趣，讀了《focus》的前幾期，覺得這個問題實在太嚴重了。因此我想偶爾也該懷著憤怒製作節目，便策劃了這個內容。」

這麼說的鳥越先生可靠極了。這會不會成為一個契機？我懷著祈禱的心情，把能夠說的全說出來。我一邊說，一邊深切地感覺我在這起命案中的角色早已脫離了記者的身份。不知不覺間，與其說是採訪者，我更成了資訊提供者、命案當事人。就像那天在ktv包廂裡，我從島田及陽子手中接到了「什麼」那樣，這次輪到我把那個「什麼」託付給別人了。我將採訪過的人和資料等所有的資訊提供出去，也介紹了島田和陽子。這樣一來，是不是又能有新的發展？我對鳥越先生及山路先生懷抱著可以說是過高的期待，等待播放日當天。

三月四日，「獨家內幕」播放了。

標題是「警方‘見死不救’——桶川女大學生命案的真相」。這天我坐在電視機前，目不轉睛地盯著熒幕。節目做得很嚴肅，中間穿插重現影片，報道上尾署的應對態度有多惡劣。節目徹底對警方的應對及「要求撤銷報案」提出質疑。

鳥越先生對上尾署提出質問書。十項質問當中，把焦點放在其中三項的回答上面。質問內容如下：一、警方要求被害人撤銷報案是事實嗎？二、詩織小姐因為遭人騷擾而求助時，上尾署的應對。三、受理名譽毀損的刑事告訴後，對豬野家的應對。

以埼玉縣警察本部公關的名義作出回覆的上尾署回答如下：

一、並無警方要求家屬撤回名譽毀損告訴之事實。

二、警方請被害人找律師諮詢，數日後接到被害人聯絡，表示經與律師討論後，問題已獲得解決。

三、本案偵辦期間，負責警察曾多次拜訪被害人家屬，製作必要之檔案，並告知後續偵辦狀況、確認所受到的損害等等。

我忍不住笑了出來。一的回答讓人覺得「又來了」，二和三根本是胡扯。詩織什麼時候找過律師商量，聯絡警方說問題strong解決/strong了？警察多次拜訪豬野家？是豬野一家多次上警察署求助吧？就連命案發生後，通知他們找到實行犯及嫌犯落網，以及小松死亡的訊息的，也都是我。警察到底做了什麼？

鳥越先生在電視畫面中說：

「如果在警方偵辦期間，詩織小姐遭到殺害，那麼就是警方的重大過失。但是警方完全沒有進行偵辦，坐視詩織小姐遭到殺害，這更是重大過失。無論如何，上尾署都免不了責任。」

鳥越先生在結尾中說，期望警方徹底進行內部調查。

這已經是電視第三次以專題來報道上尾署的問題了，能不能引發某些迴響呢？目前還只是小火種，但只要能燃起熊熊大火的話——

四天後的傍晚，我在編輯部開啟報紙。目的是尋找材料，因此是快速瀏覽。編輯部的電視在背後漫無目的地開著，但播放的是我沒什麼興趣的國會質詢。我是社會記者，國會質詢不可能有我要的材料。只有聲音在無意間流入耳中。忽然間，我把某個女聲讀出來的詞句在腦中重組，整個人嚇壞了。

「……對此，刑警這樣回答：收了人家那麼多禮物，才說要分手，做男人的怎麼會不生氣？你自己不是也拿到一堆好處了？這種男女問題，警察是不能插手的。」

瞬間，ktv包廂重回腦中。時間和地點陷入混亂，那個女聲與詩織朋友的聲音重疊在一起了。不，不對，這是《focus》的報道內容，那個聲音是在讀那篇報道。我急忙轉向電視機畫面，看見預算委員會室裡，女議員手中正拿著開啟的《focus》。

我大吃一驚。「三流」週刊的報道，竟然被拿到國會殿堂上朗讀！雖然不清楚是什麼狀況，但這樣一來，警方也無法佯裝不知情了吧。只要有議員在國會提出質詢，警方必須做出某些回應才行。

對於報道內容，我當然有十足的自信。如果要爭論相關事實，正合我的意。

提出質詢的是民主黨的竹村泰子議員。她引用了《focus》相當長的一段內容，逼問警察廳的林則清刑事局長。

「（警方要求撤銷報案）這是不是事實？」

「並非事實，但是有造成誤會的發言。」

刑事局長竟然做出這樣的答詢。

這樣說真的沒問題嗎？明明事不關己，我卻擔心起來。刑事局長一口咬定「不是事實」，這表示一定又有人在什麼地方撒了謊。這下有意思了。我調查之後，發現國會前一天也有這樣的問答。竹村議員詢問報道中的刑警後來有什麼處分，刑事局長回答：

「我不清楚。」

議員質疑質詢內容早在事前就已經提出了，為什麼沒有預先調查清楚？

刑事局長回答：

「這是我們的疏失。」

令人目瞪口呆，最後他甚至被糾正了不適當的發言。

後來，竹村議員告訴我她提出質詢的經過。

「起因是我回去北海道時，在家裡看到‘獨家頭條’節目。第二天我便在東京蒐集資料，讀了《focus》。這整件事實在太離譜了，我覺得絕不能容許這種事發生。就在這時，我剛好在預算委員會有個人質詢的時間，便決定提出這個問題。

「提出質問後，媒體採訪蜂擁而至，也接到贊同和鼓勵的電話。我沒想到那起命案會成為如此引發國民關注的焦點。最大的問題是，當市民感到恐懼時，除了投靠警方以外，就沒有別的方法了，不是嗎？然而警方卻是這樣的應對，豈不是叫市民自生自滅嗎？

「命案偵辦也是，警方應該擁有壓倒性的公權力，偵辦狀況卻遠不及一本攝影雜誌的採訪內容，這到底算什麼？我覺得這件事就是個象徵，暴露出結構性的問題。我想要提出的，就是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有人明確地說出了自己想說的話，議員的發言就是如此大快人心。經過「播報員」「wide!scramble」兩個節目，到了「獨家頭條」，終於燃起了大火。又有某種力量令狀況出現突破了。我稍微打起了精神。火勢應該會變得更大。從這天開始，國會著手推動「跟蹤騷擾行為規範法」的立法。

國會質詢隔天的九日，這次埼玉縣議會也拿縣警開刀了。在警察常任委員會上，縣議員長沼威追究了警方的責任。得知這件事後，我立刻訪問長沼議員。

「《focus》登出過那麼多次跟蹤狂的姓名和照片，為什麼警方就是逮不到人？我覺得太奇怪了，所以提出質詢。」

對於議員的問題，縣警的橫內泉刑事部長顯然窮於回答：「我們是很關心，但掌握不到他的下落。」

很關心……什麼跟什麼？

對於被害人誠摯的傾訴，警方只是關心而已？所以連像樣的偵辦行動都沒有嗎？我才不相信你們認真調查過和人的下落。詩織報案後，警方所做的事，不就只有調查小松和人的戶籍，和前往他在池袋的公寓一次而已嗎？而且命案以後也沒有認真尋找和人，甚至沒有派搜查員去沖繩。

如果說很關心，但是沒有實際作為，那麼久保田和川上那時候一定也是如此。多達上百名的搜查員到底都在哪裡？在做什麼？為什麼我在採訪的地點完全沒有遇到他們？我甚至都想代替縣議員質問警方了。

報紙和電視新聞等「報道」類的媒體，似乎也漸漸無法忽略登上國會殿堂的上尾署問題了。雖然是以埼玉縣版為中心，但漸漸有大報社予以報道。也有些報社記者來訪問我，但是都沒有明確批判警方。最後呈現的報道幾乎都僅是含糊地表示「家屬與縣警的說法有落差」。我只能宛如當事人一般，一邊祈禱，一邊關注著已經發展到我無力干涉的這起案子。

不過對於這個問題，縣警的一連串回應十分耐人尋味。從命案剛發生的十月下旬起，包括我在內的幾家媒體記者得知曾有刑警前往詩織家要求撤銷報案，便各自向警方求證。但是對於這個疑問，上尾署的幹部從頭到尾都堅稱：

「我們調查過了，沒有這樣的刑警。沒有記錄也沒有報告。」

這種態度一直到後來好一段時間都沒有改變。

轉過年來的一月，《focus》明確報道「上尾署刑警前往被害人家中，要求撤銷報案」後，雖然警方全面否認報道內容，另一方面，警方對電視臺一連串的採訪要求也幾乎全數拒絕。雖然對「獨家頭條」節目的質問書做出回覆，但全面否定這件事的態度沒有動搖。對於不利於他們的問題，甚至跳過不答。

接著，這個問題在國會提出之後，三月九日的埼玉縣議會中，刑事部長雖然表示「有許多必須反省之處」，但對於刑警要求撤銷報案一事，仍明確予以否定。

問題是這些回答全部登上報紙版面了。縣警看詩織的父母不接受採訪，便對記者任意胡謅，而這些內容輕易就會登上新聞版面。在難以採訪到被害人親友，而警方侃侃而談的狀況下，採訪便會流於馬虎。組織內部的內幕實情姑且不論，當時整個日本都還抱有一種幻想——在辦案方面，警方是不會撒謊的。這種幻想也影響了媒體。人們也相信警方與被害人的利害關係應該是一致的。然而仔細想想，就知道這種想法毫無根據。無論意圖如何，現實中就只有縣警的謊言被報道出來。

竹村議員第一次質詢後的第三天，三月十日，原本一直保持沉默的詩織父親實在看不下去，通過律師發表宣告。在警方繼續裝傻的情況下，豬野先生以書面方式明確表示：

「確實有刑警來問我們可不可以撤銷報案。小女遇害以前，上尾署一切的應對處理，都令人無法接受。」

我期待一直悶燒的對警方的批判能夠因此全面引爆。然而即使如此，大報社依然只把這份宣告放在地方版或只佔個小版面。

我真的納悶極了。先前報社記者說，因為無法向被害人家屬求證，因此無法報道。但現在家屬不是通過律師發表正式宣告瞭嗎？結果也只能得到這樣的對待嗎？

縣警的某個幹部對記者私下耳語：

「家屬在實行犯落網時，帶著禮盒到上尾署來道謝。他們應該很感謝警方。」

結果這個訊息就這樣上了報紙版面。當然，這根本不是事實，是如假包換的謊言。可只要從警察口中說出來，就能變成新聞。

幹部更滿不在乎地對報社記者說：

「噯，警方或許有些言行惹來了誤會。不過三月以後，警方也見了豬野小姐的父母，他們也諒解了。死者的父親說：‘是我們倉促認定了，是誤會一場。我覺得好像沒有那回事。’母親也說：‘我這人性子急，可能是我搞錯了。’」

這也是謊話連篇。當時我逐一向豬野先生確認了這些發言，全都是警方捏造出來的。豬野先生原則上拒絕一切媒體採訪，唯獨對於委託律師之前就有交情的我，願意大略談談。

不過，警方居然敢如此恬不知恥地謊話連篇。既然如此，我就用縣警的這些「謊言」來做一篇報道好了……報道主題決定了。標題是：「桶川女大學生命案‘撤銷報案騷動’中警方的連篇謊言——嫌疑終於進入國會」。

內容是竹村議員的評論、在埼玉縣議會警察常任委員會的質詢問答，以及對於焦點的「要求撤銷報案」問題縣警不斷端出的謊言。

我也登出了詩織父母的談話：

「開什麼玩笑？警察真的說那種鬼話？那都是假的。那個刑警一清二楚地用了‘撤銷報案’四個字。不管警方再怎麼隱瞞，這都是不動如山的事實。」很可靠的發言。

然後，為什麼刑警會特地要求被害人撤銷報案？報道中也插入了警界人士的意見。

「一旦受理報案，警方就有義務以書面形式報告給檢察廳。此外，縣警本部也會管理報案的狀況。而且九月是上尾署新署長上任的時期，繼續偵辦的案子會被重新檢查一遍。如果受理報案後快兩個月都沒有進展，會變成問題。但是如果被害人願意主動撤銷，就全部不算數了。我想比起解決問題，他們應該更希望案子本身消失吧。」

聽到這話我不禁沉吟，原來如此，也有這樣的看法啊。

這個時期，t先生和某位警察干部有了如下的對話。如今看來，顯然不是這名幹部撒了謊，就是有部下對他撒謊。從命案剛發生的時候就知道被害人說法的t先生熟悉一切內情，打破砂鍋問到底。然而對於t先生的問題，警察干部也堂而皇之地堅持「撒謊」。

strongt/strong警方要求被害人撤銷報案，這是事實嗎？

strong警/strong不是。我仔細問過當事人了，他從頭到尾都說「我沒有說過那種話」。

t您不覺得可疑嗎？

strong警/strong他又不是嫌疑犯，我們也沒有對他進行訊問，難道要我逼他承認他就是這麼做了嗎？這才是扭曲事實。我相信他沒有那樣說。

strongt/strong我不打算爭論有沒有說這種沒結果的問題。不過對方認為警方要求他們撤銷報案，所以應該不是毫無根據才對。

strong警/strong關於這一點，當事人說可能是有某些造成誤會的言行。但是本人沒說過的話，當然也不可能記得，所以實際上他到底是怎麼說的，還要再確認。

strongt/strong不清楚他到底說了什麼嗎？

strong警/strong對。知道的只有他說「很難抓到歹徒」。他並沒有直接說什麼「請你們撤銷報案」。

strongt/strong我想一般人只是聽到很難抓到歹徒，不會產生這樣的誤會……

strong警/strong他可能提過告訴狀之類的事情，但我沒有確認。

strongt/strong這不就是「要求撤銷報案」嗎？

strong警/strong不是。他是怎麼說告訴狀的我不清楚，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要表達什麼。

strongt/strong我不明白豬野小姐的父母怎麼會strong誤會/strong。

strong警/strong我想應該不光是一天的事吧。之前應該也有過什麼。不只是言行，或許態度也有引起他們誤會的部分。本人也說「或許我的態度或言辭傷到了他們（父母）」。可是他說「無法明白想到」是「什麼時候的哪些言行讓他們誤會了」。

感覺警方非常拼命，警察干部不停複誦有人為了保身而努力寫出來的劇本。

t先生為我說明：

「這對話特別可笑，對吧？對方為什麼撒謊，想要保護什麼？我心知肚明，卻還是聽他瞎扯淡。不，不僅如此，對方也清楚我是明知故問。」

真的很像警方作風。只要否定，否定的發言就會刊登在報紙上。他們就是藉由這樣來製造「事實」。報社記者根本被踩在腳底下了。

「可是，我並不像大叔那樣無法原諒警方的態度。他們也是普通人，只要沒有搜查本部這種東西，就可以早早下班，去站前居酒屋喝上一杯，或是回家看棒球賽轉播了。」

t先生說的沒錯，警察也是人生父母養的，我一點都不認為普通有什麼不好。可是就算是這樣，明明發生案子了，卻毫不作為，甚至想幹脆撤掉案子，撒謊包庇這種人，是可以原諒的嗎？

「若說是息事寧人主義，倒也可以理解，但是任何世界都有保守的一群人，遇到問題就只想迴避。就連警察也是一樣的。因為大家都是工薪階層嘛。」

t先生比我年輕，卻成熟多了。可是不能原諒的事就是不能原諒。我的腦袋都快氣炸了，好想像小孩子一樣大喊：「可是他們撒謊啊！」

三月二十四日，縣警一連串的謊言，終於逼得詩織的父親下定決心召開記者會。

上午十一點，豬野先生在律師陪同下出現在浦和的律師會館大廳，淡淡讀起準備好的稿子。律師主辦的這場記者會，記者俱樂部成員以外的記者也可以參加。我在報社記者後面聆聽記者會。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這段話：

「問題不在警方有沒有要求我們撤銷報案。小女向警方求助，卻慘遭殺害，這讓我肝腸寸斷。」

我覺得真的是如此。問題的本質不在誰到底有沒有說什麼，我們卻因為縣警可笑的謊言，一直在問題入口原地踏步。為什麼詩織非死不可？這個問題更重要。我覺得煩躁極了，縣警到底要持續這種猴戲到什麼時候？

t先生又捎來奇妙的訊息。久保田在犯案中使用的兇刀，搜查本部到現在都還沒有找到，而且丟棄的地點就在命案現場附近。

案發當天，久保田殺害詩織以後，穿越現場的大型購物中心腳踏車停車場，徒步經過後方的社群，接著坐上停在社群出口等候的川上的車子逃走。但是上車的時候，兇器已經不在了。久保田說他把兇刀藏在集合住宅的灌木叢內。

在命案當中，沒有比兇器更確鑿的物證。而在這起命案裡，這也等於是「吐露只有兇手才知道的秘密」，然而兇刀怎麼會找不到？如果讓久保田重回現場模擬，感覺偵辦會比較容易。是有人把兇刀拿走了嗎？這起命案如此受人矚目，如果有一把刀子就掉在命案現場後方，而且八成還沾著血跡，真的會有人把這種東西撿走嗎？

我被勾起了興趣。如果兇刀還在現場，我們能找到嗎？我和t先生、櫻井三人決定來尋找兇器。

不知道究竟是採訪誰問到的，t先生說兇刀是美國s&w公司生產的軍刀。型號也查到了。久保田是在池袋的diy賣場買到這把刀子的，沒錯，這家店就是池袋的隨機砍人兇手和炸彈男購買兇器和材料的地點。

我想先看看與實物一樣的東西。不過案發以後，賣場似乎停止販賣這個型號的刀子了。刀具展示架上，只有那個位置是空的。我們也上網找了一下，但每家店都缺貨。我的個性是愈看不到就愈想看，便去書店買了刀具專門雜誌，四處打聽庫存。編輯部其他同事都露出目瞪口呆的表情：「這次換成刀子了？」我盯著各家專門店的廣告，四處打電話。

結果在澀谷找到了。

在專門店的櫥窗中發出森冷光芒的不鏽鋼刀，比想象中的更可怕。全長245毫米，刀身125毫米，雙面刃的中央往兩側擴張。那可怕的形狀讓人覺得光是拿在手中，一不小心就會弄傷自己。刀柄是黑色橡膠材質，收在附有皮帶夾扣的皮革刀鞘裡。

「這種雙面刃，除了殺人以外沒有別的用途了吧？弄不好，光是持有就會觸犯槍械法了。」

明明自己就在販賣這些刀子的老闆說。

久保田用這把刀刺了詩織兩刀。看到實物，就可以清楚地瞭解到那是出於殺意所為。有沒有看到這把刀，對命案整體的印象應該會截然不同。我希望法官也能看到它。

我也弄到了用來尋找兇刀的道具。我向大阪的專業人士租了兩臺金屬探測器。我們試著把刀子藏在公司前面的灌木叢，進行實驗。一偵測到刀子，機器便發出嗶嗶聲響。

次日開始，我們混合搜尋班便拿著探測器，在命案現場後方的社群周邊及人行道的灌木叢到處尋找。有花粉症的我和櫻井戴著口罩搜尋。樹木附著著大量花粉，只是樹葉稍微晃動，花粉便會毫不留情地四下飛散。我們淚涕縱橫地彎著腰，四處探頭檢視灌木叢裡面。既然都來了，也順便撿拾一下空罐等垃圾。探測器用黑色塑膠布包起來，免得惹人側目。

不過範圍太大了。社群內外的灌木叢數量多到令人茫然無措。沒有嫌犯的詳細供詞，叫人懊惱。

第二天開始，松原大叔和另一名工作人員也加入了。搜尋班這下成了五人小組。然而結果還是一樣。樹木底下積滿了落葉，如果刀子落入其中，就難以發現了。畢竟季節從秋季轉為冬季，現在都已經要進入春季了。我們在有時溫暖到幾乎冒汗的天氣中，花了好幾天持續搜尋。

結果沒能發現兇刀，但這場作業也並非白費。我們到處向社群管理員和居民打聽，得知自從十月案發以來，就幾乎沒有半個警察來過這裡。原來連兇器都沒有仔細找過嗎？多達上百名的搜查員一如往例，也沒有來過這裡嗎？

三月二十六日，《focus》的截稿日到了。因為兇刀沒有下落，我們決定在報道中以實際尺寸刊登出同型的刀子。我們希望讓讀者看到宛如殺意之具象化的這把兇器。標題就定為「‘兇器’尚未發現‘桶川命案’草率辦案再添一樁——命案中使用的雙刃兇刀」。但是隻有這樣，照片不夠。我們打算航拍一張久保田的逃走路線和丟棄兇刀的地點。

這天我來到就在現場附近的「本田機場」。荒川河岸的這家機場，是小型飛機專門機場，也是我平常進行航拍的基地。搭乘的是塞斯納（cessna）172天鷹飛機。這是美國生產的飛機，值得信賴。引擎發出悅耳的聲響。我坐進機內，用安全帶固定好身體。機體在跑道上不斷加速賓士。飛機的離陸方向會依據風向而改變。今天是朝北。塞斯納沒有拉昇多少高度便右轉，一下就來到桶川站上空了。

我對現場應該再熟悉不過，然而從高空俯瞰，感覺相當新鮮。我請機師降到航空法規定的一千英尺（約三百米）極限，拉開窗戶的攝影用塑膠窗框上的安全插銷，把窗框整個開啟。寫報道的人是我，因此取景的時候毫不猶豫。我用變焦鏡頭切實拍下週邊景觀，攝影一眨眼就結束了。一卷三十六張的底片就足夠了。

這天是星期日。本田機場也是知名的降落傘訓練場地。由於剛好有跳傘隊開始降落，塞斯納先在上空待機。稍微提升高度，在空中盤旋。

腳下是高爾夫球場及高壓電塔。旁邊就是豬野家。那天詩織騎著腳踏車離開家門，穿過住宅區，經過公園旁邊。路線的終點是桶川站……我的眼睛自然地循著詩織那天的路線一路望去，最後無可避免地被某一點給吸引住——久保田等人埋伏的地點。詩織的生命結束的終點。

我強迫自己把目光從那裡拉開，望向東京的方向。池袋陽光大樓顯得小而朦朧。那模糊的身影，讓我想起了跟蹤狂集團。

他們就是盤踞在那棟大樓的陰影處。就在距離這裡幾十公里外的那裡……

我沒料到狀況會急轉直下。四月四日那天，我坐上了前往臺北的飛機。我必須快閃去臺灣一趟，因此搭上一早的班機，但因為睡眠不足，打起盹來。然而不經意地拿起報紙，頭版上刊登著讓我睡意全消的報道。

「‘報案’筆錄遭到竄改」。報道中提到，上尾署的刑警為了把詩織的報案弄成單純的備案，任意竄改了筆錄內容。

什麼？

連我都沒預料到如此誇張的狀況。我一直以為縣警是在隱瞞要求被害人撤銷報案一事，所以才會撒謊，沒想到他們實際上做的，比這要惡劣太多了。竄改筆錄，這已經遠非是否「要求撤銷報案」的問題了。這等於是警方任意撤銷民眾的報案，形同抹消案子本身，對小松的偵辦當然不可能有進展。